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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疾病与症状 / cachexia

恶病质

恶病质是一种与疾病相关的代谢综合征,以进行性肌肉流失为特征,常伴有体重下降、炎症和食欲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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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病质是一种与基础疾病相关的复杂综合征,主要特征是骨骼肌流失,可伴或不伴体脂减少。其发生反映了代谢改变、食物摄入减少,以及促进组织分解或妨碍组织重建的疾病相关信号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单纯饥饿不同,已经形成的恶病质无法仅靠常规营养支持完全逆转。恶病质尤其常见于癌症、心力衰竭、晚期呼吸系统疾病和慢性肾脏病,但在不同疾病中的表现有所差异。

这一综合征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肌肉流失会损害活动能力、独立生活能力、治疗耐受性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恶病质还与生存期缩短有关,但很难将其影响与基础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区分开来。恶病质并不等同于消瘦、食欲不振或疾病终末期:即使体重仍处于常规正常范围内或高于该范围,也可能出现严重的肌肉耗损。

现代医学认为,恶病质是一种涉及病变组织、免疫系统、肌肉、脂肪、肝脏和大脑之间信号交流的疾病。因此,识别恶病质不能仅凭一次体重测量;相关研究也涵盖临床评估、营养生理学、炎症信号传导、身体功能,以及针对特定生物学通路的治疗方法开发。

定义、历史发展与临床界定

“恶病质”(cachexia)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不良的状况或状态。早在古代,就有关于久病伴随消瘦的描述;但现代恶病质概念的形成,源于人们试图区分疾病驱动的组织丢失与单纯食物供应不足所致的组织丢失。20世纪,对癌症、慢性感染和心脏病的研究逐渐发现,代谢改变也是消耗过程的一部分。此后的研究又将这些变化与炎症、激素反应,以及肿瘤和宿主组织产生的信号联系起来。

2008年发表的一项被广泛引用的国际共识,将恶病质描述为一种与基础疾病相关的复杂代谢综合征,其特征是肌肉丢失,可伴或不伴脂肪丢失。该共识提出的成人诊断标准要求,12个月内体重下降至少5%,或体重指数低于20,同时伴有其他表现,如力量下降、疲劳、食欲减退、去脂体重偏低及生化指标异常。这一框架旨在适用于不同疾病,不过,针对特定疾病的定义仍然十分重要。

2011年癌症恶病质国际共识将该综合征定义为持续的骨骼肌丢失,常规营养支持无法使其完全逆转,并会导致功能进行性受损。其操作性诊断标准为:过去六个月内体重下降超过5%;或对于已存在消耗的患者,即体重指数低于20或骨骼肌量偏低者,体重下降超过2%。这些标准在肿瘤学领域影响广泛,但不能与其他疾病中使用的所有定义相互替代。

恶病质与营养不良和肌少症有所重叠,但这些术语描述的是疾病的不同方面。营养不良关注营养素摄入或吸收利用不足,以及由此对身体成分和功能造成的影响;疾病相关营养不良可能伴有炎症。肌少症是一种肌肉疾病,主要依据肌肉力量下降来识别,在常用诊断框架中,还需通过肌肉量减少或肌肉质量下降来确诊。肌少症常伴随衰老出现,但也可在更早的年龄发生。恶病质则强调驱动组织消耗的疾病相关过程。同一个人可以同时符合这三种状况的诊断标准。

食欲减退在此语境中称为厌食,是一种症状,并不能完整解释恶病质的成因。它并不意味着患有神经性厌食症,后者是一种独立的精神障碍。同样,低体重既不是恶病质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液体潴留可能掩盖组织丢失,而肥胖症也可与严重的肌肉消耗并存。这些区别说明,仅凭体重既无法确诊这一综合征,也无法充分描述其严重程度。

在不同疾病和人群中的分布

癌症是恶病质研究最为深入的领域。恶病质的发生频率因肿瘤类型、分期、接受过的治疗及所采用的定义而有很大差异。消耗现象在胰腺癌、上消化道癌和肺癌中尤为常见。在部分乳腺癌和前列腺癌人群中,其发生频率通常较低,尤其是在病程较早阶段。已发表的估计数据不能归结为一个普遍适用的百分比,因为不同研究采用的判定依据并不一致,有些依据体重下降,有些依据肌肉减少、摄入量下降,或这些表现的组合。

在癌症患者中,多种过程可能同时发挥作用。肿瘤可产生影响全身代谢的信号、阻塞消化道,或损害器官功能。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及其他治疗可能引起恶心、味觉改变、口腔炎症或吞咽困难。胰腺恶性肿瘤还可能通过引起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妨碍消化酶输送至消化道。这些影响可导致营养耗竭,与恶病质这一代谢综合征存在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

在慢性心力衰竭中,神经激素系统激活、炎症、食欲减退、肠道淤血和营养吸收障碍共同促成消耗。水肿和利尿剂治疗会使评估变得复杂:称量时体重减轻,可能反映的是多余液体被排出,而非组织丢失。因此,心源性恶病质的定义强调非自主性、非水肿性体重下降。即使患者此前并未出现明显的体重过低,也可能发生这一综合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是恶病质发生的重要疾病背景。呼吸做功增加、活动减少、全身性炎症及病情急性加重均可促成肌肉丢失。在慢性肾脏病中,食欲减退、代谢性酸中毒、炎症、激素紊乱以及与透析相关的物质丢失,均可促成消耗。肾脏病学常使用含义更广的术语“蛋白质-能量消耗”,它与恶病质有所重叠,但有自身的诊断框架。晚期肝硬化也会引起复杂的营养和肌肉异常,而液体潴留同样会掩盖体重变化。

历史上,消耗曾是结核病和未经治疗的HIV感染与艾滋病的突出表现。有效的抗微生物和抗病毒治疗改变了许多人群中的这一状况,说明控制基础疾病能够改变消耗的发生情况。包括类风湿关节炎在内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也可能在体重相对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伴有肌肉减少。

目前尚无涵盖所有这些疾病的、可靠统一的全球患病率估计。病例定义不一致、疾病严重程度不同、连续体重记录不完整,以及身体成分评估的可及性不均,均限制了不同研究之间的比较。年龄、合并疾病以及原有的营养储备,也进一步影响哪些人会出现临床上明显的消耗。

炎症信号传导与全身代谢变化

当能量平衡与组织维持的调控持续紊乱时,就会发生恶病质。基础疾病可激活炎症通路,改变内分泌信号,并影响外周器官与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摄入减少会促成能量负平衡,但其代谢反应往往不同于单纯饥饿时节约能量的适应性反应。即使补充营养,组织分解仍可能持续,肌肉对正常合成代谢刺激的反应也可能减弱。

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1等细胞因子,已被证实与实验模型及人类疾病中的恶病质有关。其作用包括改变食欲、激活肝脏的急性期反应,以及改变肌肉蛋白质周转。没有任何一种细胞因子能够解释所有病例。不同疾病和患者的循环血液中细胞因子浓度各不相同,而且炎症标志物与消耗之间存在关联,本身并不能证明该标志物就是主要致病因素。

肝脏可将氨基酸更多地用于合成包括C反应蛋白在内的急性期蛋白,同时减少其他循环蛋白的生成。这种重新分配有助于解释,为何低白蛋白水平并不是膳食蛋白质缺乏的特异性指标。白蛋白水平也会随炎症、体液平衡、肝功能及蛋白质丢失情况而变化。因此,尽管白蛋白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有关,但不能据此将其作为独立诊断恶病质的检测指标。

内分泌紊乱可进一步强化这些变化。胰岛素抵抗会削弱胰岛素介导的代谢调节作用,而糖皮质激素和性激素信号传导的改变则可能促进肌肉丢失。生长激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信号传导效能也可能降低。这些异常的变化方向及其重要性取决于基础疾病;恶病质并不是一种表现完全一致的内分泌疾病。

能量消耗同样存在个体差异。有些患者的静息能量消耗增加,另一些患者则正常或降低。即使静息代谢相对较高,疾病导致的活动减少也可能使每日总能量消耗下降。因此,认为所有恶病质患者都处于“高代谢”状态并不准确。测量时必须区分静息能量消耗、身体活动所需的能量以及总能量消耗。

肿瘤代谢还会带来额外负担,包括底物循环增加。在科里循环中,外周组织或肿瘤产生的乳酸由肝脏转化回葡萄糖,这一过程需要消耗能量。这类过程可能降低代谢效率,但其具体贡献程度各不相同。有关详细代谢通路的证据大多来自实验系统;人类恶病质通常是多种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代谢过程消耗能量所致。

肌肉流失、脂肪组织与组织重建受损

骨骼肌在恶病质中至关重要,因为骨骼肌的耗损会影响力量、活动、呼吸和代谢储备。肌肉量取决于蛋白质合成与分解之间的平衡。在恶病质中,蛋白质分解可能增加,合成可能减少,也可能两者同时发生。肌肉对进食和负荷刺激的反应也可能减弱,这种现象通常称为合成代谢抵抗。

这一过程涉及两大细胞内降解系统。泛素—蛋白酶体系统为特定蛋白质加上标记,使其被降解;自噬则将细胞内物质转运至溶酶体,以便回收利用。两者都是细胞正常维护机制的组成部分。在恶病质实验模型中,这些系统的调控异常会导致肌肉蛋白质和细胞结构过度流失。MuRF1 和 atrogin-1 等肌肉特异性泛素连接酶,是研究这些通路时常用的标志物,但人体肌肉的测量结果并不总能重现动物模型中观察到的变化模式。

活动减少会加剧这一生物学过程。疾病所致的卧床休息和对体力活动的回避,会减少肌肉受到的机械刺激,而疲劳和气促又会限制活动。肌肉流失随后使活动更加困难,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线粒体异常和能量生成的改变可能进一步损害耐力,但其影响程度因疾病类型和消耗阶段而异。肌肉体积的缩小,并不意味着每位患者的力量都会按相同比例下降。

脂肪组织也积极参与这一过程。脂解增加会使储存的甘油三酯释放出脂肪酸和甘油。在一些实验模型和部分人体观察中,白色脂肪组织会呈现产热脂肪的相关特征,包括解偶联蛋白表达增加。这种“棕色化”可使能量以热量的形式散失。与脂肪耗损这一普遍观察到的现象相比,棕色化在人类各类恶病质中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同样充分的证实,不应认为它能够解释所有体重下降。

肌肉和脂肪可能以不同速度减少。一些患者在严重肌肉耗损显现之前,就已丢失大量脂肪组织;另一些患者则在保留相当多脂肪的同时,肌肉量已经偏低。肌内脂肪也可能积聚,因此仅凭肌肉面积无法全面描述组织质量。有时会采用影像测得的肌肉密度,作为反映这些变化的间接指标。

这些机制解释了为何体重增加并不能全面衡量康复情况。体液、脂肪或胃肠道内容物增加,都可能在肌肉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使体重上升。即使测得的瘦体重增加,也不一定能证明力量或耐力有所改善。因此,临床试验会区分体重、身体成分、肌肉功能和日常活动,而不是将其视为等同的结局指标。

食欲、脑内信号传导与进食体验

食欲减退在恶病质中很常见,但其生物学机制和临床表现存在差异。食欲整合了感官体验、胃肠道反馈、能量储备、炎症信号以及后天习得的食物反应。下丘脑和脑干参与这一调节过程,通过循环中的因子和神经通路接收信息。疾病可扰乱营养亏损与进食驱动力之间的正常联系。

生长分化因子15,即GDF15,已成为这类信息传递的重要实例。它是一种应激反应蛋白,在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中,其水平可能升高。它的受体GFRAL集中分布于后脑的一个局限区域,该处的信号传导可减少食物摄入,并影响厌恶反应。实验研究和临床干预研究支持,这一通路至少在部分患者中对恶病质的发生起着因果性作用;但GDF15升高并非恶病质所特有,也不能据此认定所有消耗性变化都由这一通路驱动。

其他相关系统包括胃饥饿素、黑皮质素信号通路,以及正常情况下协调饥饿感与能量利用的下丘脑神经肽。在恶病质中,通常能够促进进食的代偿性信号可能不足以发挥作用,也可能被疾病相关通路的作用所压倒。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食欲减退不能总是简单地被理解为患者对疾病的有意识反应,或是不愿进食。

局部症状常会进一步加重中枢性食欲抑制。胃排空延迟、腹腔积液或胃容量受限都可能导致早饱。味觉和嗅觉改变、口干、口腔疼痛、便秘、恶心及吞咽困难,可能使进餐变得不愉快,或使实际进食变得困难。胃肠道梗阻和吸收不良还会引入其他机制。识别这些情况十分重要,因为即使同时存在更广泛的恶病质过程,它们仍是各自独立的临床问题。

进食还涉及社会和情感层面。家属可能将摄入减少视为病情恶化的直接原因,因而鼓励或催促患者进食。患者无法满足这些期望时,可能感到痛苦。定性研究描述了围绕进餐产生的冲突、社会参与的变化,以及对身体外观变化的担忧。实验室指标或体重并不能充分反映这些体验。

因此,在研究和临床评估中,食欲、实际食物摄入量、与进食相关的症状以及心理困扰应作为不同的维度分别考察。一个人可能自述有饥饿感,却无法吞咽;也可能消化道并无梗阻,却因对食物产生厌恶而进食很少。区分这些模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综合征并解读治疗结果,而不至于将恶病质简化为单一的食欲评分。

临床识别、测量与分期

识别恶病质应从体重和身体功能的变化趋势入手,而非仅凭一次检查。相关病史包括平时体重、体重变化的时间及是否出于主观意愿、食物摄入量、活动情况,以及影响进食的症状。体重下降百分比通常按以下公式计算:

Weight loss (%)=previous weight−current weightprevious weight×100.\text{Weight loss (\%)}= \frac{\text{previous weight}-\text{current weight}} {\text{previous weight}}\times100.

解读结果时,需要考虑体重变化所跨越的时间,以及水合状态改变、水肿或体液引流是否造成了部分体重差异。

体重指数可提供参考,但不能直接衡量肌肉量。其计算方法为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体重指数较高可能掩盖严重的肌肉消耗,而数值较低也可能反映长期以来体质性的瘦小体型,而非近期疾病相关的体重下降。因此,连续观察比单次测量是否达到某一阈值更有参考价值。

身体成分测量方法可提供更多信息。为评估癌症而进行的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也可用于量化骨骼肌横截面积,通常选取第三腰椎水平。将该面积除以身高的平方,可得到骨骼肌指数。其界值因性别、人群和研究方法而异,采用不同定义得出的数值不能直接互换。其他方法包括磁共振成像、双能X射线吸收测定法和生物电阻抗法,各有局限。体液失衡对基于电阻抗的估算影响尤其明显。

肌肉功能需要单独测量。握力、步行速度、从椅子上起立的表现,以及日常活动能力评估,分别反映功能受损的不同方面。即使测得的肌力相对保留,疲劳也可能十分严重;而活动表现受限也可能源于疼痛、呼吸困难、神经系统疾病或关节疾病,而非仅由肌肉消耗造成。因此,检查结果的解读需结合具体临床情况。

实验室检查有助于发现炎症、器官功能障碍、贫血,以及导致体重下降的其他原因。C反应蛋白是一项有用的炎症指标,但既不是诊断的必要条件,也不足以单独确诊。目前尚无公认的、可单独确诊恶病质的生物标志物。鉴别诊断需考虑内分泌疾病、吸收不良、未得到控制的感染、药物影响,以及其他导致非自主性体重下降的原因。

2011年提出的癌症相关恶病质诊断框架还划分了恶病质前期、恶病质和难治性恶病质。恶病质前期表现为早期临床和代谢变化,体重下降幅度通常不超过5%。难治性恶病质指疾病晚期的一种状态:分解代谢活跃、疾病对治疗反应不佳且预期生存期有限,因此难以逆转;原始框架将预期生存期不足三个月列为其中一项标准。这些是临床分类概念,并非每位患者都必然依次经历的阶段,也没有任何单一检查能精确确定每位患者在这一连续病程中所处的位置。

功能影响、预后与风险解读

恶病质的临床影响不仅限于外观或体重变化。肌肉丢失可降低患者爬楼梯、从椅子上起身、搬运物品或持续行走的能力。严重的组织消耗可能影响呼吸肌功能,以及从急性疾病中恢复的能力。疲劳、食欲减退和活动减少与这种身体机能衰退相互影响,但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并不总是与体重下降幅度密切对应。

在癌症患者中,肌肉量低和非自主性体重下降与更大的治疗毒性及较差的结局相关。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对于肌肉耗损的患者,按体表面积计算的药物剂量,相对于其瘦组织量而言,可能带来更高的药物暴露。然而,药物的分布和清除还取决于肝肾功能、蛋白结合以及药物本身的特性。因此,肌肉耗损并不能完全解释毒性差异。

恶病质及相关的身体成分异常还与外科手术后并发症、住院时间延长和独立生活能力下降有关。这些关联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不同手术或人群中并不一致。有些研究评估的是肌少症而非恶病质,两者的区别不容忽视:仅凭影像学检查发现肌肉面积偏低,并不能证明存在正在进展的疾病相关消耗综合征。

恶病质与生存之间的关系同样复杂。恶病质可能通过身体虚弱、生理储备受损以及治疗耐受性下降而促成死亡。与此同时,晚期疾病本身既会导致组织消耗,也会增加死亡风险。观察性研究发现的关联无法精确区分这些作用途径。一些被反复引用的说法将全部癌症死亡中的某个固定比例直接归因于恶病质,但这类说法难以证实,因为归因标准各不相同,而且恶病质很少独立于其基础恶性肿瘤发挥作用。

恶病质带来的心理和社会影响也十分显著。明显的体重下降可能改变患者的身体意象,影响其工作或社交参与。进食相关的困扰会影响患者和照护者,而依赖程度增加也会改变家庭成员的角色。这些影响说明,除了测量肌肉和炎症标志物外,评估患者报告结局同样重要。

预后评估工具有时会纳入体重下降、炎症状态、体能状态和食欲等因素。其结果描述的是人群层面的概率,并不能确定地预测个体的病程。在临床试验中,食欲、体重或瘦体重等中间指标的改善,不能自动解读为生存获益。要证实治疗获益,需要采用与治疗预期作用相适应的结局指标,包括身体功能、症状、生活质量、治疗耐受性或生存。

临床管理与多模式照护的证据

临床管理既针对基础疾病,也针对促使机体消耗的各种因素。有效的癌症治疗、感染控制或器官衰竭管理的改善,可在部分患者中减弱驱动恶病质发生发展的生物学因素。反之,治疗相关毒性可能使摄入和身体功能进一步恶化。因此,临床研究会区分疾病控制的效果与专门针对恶病质的干预效果。

营养照护通常包括摄入评估、咨询指导、症状管理,以及在符合临床情况时使用口服营养补充剂。管饲和静脉营养各有其适应证及所带来的负担;两者都不能自动逆转疾病驱动的肌肉分解代谢。证明增加热量能够提高摄入量或体重,并不等于证明其能够恢复功能或延长生命。当消化道发生梗阻、无法建立喂养通路或不能吸收营养物质时,营养供给途径的选择也很重要。

身体活动和康复之所以受到研究关注,是因为肌肉负荷可提供合成代谢刺激,并有助于维持功能。抗阻运动和有氧运动具有不同的生理效应,但其可行性会随病情严重程度、症状和治疗安排而有很大差异。针对晚期疾病的试验往往面临受试者参与困难和中途退出的问题。来自健康成人或病情稳定的癌症生存者的运动研究证据,不能简单套用于严重恶病质人群。

已有多种药物用于改善食欲或增加体重。醋酸甲地孕酮等孕激素类药物可改善部分患者的食欲并使体重增加,但增加的体重并不一定代表具有功能的肌肉量增加。已知不良反应包括液体潴留、血栓形成和肾上腺功能抑制。皮质类固醇可在短期内改善食欲和整体舒适感,但长期使用可能引起肌无力、高血糖等不良反应。这些发现表明,不能轻易将症状改善解读为该综合征已被逆转。

其他药物也已被用于食欲和体重相关结局的研究,包括在特定肿瘤诊疗情境下使用的奥氮平。有关ω-3脂肪酸、抗炎药物和促进合成代谢方法的试验结果不一。患者选择、疾病阶段、制剂和研究终点的差异,使广泛比较变得困难。目前尚无任何一种已确立的干预措施,能够在不同疾病中可靠地逆转恶病质的所有组成部分。

由于该综合征存在多种驱动因素,多模式照护将营养、身体活动和针对症状的干预相结合,有时还包括药物治疗。缓和医疗可通过处理症状、进食相关困扰及其对家庭的影响,在晚期疾病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不只限于生命的最后几天。对于难治性疾病,研究和临床框架强调舒适,以及切实可达的功能或症状改善目标,而不是假定恢复体重在生物学上总是可行。

靶向治疗与临床研究的挑战

现代恶病质研究越来越多地针对明确的生物学通路开展治疗试验,胃饥饿素受体激动剂就是其中一例。III期 ROMANA 系列研究在伴有恶病质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评估了阿那莫林的疗效。2016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瘦体重有所增加,但握力这一终点未达标。这种差异成为一个重要例证,说明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组织量增加就会带来功能改善。2021年,日本批准阿那莫林用于治疗特定癌症相关的恶病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对该药的认可情况有所不同。

抑制 GDF15 是另一个例子。2024年的一项II期随机对照试验在187名 GDF15 水平升高的癌症恶病质患者中,测试了靶向 GDF15 的单克隆抗体 ponsegromab。研究报告,在12周内,与安慰剂相比,患者体重呈剂量相关性增加。在400毫克剂量下,估计的组间体重差约为2.8千克。研究还报告,部分食欲、恶病质症状及活动指标有所改善。这些发现支持该通路在所研究人群中的治疗价值,但并不能证明这种治疗对所有类型的恶病质均有益,也不能证明其能够改善生存结局。

其他实验性治疗方法针对的是激活素和肌肉生长抑制素信号通路、炎症通路、肌肉合成代谢,或将食欲调节与代谢调节相结合。动物模型中显著的疗效并不总能转化为临床获益。实验性肿瘤往往会引起快速且相对一致的消耗,而人类患者在年龄、合并疾病、既往治疗、疾病负荷及病程方面各不相同。在某个模型中起主导作用的通路,在患者体内可能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

试验设计还面临其他一些困难。患者可能在随访测量前病情恶化、更换抗癌治疗方案或死亡,因此数据缺失可能与病情或结局相关,而非随机发生。食欲问卷、身体成分测定技术、力量测试和活动监测设备测量的是不同的结局。液体潴留可能使体重和瘦体重的估计失真。即使某项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其幅度也可能过小,不足以给日常生活带来有意义的改善。

因此,患者筛选至关重要。试验可能依据体重下降阈值、炎症状态、特定生物标志物或明确的恶病质分期来招募受试者。较早干预的效果可能不同于严重消耗后才开始治疗,但可靠预测疾病进展的方法仍不完善。数字化活动测量和常规影像的自动分析可能有助于改善监测,前提是其准确性和临床意义已在不同人群中得到证实。

目前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哪些生物学亚型会对哪些疗法产生反应,如何最有效地将靶向药物与营养支持和康复相结合,以及哪些结局能够体现有意义的获益。要确定某项干预能否改善患者的独立生活能力、治疗耐受性或生存结局,需要设计充分合理的临床研究,而不能仅凭体重增加作出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