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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morphogenesis

形态发生

形态发生是生物体通过协调的生长、细胞行为、信号传递和力学相互作用形成形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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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化基因表达扩散遗传学转录因子反馈细胞骨架微管形态发生

形态发生是生命系统形成并重塑其空间组织与形状的一系列过程,包括胚胎组织的折叠、肺的分支形成、叶片在枝梢周围的发生,以及再生过程中缺失结构的重建。形态发生是发育生物学的核心研究课题之一,将分子层面的活动与细胞、组织、器官乃至整个生物体的几何形态联系起来。

形态发生与生长、模式形成和细胞分化密切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生长改变生物材料的数量或大小;模式形成建立空间上的差异;分化产生特化的细胞状态。形态发生关注的是,这些过程如何与细胞运动及物理力共同作用,形成有组织的形态。这些过程往往同时进行:发育中的器官可以在生长、弯曲和内部结构重排的同时,确立不同的细胞身份。

生物形态既不是微型生物体的简单放大,也不是遗传蓝图在几何形态上的直接呈现,而是由基因表达、细胞间信号、细胞的材料性质及环境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涌现而成。因此,要解释形态发生,既需要从分子层面阐明发育调控,也需要从物理层面解释活体材料如何运动和变形。

历史基础与生物形态问题

早期关于发育的争论围绕预成论与渐成论展开:预成论认为,生物体的各个结构早已以微缩形式存在;渐成论则认为,这些结构是在发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对胚胎观察手段的改进,帮助人们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器官通过一系列连续的变化形成,而不是由已经完整成形的部分单纯增大而来。19世纪,胚胎学家描述了不同动物类群的卵裂、胚层形成和器官发育过程,为探讨不同的成体形态如何从相对简单的初始状态产生,提供了比较研究的框架。

实验胚胎学将研究重点从现象描述转向通过实验干预探究因果关系。在1892年发表的实验中,汉斯·德里施将海胆胚胎最初的两个细胞分离,得到了体型较小但结构基本完整的幼体。这一结果展示了调节性发育:在适宜条件下,早期胚胎的一部分能够重新调整自身在发育中所起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胚胎细胞在所有阶段都可以相互替代,而是表明,发育结果取决于相互作用和所处环境,并非完全由第一次分裂时对各部分命运的不可逆分配所决定。

1924年,汉斯·施佩曼和希尔德·曼戈尔德报告,将蝾螈原肠胚的胚孔背唇移植到另一胚胎中,可以诱导形成第二条胚轴。诱导产生的结构大部分来自宿主组织,表明一个局部区域能够组织邻近细胞的行为并影响其命运。这项实验成为胚胎诱导概念的奠基性研究。后来的分子研究发现,组织者组织会分泌骨形态发生蛋白信号通路的拮抗因子,这是其促进背侧结构及神经组织发育的机制之一。

物理学和数学方法与实验胚胎学同步发展。达西·温特沃思·汤普森的《生长与形态》于1917年首次出版,强调在解释生物结构时应重视几何关系、尺度关系和物理约束。1952年,艾伦·图灵通过数学分析表明,相互作用的化学物质如何通过反应和扩散产生空间图案。随后,刘易斯·沃尔珀特于1969年提出的位置资讯理论,为理解细胞如何识别自身在发育场中的位置提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框架。

现代遗传学将发育异常与特定基因及调控系统联系起来,彻底改变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克里斯蒂安娜·纽斯莱因-福尔哈德、埃里克·威斯乔斯及其同事通过果蝇遗传筛选,鉴定出胚胎模式形成所必需的若干类基因。此后,对不同动物的研究表明,发育信号传递机制具有广泛的保守性。这一历史进程并非遗传学取代胚胎学:当代研究综合运用移植、细胞谱系分析、分子干预、定量成像和力学方法,将调控变化与组织形态的特定转变联系起来。

位置信息与发育信号传导

组织要构建有序的结构,其中的细胞就必须根据所处位置和发育时间作出不同的反应。位置信息是指使细胞能够依其所在位置采取不同行为或获得不同身份的信号。这些信号可能来自远处的信号源、与相邻细胞的直接接触、周围的基质,或继承而来的不对称性。细胞的反应还取决于其先前经历、受体丰度及调控状态,因此,同一种细胞外信号未必会在所有位置产生相同的结果。

形态发生素是一种信号物质,能够在发育中的组织内以不同浓度引发不同的反应。果蝇早期胚胎中的 Bicoid 蛋白就是一个得到充分研究的例子:它在前端富集的分布有助于建立靶基因表达的空间区域。在脊椎动物的神经管中,Sonic hedgehog 信号参与决定不同腹侧细胞类型的命运。在这一系统中,仅凭浓度不足以解释最终结果;信号持续时间以及下游转录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重要。

一种简单的理想化模型假定,信号在边界处产生,在组织中扩散,并以恒定的速率被清除。在稳态下,其浓度可具有如下形式:

c(x)=c0e−x/λ,λ=Dk,c(x)=c_0e^{-x/\lambda}, \qquad \lambda=\sqrt{\frac{D}{k}},

其中,DD 为扩散系数,kk 为清除速率。长度尺度 λ\lambda 表示信号能够传播多远。实际的发育信号还可能经历受体介导的摄取、细胞外结合、定向运输,或沿细胞突起移动。此外,生长会改变信号传播所经过的区域,使梯度的维持成为一个动态问题。

动物发育中反复使用的主要信号系统包括 Wnt、Hedgehog、Notch、转化生长因子 β 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通路。这些系统对发育的影响取决于其发挥作用的位置和时间。例如,Wnt 信号参与体轴形成、组织维持和器官发育,但并不统一指定某一种细胞命运。Notch 信号通常需要相邻细胞之间的直接接触,并可通过侧向抑制放大局部差异,例如从最初彼此相似的细胞群体中选出特定的神经前体细胞。

模式形成信号通过调控黏附、收缩性、迁移、增殖和细胞存活来影响形态。反过来,组织形状又会通过改变细胞间的距离、接触面积以及受体或细胞外结合位点的分布来影响信号传导。由此,空间模式与几何形态之间形成了反馈。因此,对一条信号通路的解释,只有在阐明信号变化如何改变细胞行为,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形成组织尺度的结构时,才成为对形态发生的解释。

细胞力学、黏附与材料性质

生物形状的改变需要力,也需要能够对力作出响应的材料。在动物细胞中,细胞骨架既提供结构支撑,又主动产生力。肌动蛋白丝和肌球蛋白马达产生收缩应力,而微管则有助于组织细胞内运输、建立细胞极性以及进行细胞分裂。细胞消耗三磷酸腺苷来维持这些活动,因此,发育中的组织是一种主动驱动的材料,而不是被动地弛豫至平衡状态的物质。

位于细胞膜下方、富含肌动蛋白的薄层皮质,对细胞形状尤为重要。上皮细胞某一表面的收缩性增强,可使该表面变窄,令细胞呈楔形。许多细胞协调一致地进行顶端收缩,可以使上皮片层弯曲。最终产生的形变取决于周围细胞、与下方材料的附着情况,以及组织其他部位的阻力。因此,在不同的边界条件下,同样的局部收缩变化可能产生不同的组织形状。

细胞黏附使相邻细胞在力学上相互耦合。以钙黏蛋白为基础的细胞连接通过相关蛋白与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相连,使力得以在上皮组织中传递。整合素将细胞连接到细胞外基质,后者含有胶原蛋白、层黏连蛋白和蛋白聚糖等结构性与调节性成分。黏附的作用不仅是维系组织的整体性:细胞连接的更新使细胞能够更换相邻细胞,而与基质的附着则为迁移提供牵引力。黏附过弱会破坏细胞间的内聚,但过于稳定的接触也会阻碍必要的重排。

组织的行为兼具弹性、黏性和塑性响应。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组织可能抵抗形变,并在外力撤除后回弹。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细胞连接重塑和细胞重排则可使组织产生持续的流动。组织的有效黏度和刚度取决于观察的时间尺度及细胞的主动行为。充液腔体中的压强是形变的另一种来源。离子运输和渗透作用可使管腔膨胀,而周围的上皮壁则限制其大小和形状。

力学条件还会通过机械转导改变细胞活动,即将物理输入转化为生化响应。黏附位点处的力可以改变蛋白质构象、信号传递和基因表达。在多种组织中,转录调节因子 YAP 和 TAZ 会对力学环境作出响应,并参与生长调控。这些通路将局部应力与随后的组织重塑联系起来,但其效应因器官和发育阶段而异。

因此,通常不能仅凭收缩性或黏附情况推断生物形状。合理的力学解释必须说明力源自何处、如何传递、哪些结构抵抗这些力,以及材料如何随时间变化。运动测量能够提供有用信息,但仅凭运动本身,并不能揭示产生该运动的力的完整分布。

原肠胚形成、组织重排与体轴形成

原肠胚形成将早期动物胚胎重新组织成特定的空间布局,主要组织层和身体构型由此发育而来。不同动物类群在这一过程中的运动方式差异很大,包括细胞片层向内弯曲的内陷、组织翻过边缘的内卷、单个细胞脱离上皮层的内移,以及组织铺展并覆盖其他胚胎物质的外包。其中几种过程可以同时发生。

果蝇为上皮折叠提供了一个研究较为透彻的实例。在腹沟形成期间,一条带状区域内的预定中胚层细胞发生协调的顶端收缩。肌动蛋白与肌球蛋白的脉冲式活动改变细胞的几何形状,而细胞与周围组织的相互作用则影响褶皱的深度和形态。这一事件说明,不能仅将发育运动理解为一系列细胞自主的形状变化:组织的连续性使力能够传递到最初产生这些力的细胞之外。

在脊椎动物中,汇聚延伸是促使体轴伸长的主要过程之一。组织沿一个方向变窄,同时沿另一方向伸长,这通常通过具有方向性的细胞交错排列实现。细胞形成定向的突起,或重塑特定的细胞连接,使相邻细胞交换位置。这样,组织无需相应增加细胞数量便可伸长。平面细胞极性系统的组分有助于在组织平面内协调这些行为;这种极性不同于沿组织厚度方向的顶端—基底极性。

原肠胚形成还涉及上皮组织结构的变化。在上皮间质转化过程中,细胞减少或重组上皮细胞连接,并获得能够使其离开细胞片层迁移的特性。在羊膜动物胚胎中,穿过原条的细胞参与形成中胚层和定形内胚层。这类转化并非遵循单一而统一的程序:细胞可能保留某些上皮特征,分子事件发生的顺序也因具体的发育情境而异。

原肠胚形成之后,组织折叠在神经胚形成过程中继续进行,此时脊椎动物的神经板形成神经管。沿体轴的不同部位以及不同物种之间,顶端收缩、汇聚延伸、细胞增殖的变化和邻近组织施加的力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因此,神经管闭合并不是一个力学上完全相同的事件在各处反复发生。要解释这一过程,必须考虑初始神经板的几何形态,以及神经组织与非神经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些过程揭示了一项关键原则:体轴形成将区域特化与集体运动结合在一起。在预定组织到达最终位置之前,分子标志物就可以将其识别出来。命运图谱描述细胞最终参与形成哪些结构,而形态发生分析则解释这些细胞如何迁移、重排,并整合到发育中的身体之中。

器官的构建:管道、分支、腔隙与褶皱

器官发生将已形成空间格局的组织转变为具有特定三维构型的结构。许多器官反复运用的细胞活动类型相对有限,包括极性生长、上皮折叠、管腔形成、分支、融合和选择性细胞清除。器官各具特色的形态源于这些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协调,而非每种器官都拥有一套独有的细胞机制。

管道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形成。上皮片层可以折叠并闭合,神经管的形成便是如此;实心细胞索可以在内部形成管腔;具有极性的细胞也可以围绕一个起初很小的细胞外间隙组织起来。顶端—基底极性有助于将转运蛋白和细胞连接蛋白定向输送至适当的细胞表面。离子和水的分泌可使腔隙扩大,而紧密连接则限制渗漏。在某些器官中,位于中央的细胞被清除,有助于腔隙形成,但形成管腔并非都需要细胞凋亡。

分支形态发生极大地扩展了器官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接触面。肺的传导气道、肾脏的集合系统以及多种腺体的导管结构,均由这一过程形成。在发育中的哺乳动物肾脏内,GDNF–RET信号传导参与后肾间充质与输尿管芽上皮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肺中,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信号传导、上皮—间充质相互作用以及力学约束共同参与分支形成。若将这两种器官的分支过程简单描述为尖端沿着某个固定的化学梯度生长,都不足以解释其发育。

分支可以通过尖端分裂、侧芽形成和已有分支延伸等方式发生。局部细胞增殖、细胞重排、细胞外基质重塑,以及与平滑肌或邻近结构的相互作用,都会影响具体采用哪种方式。分支间距还必须与器官大小、可用空间及支持组织的分布相适应。因此,外观相似的分支格局可能通过部分不同的发育机制形成。

褶皱是增加表面积或组织化构建组织的另一种方式。肠绒毛通过生长中的上皮、下方的间充质、信号中心与力学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物种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在脑中,大脑皮层折叠与差异性生长及各层之间的力学相互作用密切相关,而区域性的发育程序则影响褶皱出现的位置和方式。仅凭几何形态与屈曲相似,并不足以确立完整的发育机制。

器官塑形还要求各界面正确接合。在腭形成及其他闭合过程中,相向生长的上皮前缘会发生融合;随后,夹在其间的组织被清除或重塑,从而建立组织的连续性。在上述各例中,器官构型都取决于局部细胞行为与更大范围环境之间的协调。管道的直径、分支的方向或褶皱的波长,既反映其细胞本身的特性,也反映周围结构施加的约束。

植物形态发生与细胞壁介导的生长

植物的形态发生与大多数动物的形态发生有着根本区别,因为植物细胞被具有显著力学强度的细胞壁包围。细胞通常无法像动物原肠胚形成过程中那样,在组织内迁移或更换相邻细胞。因此,植物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受调控的细胞分裂、细胞形状变化以及具有空间模式的生长。细胞壁既限制了这些过程,也为力在整个植物体内的传递提供了物质载体。

细胞内部的膨压是细胞扩张的主要驱动力。当细胞壁发生屈服变形,并有新的细胞壁物质掺入时,生长便得以发生。扩张方向部分取决于纤维素微纤丝的排列方式及其他细胞壁组分的组织结构。皮层微管有助于引导纤维素沉积,从而将细胞内的组织结构与细胞壁的各向异性联系起来。细胞壁松弛蛋白以及细胞壁化学性质的变化会改变其可延展性,使承受相近压力的相邻区域能够以不同速率生长。

新的地上器官在茎尖分生组织周围起始形成;这一区域含有干细胞及其持续分裂的后代细胞。植物激素生长素在决定叶原基或花原基的形成位置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包括 PIN 家族外排载体在内的运输蛋白,其极性定位有助于形成局部生长素浓度峰值。生长素既影响基因表达,也影响细胞壁的性质,从而将位置信息与突起开始形成时的物理过程联系起来。

叶片及其他器官的空间排列方式称为叶序。螺旋排列的相邻器官之间的分歧角通常接近黄金角 137.5∘137.5^\circ,不过植物也会形成对生、轮生及其他排列方式。基于运输过程的模式形成模型解释了已有原基如何改变生长素的分布,进而影响下一个原基的形成位置。这些模式的形成未必需要一个中央系统来明确指定每一个后续器官的角度位置。

叶片通过薄层组织内各区域的差异生长获得其形状。上下表面特征的建立、叶缘附近的生长、与叶脉相关的信号传导,以及细胞增殖的区域差异,共同促成叶片的扩展。当相邻区域无法全部达到各自在不受约束时应有的尺寸,不均等的生长就可能产生弯曲、波浪状起伏或折叠。在根中,细胞在根尖附近产生,随后伸长并分化;侧根则由内部的特定细胞群起始形成。

植物发育还具有一种在大多数动物中并不常见的开放性。分生组织不断产生器官,而环境条件则影响分枝、叶形和生长方向。光照、重力、水分供应和机械载荷都能改变发育轨迹。这些响应通过受调控的生长而非大规模细胞迁移来实现,因此,植物尤为清楚地展示了形态发生如何通过相互连接的细胞材料的受控变形来完成。

再生、发育稳健性与演化变化

形态发生并不局限于胚胎发生。在再生过程中,组织必须在受伤或缺失后重建空间关系。再生的范围很广,既包括补充特定的细胞群,也包括恢复复杂的附肢。蝾螈肢体再生涉及伤口闭合、特化的伤口表皮形成,以及具有增殖能力的再生芽基细胞聚集。参与再生的细胞仍保留着重要的谱系限制;再生芽基并非一团均一、细胞之间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细胞团。

成功的再生需要有关缺失了什么,以及新结构应在何处形成的信息。神经相关信号、结缔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残端细胞的位置特性,都参与了肢体再生。涡虫则提供了另一种研究体系:称为成体新生细胞的成体干细胞产生新细胞,而现有组织中的位置信号则帮助指定前后轴及其他方位的身份。因此,形态的恢复依赖于细胞生成与全身组织格局之间的信息沟通。

发育稳健性是指在存在遗传变异、环境波动或随机细胞行为的情况下,仍能形成较为一致的结构的能力。这种能力可通过冗余通路、纠错反馈、细胞竞争和力学耦合产生。实验性移除或重新排列胚胎细胞后出现的调节现象表明,一些系统能够补偿相当大的扰动。这种能力有其限度,而且会随发育阶段而变化;早期的灵活性并不意味着发育后期具有无限的修复能力。

尺度适配是一个相关但不同的问题。如果胚胎或器官的大小不同,模式形成系统可能需要维持相对位置,而不是固定的绝对距离。有些梯度会随着组织生长而调整其有效作用范围,另一些模式则依赖于信号产生、降解或受体可用性的变化。在某一种尺度下有效的形态发生机制,若其化学和力学参数未能作出适当调整,在另一种尺度下就可能失效。

演化通过改变这些发育关系来改变形态。调控性脱氧核糖核酸的变化可以改变基因发挥作用的位置或时间,而信号传导、细胞行为或组织力学的变化则可以改变器官的几何形态。Hox 基因展示了保守的调控因子如何参与动物身体的区域组织。这些基因的作用取决于下游网络和组织环境,而不是一个基因与一种解剖形态之间存在直接对应关系。

自然选择作用于发育变异所产生的结果,但能够出现的变异受到现有发育系统的约束。影响共用信号通路的变化可能影响多个器官,而组织特异性的调控变化则可能产生更局部的效应。因此,比较发育研究既考察保守机制,也考察特定谱系的变化,将分子调控的改变与解剖结构多样性的起源联系起来。

数学描述与计算模型

形态发生模型将提出的机制转化为可供检验的明确关系。不同模型针对不同的组织层次:化学模型描述信号的产生与传输;基于细胞的模型刻画单个细胞及其相互作用;连续介质模型则将组织视为可变形的材料。没有哪一种表征方式能够涵盖所有相关尺度,模型的选择取决于所研究的现象和可获得的测量数据。

反应—扩散系统将局部化学反应与空间输运结合起来。对于两种相互作用的物质,一种常见的表达形式为

∂u∂t=Du∇2u+f(u,v),∂v∂t=Dv∇2v+g(u,v).\frac{\partial u}{\partial t}=D_u\nabla^2u+f(u,v), \qquad \frac{\partial v}{\partial t}=D_v\nabla^2v+g(u,v).

其中,uu 和 vv 为浓度,DuD_u 和 DvD_v 为扩散系数,ff 和 gg 描述局部的产生与清除。在特定条件下,一个在不考虑扩散时保持稳定的空间均匀状态,会在引入扩散后变得不稳定。这种扩散驱动的不稳定性可以产生等间距的峰、条纹或其他图案。

反应—扩散机制为解释色素分布、附属器间距及其他生物图案提供了思路。然而,仅凭条纹外观并不能证明存在图灵机制。细胞迁移、依赖接触的相互作用、力学不稳定性,或这些过程的组合,都可能产生相似的图案。要确立一种机制,需要识别相互作用的组分,并检验有关其动力学、输运和扰动响应的预测。

在上皮组织力学研究中,顶点模型将细胞近似为在共有连接处相连的多边形。一种常用的有效能量表达式为

E=∑iKA(Ai−Ai0)2+∑iKP(Pi−Pi0)2+∑⟨ij⟩Λijℓij,E=\sum_i K_A(A_i-A_i^0)^2+ \sum_i K_P(P_i-P_i^0)^2+ \sum_{\langle ij\rangle}\Lambda_{ij}\ell_{ij},

其中,AiA_i 和 PiP_i 分别为细胞的面积和周长,带零上标的对应量为各自的偏好值,ℓij\ell_{ij} 为细胞间连接的长度。各系数表示有效惩罚强度或张力。这类模型可用于探索细胞堆积、相邻细胞关系的交换以及组织变形。这种类似能量的描述只是建模近似,并不意味着活体组织遵循平衡态力学。

连续介质模型则描述速度、应力、密度和生长等场。当组织尺度的行为比每个细胞的具体身份更重要时,这类模型就很有用。差异生长可以表示为局部偏好尺寸的变化;相邻区域之间的不相容性随后会产生应力,并可能引发屈曲。对于不同成员遵循不同迁移或信号传导规则的异质群体,基于主体的模型往往更为适合。

核心难点在于将模型参数与可测量的生物学量联系起来。多组不同的参数可能重现同一种最终形状。更有力的检验会比较随时间变化的预测、对靶向扰动的响应,以及模型拟合过程中未使用的行为。当一个模型不仅能重现已观察到的图像,还能预测哪种实验可以区分相互竞争的机制时,它就尤其具有启发价值。

实验研究与生物医学意义

现代形态发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发育过程进行随时间变化的三维观测。荧光报告系统能够显示细胞膜、细胞核、信号活动或细胞骨架组分,而光片显微镜则能在光照暴露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对大量胚胎成像。计算图像分割可识别细胞或组织边界,追踪分析则可重建运动轨迹和谱系关系。这些测量能够区分组织生长与位移,并揭示静态标本中无法观察到的重排过程。

因果性实验通过操纵系统中的特定组分来开展研究。基因组编辑可以破坏调控元件或改变蛋白质,而诱导型遗传学方法则可将这些改变限定在特定组织或发育阶段。光遗传学工具能够以精确的时空控制激活信号传导或收缩活动。经典的移植、组织重组和离体培养方法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它们检验的是组织在环境改变后的行为,而不只是完整胚胎对分子干预的反应。

力学测量提供了一种互补的研究途径。对细胞连接或组织区域进行激光消融,可以通过随即发生的回缩揭示原有的张力,但定量解释需要对材料性质作出假设。原子力显微镜可测量局部力学响应,牵引力测量方法则可推断传递至基底的力。嵌入组织的液滴和可变形传感器可用于探测某些组织内部的应力。刚度、黏度、张力和压力是不同的物理量,因此在没有力学模型的情况下,不能将它们相互替代。

类器官和其他干细胞衍生系统能够在培养条件下重现器官发育的某些特征。肠道、视网膜和脑类器官表明,即使没有完整的胚胎环境,细胞也能形成相当复杂的空间组织。微图案化基底和工程化基质使几何形状、刚度及信号暴露条件成为实验中可控的因素。不过,这类系统仍不同程度地缺少血管、免疫、神经、胚外组织或全身层面的相互作用,不应将其视为完整的微型器官或胚胎。

形态发生异常是导致先天性结构异常的原因之一。神经管缺陷涉及神经管闭合失败,而腭裂则涉及使腭部组织相互靠拢并形成连续结构的过程受阻。由于多个发育过程必须相互协调,相似的解剖学异常可能有不同的遗传和环境成因。因此,要解释畸形的形成,必须关注发育过程的先后顺序,而不能只看最终结构。

形态发生机制也会在创伤修复和癌症中再次出现。肿瘤侵袭可能涉及黏附改变、基质重塑、集体迁移以及组织力学性质的变化,但这些过程所处的调控背景与正常胚胎发生不同。在组织工程中,同样的基础研究为控制细胞组织方式、血管分支和器官结构的尝试提供了依据。实验进展不仅取决于能否重现正确的细胞类型,还取决于能否重现它们的空间排列、力学环境及发育过程中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