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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prion

朊病毒

朊病毒是一种可自我传播的蛋白质构象,能够传递生物信息,并可在哺乳动物中引起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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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病毒DNARNA蛋白质折叠基因染色体氨基酸朊病毒

朊病毒是一种感染性因子,其增殖依赖于以自身为模板的蛋白质结构变化,而非传统核酸基因组的复制。在哺乳动物朊病毒病中,宿主朊蛋白的异常形式会诱导同种蛋白质中正常折叠的分子转变为与疾病相关的构象。由此形成的聚集体可在体内积累、在组织间传播,并导致致命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与病毒不同,尚无证据表明朊病毒具有该感染性因子特有的脱氧核糖核酸或RNA基因组。

朊病毒可引起绵羊和山羊的痒病、牛的牛海绵状脑病、鹿科动物的慢性消耗病,以及包括克雅病在内的多种人类疾病。这些疾病统称为传染性海绵状脑病。其特殊之处在于,相关的疾病过程既可自发发生,也可由遗传性基因变异引起,还可在接触感染性物质后发生。在实验生物学中,“朊病毒”一词还有更广泛的含义,用于指能够自我传播、但不一定致病的蛋白质状态,尤其见于真菌。

朊病毒的发现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生物信息不仅可以通过核酸序列传递,也可以通过蛋白质构象传递。朊病毒研究将蛋白质折叠、遗传、传染病和神经退行性病变联系起来,同时也为疾病诊断、动物疫病防控及医疗材料的去污染处理带来了独特的难题。

发现与唯蛋白假说

早在18世纪,欧洲就已发现绵羊痒病,但当时对其病因尚不清楚。这种疾病潜伏期漫长,神经系统症状进行性加重,而且具有传染性,因此很难归类。在1936年发表的实验中,让·屈耶和保罗-路易·谢勒证明,使用患病动物的材料可以将疾病传播给绵羊。后续研究证实,外表健康的动物在发病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可能具有传染性,这有助于将感染过程与纯粹的遗传性疾病区分开来。

人类疾病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20世纪20年代初,汉斯·格哈德·克罗伊茨费尔特和阿尔方斯·玛丽亚·雅各布描述了一些神经系统疾病病例,克罗伊茨费尔特–雅各布病由此得名,不过最初报告的病例并非全部符合现代诊断标准。20世纪50年代,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福尔人及邻近社群中库鲁病的调查发现,这场致命的神经系统疾病流行与当地处理和食用人类遗骸的丧葬习俗有关。D. 卡尔顿·盖杜谢克及其合作者在1966年报告的研究中,证明了库鲁病可以传播给黑猩猩。

这种传染性因子能够耐受通常会损伤核酸的处理。1967年,数学家J. S. 格里菲思提出了若干可能的机制,说明蛋白质如何在不携带常规基因组的情况下复制自身的生物学状态。斯坦利·B. 普鲁西纳在对绵羊痒病传染性进行生物化学研究后,于1982年提出了“朊病毒”(prion)一词,其名称源自“蛋白质性传染颗粒”(proteinaceous infectious particle)。这一观点挑战了当时的主流认识,即所有传染性因子都需要由核酸编码其复制所需的信息。

多项相互独立的发现支持了唯蛋白假说。研究证实,与疾病相关的蛋白质是宿主正常蛋白质的一种异常形式,而不是由某种尚未鉴定的病原体编码的外源蛋白质。1989年,在人类朊蛋白基因中发现的一种致病相关变异,将一种遗传性神经系统综合征与同一分子系统联系起来。1993年的实验表明,缺乏功能性朊蛋白的小鼠能够抵抗绵羊痒病感染。此后,无细胞转化实验和重组蛋白实验表明,在明确规定的条件下可以生成具有传染性的物质,不过不同实验系统的生成效率及对辅助因子的需求有所不同。

普鲁西纳因发现朊病毒而获得199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唯蛋白假说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具有传染性的制备物都只含有蛋白质:宿主脂质、多阴离子及其他分子也可以促进转化。该假说的核心主张是,传染性因子的可遗传特性主要由能够自我传播的蛋白质结构承载,而不是由该因子特有的核酸序列承载。

正常朊蛋白及其疾病相关形式

哺乳动物的朊蛋白简称 PrP,由 PRNP 基因编码。在人类中,PRNP 位于第 20 号染色体的短臂上。最初合成的蛋白质含有 253 个氨基酸,随后经过加工,去除末端信号序列、添加糖基,并连接一个糖基磷脂酰肌醇锚。这个锚将成熟的 PrP 固定在细胞膜外表面。PrP 在神经系统中尤为丰富,但也在许多其他组织中表达。

正常的细胞型通常记作 PrPC\mathrm{PrP}^{\mathrm{C}}。其具有有序结构的羧基端结构域包含三个α螺旋和一个由两条链组成的短 β 折叠,而氨基端区域的大部分则相对柔性。氨基端区域中的重复序列能够结合铜及其他金属离子。该蛋白质经内质网合成,在分泌通路中加工,并不断往返于细胞表面与细胞内部区室之间。

PrP 的正常生理功能尚未完全阐明。实验研究表明,它参与细胞信号传导、细胞应激反应、突触活动以及周围神经髓鞘的维持。缺乏 PrP 的小鼠仍能存活,说明它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发育或细胞基本生存所不可或缺的,但随着年龄增长或在特定实验条件下,可能会出现某些异常。这些发现尚不足以支持一种得到普遍认可、能够统一解释其正常作用的学说。

疾病相关的 PrP 常记作 PrPSc\mathrm{PrP}^{\mathrm{Sc}},其中“Sc”在历史上源自羊瘙痒病。与细胞型 PrP 相比,它通常含有更多的 β 折叠结构,并形成溶解性和抗降解能力发生改变的聚集体。许多制备物含有一个能够抵抗蛋白酶 K 消化的核心;蛋白酶 K 是一种降解蛋白质的酶。不过,蛋白酶抗性并不是界定这类蛋白的必要条件:具有感染性的疾病相关 PrP 也可能对蛋白酶敏感,而抗性物质所占的比例在不同毒株和疾病之间也有所不同。

PrP 分子的糖基化和切割模式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有助于表征疾病相关制备物,但本身并不能确定其是否具有感染性。利用冷冻电子显微术开展的研究,已经解析出多种哺乳动物朊病毒制备物中有序纤维的结构,揭示了基本相同的蛋白质序列如何以不同方式形成高度有序的聚集体。这些结构进一步凸显了一个重要区别: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会限制其行为,却不能唯一确定它所能采取的每一种稳定构象。

构象复制与淀粉样蛋白组装

朊病毒的增殖始于相容的异常组装体招募正常 PrP,并促使其转变为类似的结构。新近转变的分子成为组装体的一部分,使其能够继续招募更多底物。宿主通过正常的基因表达持续提供 PrP,而感染性结构则将这些蛋白质引导至能够自我增殖的状态。这一过程不需要复制任何感染性核酸序列。

大多数机制模型都将成核、延伸和断裂结合起来描述。成核产生能够持续生长的初始组装体;与向已有种子中添加蛋白质相比,这一过程的效率通常低得多。在延伸过程中,底物分子加入组装体,并形成有序结构。断裂则产生更多颗粒或暴露的末端,增加可继续招募蛋白质的位点数量。因此,聚集体的总质量与感染性颗粒的数量不一定同步增加。

许多朊病毒组装体属于淀粉样蛋白,即具有交叉 β 架构的纤维状蛋白质聚集体。在这种排列中,β 链大致垂直于纤维轴,而 β 折叠片层则沿纤维轴延伸。重复的分子间相互作用使这一结构保持稳定,使其既能持久存在,又能作为模板引导进一步生长。不过,并非所有淀粉样蛋白都具有感染性,仅凭淀粉样蛋白沉积也不能确诊朊病毒病。感染性取决于多种生物学特性,包括能否接触合适的底物,以及能否在宿主体内持续存在并增殖。

一个简化的转化过程可表示为:

PC+Sn⟶Sn+1,P_{\mathrm{C}} + S_n \longrightarrow S_{n+1},

其中,PCP_{\mathrm{C}} 表示可利用的细胞型朊病毒蛋白,SnS_n 表示含有 nn 个已转化分子的种子。这一表示法描述的是招募过程,而不是完整的化学反应。它省略了中间构象、与转化相竞争的降解过程、细胞运输,以及膜和分子辅因子的影响。尤其是,产生最高感染性或毒性的微观结构,不一定就是可见的最大纤维。

这一过程受到化学动力学和细胞蛋白质质量控制系统的制约。有些组装体在能够持续复制之前就被清除;另一些则生长缓慢,足以多年不引起临床症状。因此,潜伏期并非仅由单一的转化速率决定,还取决于剂量、进入途径、组织分布、底物可用性、宿主蛋白质序列,以及生成与清除之间的平衡。这一框架解释了为何漫长的无症状期之后,会出现进展迅速的神经系统疾病。

毒株、宿主遗传与种间屏障

朊病毒毒株是可以区分的生物学变异型,在相同宿主基因型中传播时能够保持各自的特征。不同毒株在潜伏期、脑部病变分布、受累细胞群、生化特性和临床表现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在常规病原体中,类似的差异往往由基因组序列编码。对于朊病毒,毒株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则是蛋白质聚集体的构象和组织方式。

支持构象型毒株存在的证据包括:不同生化特征能够稳定传代,以及通过结构解析发现不同的纤维结构。不过,受感染样本中未必只有一个完全均一的群体,也可能混有多种相关的构象变体;宿主环境的变化可能使其中某些变体更具优势。对这些变体的选择可以改变分离株表现出的特性。这与进化的某些方面相似,但遗传下来的可变因素主要是蛋白质状态,而非病原体特有的遗传序列。

种间屏障是指朊病毒在不同宿主物种之间传播时效率降低的现象。PrP序列的差异可能使传入的蛋白质聚集体难以将受体宿主的蛋白质纳入其中。结构相容性也很重要,因此仅凭序列相似性并不能可靠地预测传播情况。剂量、暴露途径、组织来源及毒株类型也会进一步影响结果。首次跨物种传播可能出现发病率不足百分之百或潜伏期异常漫长的情况;随后在新宿主中传代,则可能使传播效率提高。

因此,种间屏障既不是绝对的,也并非处处相同。牛海绵状脑病曾跨物种传播给人类,引发变异型克罗伊茨费尔特–雅各布病;相比之下,目前尚未确证有任何人类疾病由接触经典型羊瘙痒病病原体所致。源自同一动物物种的不同毒株,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宿主范围。实验条件下的传播,尤其是直接脑内接种造成的传播,必须与自然暴露条件下的传播区分开来。

宿主的遗传变异会影响同一物种内不同个体的易感性。在人类中,PRNP基因第129位密码子通常编码甲硫氨酸或缬氨酸。由此形成的不同基因型,在多种情况下会影响易感性、疾病表型和潜伏期。最初的变异型克罗伊茨费尔特–雅各布病流行期间,所有接受过基因分型的临床病例均为甲硫氨酸纯合子;后来,一名甲硫氨酸–缬氨酸杂合子也被确诊患病。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基因型具有完全的抵抗力。

在绵羊中,PRNP基因第136、154和171位密码子所编码氨基酸的组合,对经典型羊瘙痒病的易感性有显著影响,并已被用于选择性育种计划。这些关联取决于毒株:与某一种疾病形式的抗性相关的基因型,不能直接视为对所有朊病毒都具有抗性。

神经侵袭与组织损伤机制

从暴露于朊病毒到发生神经系统疾病的过程,既取决于朊病毒株,也取决于宿主。经口暴露后,一些朊病毒会穿过肠道屏障,在淋巴组织中积聚,随后进入外周神经。肠道内的特化上皮细胞和免疫相关组织可参与摄取过程。滤泡树突状细胞不同于常规的抗原呈递树突状细胞,它们能够支持朊病毒在淋巴滤泡内积聚。其他朊病毒株及暴露途径则对这一外周阶段的依赖较小。

朊病毒可经由外周神经通路进入中枢神经系统,这些通路包括自主神经系统的组成部分。一旦在神经组织中建立感染,其传播便会受到解剖连接、局部 PrP 表达水平以及特定细胞类型易感性的影响。因此,大脑各处的损伤并不均一。大脑皮层、丘脑、小脑及其他区域各具特点的受累模式,有助于解释不同朊病毒病在认知、运动、协调和睡眠方面的表现差异。

特征性病理变化包括神经元丢失、神经胶质细胞的反应性变化、异常 PrP 积聚,以及神经组织中出现显微镜下可见的空泡。这种空泡化外观正是“海绵状”一词的由来。淀粉样斑块在某些疾病中十分显著,而在另一些疾病中则不存在或不明显。与许多病毒感染相比,常规炎性细胞浸润通常较为有限,但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活化是疾病生物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朊病毒复制与神经元死亡之间的确切联系仍未明确。提出的机制包括细胞膜损伤、蛋白质转运受阻、信号传导改变、突触功能障碍以及细胞应激通路激活。实验结果表明,感染性与毒性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衡量指标。一份制备物可以具有相当高的感染性,却不会立即造成神经元损伤;而大量沉积物也未必是损伤作用最强的分子形式。

宿主 PrP 的存在不仅对朊病毒扩增至关重要,对其毒性作用的某些重要环节也同样关键。在实验模型中,感染后降低神经元中的 PrP 水平,即使其他部位仍存在异常蛋白,也能预防或延缓神经系统损伤。这支持这样一种模型:疾病的发生需要不断复制的蛋白质聚集体与易感细胞持续相互作用,而不只是惰性沉积物的被动积累。

突触的早期功能障碍可先于广泛的神经元丢失出现。由于许多神经功能缺损是在长时间的隐匿复制后才出现,临床发病时观察到的分子事件,可能不同于启动感染的分子事件。区分入侵、复制、扩散和损伤这几个过程,始终是解读动物实验结果和人体组织研究发现的关键。

人类朊病毒病

人类朊病毒病按病因大致可分为三类:散发性、遗传性和获得性。克雅病(CJD)最为常见。各国监测项目通常每年在每百万人中发现约一至两例克雅病病例,具体数字因人口年龄结构和病例识别情况而异。大多数病例为散发性,即未发现致病性 PRNP 变异,也未查明已知的外源性感染来源。“散发性”描述的是观察到的病例起源,并不意味着其分子机制已得到充分阐明。

散发性克雅病通常发生于成年后期,常表现为快速进展的认知障碍,并伴有协调障碍、视觉障碍、肌阵挛或锥体束及锥体外系体征等神经系统异常。病程通常以月计,但个体差异很大。分子亚型的划分部分依据 PRNP 第129位密码子及异常 PrP 的生化特性,不同亚型在临床表现、病程和脑部病理方面存在差异。

遗传性朊病毒病与致病性 PRNP 变异有关,通常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但外显率不一。这类疾病包括遗传性克雅病、格斯特曼–施特劳斯勒–沙因克病和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格斯特曼–施特劳斯勒–沙因克病的病程往往较长,以明显的小脑功能障碍和 PrP 淀粉样斑块为特征。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与特定第129位密码子背景下的 D178N 氨基酸替换有关,主要影响睡眠调节和自主神经功能,并具有特征性的丘脑病理改变。这些名称所指的是遗传性朊病毒病更广泛表型谱中可辨识的综合征。

获得性疾病包括库鲁病、医源性克雅病和变异型克雅病。相关丧葬习俗停止后,库鲁病病例逐渐减少,但数十年后仍出现病例,表明其潜伏期可能极其漫长。医源性克雅病曾因使用某些尸体来源的垂体激素、硬脑膜移植物而发生,也有极少数病例与受污染的神经外科器械或角膜移植有关。这些事件涉及特定材料和操作,并不表明疾病会通过日常社交接触传播。

变异型克雅病于1996年在英国被发现,并被证实与接触牛海绵状脑病病原体有关。与典型的散发性克雅病相比,该病通常累及更年轻的人群,而且往往先出现精神症状或感觉症状,随后才发生明显的神经功能恶化。其病理特征包括特征性的花斑样斑块。此外,也有经输血传播的记录。

尽管起源不同,目前已知的人类朊病毒病均呈进行性发展,且会导致死亡。尚无任何疗法被证实能够阻止其根本病理过程。由于这些疾病罕见、临床表现多样,且潜伏期有时很长,因此监测和可靠的分类尤为重要。

动物朊病毒病与环境传播

羊瘙痒病侵害绵羊和山羊,已有数百年的认知历史。经典型羊瘙痒病可在羊群内传播,与分娩有关的物质及受污染的环境都可能成为暴露来源。临床表现可包括行为改变、运动不协调,以及摩擦身体或搔抓,但具体表现各不相同。非典型羊瘙痒病(包括最初被描述为 Nor98 的类型)具有不同的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特征,且常在老龄动物中检出,不应将其简单视为经典型羊瘙痒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牛海绵状脑病(BSE)于1986年在英国牛群中被发现。含有受污染反刍动物源蛋白的饲料加剧了经典型牛海绵状脑病的流行。将具有传染性的组织加工成肉骨粉并重新用于饲料,形成了一条在常规养牛过程中本不会出现的大规模暴露途径。饲料限制措施、监测,以及从食品和饲料供应链中剔除指定的高风险组织,使经典型牛海绵状脑病大幅减少。此外,还发现了罕见的非典型病例,依据生化特征分为 H 型和 L 型,主要见于老龄牛。

慢性消耗病(CWD)侵害鹿、马鹿、驼鹿及其他近缘鹿科动物。该病于20世纪60年代末首次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圈养的骡鹿中被发现,随后被确认为一种海绵状脑病。北美及其他一些地区的野生和圈养种群中均有感染记录。临床发病时可出现进行性消瘦、行为改变、运动不协调和流涎过多,但感染动物在出现明显病症前就可能排出朊病毒。

慢性消耗病尤其难以控制,因为它既可在动物之间传播,也可通过受污染的环境传播。在唾液、尿液、粪便以及与动物尸体相关的物质中均已检测到朊病毒。在某些条件下,与土壤矿物及其他表面结合可使朊病毒保持感染性,但其持存时间和生物可利用性取决于所结合的物质及环境。因此,正常的分解过程并不一定能消除感染动物尸体作为暴露来源的风险。目前尚无确诊的人类病例被归因于慢性消耗病;有关宿主屏障的实验结果,也不能确定人类在自然条件下暴露后的结局。

其他动物疾病包括传染性水貂脑病、猫海绵状脑病,以及在圈养的外来有蹄类动物中报告的朊病毒病。其中若干事件与受污染的饲料或牛海绵状脑病流行有关,说明农业和动物园的饲养管理方式可能创造新的传播机会。

动物朊病毒病监测结合临床调查、特定组织检测和种群监测。解释结果时,需考虑毒株、宿主基因型和采样策略:某一种组织的检测结果为阴性,或在感染早期检测呈阴性,并不一定能证明该动物未受感染。

诊断与实验检测

朊病毒病的诊断综合依据临床表现、影像学、实验室检查、遗传学,以及条件允许时的神经病理学检查。对于疑似散发性克雅病(CJD)的患者,磁共振成像的弥散加权序列可显示特征性异常,尤其见于大脑皮质和基底节。部分病例的脑电图可出现周期性尖波复合波。这两种表现都并非见于所有患者,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也可能产生部分重叠的表现。

脑脊液检测以往包括14-3-3蛋白和总tau蛋白等指标。这些指标反映的是神经元损伤,而非朊病毒本身,因此其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临床背景。损伤标志物阳性并不等同于证实存在可传播的病原体。PRNP序列分析若发现致病变异,可确定遗传性病因,但遗传学结果仍需解读,因为不同变异的临床意义和外显率各不相同。

一项重大进展是实时震颤诱导转化,通常缩写为RT-QuIC。该检测将重组PrP底物与可能含有朊病毒种子的样本接触。反复振荡促进种子诱导的组装,同时利用荧光染料检测淀粉样聚集体的形成。RT-QuIC用于脑脊液检测,以及在具备专门条件时用于其他样本检测,可为朊病毒的种子活性提供高度特异的证据。其灵敏度随疾病亚型、样本和检测条件而变化,因此阴性结果不能排除所有朊病毒病。

另一种方法是蛋白质错误折叠循环扩增(PMCA),它交替进行孵育和机械破碎,后者通常通过超声处理实现。这使不断生长的聚集体产生更多种子,从而将极微量的初始种子扩增。PMCA通常使用可提供PrP及相关分子的生物来源底物。相比之下,RT-QuIC一般使用重组底物,主要通过可测量的荧光信号来检测种子活性。检测阳性、种子浓度和感染剂量彼此相关,但并不是同一概念。

明确分类往往依赖脑组织检查,包括组织学、免疫组织化学和生化分析。在受控的蛋白酶消化后进行免疫印迹检测,可显示特征性的PrP片段和糖基化模式。在研究中,结构分析和传播实验可提供更多信息,但不能与常规临床检测相互替代。

动物生物测定曾为感染性提供了最有力的实验证据:将疾病传播给易感的受体动物,并在潜伏期后对疾病特征进行鉴定。这类实验耗时长、成本高,且结果取决于所用的受体模型。现代种子活性检测大幅加快了检测速度,但结果的解读仍取决于测量信号、样本类型与所研究的生物学问题之间是否存在经过验证的关系。

抵抗力、去污与公共卫生防控

朊病毒对多种能够有效灭活常规病原体的处理方法具有异常强的抵抗力。其稳定性源于聚集态蛋白质的性质、与生物材料的结合以及对表面的吸附。由于朊病毒的感染性状态并不依赖于病原体特有的核酸基因组,主要通过损伤核酸发挥作用的处理方法可能效果有限。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标准消毒剂和常规灭菌条件能够消除朊病毒的感染性。

这种抵抗力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其测量结果取决于毒株、初始浓度、组织成分、暴露条件以及感染性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干燥附着于表面的材料,其表现可能不同于悬浮在液体中的材料。朊病毒还会牢固地吸附于不锈钢表面,这是处理外科器械时必须重视的因素。即使某种处理能大幅降低感染性,在初始污染负荷较高时,仍可能残留可检测到的感染性。

卫生主管部门已针对疑似受朊病毒污染的材料制定了专门的处理程序。这些程序可能结合化学处理与高温处理,也可能要求销毁某些材料。具体程序取决于器械类型、接触的组织和临床情境,与普通清洁规程有所不同。涉及朊病毒的实验室工作同样需要进行风险评估,考虑意外接种的危险、受污染的锐器、样本浓度,以及意外暴露后可能经过很长时间才出现临床表现等因素。

人群层面的防控主要依靠切断特定传播途径。在牛海绵状脑病(BSE)危机期间,对动物饲料实施管控并剔除特定风险物质,减少了感染性物质的循环传播。人用生物制品的原料来源和生产工艺发生改变后,历史上与尸源性垂体激素相关的主要传播途径得以阻断。采供血机构也针对变异型克雅病(vCJD)采取了献血者筛选和血液成分处理政策,并随着证据积累和流行病学形势变化不断调整。

朊病毒病不会因日常接近患者而传播。其传播需要特定的生物学暴露,而且相关感染性物质在组织中的分布因疾病而异。例如,与典型的散发性克雅病相比,变异型克雅病对淋巴网状组织的累及更为广泛,这一区别对疾病监测和血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漫长的潜伏期给公共卫生带来了一个特殊难题:从暴露到疾病被识别,可能相隔数十年。因此,可靠的调查有赖于将临床、实验室、兽医和暴露记录关联起来。疑似暴露后没有立即出现病例,并不能直接用来判断是否发生了传播。

真菌朊病毒、朊病毒样蛋白与未解问题

朊病毒并不局限于哺乳动物疾病。在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中,某些蛋白质能够形成可自我传播、经细胞质遗传的状态。最著名的例子包括 Sup35 的 [PSI+][PSI^+] 状态和 Ure2 的 [URE3][URE3] 状态。Sup35 通常参与翻译终止;当大量 Sup35 进入朊病毒状态时,翻译终止的效率会降低,从而改变某些遗传信息的表达。Ure2 形成朊病毒后,其在氮代谢相关调控中的作用会发生变化。

里德·威克纳于 1994 年提出,这些酵母遗传因子是朊病毒,将异常的非孟德尔遗传现象与能够自我维持的蛋白质构象联系起来。与哺乳动物的传染性海绵状脑病不同,真菌的朊病毒状态未必致命。在特定条件下,其影响可能有害、无明显影响,也可能有利。有些朊病毒状态还可能丢失,使后代不再具有这种状态,尽管其 DNA 序列并未改变。因此,它们为基于蛋白质的表观遗传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实例。

细胞内的分子伴侣是真菌朊病毒得以维持的关键。Hsp104 与其他蛋白质质量控制因子协同作用,可将蛋白质组装体打碎,产生能够传播的种子。如果碎裂不足,聚集体可能变得过大或数量过少,无法可靠地传递给子细胞。过度解聚也可能消除某些朊病毒状态。因此,这种遗传不仅取决于组装体的稳定性,还依赖于能够产生和分配可传播颗粒的细胞系统。

“朊病毒样”一词也用于描述参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蛋白质,包括阿尔茨海默病中的 β-淀粉样蛋白和 tau 蛋白,以及帕金森病中的 α-突触核蛋白。这些蛋白质在实验系统中可表现出种子诱导的聚集和扩散。然而,分子层面的种子诱导、细胞间转移以及自然条件下的传染性传播,是不同层面的论断。存在朊病毒样机制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某种疾病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染,也不能证明它具有与经典朊病毒病相同的流行病学特征。

研究人员还考察了自模板化蛋白质状态在正常生物功能中的作用,包括神经元活动的持久性变化。如何对这类系统进行分类,取决于某种状态是否确实能够传播、是否能在分子周转过程中持续存在,以及是否能在细胞之间或细胞世代之间传递。蛋白质中的某个区域具有易于聚集的序列,并不意味着它已被证实是朊病毒。

哺乳动物系统中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包括:散发性疾病的起源、神经毒性最强的组装体究竟是什么、毒株选择的结构基础,以及决定种属屏障的因素。实验性治疗策略包括减少 PrP 的产生、稳定非致病状态,以及干扰传播过程或细胞损伤。这些策略分别针对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因此,干预时机以及种子诱导活性与组织损伤之间的关系,成为治疗研究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