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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cell-differentiation

细胞分化

细胞分化是细胞通过基因活性、结构和生理活动的受控变化,获得特定细胞身份与功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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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神经元基因表达形态发生基因组转录因子增强子(生物学)染色质细胞分化

细胞分化是指细胞获得特定细胞类型所具有的分子、结构和功能特征的过程。它产生了构建和维持多细胞生物体所需的多种细胞,包括肌细胞、分泌细胞、血细胞和神经元。分化通常涉及基因表达的选择性变化,而非底层 DNA 序列的改变。因此,遗传信息基本相同的细胞,也能形成截然不同的形态、生化活动以及对环境的反应方式。

分化始于胚胎发育时期,并在具有更新、自我修复能力或需要适应生理需求变化的组织中持续终生。它受到可传承的调控状态、邻近细胞发出的信号、周围物理环境以及细胞代谢之间相互作用的控制。虽然特化往往会限制细胞未来的发育潜能,但这一过程并非总是不可逆的:一些已分化细胞可以在自然条件下或通过实验干预改变其身份。

分化研究将发育生物学与遗传学、生理学、免疫学和医学联系起来。它解释了起初相似的细胞如何形成有序的组织、稳定的细胞身份如何得以维持,以及细胞身份紊乱如何促成疾病。它也为干细胞培养、细胞重编程,以及制备用于研究和移植的特化细胞提供了生物学基础。

基本概念与历史基础

分化描述的是细胞获得特化性质的过程,而发育潜能描述的是一个细胞能够产生的细胞类型范围。二者相互关联,但不能混为一谈。干细胞既能自我更新,又能产生分化的后代细胞。祖细胞的发育潜能范围通常更窄,或持续增殖的能力更有限。全能性细胞既能形成胚胎谱系,也能形成起支持作用的胚外谱系;多能性细胞能够产生胚胎全部三个胚层的衍生细胞,但通常不能仅凭自身形成包含支持组织在内的完整生物体。多潜能性细胞能够产生几种相关的细胞类型,而单能性干细胞通常只维持一个细胞谱系。

发育生物学家还区分特化、决定与分化。已特化的细胞在中性的实验环境中会沿着特定的发育途径发展,但其命运仍可能随新环境而改变。已决定的细胞即使被移入不同的胚胎环境,也会保持原有的发育方向。分化则是随后表现出特化特征的过程,不过这些过程也可能相互重叠。例如,肌肉前体细胞在大量产生收缩蛋白或形成成熟肌纤维之前,就可能已经确定了向肌肉发育的方向。

19世纪的胚胎学研究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发育并不只是一个预先形成的生物体逐渐长大的过程。此后的实验开始检验,胚胎细胞究竟是继承了固定的命运,还是会根据自身与其他细胞的关系作出反应。1891年,汉斯·德里施将海胆胚胎最初的两个细胞分离,发现每个细胞都能形成一个体型较小、但总体上完整的幼体。这类结果证明了调节性发育的存在:早期细胞在受到重大扰动后,能够调整自身的发育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细胞在后续的每个阶段都保持着同等的可塑性。

1924年,汉斯·施佩曼和希尔德·曼戈尔报告,将两栖动物胚胎的原口背唇移植到另一部位,能够诱导形成第二条体轴。这项实验证实,胚胎的某一区域能够对周围组织发挥组织者作用。后来,康拉德·沃丁顿用“表观遗传景观”来描绘发育潜能逐渐受限的过程,其中,不同的细胞命运表现为分叉的山谷。这一景观至今仍是一个有用的比喻,但真实的发育轨迹可能包含逆转、汇合以及其他转变,并不总像一棵简单的分枝树。

核移植实验带来了另一项概念上的突破。1952年,罗伯特·布里格斯和托马斯·金报告了蛙的核移植实验。约翰·格登随后证明,将已分化的两栖动物肠道细胞的细胞核移入去核卵后,这些细胞核仍能支持相当程度的发育。这些发现表明,分化不一定依赖于不可逆地丢失其他细胞类型所需的基因。卵细胞质能够重置细胞核的某些活动状态,从而为现代重编程研究奠定了基础。

胚胎起源与组织构建

在动物胚胎中,细胞分化与细胞分裂、运动以及组织几何形态的变化协调进行。早期发育事件形成了具有不同发育潜能的细胞群。在哺乳动物中,最初的一次主要谱系分离,将参与形成胎盘的滋养外胚层与囊胚的内细胞团区分开来。内细胞团随后又分为上胚层和原始内胚层。这些转变取决于细胞的位置、极性、信号传导和调控蛋白,而非仅由细胞分裂次数决定的一套普遍适用的顺序。

在原肠胚形成过程中,胚胎建立起三个主要胚层:外胚层、中胚层和内胚层。外胚层形成神经系统和表皮;中胚层产生骨骼肌、结缔组织以及循环系统的大部分组织;内胚层则参与形成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上皮衬里,以及肝脏、胰腺等器官。这些描述概括的是发育来源,而非器官的全部组成。单个器官通常包含来自多个胚层的细胞,构成血管、结缔组织、神经和特化上皮等。

细胞分化取决于细胞解读信号的感受能力。这种感受能力是指细胞以特定方式作出反应的能力,由细胞已有的受体、调控蛋白和染色质组织状态决定。因此,同一种细胞外信号在不同时间或不同组织中可能产生不同的作用。例如,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信号参与多种发育命运的决定,但其结果取决于接收信号的细胞所处的调控状态,以及同时存在的其他信号。发育指令的作用依赖具体情境,并非遵循“一种分子始终指定一种细胞类型”的固定对应关系。

脊椎动物神经系统的形成体现了发育潜能逐步受限的过程。作用于胚胎外胚层的信号,有助于区分神经发育与表皮发育两条路径。随后,神经祖细胞沿头尾轴和背腹轴获得区域身份。更晚阶段的调控程序则进一步区分出特定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类别。神经嵴细胞是另一个例子:它们出现在神经板边界附近,广泛迁移,并产生多种衍生细胞和组织,包括外周神经元、色素细胞以及颅面骨骼的大部分。

器官形成需要细胞分化与形态发生相互协调,后者是生物形态的形成过程。胰腺内分泌细胞必须具备产生激素的细胞机制,但也必须在适宜的组织环境中发育,并与相邻细胞及血管建立联系。反过来,组织的褶皱、边界和力学约束也会影响哪些分化程序能够启动。因此,不能将胚胎发育理解为一系列脱离解剖结构的分子身份变化:细胞身份与组织结构始终相互影响。

基因调控与细胞身份的维持

生物体内大多数已分化细胞保留着基本相同的基因组,但各自表达的基因及其表达水平有所不同。肝细胞产生适合代谢调节的酶和转运蛋白,而骨骼肌细胞则产生大量收缩装置。这些差异通过基因调控网络建立起来:相互作用的基因和调控分子共同激活、抑制或稳定特定的表达程序。一种细胞类型通常由协调一致的调控状态来界定,而不是由某个能够唯一标识它的基因来界定。

转录因子是这些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与特定的DNA序列结合,并通过与其他蛋白质及转录装置的相互作用,参与调控转录。调控因子可以增强自身的表达、激活协同因子,或抑制相互竞争的谱系程序。在骨骼肌发育过程中,MyoD家族调控因子有助于确立肌细胞身份,并执行相应程序。在血细胞发育过程中,GATA1和PU.1等因子参与与不同谱系选择相关的网络,但它们的作用比简单双因子开关模型所描述的更依赖于具体情境。

调控性DNA序列整合这些输入信号。启动子支持转录起始,而增强子可以提高特定靶基因的转录水平,有时能够跨越相当长的基因组距离发挥作用。不同细胞类型使用不同的增强子组合。有些调控元件很早就进入可及状态,为细胞后续的反应做好准备;另一些则只有在谱系决定之后才被激活。染色体的三维组织方式会影响哪些调控元件与哪些基因接触,从而在DNA序列与细胞行为之间增添了一层调控。

染色质参与决定调控性DNA是否处于可及状态。DNA缠绕在组蛋白上,形成核小体;核小体位置或组蛋白修饰的变化可以改变调控相互作用。DNA甲基化参与基因调控,并有助于稳定某些细胞状态,但其效应取决于所处的基因组背景。当这些机制涉及在DNA序列不变的情况下得以维持的调控状态时,它们便属于表观遗传学的研究范畴。表观遗传标记并非全都永久不变,某种标记的存在本身也不能证明它导致了分化。

细胞身份还依赖转录之外的过程。可变剪接改变单个基因产生的RNA产物,调控性RNA则影响转录本的稳定性或翻译。选择性蛋白质降解会改变信号分子和调控分子的丰度。特化细胞还会重塑细胞器、膜和细胞骨架。例如,在哺乳动物红细胞成熟过程中,前体细胞不断积累血红蛋白,最终排出细胞核。通常,已分化细胞仍保留完整且具有转录活性的基因组,而红细胞是一个重要的例外。

稳定的细胞身份需要主动维持。随着蛋白质不断更新,以及某些细胞发生分裂,已分化细胞必须反复重建其特有的分子间关系。维持机制可以包括转录因子的持续活动、染色质组织方式的传承,以及持续存在的环境信号。因此,分化不仅是最初的一次状态切换,也可以是一种持久但需要主动维系的生理状态。

细胞间信号、位置信息与力学作用

细胞通常会响应其他细胞发出的信号,获得特定身份。这些信号可以通过直接接触发挥作用,也可以在细胞外空间中扩散,或经循环系统传递。信号分子与受体结合后,会改变细胞内的活动,常见方式包括蛋白质磷酸化、受调控的蛋白质降解,以及转录调控因子在细胞内定位的改变。最终产生的反应取决于信号的强度、持续时间、出现时机,以及细胞原有的状态。信号可以指示细胞走向某种命运,使原本受阻的程序得以启动,或选择性地支持已定向于某一谱系的细胞存活和扩增。

形态发生素是一类信号分子,能够依据其在组织中的浓度或相关信号活动水平,引发不同的细胞反应。音猬因子有助于建立脊椎动物神经管的空间格局,而 BMP 和 Wnt 家族蛋白则参与多种发育格局的形成。在神经管中,细胞会综合解读音猬因子信号的水平与持续时间,以及转录因子之间的交叉调控作用。因此,位置信息是在动态过程中被处理的,而不是仅凭一个孤立的浓度值来判读。

依赖细胞接触的信号传导可以使相邻细胞产生差异。在Notch 信号通路中,一个细胞膜上的配体与另一个细胞上的受体结合。受体激活后会释放一个参与转录调控的胞内片段。在侧向抑制过程中,一个进入某条发育途径的细胞,可以降低其紧邻细胞采取相同命运的概率。这一机制有助于使某些特化细胞保持一定间距,包括昆虫的感觉前体细胞。在其他情境下,Notch 则可维持祖细胞状态,或支持某种特定的分化状态。

细胞外基质既提供结构支撑,也提供调控信息。细胞通过整合素等受体附着于基质成分,将细胞外部与细胞骨架及细胞内信号系统连接起来。基质的组成、刚度和组织方式都能影响细胞增殖与分化。这些影响取决于细胞如何产生力,以及存在哪些化学信号;仅凭刚度,并不能在所有实验系统中指定同一种细胞命运。组织结构还会调控细胞接触信号的机会,并有助于维持极化上皮细胞不同表面的特性。

不对称细胞分裂是使子细胞表现出不同行为的另一种途径。分裂中的细胞可以不均等地分配调控组分,也可以使两个子细胞处于不同环境。在发育中的果蝇神经系统内,具有极性的细胞分裂会将某些因子分配到不同子细胞中,从而影响后代细胞是保留祖细胞特性,还是发生分化。在成体组织中,即便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不均等分配机制,细胞分裂的结果也可以是不对称的:一个子细胞可能留在提供支持的微环境中,另一个则离开并发生分化。

这些机制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初相似的细胞之间出现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发育出错。基因表达的波动可能使细胞偏向某种反应,而信号传导与反馈则会稳定或纠正正在形成的格局。组织层面的有序结构往往源于存在差异的单个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各个细胞完全同步地作出相同决定。

成体干细胞、组织更新与生理功能特化

许多成体组织中的分化持续进行,因为特化细胞会因损耗、损伤或正常更新而丢失。干细胞和祖细胞以适合各组织的速率补充这些细胞群体。肠上皮更新迅速,而许多神经元则能存活数十年。因此,成体组织的维持方式既包括持续、大量地产生细胞,也包括长期保存已分化细胞。不同器官中干细胞的数量及其在正常情况下的分化潜能范围存在显著差异。

肠上皮是空间有序更新的一个研究充分的实例。肠隐窝底部附近的干细胞产生子代细胞,后者增殖并分化为吸收型或分泌型细胞。Wnt、Notch、BMP及其他信号共同参与调节干细胞维持与分化之间的平衡。大多数细胞在成熟过程中向绒毛或上皮表面移动,而小肠中的潘氏细胞则位于隐窝底部。这种排列方式将细胞替换与组织的几何结构及局部信号联系起来。

造血即血细胞的形成过程,由造血干细胞产生多种不同的细胞谱系。出生后,这些干细胞主要位于骨髓,产生分化潜能逐步受限的祖细胞。其后代包括运输氧气的红细胞、产生血小板的巨核细胞,以及多种免疫细胞。经典的分支图仍有参考价值,但单细胞研究表明,谱系偏向与定向分化可沿渐进且具有异质性的路径形成,而不一定遵循一条固定不变、由界限分明的中间阶段依次构成的路径。

血细胞分化会响应生理信号。促红细胞生成素主要由成体肾脏产生,在氧供应减少时支持红系前体细胞的存活和扩增。其他细胞因子则调节血细胞生成的不同方面。这些信号作用于具有特定受体及调控状态的细胞,并不会使所有干细胞或祖细胞都转变为同一谱系。除直接改变分化过程外,选择性的存活和增殖也能改变细胞群体的组成。

免疫细胞的分化既包括发育过程中的功能特化,也包括对抗原的应答。B细胞可转变为分泌抗体的浆细胞,这一过程伴随着分泌装置的大幅扩增和转录调控的改变。活化的T细胞可形成不同的效应状态和记忆状态。有些免疫细胞状态能够持久维持,另一些则仍会随信号变化作出响应。特化淋巴细胞的发育还包括程序性DNA重排,例如V(D)J重组,这表明受调控的分化可以与受控的基因组改变并存。

成体干细胞由干细胞微环境维持,这种局部环境包含支持细胞、细胞外基质,以及生化或力学信号。干细胞微环境调控细胞的静息、分裂和分化。修复过程中,一些组织还会动员已分化或部分分化的细胞,使其重新获得增殖能力。这种可塑性的程度因组织而异:在肠道或皮肤中观察到的机制,不能直接推广到心脏或中枢神经系统。

植物和微生物中的分化

植物分化与动物分化具有共同的基本原理,包括选择性基因表达、细胞间信号传递和表观遗传调控。不过,植物发育的背景有其独特之处。植物细胞被细胞壁包围,通常不会像动物细胞那样在组织中迁移。植物的生长和细胞分裂围绕着称为分生组织的持续性发育区域展开。因此,细胞之间的位置关系、受调控的分裂模式以及差异性扩张,对植物组织和器官的形成尤为重要。

茎端和根端分生组织在维持干细胞群体的同时,产生分化为表皮、维管组织和基本组织等组织的后代细胞。在茎端,涉及 WUSCHEL 和 CLAVATA 的调控相互作用有助于平衡干细胞的维持与分化。包括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在内的植物激素,通过具有空间组织性的信号传递影响这些过程。生长素的定向运输有助于形成与器官起始和发育模式形成相关的局部分布。

维管组织的分化体现了功能特化与结构重塑之间的密切关系。木质部导管分子沉积加固的次生细胞壁,并经历程序性细胞死亡,留下输送水分的管道。韧皮部筛分子特化为运输糖及其他化合物的细胞;在开花植物中,成熟的筛分子失去细胞核,依赖与其相伴的伴胞。围绕气孔孔隙的保卫细胞形成特化的细胞壁和离子转运系统,从而能够调节气体交换和水分散失。

植物细胞可表现出相当大的发育可塑性,但并非每个细胞或每个物种都同样容易发挥再生完整植株的能力。组织培养条件能够诱导细胞增殖,以及芽、根或体细胞胚的形成。在福尔克·斯库格和卡洛斯·米勒于 1957 年报道的经典烟草培养实验中,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的相对浓度影响了培养组织形成根还是芽。这类实验证实了激素对器官形成的调控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再生必须彻底抹去细胞此前的全部身份特征。

植物和动物之外的生物也会发生分化。在鱼腥藻属(Anabaena)等丝状蓝细菌中,氮源受限会诱导部分细胞成为异形胞。这些细胞形成特化的包被结构和代谢机制,在与相邻光合细胞交换代谢物的同时,保护对氧敏感的固氮过程。异形胞沿藻丝的间隔分布取决于调控相互作用,其中包括来自正在分化的细胞的抑制信号。

某些细菌通过分化程序产生抗逆性强的内生孢子,这一过程涉及不对称分裂、细胞区室特异性基因表达以及大规模结构重塑。在社会性变形虫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中,饥饿会促使单个细胞聚集,形成包含不同类型的柄细胞和孢子细胞的结构。这些实例表明,分化可以服务于环境中的生存和劳动分工,而不必类似于动物器官的发育。它们也揭示,多细胞组织形式和细胞特化已在多种不同的生物学背景下演化形成。

可塑性、去分化与实验性重编程

分化状态通常较为稳定,但并不构成细胞身份改变的绝对屏障。去分化是指细胞向特化程度较低的状态回归,而转分化则是指细胞从一种已分化的身份转变为另一种。当细胞经历中间状态时,所用术语可能有所不同。仅凭外观或少数标志基因的变化,不足以证明这两种过程中的任何一种:要获得令人信服的证据,必须明确起始细胞群体、追踪转变过程,并检验所得细胞的特性。

自然再生为细胞可塑性提供了重要实例。蝾螈通过形成芽基来再生肢体;芽基是一群增殖中的细胞,能够重建缺失的结构。这通常并不意味着所有参与再生的细胞都会变成分化潜能不受限制的干细胞。在墨西哥钝口螈中,谱系示踪实验表明,许多参与再生的细胞群体仍保留着与其组织来源相关的分化限制。因此,再生过程可以在部分丧失特化特征的同时,保留发育记忆。

核移植展示了一种程度更深的重编程。将已分化细胞的细胞核置入去核卵细胞后,卵细胞中的因子能够重组染色质,并重置基因活性。多莉羊于1996年出生,相关研究于1997年发表,它是利用成年乳腺细胞的细胞核培育而成的。此类实验表明,成年哺乳动物的细胞核能够支持发育,直至形成活体动物。低成功率和发育异常也说明,重编程需要满足苛刻条件,而且往往并不完全。

2006年,高桥和利与山中伸弥报告,通过导入转录因子获得了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人诱导多能干细胞的研究成果于2007年发表。通常提及的因子组合为OCT4、SOX2、KLF4和c-MYC。这些因子启动基因调控网络和染色质的变化,从而有可能建立多能状态。重编程会经历中间状态,其效率取决于起始细胞群体、因子递送方式、培养条件及其他变量。

直接谱系转换可以绕过完全多能的状态。1987年,罗伯特·戴维斯、哈罗德·温特劳布和安德鲁·拉萨尔的实验表明,表达MyoD可促使培养的成纤维样细胞转向肌肉分化程序。后续研究证明,利用调控因子的组合,还能使细胞向其他身份转变。然而,诱导所得细胞可能保留起始细胞群体的分子特征,或未能完全具备其天然对应细胞的功能。

细胞可塑性受到年龄、染色质可及性、累积的遗传改变以及环境条件的限制。部分重编程能够改变细胞状态的某些特征,而不使其获得完全多能性;但如何在获得有益状态变化的同时,避免细胞身份丧失和异常增殖,仍是实验研究中的挑战。更恰当的理解是,重编程涵盖一系列具有不同终点的过程,而不是对发育过程进行某种单一、普遍适用的逆转。

实验方法与细胞身份的判定

细胞分化研究将分子测量与确定发育历程和功能的实验相结合。显微镜观察可揭示细胞形态、组织排列和特化结构。免疫组织化学可确定蛋白质在组织中的位置,而流式细胞术可测量悬液中单个细胞的特征,并利用表面标志物的组合分离细胞群。没有任何单一标志物必然能在所有组织或发育阶段中识别某一种细胞类型,因此,判定通常需要依据多个相互独立的特征。

谱系追踪用于确定哪些细胞是某个已标记祖先细胞的后代。标记可通过染料、基因重组、自然发生的突变或人工设计的DNA条形码引入。在可诱导的遗传系统中,可将标记限定于特定细胞群和特定时间。随后,在正常发育、组织维持或修复过程中观察这些后代细胞。必须对标记的特异性、标记效率以及标记操作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对照检验。缺乏谱系信息时,表面上看似发生了细胞转化的现象,实际上可能只是原本就存在的稀有细胞群发生了扩增。

单细胞RNA测序测量单个细胞中的转录本丰度,揭示了那些曾被认为均一的细胞群内部广泛存在的多样性。利用计算方法,可以沿推断出的发育轨迹排列细胞,这种排列通常用拟时序来描述。此类排列能够识别分子状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却不能直接记录细胞的祖先与后代关系。不同谱系可能趋于相似的表达谱,而连续的分子变化模式本身并不能确定发育的方向。

其他方法则考察调控状态和空间组织。染色质可及性测定用于识别调控蛋白能够接近的DNA区域。DNA甲基化图谱分析和组蛋白修饰测定则从其他层面表征细胞状态。空间转录组学方法保留了基因表达模式在组织中所处位置的信息。综合这些测量结果,有助于将细胞的分子身份与其解剖位置及信号环境联系起来,但不同方法在灵敏度和分辨率上的差异,也使跨平台比较更加复杂。

因果性实验通过改变候选调控因子并考察其后果来开展研究。基因组编辑、靶向基因失活、诱导性蛋白质表达,以及对信号传导的受控干预,可用于检验某种分子是否为某一转变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干预时机十分重要:在谱系形成之前使某个基因失活,与在分化之后将其去除,检验的是不同的问题。同样,某一细胞群数量减少,可能源于细胞存活或增殖受损,而非分化受到直接阻断。

功能测定提供了另一项判定标准。对于被认为是神经元的细胞,可检测其是否具备相应的电活动和突触特性;对于被认为是肌细胞的细胞,可检测其收缩行为;对于干细胞,则可检测其是否能够持续产生适当的后代细胞。类器官是能够重现器官某些特征的三维培养体系,使研究者得以在具有一定自组织能力的环境中研究分化。类器官是有价值的实验模型,但其细胞组成、成熟程度、血管支持和组织构筑往往与完整器官有所不同。

疾病机制与生物医学应用

分化异常可通过多种不同途径导致疾病。细胞可能无法形成必需的成熟细胞群,获得不恰当的细胞身份,或在仍然存活的情况下丧失特化功能。细胞谱系选择或分化时序发生改变,可能引起发育障碍。在成年组织中,慢性损伤可能改变正常更新、修复相关状态和持续性重塑之间的平衡。这些过程必须与单纯的细胞丢失区分开来,因为恢复细胞数量并不一定能恢复所需的细胞身份。

在癌症中,分化改变往往伴随着异常的细胞增殖和存活。有些肿瘤保留了其起源组织的特征,另一些则表现出不明显或混杂的谱系特征。病理学家利用形态学和分子标志物评估这些特性,分化状态也可作为肿瘤分类的依据之一。低分化肿瘤不一定直接来源于未分化的干细胞:成熟细胞或祖细胞也可能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改变,进而改变自身的细胞身份。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涉及分化阻滞的一种典型疾病。大多数病例存在产生 PML–RARA 融合蛋白的基因重排,该蛋白会干扰髓系细胞成熟的正常调控。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是治疗方案中的组成药物,两者通过互补作用干预这一致病机制,包括恢复分化和促进融合蛋白降解。这个例子说明,促进细胞成熟可以具有重要的治疗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分化治疗可作为一种通用策略用于所有癌症。

干细胞来源的细胞为研究人类疾病提供了模型。患者来源的诱导多能干细胞可被诱导分化为相关细胞群,用于研究特定遗传变异如何影响发育或功能。将其与经过基因校正的细胞进行比较,有助于区分与变异相关的效应和遗传背景差异造成的影响。这类模型的重要局限包括细胞系之间的差异、成熟不充分,以及缺少整体生物体层面的相互作用。体外培养的神经元或心肌细胞可能重现某些疾病特征,却无法呈现依赖衰老或组织结构的其他特征。

分化既是已确立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法的核心环节,也是其他细胞替代方法研发的关键。制备可供移植的细胞群,需要控制谱系选择、细胞存活、成熟程度和纯度。残留的多能细胞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可能形成畸胎瘤。其他挑战包括免疫相容性、异常生长,以及移植细胞无法整合到宿主组织中。因此,成功制备出在分子特征上可被鉴定为某一类型的细胞,并不等于已经证实这些细胞能够安全、持久地替代相应的生理功能。

工程化组织和药物测试系统同样依赖于重现恰当的细胞类型组合。成熟程度、组织结构以及与支持细胞的相互作用,都可能影响模型对化合物的反应。当前研究正在探索如何生成具有可重复性的细胞群、区分短暂的发育状态与稳定的成熟细胞身份,以及在长期培养中维持细胞功能。单细胞参考图谱和能够分辨细胞谱系的实验,正为评估这些实验室生成的细胞提供越来越精细的参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