肿瘤坏死因子(TNF)是一种细胞因子,有助于协调炎症、抗微生物防御以及组织对损伤的反应。它主要由活化的巨噬细胞产生,其他多种免疫细胞和组织细胞也能产生,并通过两种细胞表面受体发挥作用。根据受体、靶细胞及周围信号的不同,TNF 可以促进炎症相关基因的表达、支持细胞存活、改变组织结构,或启动受调控的细胞死亡。它的名称源于其在实验性肿瘤破坏现象中的发现,而非其在正常生理状态下的主要功能。
TNF 在保护性免疫与炎症性疾病之间占据重要地位。局部、受控的 TNF 生成有助于募集免疫细胞并遏制感染;而过度或持续的 TNF 活性则会在类风湿关节炎、炎症性肠病等疾病中促成组织损伤。抑制 TNF 的药物已成为生物制剂治疗中的一大类别,同时也揭示了这一分子对某些重要的宿主防御机制不可或缺。因此,要理解 TNF,就需要关注它的不同分子形式、受体特异性信号传导,以及它发挥作用时所处的细胞和解剖环境。
发现与术语演变
肿瘤坏死因子(TNF)的研究源于一项观察:细菌产物能够使实验性肿瘤发生出血和坏死。在此之前,人们已有很长一段通过感染激发抗肿瘤反应的探索历史,包括威廉·科利在19世纪末使用细菌制剂进行的治疗。这些早期疗法引起的是复杂且不稳定的免疫刺激,而非利用某种已明确鉴定的分子。后来,实验研究关注的问题是:细菌内毒素所引起的肿瘤损伤效应,是否有一部分能够通过宿主自身产生的某种因子来传递。
1975年,伊丽莎白·卡斯韦尔、劳埃德·奥尔德及其同事报告,在先经卡介苗预处理、随后接受内毒素刺激的小鼠血清中发现了一种因子。这种血清能使某些移植性肿瘤发生坏死,因此该因子被命名为“肿瘤坏死因子”。研究者认为,这种活性来自宿主产生的物质,而不是细菌成分对肿瘤细胞的直接毒害。作出这一区分,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认识:活化的免疫细胞会释放可溶性介质,而这些介质能够在远处部位产生强烈效应。
另一条研究路线关注的是慢性感染期间出现的消耗现象。安东尼·塞拉米、布鲁斯·博伊特勒及其同事研究了一种由巨噬细胞产生、被称为恶病质素的物质。它能够抑制脂蛋白脂肪酶的活性,并被认为与脂质代谢改变有关。20世纪80年代,生化纯化和分子特征分析证实,恶病质素与TNF是同一种分子。这一发现将实验中的肿瘤坏死与全身性代谢变化、发热、炎症及消耗联系起来,也表明,以某一项实验测定结果为依据的命名,可能会掩盖该分子广泛得多的生物学作用。
1984年,人TNF互补脱氧核糖核酸的克隆成功,使重组蛋白的生产及其结构与功能的详细分析成为可能。研究者由此能够研究一种明确界定的分子,而不再只能研究多种炎症介质的混合物。后续研究鉴定了它的受体,厘清了细胞内信号传导组分,并表明TNF并非只会不加选择地杀死细胞。许多细胞在接触TNF后仍能存活,反而会增强炎症相关基因和保护性基因的表达。
随着相关分子的特征逐渐得到阐明,术语也发生了变化。旧称“TNF-alpha”用于将这种蛋白与“TNF-beta”区分开来,后者如今通常称为淋巴毒素α。现代分子命名通常以前者为TNF,后者为LTA。TNF还属于更大的TNF超家族,其中包括参与淋巴细胞调节、组织构建和细胞死亡的多种配体。归属于同一家族,说明它们在结构和进化上存在关联,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家族成员都通过TNF受体发挥作用,或都能产生与TNF相同的炎症效应。
基因、蛋白质结构与分子形式
人类 TNF 基因位于染色体6p21.3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Ⅲ类区域内,邻近编码淋巴毒素α和淋巴毒素β的基因。其成熟转录本编码一条由233个氨基酸组成的前体蛋白。这一前体以Ⅱ型膜蛋白的形式嵌入细胞膜:氨基端区域位于细胞内,单一跨膜片段穿过细胞膜,羧基端的细胞因子结构域则伸向细胞外。
膜型TNF具有生物活性,并非仅仅是一种无活性的储存形式。它能与相邻细胞上的受体结合,使产生TNF的细胞与应答细胞通过紧密接触进行通信。经蛋白水解切割后,膜型TNF会释放出一段由157个氨基酸组成的可溶性胞外片段,每个亚基的分子质量约为17千道尔顿。负责这一过程的主要酶是ADAM17,过去也称为TNF-α转换酶,简称TACE。由于ADAM17还可介导其他细胞表面蛋白的脱落,其活性变化可能同时影响多个信号系统。
膜型TNF和可溶性TNF均可组装成同源三聚体。三个相同的亚基结合,形成具有特征性结构的活性配体,相邻亚基之间的界面构成受体结合表面。每个细胞因子结构域均采用许多TNF家族配体所共有的β夹心折叠结构。X射线晶体学帮助确定了这一结构,并解释了三聚体如何将受体分子组织成能够传递信号的复合体。具有生物活性的可溶性三聚体的分子质量约为51千道尔顿,有别于单个亚基的分子质量。
可溶性TNF与膜型TNF之间的差异具有功能意义。可溶性TNF能高效激活TNF受体1,而膜型TNF在激活TNF受体2方面尤为有效。这些差异体现的是偏好,并不意味着它们绝对不能与另一种受体结合:受体的激活取决于配体的呈递方式、受体丰度以及受体聚集程度。游离于体液中的可溶性配体与固定在细胞膜上的配体,会使其接触的受体采取不同的几何排列。
膜型TNF还可参与“反向信号传导”。在这种情况下,受体或抗TNF制剂与膜型TNF结合,会在表达该TNF的细胞自身内部引发反应。这使得通常被简单描述为“先分泌、后与受体结合”的相互作用又增添了一个层面。在组织中,TNF的生物学作用涵盖可溶性信号通信、细胞间直接接触、蛋白水解释放,以及相互作用双方细胞内的信号传导。因此,仅中和可溶性TNF的干预措施,其作用未必与同时也能结合膜型TNF的制剂相同。
细胞来源与生成调控
在急性炎症反应中,活化的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是TNF的主要来源。对微生物产物的识别可迅速启动TNF基因的转录,并在数小时内释放TNF蛋白。一种得到广泛研究的刺激物是脂多糖,它是革兰氏阴性细菌外膜的组成成分。Toll样受体4及其相关蛋白识别脂多糖后,会激活细胞内信号通路,诱导TNF及其他炎症介质的产生。因此,在抗原特异性免疫尚未充分形成之前,TNF就可能在反应早期出现。
TNF并非仅由巨噬细胞产生。在适当条件下,活化的T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树突状细胞、肥大细胞及其他白细胞均可产生TNF。在特定情境下,基质细胞以及某些上皮细胞或其他组织细胞也会参与产生TNF。其主要来源取决于器官、刺激因素和反应阶段。循环中或组织内的髓系细胞短暂大量产生TNF,与发炎关节或肠道病灶内免疫细胞持续产生TNF,所造成的后果并不相同。
TNF的生成在基因表达的多个阶段受到调控。NF-κB和AP-1家族成员等转录因子的激活,会增强TNF基因的转录。生成的信使RNA在其3′非翻译区含有富含AU的序列,可调控该RNA的稳定性和翻译。三四脯氨酸蛋白等RNA结合蛋白会促进转录本降解,而炎症信号则可暂时稳定转录本或增强其翻译。这使细胞能够迅速产生TNF,而不必持续维持较高的TNF产量。
转录后调控具有重要的生理意义,并非只是生化层面的精细调节。在实验中,破坏小鼠Tnf基因中富含AU的调控区域,会导致TNF过量表达及炎症性疾病,包括关节炎和肠道病变。这类模型表明,即使细胞因子的氨基酸序列没有改变,其生成的持续时间和水平仍可决定疾病是否发生。这也解释了为何仅测量转录本丰度,并不总能预测到达邻近细胞的活性TNF的量。
蛋白质加工、受体可用性和负反馈也参与进一步调控。ADAM17调节可溶性TNF的释放,而TNF受体的脱落则会产生细胞外结合蛋白,改变配体的可用性。白细胞介素-10及依赖糖皮质激素的通路等抗炎介质和机制,可抑制TNF的产生。反复接触微生物刺激物也会改变髓系细胞的反应性。这些相互作用的调控机制,使TNF的产量成为细胞网络的一种动态特性,而非仅仅反映是否存在微生物刺激的简单指标。
受体与信号传导的组织方式
TNF主要通过两种受体发挥作用:由TNFRSF1A编码的TNF受体1,以及由TNFRSF1B编码的TNF受体2。两者通常分别简称为TNFR1和TNFR2,也分别称为p55/p60和p75/p80,这些名称反映了早期测得的分子质量。两者均属于TNF受体超家族,具有参与配体识别的胞外富含半胱氨酸结构域。然而,它们的胞内区域差异显著,因此,同一种配体与之结合后,可以产生不同的信号传导结果。
大多数有核细胞类型均表达TNFR1,其胞内区域含有死亡结构域。尽管名为“死亡结构域”,它并不会自动引起细胞死亡,而是提供一个蛋白质相互作用界面,用于组装信号复合物。受体激活后,TRADD和RIPK1等衔接蛋白协助招募TRAF2及细胞凋亡抑制蛋白。这些蛋白共同组织形成一个膜相关复合物,其中,共价连接的泛素修饰充当对接与调控信号。TNFR1的许多正常功能都始于这一促炎且保护细胞的复合物。
一个重要的下游效应是激活NF-κB,这是一类转录因子。在经典通路中,IκB激酶复合物的激活促进抑制性IκB蛋白降解,使NF-κB得以进入细胞核并调控靶基因。TNFR1还会激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通路,包括涉及p38和JNK的通路。这些通路影响细胞因子的产生、黏附分子、应激反应和细胞存活。它们的协同作用解释了TNF为何能够在不杀死细胞的情况下重塑其功能状态。
TNFR2不含死亡结构域,表达分布更具选择性,见于某些淋巴细胞亚群、内皮细胞,以及其他TNFR2表达会随活化状态而变化的细胞。它可招募TRAF蛋白,并激活经典和非经典NF-κB信号通路。TNFR2与某些调节性T细胞的扩增和功能尤为密切,但其作用并非仅限于免疫抑制。在其他情境下,它可支持活化的免疫细胞或组织反应。由于其表达分布受限且可被诱导,具体的解剖部位和细胞环境就显得格外重要。
受体信号传导还取决于高阶组装、内化,以及对共有胞内组分的竞争。TNFR2可以改变TRAF2和凋亡抑制蛋白的可用量,从而改变同一细胞中TNFR1的信号传导方式。可溶性受体片段可在细胞外结合TNF,改变其存留时间或有效浓度。因此,这两种受体并非简单地各自独立、分别标注为“损伤”和“修复”的开关。它们所产生的效应取决于受体丰度、配体形式、信号复合物的组成,以及响应细胞的状态。
细胞存活、细胞凋亡与坏死性凋亡
TNF 研究的一项核心发现是,同一种受体既能支持细胞存活,也能促使细胞死亡。在许多细胞中,TNFR1 激活后的即时反应是促进存活,同时诱导炎症相关基因表达。NF-κB 可诱导产生抑制死亡通路的蛋白质,包括 c-FLIP 和凋亡抑制系统的成员。受体相关复合物中的泛素支架有助于维持这一状态。因此,对于保护性信号机制完好的细胞,纯化的 TNF 往往几乎没有直接杀伤作用。
当这些保护机制失效时,TNFR1 信号可转而促使细胞发生细胞凋亡。细胞质中的信号复合体可招募 FADD 和半胱天冬酶-8,激活蛋白酶级联反应,以有序的方式拆解细胞。在某些细胞类型中,这一过程需要由 BCL-2 家族蛋白参与的线粒体信号放大才能高效执行。最终出现的特征性变化包括染色质凝集、细胞碎裂,以及将细胞物质包裹起来以便清除。因此,细胞凋亡是一种受调控的细胞程序,而不是这种细胞因子直接腐蚀细胞的结果。
另一种结局是坏死性凋亡,这是一种伴随细胞膜破坏的受调控细胞死亡形式。在适宜的细胞环境中,尤其是在半胱天冬酶-8 活性缺失或受到抑制时,RIPK1 和 RIPK3 可组装成信号平台,激活 MLKL。活化的 MLKL 与细胞膜结合,破坏膜的完整性。细胞凋亡通常会将细胞内容物限制在膜内,而这一过程则可能释放细胞内物质,进而刺激周围细胞。坏死性凋亡是否发生,取决于所需分子机制是否具备及其调控状态。
细胞走向存活、细胞凋亡还是坏死性凋亡,受到泛素化、去泛素化、磷酸化、蛋白质丰度以及细胞代谢状态等因素的影响。RIPK1 就体现了这种复杂性:它可以作为支架支持细胞存活,而其激酶活性又参与某些死亡通路。因此,将所有依赖 RIPK1 的生物学过程等同看待会产生误导。实验中用于阻断激酶活性的抑制剂可能保留其支架功能,因而产生与删除该蛋白不同的效应。
这些机制的重要性并不限于实验室细胞系。受调控的细胞死亡有助于清除受感染或受损的细胞,但其不当激活可能破坏上皮屏障,并使炎症持续。反之,过度抑制细胞死亡可能使异常细胞持续存留。TNF 对癌症的影响同样取决于具体情境:它可以参与肿瘤细胞杀伤和血管损伤,而由 TNF 驱动的慢性炎症也可能支持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的过程。其历史名称所体现的,只是这一广泛得多的信号系统中一种可能的结局。
宿主防御、炎症与组织生理
TNF 是固有免疫的重要介质。在感染或损伤部位,它可激活血管内皮细胞,促使其表达黏附分子并产生趋化因子。这些变化有助于循环中的白细胞减速、黏附于血管壁,并进入受累组织。TNF 还可增强吞噬细胞的反应性,并与其他细胞因子相互作用,协调抗微生物活动。这一反应是否有效,取决于能否将信号集中在适当部位,并限制其持续时间。
TNF 在控制分枝杆菌感染中的作用尤为明确。TNF 与干扰素-γ 及其他信号协同作用,促进巨噬细胞活化和肉芽肿的形成与组织化。肉芽肿是具有一定结构的细胞聚集体,有助于限制持续存在的病原体。肉芽肿是动态变化的组织,而非静止不变的屏障;其结构的维持依赖于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和基质细胞之间持续的相互交流。实验中阻断 TNF 信号传导的结果,以及临床应用 TNF 阻断治疗的经验,均表明 TNF 对于控制结核病具有重要意义。
TNF 还将局部炎症与全身生理反应联系起来。它通过细胞因子网络以及依赖前列腺素的体温调节变化参与发热,并促进其他炎症介质的产生。它与白细胞介素-1 和白细胞介素-6 共同作用,帮助协调涉及肝脏、血管系统、内分泌通路和大脑的反应。这些作用往往是间接的,并且相互增强。因此,当多种相互作用的细胞因子同时发挥作用时,不应将全身反应仅仅归因于 TNF。
对代谢的影响帮助人们确认 TNF 与恶病质素是同一种物质。在实验系统中,TNF 可抑制脂肪细胞的脂蛋白脂肪酶活性,改变脂质代谢过程,并干扰胰岛素信号传导。持续性炎症还会通过多条通路促进肌肉蛋白分解并改变食欲。TNF 参与了这些反应网络,但癌症或慢性疾病中的恶病质并不能用单一介质来解释。其他细胞因子、疾病特异性因素、摄入减少以及能量消耗改变,都可能参与其中。
TNF 既可影响损伤,也可影响修复。短暂的信号传导有助于协调细胞碎片清除、免疫细胞募集和再生反应,而持续的信号传导则可能妨碍组织恢复,或促进破坏性重塑。在骨组织中,TNF 可与其他信号协同,增强破骨细胞的形成和活性,这有助于解释炎症性骨侵蚀的发生。在神经组织中,TNF 可影响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的功能,但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涉及的受体及局部条件。在不同器官中,与其简单地将 TNF 的作用分为有益或有害,不如考察其作用持续时间、浓度和细胞来源,这些因素更具解释力。
在人类疾病中的作用
持续的TNF信号传导是类风湿关节炎发病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炎的滑膜组织中,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淋巴细胞及其他细胞形成相互增强的细胞因子网络。TNF可增强内皮细胞活化和白细胞募集,并促进介导软骨降解与骨侵蚀的物质生成。马克·费尔德曼、拉文德·迈尼及其同事的研究,帮助确立了TNF作为这一网络中可供治疗干预的靶点的地位。阻断TNF后患者临床状况的改善表明,TNF并非仅仅是伴随炎症出现的标志物。
TNF也参与多种炎症性肠病的发病过程,尤其是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其作用包括激活肠道免疫细胞、调节上皮屏障功能,以及调控黏膜中的细胞存活与死亡。这些过程发生在宿主遗传因素、肠道微生物、免疫调节及环境暴露之间更广泛的相互作用之中。抑制TNF能够控制许多患者的病情,但治疗反应的差异表明,并非所有肠道炎症都依赖于单一细胞因子。
在银屑病、银屑病关节炎和中轴型脊柱关节炎中,TNF参与由免疫细胞和组织驻留细胞共同构成的炎症回路。它与白细胞介素-23/白细胞介素-17轴的关系因组织和疾病而异。TNF阻断治疗对多种疾病有效,说明这些疾病存在共同的炎症机制;而不同药物及不同疾病之间的差异,则揭示了将所有TNF相关炎症等同看待的局限性。TNF还可参与葡萄膜炎及其他炎症性疾病的发病过程,特定的TNF抑制剂已获批用于治疗这些疾病。
在脓毒症过程中,过强的全身性炎症信号传导可促成循环功能障碍和器官损伤。实验性内毒素休克研究发现,TNF是一种重要的介质,由此推动了针对TNF的干预试验。然而,许多大规模临床研究并未重现简化动物模型中观察到的显著获益。人类脓毒症在病原体、病程阶段、免疫状态及器官受累情况等方面各不相同;同一患者可能既有炎症性损伤,又存在抗微生物免疫功能受损。这些复杂因素限制了将单一实验性诱因的研究结果直接应用于异质性临床综合征。
遗传性疾病提供了另一个视角。TNF受体相关周期性综合征(TRAPS)由TNFRSF1A的致病性变异引起。该病表现为反复发作的炎症,并不只是循环中TNF过多的状态。受体折叠和转运异常、细胞应激以及下游炎症反应均参与其发病机制。更一般地说,血液或组织样本中TNF升高,并不能证明它是疾病的始发原因。当遗传学、实验、病理学及治疗方面的证据相互印证时,最能确立其在疾病因果机制中的重要地位。
靶向TNF的药物及其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抑制TNF的治疗策略从实验免疫学研究走向临床应用。在美国,英夫利西单抗和依那西普于1998年首次获批,分别用于治疗克罗恩病和类风湿关节炎。此后问世的药物包括阿达木单抗、培塞利珠单抗和戈利木单抗。这些药物确立了细胞因子阻断疗法作为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治疗手段的地位。不同药物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获批的适应证各不相同,因此不能将一种TNF抑制剂的临床特性直接套用于另一种。
这些药物的分子设计各具特点。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和戈利木单抗均为单克隆抗体,但其开发来源和结合特性有所不同。培塞利珠单抗是一种与聚乙二醇偶联的抗体片段,不含Fc区。依那西普则是一种融合蛋白,由TNFR2的胞外部分与免疫球蛋白G的Fc区连接而成。与特异性靶向TNF的单克隆抗体不同,依那西普也能结合淋巴毒素α。这些结构差异会影响药物的药理特性,以及它们与可溶性靶标和膜相关靶标相互作用的方式。
阻断TNF可降低下游炎症网络的活化程度,而不只是让某一项孤立的实验室指标下降。对于对治疗有反应的疾病,这可以减少炎症细胞的募集,降低其他介质的产生,并减轻组织损伤。不过,不同疾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依那西普不能有效治疗克罗恩病,而多种抗TNF抗体则有效。对此提出的解释包括结合行为、与膜型TNF的相互作用、反向信号传导以及对靶细胞的作用等方面的差异;没有任何单一机制能够解释所有临床差异。
这类药物的主要局限性,部分源于TNF本身具有的保护功能。TNF抑制剂与严重感染有关,包括结核病再激活和某些机会性感染。在易感人群中,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也是一种已知风险。药品说明书还涉及某些情况下心力衰竭加重、脱髓鞘疾病,以及恶性肿瘤相关警告等问题。罕见的反常性炎症反应,例如治疗期间新发银屑病,进一步说明抑制一条通路可能改变更广泛的免疫网络的平衡。
患者可能从治疗开始就没有反应,也可能随时间推移而疗效减弱。相关因素包括疾病机制并非主要依赖TNF、药物暴露量存在差异、药物清除增加,以及产生针对治疗性蛋白的抗体。多种TNF抑制剂的生物类似药已提高了这类药物的可及性;对这些生物类似药的评价旨在确认其与参照药高度相似,且不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除用于全身性炎症的治疗外,重组TNF在肿瘤学中还有一种专门的局部应用:对于部分软组织肉瘤,可在隔离肢体灌注中联合使用他索纳明和美法仑,从而限制全身对TNF的暴露,因为这种细胞因子在全身给药时具有很强的毒性。
实验方法与未解问题
研究人员通过生物化学检测、结构生物学、细胞培养、遗传模型和临床研究等手段研究TNF。早期的功能性检测测量TNF对敏感细胞系的细胞毒性,而现代免疫测定则利用特异性抗体检测TNF蛋白。这些方法测量的是不同性质。免疫测定可能检出与其他分子结合或尚不具备完整生物活性的蛋白,而功能性检测则取决于所选细胞的敏感性及其信号传导机制。因此,解释结果时必须结合检测方法实际测量的内容。
循环中的TNF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充当反映组织层面活性的生物标志物。TNF的产生可能高度局限于局部,其浓度可能迅速变化,而可溶性受体会改变配体的分布和存留时间。样本处理和检测设计也会影响测量结果。组织免疫组织化学、流式细胞术以及基于转录本的方法,有助于识别产生TNF或对其作出反应的细胞,但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单独呈现完整的通路。检出转录本并不能证明细胞分泌了TNF,受体的表达也不能证明该受体当时正在传递信号。
基因修饰小鼠对于区分TNF的产生、受体功能和下游细胞死亡机制尤为重要。敲除Tnf、Tnfrsf1a或Tnfrsf1b会产生不同的表型,而细胞特异性的基因改造则能揭示整体动物实验可能掩盖的作用。解读这些研究时,必须同时考虑物种差异和实验情境。小鼠对特定病原体感染或诱导性关节炎模型的反应,并不能重现人类慢性疾病的所有特征,尤其是其病程、治疗史和环境因素的多样性。
单细胞RNA测序、空间分析方法、蛋白质组学和先进成像技术,正日益清晰地揭示病变组织中哪些细胞产生TNF、哪些细胞对其作出反应。这些技术有助于克服整体测量的一项核心局限:两个平均TNF表达水平相近的组织,其细胞的空间分布可能截然不同。即使细胞因子的总量相当,产生TNF的巨噬细胞邻近的是上皮细胞、血管还是调节性淋巴细胞,也可能带来不同的后果。
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选择性调节,而非完全阻断。实验性策略包括优先抑制可溶性TNF、拮抗TNFR1,以及在特定情境下刺激TNFR2。这些策略的依据,是将有害的炎症信号或死亡信号与具有保护作用的免疫功能及修复功能区分开来。但要做到这一点仍然困难,因为受体的活性彼此重叠,并会随组织环境而变化。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治疗前识别出疾病主要由TNF依赖性回路维持的患者;目前尚无一种广泛适用的单一分子检测方法能够明确区分这种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