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白质印迹法是一种用于检测复杂混合物中特定蛋白质的实验室技术。首先分离蛋白质,通常采用凝胶电泳,随后将其转移到膜上,再用能识别目标蛋白的抗体进行检测。所得的条带分布可提供目标蛋白是否存在及其表观分子质量的信息;在条件得到适当控制时,还可反映其相对丰度。专门设计的检测方法还可区分蛋白质的不同修饰形式、裂解产物或相关变体。
该方法将物理分离与免疫识别相结合,因此比仅给出阳性或阴性结果的结合检测提供更多信息:可以结合信号在分离图谱中的位置来评估结果。蛋白质印迹法广泛应用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物医学研究,用于研究蛋白质表达、信号通路以及实验干预的影响。其可靠性取决于样品保存情况、分离与转移效率、抗体特异性,以及检测系统的定量性能。
起源与分析原理
Western 印迹源于一种更广泛的思路:将凝胶中已分离的生物分子转移到适合进一步分析的表面上。1975 年,埃德温·萨瑟恩(Edwin Southern)介绍了一种在电泳和膜转移后检测特定脱氧核糖核酸序列的方法。这项技术后来被称为 Southern 印迹。随后出现的术语 Northern 印迹沿用了这种以方位词命名的文字游戏,用于指称对 RNA 的分析。
蛋白质转移方法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1979 年,海梅·雷纳特(Jaime Renart)、雅各布·赖泽(Jakob Reiser)和乔治·斯塔克(George Stark)介绍了将蛋白质转移到重氮苄氧甲基纸上,再利用抗体进行检测的方法。同年,哈里·陶宾(Harry Towbin)、特奥菲尔·施特黑林(Theophil Staehelin)和朱利安·戈登(Julian Gordon)发表了一种使用硝酸纤维素膜的电泳转移方法。他们的方法奠定了现代蛋白质免疫印迹技术的大部分实际操作框架。W. 尼尔·伯内特(W. Neal Burnette)在 1981 年发表的一篇介绍蛋白质电泳转移和免疫学检测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Western blotting”这一名称。与“Southern”不同,“Western”并非源于研究者的姓氏。
这项技术提供两类不同的证据。电泳迁移位置可用于估算表观分子质量,而抗体结合则表明样品中存在可被该抗体识别的分子特征。这种被识别的特征称为表位,可能是一段较短的氨基酸序列、折叠形成的表面结构,也可能是经过化学修饰的区域。预期迁移位置与抗体反应性相吻合,可增强鉴定结果的可信度,但其中任何一项观察都不能单独确定蛋白质的身份。某种不相关的蛋白质也可能迁移到相同位置,并与同一种抗体结合。
大多数常规 Western 印迹采用变性条件进行分离,这会破坏蛋白质的大部分天然结构,并使许多蛋白质复合物解离。因此,该检测通常测量的是单条多肽链,而非完整的功能性组装体。印迹上显示的蛋白质丰度并不能直接反映其酶活性、细胞内定位或相互作用伙伴。这些性质需要通过其他实验设计或互补技术来研究。
这种方法常被称为半定量方法,因为除了靶标含量之外,信号强度还受到多个过程的影响。提取回收率、进入凝胶的效率、转移效率、膜上保留程度、抗体结合情况以及检测器响应,都可能因蛋白质和样本而异。当这些因素得到充分表征,且相关信号处于经过验证的响应范围内时,便可进行定量 Western 印迹分析。因此,条带图像在视觉上的简洁,掩盖了这项检测背后多种相互耦合的选择性来源和测量误差。
样品制备与电泳分离
样品制备决定了哪些蛋白质能够进入检测体系,以及哪些分子状态能够在处理后保留下来。样品可来源于培养的细胞、组织、生物体液、纯化制品或亚细胞组分。破碎处理使蛋白质释放到缓冲液中,缓冲液中的去污剂组成、盐浓度和酸碱度会影响蛋白质的溶解性和分子稳定性。能够高效提取可溶性细胞质蛋白的缓冲液,未必能充分提取嵌入细胞膜或与不溶性结构结合的蛋白质。因此,印迹结果通常反映的是特定制备方法所能提取的蛋白质组分,而不一定涵盖样品原有的全部蛋白质。
蛋白质在提取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化。蛋白水解可产生片段,而去除化学修饰的酶则可能改变待测蛋白质的状态。通常采用低温处理并加入适当的抑制剂,以限制这些变化。在检测蛋白质磷酸化时,抑制磷酸酶尤其重要,因为细胞破碎后,磷酸化状态可能迅速改变。另一方面,某些添加剂会干扰蛋白质浓度测定或后续电泳。因此,测得的样品浓度和上样量取决于样品制备所用试剂与检测体系之间的化学相容性。
最常用的分离方法是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简称 SDS–PAGE。十二烷基硫酸钠是一种阴离子去污剂,能够破坏多种非共价相互作用,并与多肽结合。在常规条件下,许多蛋白质会获得大致相近的电荷质量比。此时,它们在聚丙烯酰胺网络中的迁移主要取决于分子大小,较小的多肽通常迁移得更快。二硫苏糖醇或 β-巯基乙醇等还原剂可断开二硫键,使通过二硫键连接的肽链彼此分离。
加热样品通常有助于变性,但其效果因蛋白质而异。一些疏水性很强或容易聚集的蛋白质在高温加热后,反而会出现较差的条带图谱。在非还原条件下制备样品可保留二硫键连接,而不加热的样品则可能保留部分结构特征。这些差异可能改变蛋白质的迁移行为及抗体对其的识别。非变性电泳不采用强变性条件,因此可保留蛋白质组装体的某些特征,但此时迁移行为不仅取决于大小,也受电荷和形状的影响。
凝胶组成决定了有效分离范围。较高的丙烯酰胺浓度会形成较小的有效孔径,提高对较小蛋白质的分辨能力;较低的浓度则有利于较大蛋白质迁移。梯度凝胶中的丙烯酰胺浓度逐渐变化,可适用于更宽的分子大小范围。在不连续缓冲体系中,浓缩区会在蛋白质进入分离胶之前,将其聚集成狭窄的区带。上样过量、盐浓度过高、存在不溶性物质,或电泳过程中温度过高,都可能使这些区带展宽或变形。
分子质量标准品提供参考条带,通常以千道尔顿标注。对于处于凝胶有效分离范围内的许多蛋白质,分子质量的对数与相对迁移距离近似呈线性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内插法估算分子质量,而非直接测量。糖基化、异常的去污剂结合、不完全还原及非典型的序列组成,都可能导致异常迁移。预染标准品的迁移行为也可能与未染色标准品不同,因为连接的染料会改变其性质。因此,根据序列预测的分子质量只是解读结果的参考,并不能精确规定条带的位置。
转移至膜上
分离完成后,蛋白质从凝胶转移至膜上,既保留彼此的相对位置,又便于检测试剂与其接触。在电转移过程中,对包含凝胶和膜的层叠组件施加电场。在标准 SDS–PAGE 条件下,被去污剂包被的蛋白质带净负电荷,向正极迁移。正确的放置方向应使膜位于凝胶朝向蛋白质迁移的一侧。若方向放反,蛋白质可能会向远离膜的方向迁移。
硝酸纤维素和聚偏二氟乙烯(通常缩写为 PVDF)是主要的膜材料。两者均通过包括疏水相互作用在内的非共价相互作用吸附蛋白质。硝酸纤维素膜通常背景较低,但相对脆弱。PVDF 膜的机械强度较高,往往适用于需要反复操作或重新进行抗体检测的情况。常规疏水性 PVDF 膜在水性缓冲液中平衡之前,需要先用适当的醇润湿;有些产品的供应形式可简化这一步骤。膜的化学性质也会影响其与荧光检测及总蛋白染色方法的兼容性。
不同转移方式所用的缓冲液量和电极布置各不相同。湿式转移又称槽式转移,将凝胶–膜组件浸没于缓冲液中,有利于充分散热,但仍可能需要控制温度。半干式转移将组件置于浸透缓冲液的片材之间,而干式或快速转移系统则使用专用耗材和电转移程序。没有哪一种方式在所有情况下都最优:转移效果取决于蛋白质大小、凝胶组成、膜的性质以及转移体系的化学条件。
转移缓冲液的组成需要权衡。甲醇可促进 SDS 去除,并提高某些膜对蛋白质的吸附能力,但也可能使凝胶收缩,阻碍大分子蛋白质转移。少量 SDS 可促进大分子或难溶性蛋白质从凝胶中释放,但在某些条件下也会降低蛋白质与膜的结合。转移时间过长或条件过强,可能使小分子蛋白质穿过膜,尤其是孔径较大的膜。相比之下,大分子蛋白质则可能仍有一部分滞留在凝胶中。
各层之间的贴合与缓冲液的化学组成同样重要。气泡会中断导电通路,造成空白斑块。压力不均、凝胶破损及局部发热都可能导致图案变形或分布不均。因此,即使在同一张膜上,不同位置及不同分子量区域的转移效率也可能不同。中等分子量的标记蛋白成功转移,并不能证明极大或极小的目标蛋白也得到了高效转移。
丽春红 S 等可逆性总蛋白染色剂可以显示蛋白质是否已转移至膜上,以及各泳道在整体上是否大致一致。对转移后的凝胶进行染色,则可提供有关未能转移的蛋白质的补充证据。这些检查有助于区分目标信号缺失与转移失败,但不能证明每一种蛋白质的回收率都相同。预染蛋白质标记物有助于判断方向,但不能代替对已转移样品本身的检查。
抗体识别与免疫化学特异性
转膜后,膜上既有固定的样品蛋白质,也有尚未被占据的结合位点。封闭步骤用蛋白质或其他封闭剂覆盖大部分未被占据的膜表面,以减少抗体的非特异性吸附。常用的封闭剂包括脱脂奶和牛血清白蛋白。其效果取决于具体检测体系:奶中的酪蛋白及其他成分可能干扰某些修饰特异性抗体或化学检测反应。因此,封闭是决定检测选择性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通用前处理步骤。
一抗与预期靶标的表位结合。单克隆抗体识别某个特定表位;若来源稳定,其特异性也可保持相对一致。多克隆抗体制剂则含有针对多个表位的抗体。这可以提高检测灵敏度,或使检测在部分表位受损时仍能进行,但也可能增加交叉反应,并引入批次间差异。重组抗体具有明确的序列,且可持续生产,但仅凭序列明确,并不能证明其适用于某项具体检测。
变性会改变表位的可及性。某种抗体在其他检测中能够识别折叠状态的蛋白质,却可能因表位遭到破坏,而无法用于还原条件下的蛋白质印迹。反之,原本埋藏在天然结构内部的表位,经SDS处理后可能暴露出来。抗体在免疫组织化学、流式细胞术或其他结合检测中的表现,并不能直接预测其在印迹检测中的表现。即使某种抗体已通过蛋白质印迹验证,其表现也可能因物种、组织类型或样品制备方法而异。
多数常规检测先使用未标记的一抗,再使用带标记的二抗;二抗针对一抗来源的宿主物种及其免疫球蛋白类别。例如,兔源一抗可用抗兔免疫球蛋白二抗检测。多个二抗可以结合到一个一抗上,从而放大信号。直接标记的一抗省去了二抗步骤,也有助于简化多重检测,但信号放大程度可能较低,且需要逐一标记或使用专用试剂。
交叉反应可能发生在一抗或二抗结合的任一阶段。一抗可能识别相关蛋白质,也可能识别不相关的序列;二抗则可能结合样品中的内源性免疫球蛋白。后一种情况在免疫沉淀后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在还原条件下,免疫球蛋白重链和轻链常分别出现在约50千道尔顿和25千道尔顿处。这些条带可能遮盖表观分子质量相近的靶标。
洗涤可去除未结合及结合较弱的抗体。去污剂浓度、离子强度、孵育时间和抗体浓度,都会影响靶标信号与背景之间的平衡。更严苛的条件不一定能提高特异性:它们可能消除较弱的真实相互作用,却保留较强的非靶向相互作用。特异性最终应通过实验证据来确立,尤其是遗传学对照和独立的识别试剂,而不能根据条带在视觉上是否清晰锐利来判断。
信号产生与图像采集
最广泛使用的检测系统将抗体结合转化为发光或荧光信号。在酶联检测中,二抗通常偶联辣根过氧化物酶或碱性磷酸酶。酶作用于加入的底物,生成可检测的产物。由于一个酶分子能够催化多轮反应,这种方式可以放大信号。信号放大提高了灵敏度,但也使检测结果受到底物供应、反应时间及局部酶密度的影响。
在增强型化学发光检测中,辣根过氧化物酶催化鲁米诺与过氧化物参与的反应,产生光信号。这些光信号通过感光胶片或数字成像系统记录。加入底物后,信号强度会随时间变化,不同试剂的发光动力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同一张膜进行两次曝光时,若不考虑时间及采集条件,就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重复测量。当目标蛋白丰度较高时,局部底物耗竭或其他反应效应可能导致信号失真,例如强条带的中央出现异常浅淡的区域。
胶片能够检测微弱的化学发光信号,但其有效响应范围有限,而且呈非线性。一旦某个区域达到饱和,蛋白质丰度进一步增加就不再使光密度按比例上升。数字探测器便于采集多次曝光图像,也能识别达到探测器最大记录值的像素。然而,即使数字图像中没有饱和像素,信号仍可能超出该检测方法的定量范围,因为抗体结合或底物反应可能已经进入非线性区间。
荧光检测使用带有荧光团的抗体。适当波长的照射光激发标记物,光学系统则记录其在较长波长处发出的荧光。可见光和近红外荧光系统均有应用。荧光检测避免了随时间变化的酶促底物反应,并可提供较宽的定量范围,但其性能取决于荧光团亮度、仪器响应、膜背景及样品自发荧光。它并非在所有实验条件下都必然具有更高的灵敏度或更好的线性。
多重荧光检测利用光谱特征不同的标记物区分检测目标,从而能够在同一张膜上测量目标蛋白与归一化信号,或某种修饰形式的蛋白质及其总量。为避免交叉识别,需要选择合适的抗体组合和二抗试剂。光谱重叠、通道串色以及目标蛋白丰度的巨大差异,都可能使结果解读变得复杂。没有适当的标准品时,不能将不同通道的信号直接作为蛋白质绝对含量进行比较。
显色检测会在膜上产生肉眼可见的有色沉淀,在缺乏专用成像设备时较为方便。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物,包括经放射性标记的蛋白A,在早期免疫印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该方法发展历史的一部分。无论采用哪种检测方式,灵敏度都取决于检测目标和具体检测体系;蛋白质印迹法并不存在通用的检测限。图像采集记录的是整个工作流程的最终输出,因此,再灵敏的相机也无法挽回在提取或转膜过程中损失的蛋白质。
定量与归一化
定量分析通常先估计局部背景,再计算指定条带区域内的积分信号。一个简化的响应模型为
其中, 为测得的信号, 为目标蛋白的量, 为背景, 综合反映检测及此前各实验步骤的效率。该模型仅适用于响应近似线性的范围。超出这一范围后,目标蛋白量增加一倍,测得的信号未必也增加一倍。适用范围取决于具体的目标蛋白、抗体、检测方法、曝光条件及样本情况。
采用稀释系列是考察响应特性的直接方法。对代表性样本设置一系列上样量,可以判断在预期的上样范围内,目标信号和拟用于归一化的信号是否均按比例变化。较强的条带可能已经饱和,而较弱的目标信号仍处于近似线性范围。以饱和条带的信号作为分母,可能造成生物学变化的假象,也可能掩盖真实变化。因此,验证应同时涵盖分子和分母,而不只是所关注的目标蛋白。
归一化旨在校正上样量、转膜或其他共同技术因素造成的差异。传统的上样内参包括肌动蛋白、微管蛋白和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这些蛋白通常含量较高,因此容易检测,但也容易出现信号饱和。它们的丰度并非恒定不变:细胞分化、疾病模型、代谢变化和药物处理都可能改变其表达。因此,被称为“管家蛋白”的蛋白质,并不一定在所有实验中都是稳定的参照。
总蛋白归一化采用一条泳道或指定分子质量区域内的总蛋白信号。只要染色或显像反应本身具有适宜的响应范围,这种方法就能减少对单一参照蛋白的依赖。它也改变了结果的含义:目标蛋白丰度是相对于转移到膜上的总蛋白量而言的,而不一定是按每个细胞、单位组织质量或某种生物结构计算的。如果处理改变了细胞大小或总蛋白含量,那么等蛋白量上样与等细胞数上样所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
归一化目标信号的一种常用计算方式为
其中, 表示目标蛋白, 表示归一化信号, 表示样本。随后可将 除以指定的参照值,以表示相对丰度。这类比值的不确定性来自两项测量。对于磷酸化检测,将磷酸化特异性信号除以目标蛋白的总量信号,可以估计其相对修饰状态;但除非对抗体响应进行了独立校准,否则无法据此确定绝对磷酸化占有率。
不同膜之间的比较会引入额外变异。共同的参照样本有助于衔接不同批次,但无法校正每张膜特有的所有偏差。绝对定量需要使用已知含量的标准品,并仔细考察纯化标准品与样本中的目标蛋白是否具有相同的转膜效率和抗体结合特性。
生物学重复不同于对同一提取物进行重复测量。增加泳道数或曝光次数并不会产生独立的生物学样本。统计分析必须与实验单位以及样本的配对或分组方式相符。若只报告变化倍数,而不提供相关变异情况和独立样本数,就可能同时掩盖技术上的不稳定性和真实的生物学异质性。
验证、对照与可重复性
有说服力的蛋白质免疫印迹实验应证明,检测到的条带确实代表预期靶标,且样本间的差异并非伪象。表观分子质量符合预期是有用的线索,但并不足以确认靶标,因为许多蛋白质处于相同的分子大小范围内。遗传扰动可提供更有力的证据。删除靶基因后,相应条带消失,支持检测具有特异性;若适当的回补实验能恢复信号,这一证据就更有力。有些基因破坏操作会产生截短产物,或使其他转录本保持完整,因此仍需考虑该扰动在分子层面造成的具体后果。
RNA干扰后信号减弱可提供支持性证据,但靶标耗减不完全和脱靶效应会使结果解释变得复杂。表达带标签的靶蛋白可提供迁移位置的参照,不过过表达可能改变蛋白质的加工、定位或聚集状态。识别同一蛋白质不同部位的抗体得出一致结果,也是另一项有用的证据。如果能够获取相应条带或富集的蛋白质制备物,还可通过质谱法鉴定,以独立方法进行交叉验证。
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回答的问题不同。已知阳性样本用于检验该检测方法能否在所选条件下检出靶标。具有生物学依据的阴性样本则用于检验观察到的信号是否依赖于靶标的存在。省略一抗有助于识别来自二抗或检测试剂的背景信号,但无法检验一抗是否会结合无关蛋白质。同样,肽竞争实验能够证明抗体结合存在竞争关系,但仅凭这一点,不能证明细胞样本中受竞争影响的条带就是目标蛋白质。
修饰特异性抗体需要额外验证。对于磷酸化特异性抗体,可用磷酸酶处理来检验其识别是否依赖磷酸化。对相关残基进行突变,可提供位点特异性更强的证据,但也可能改变蛋白质的构象或稳定性。针对切割后新生成表位的抗体,必须与同时识别前体和切割产物的抗体区分开来。这些对照有助于确定信号实际反映的是哪种分子状态。
常见伪象可以提供线索,但仅凭这些现象本身无法判定原因。背景偏高可能源于抗体过量、封闭不足、洗涤不充分或检测器设置不当。拖尾可能由样本降解、上样过量、聚集或分离效果不佳引起。条带弯曲可能反映受热不均;边界清晰的空白区域可能提示转膜时有气泡滞留。意料之外的额外条带,可能是真实存在的蛋白质异构体、片段,也可能来自非靶标识别。确定原因需要依靠对照,而不能只看外观。
为保证实验可重复,报告应包括样本来源、提取条件、上样量、凝胶与转膜系统、膜类型、抗体身份及稀释倍数、检测所用的化学体系,以及定量方法。抗体的目录编号、克隆信息,以及在相关情况下的批次信息,有助于区分名称相近的试剂。
未经裁剪的图像和分子质量参照可保留评估条带选择所需的证据。裁剪可以改善展示效果,但不应掩盖与结论矛盾的条带,也不应让分别采集的泳道看起来彼此相邻。拼接泳道必须明确标示,图像调整也不得选择性地改变某些实验组。剥离抗体后再次进行抗体检测,还可能改变抗原在膜上的保留情况,或留下残余信号,因此检测顺序和剥离处理记录也会影响结果解读。
应用、变体及与其他方法的关系
蛋白质印迹法广泛用于研究遗传学或生物化学干预与蛋白质水平变化之间的联系。信使RNA的增加不一定会带来蛋白质的相应增加,因为翻译和降解受到各自独立的调控。因此,在评估基因表达、基因破坏或重组蛋白生产时,蛋白质印迹法可作为核酸检测的补充。它还可以揭示蛋白质大小的变化,提示前体加工、切割或修饰改变,但要确定这些变化的化学原因,通常还需要进一步实验。
细胞信号传导研究经常使用能够分别检测蛋白质磷酸化形式和总蛋白的抗体。在多个时间点进行测量,可以揭示快速激活及随后的衰减过程。结果的解读取决于具体位点:磷酸化可能起到激活、抑制或改变定位的作用,也可能产生依赖具体情境的效应。磷酸化特异性信号并不能普遍用作蛋白质活性的替代指标。同样,检测与细胞凋亡相关的蛋白质切割产物,可以为相关通路的参与提供支持证据,但任何一条孤立的条带都无法证明某种细胞死亡过程的全部特征。
组分分离可将该方法的应用范围从全细胞提取物扩展到不同的细胞组分。分析细胞质、细胞核、膜或细胞器富集组分,可以检验目标蛋白是否发生了重新分布。标志蛋白有助于评估组分之间的交叉污染,而回收率和上样量则关系到所观察的变化究竟反映了重新分布,还是提取不均。免疫沉淀后进行蛋白质印迹分析,可用于研究关联蛋白或经富集的修饰形式。这类实验需要设置非特异性结合对照,而且不一定能证明所检出的相互作用伙伴之间存在直接的物理接触。
临床免疫印迹检测有时会颠倒通常的分析安排:分离后的微生物蛋白充当抗原,患者标本中的抗体则是待测物。过去,HIV蛋白质印迹检测曾广泛用作抗体补充试验。如今,许多HIV实验室检测流程已改用抗原—抗体筛查、抗体鉴别试验和核酸检测。某些其他传染病检测体系也使用免疫印迹法,包括部分莱姆病检测流程。其临床意义取决于经过验证的检测方法、规定的判读标准、疾病阶段及整体检测策略,而不能仅凭是否出现条带来判断。
该方法的若干变体改变了分离或检测形式。二维免疫印迹先按等电点、再按大小分离蛋白质,使相关的不同分子形式呈现为彼此分离的斑点。远西方印迹法使用蛋白质探针研究结合伙伴,而非仅依赖抗体对目标蛋白的识别。斑点印迹和狭缝印迹不经过电泳分离,而是将样品直接加到膜上;它们操作更简单,但也失去了常规蛋白质印迹法所提供的分子大小信息。
自动化毛细管免疫测定将分离和免疫检测微型化,在毛细管内完成,通常可减少手工操作和样品消耗。尽管分析目标相似,其输出结果和验证要求仍与膜上印迹法有所不同。
其他方法可以回答互为补充的问题。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可高效测量大量样品,但通常不提供电泳所能给出的分子大小信息。流式细胞术可测量单细胞层面的分布,而免疫组织化学则能保留组织中的位置信息。质谱法无需靶标特异性抗体,即可鉴定肽段并区分多种修饰。当分析需要同时结合抗体识别、表观分子大小以及对有限数量靶标的考察时,蛋白质印迹法具有独特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