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L1,即程序性死亡配体1,是一种细胞表面蛋白质,主要通过与活化免疫细胞上的抑制性受体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结合,参与调节免疫应答。在人体内,PD-L1由 CD274 基因编码。它与PD-1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免疫检查点:这一机制可限制免疫活化,保护组织免受过度炎症的损伤,并有助于维持机体对自身成分的免疫耐受。尽管名称中带有“死亡”二字,PD-L1的主要作用并不是直接引起程序性细胞死亡。
癌症也可利用这一调节通路来削弱免疫攻击。因此,阻断PD-L1或PD-1的抗体已成为多种恶性肿瘤的重要治疗药物。在某些临床情境下,还会检测肿瘤样本中的PD-L1表达水平,以辅助选择治疗方案;不过,它并非完美的生物标志物,其意义也取决于具体情境。要理解PD-L1,需要区分其正常生理功能、分子调控机制、在肿瘤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中的角色,以及评估其表达的不同方法。
发现、命名与分子结构
PD-L1的发现源于对B7家族免疫调节分子的研究。1999年,陈列平领导的研究团队报道,B7-H1是一种能够影响T细胞应答的B7家族蛋白。2000年,戈登·弗里曼及其同事确认该分子是PD-1的配体,并证实两者的相互作用能够抑制淋巴细胞活化。PD-L1这一名称正是对这种受体与配体关系的体现。在早期实验中,不同的刺激条件似乎会产生不同的功能效应;此后,具有抑制作用的PD-1通路成为理解其生物学功能的核心。
由于分属不同的命名体系,这一分子的多个名称至今仍在使用。CD274是其正式的人类基因符号,CD274也用作蛋白质名称,而B7-H1则是其在B7家族中的历史名称。PD-L1不应与PD-L2混淆,后者是由PDCD1LG2编码的另一种PD-1配体。也不应将这一配体与PD-1本身混淆,PD-1由PDCD1编码。这一区分具有临床意义,因为阻断受体与阻断其某一种配体所阻断的相互作用并不完全相同。
人类CD274基因位于9号染色体的9p24.1区域,邻近PDCD1LG2和JAK2。人类PD-L1蛋白的标准形式含有290个氨基酸。它是一种I型跨膜糖蛋白:氨基端朝向细胞外空间,单个跨膜片段将其锚定在细胞膜上,较短的羧基端尾部则伸入细胞质。其胞外部分包含一个免疫球蛋白可变区样结构域和一个免疫球蛋白恒定区样结构域。可变区样结构域提供了与PD-1结合的主要接触面。
未经糖基化的多肽预测分子量约为33千道尔顿,但由于糖基化,成熟PD-L1在实验室检测中通常表现出更高的表观分子量。糖链会影响其折叠、稳定性、细胞内转运以及某些抗体对它的识别。因此,蛋白质印迹检测中PD-L1丰度的表观差异,既可能反映蛋白质生成量的变化,也可能反映其加工过程的变化。
PD-L1的胞内尾部较短,缺少PD-1中那些已有充分研究的抑制性信号基序。因此,证据最充分的免疫检查点机制是:PD-L1与PD-1结合,在表达该受体的细胞内启动抑制性信号传导。研究也报道了PD-L1在表达它的细胞内部所发挥的相关功能,但这些功能取决于具体实验条件,并不等同于经典的PD-1信号通路。利用X射线晶体学开展的结构研究,有助于确定其受体结合界面,并解释治疗性抗体如何阻断这一界面。
表达与分子调控
PD-L1的表达在不同细胞类型和生理条件下存在显著差异。它表达于抗原呈递细胞,包括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和B细胞,也可在活化的淋巴细胞上被诱导表达。在造血系统之外,上皮细胞、内皮细胞及其他组织细胞也可表达PD-L1。因此,它的分布比仅限于专职抗原呈递细胞的分子更为广泛。基础表达水平和可诱导性都很重要:某种组织在静息状态下可能几乎检测不到PD-L1,却可能在免疫应答期间高水平表达。
干扰素γ是PD-L1表达的主要诱导因子之一,它是一种由活化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干扰素γ与其受体结合后,会激活JAK1和JAK2,继而激活STAT1以及IRF1等下游转录调控因子。这些过程可增强CD274的转录。I型干扰素也可通过相关信号机制促进PD-L1表达。由此形成一个局部负反馈回路:免疫活化产生炎症信号,这些信号诱导PD-L1表达,而PD-L1则限制表达PD-1的细胞进一步活化。
其他炎症信号和组织信号也会发挥作用,但其作用取决于具体情境。Toll样受体受到刺激后,可诱导髓系细胞表达PD-L1;缺氧则可通过涉及缺氧诱导因子的通路提高其表达。涉及PI3K–AKT和MAPK等通路的致癌信号,也可在某些肿瘤中促进PD-L1表达。这些机制并不等同。因局部免疫应答活跃而表达PD-L1的肿瘤,与主要由肿瘤内在遗传改变驱动PD-L1表达的肿瘤,可能具有不同的免疫环境。
转录完成后,PD-L1的表达仍受到调控。CD274信使RNA的稳定性受其非翻译区和RNA结合蛋白影响。破坏该基因3′非翻译区的结构变异,可通过解除调控限制而提高其表达。微小RNA可影响转录本丰度或翻译,而蛋白质修饰和转运则决定有多少PD-L1能够到达并停留在细胞表面。泛素–蛋白酶体系统参与PD-L1的周转,CMTM6等蛋白则通过保护PD-L1免遭降解,帮助维持其细胞表面水平。
这些层面的调控解释了为什么基因、转录本和细胞表面蛋白的检测结果彼此相关,却并不等同。CD274拷贝数增加,并不能确定可供结合的膜蛋白的确切数量;RNA丰度高,并不保证细胞表面表达能够持续;单次采集的组织样本,也未必能反映治疗后期发生的诱导表达。因此,在实验研究中,细胞因子暴露的时间安排、所考察的细胞区室,以及用于检测PD-L1的方法,都可能显著影响结果。理解PD-L1时,应将其视为免疫应答中受动态调控的组成部分,而非细胞的一项固定属性。
受体相互作用与抑制性信号传导
PD-L1的主要抑制作用始于它与另一细胞上的PD-1结合。活化的T细胞可诱导表达PD-1,其他免疫细胞群中也存在PD-1。有效的信号传导不仅取决于受体和配体是否存在,还取决于它们在细胞接触界面上与活化性受体的空间关系。在抗原识别过程中,PD-1可聚集在与T细胞受体相关的信号复合物附近,从而使细胞外的结合事件能够调节细胞内的活化过程。
PD-1的胞质部分含有一个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基序和一个免疫受体酪氨酸转换基序。在促活化环境中,受体与配体结合后,这些基序中的酪氨酸可发生磷酸化,并招募磷酸酶,尤其是SHP2。这些酶会去除活化通路组分上的磷酸基团。生化研究已发现,主要的共刺激受体CD28是PD-1相关抑制作用的重要靶点,不过,不同底物受影响的相对程度取决于实验体系和细胞环境。
上述过程会削弱支持细胞增殖、细胞因子产生、营养物质利用和细胞存活的通路中的信号传导。PD-L1与PD-1结合可减少白细胞介素-2的产生,抑制细胞周期进程,并降低效应活性。它并不总会使T细胞完全失活,也不一定会杀死该细胞。更准确地说,它的作用是提高活化阈值,并降低正在进行的应答的强度或持续性。抗原刺激强度、共刺激、受体丰度以及细胞的分化状态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PD-L1还与CD80相互作用,后者是参与T细胞共刺激的另一种B7家族分子。一种重要的结合形式是顺式相互作用,即PD-L1与CD80在同一细胞膜上相互结合。这种结合可减少能够与PD-1结合的PD-L1,并改变CD80与其他免疫受体的相互作用。实验表明,这种结合形式既可保留CD80介导的CD28共刺激作用,又可限制某些抑制性相互作用,但其总体效应取决于所处的分子和细胞环境。因此,仅凭PD-L1的丰度,并不能完全判断它实际可发挥作用的程度。
PD-L1与PD-L2之间的差异使情况更加复杂。两者均可与PD-1结合,但它们的组织分布和调控方式不同。靶向PD-1的抗体会阻断该受体与这两种配体的结合,而靶向PD-L1的抗体通常不会影响PD-1与PD-L2的结合。某些PD-L1抗体还会干扰PD-L1与CD80的结合。这些差异表明,抗PD-1药物与抗PD-L1药物在作用机制上相互关联,但在分子作用层面并不完全相同。不过,仅凭这些差异,不能断定其中一类药物在临床上普遍优于另一类。
生理性免疫耐受与感染应答
PD-L1参与外周免疫耐受,即在淋巴细胞发育成熟后,抑制可能造成损伤的免疫应答的一系列机制。中枢耐受会在发育过程中清除或改变许多自身反应性淋巴细胞,而外周耐受机制则在成熟组织和次级淋巴器官中发挥作用。当表达PD-1的淋巴细胞在缺乏强烈激活信号的环境中遇到抗原时,抗原呈递细胞或组织细胞表达的PD-L1可限制其应答。这降低了对普通组织抗原的识别发展为持续性损伤的可能性。
多种相互补充的证据支持PD-L1的生理作用。在小鼠研究中,破坏PD-1通路的组分可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易感性增加,具体表型取决于遗传背景和实验条件。在人类中,治疗性阻断该通路后出现的炎症性不良反应表明,这条通路通常会抑制多个器官中的免疫活动。这些观察结果确立了该通路的保护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所有表达PD-L1的组织对它的依赖程度都相同,也不意味着免疫耐受仅由PD-L1决定。
PD-L1也参与对正在进行的炎症的调节。活化的免疫细胞能够损伤受感染或异常的细胞,但同样的效应分子也可能伤害邻近组织。干扰素诱导PD-L1表达所形成的反馈机制,可以减少这种附带损伤。在反复接触环境抗原或微生物产物的器官中,这种调节有助于在免疫防御与维持组织完整性之间取得平衡。胎盘中的表达情况和动物研究也提示,PD-1通路参与母胎免疫调节,不过生殖免疫耐受依赖多种相互作用的机制。
在持续性感染期间,PD-L1可能具有双重作用。抑制T细胞活性能够限制免疫病理性损伤,但也可能削弱清除病原体的能力。小鼠慢性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病毒感染实验帮助确立了PD-1信号传导与T细胞耗竭之间的联系;这种状态与长期抗原暴露及效应功能改变有关。在该模型中,阻断这一通路能够恢复T细胞的部分抗病毒活性。人类慢性感染中也可观察到持续抗原暴露、PD-1表达与淋巴细胞功能受损之间的关联。
T细胞耗竭并不等同于PD-1表达。近期活化且功能正常的T细胞也可以表达PD-1,而耗竭细胞还具有更广泛的转录和表观遗传学改变。因此,阻断PD-L1并不能简单地逆转慢性刺激所带来的全部特征。此外,增强针对病原体的免疫活性和减少组织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学结果,二者可能相互冲突。PD-L1在感染中的作用取决于病原体、疾病阶段、受累器官以及宿主应答;不能将特定感染模型中的证据直接推广到所有感染性疾病。
肿瘤免疫逃逸与肿瘤微环境
在癌症中,PD-L1可抑制那些识别肿瘤相关抗原或突变衍生抗原的免疫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可进入肿瘤,识别肽–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并产生干扰素-γ。肿瘤细胞及其邻近的基质细胞或免疫细胞可对此作出反应,上调PD-L1表达。随后,PD-L1与PD-1结合,使附近T细胞的活性降低。这一过程通常称为适应性免疫抵抗,因为抗肿瘤应答本身诱导了一种限制该应答的机制。
PD-L1表达也可由肿瘤内在机制驱动。染色体9p24.1区域扩增可增加CD274和PDCD1LG2的基因拷贝数。该扩增区域还可能涵盖JAK2,从而有可能增强促进配体表达的信号传导。这类改变在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和原发性纵隔大B细胞淋巴瘤中尤为重要。在其他癌症中,致癌信号传导、病毒蛋白或转录本调控的变化也可能参与其中。这些例子说明,看似相同的PD-L1染色模式,其分子层面的成因未必相同。
这种配体并非仅存在于恶性细胞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及其他非恶性细胞也可在肿瘤微环境中大量表达PD-L1。这些细胞可能影响肿瘤内部、肿瘤浸润边缘,或启动并维持抗肿瘤应答的淋巴组织中的T细胞。实验模型已证实,肿瘤来源和宿主来源的PD-L1均可发挥作用,但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因模型而异。将免疫细胞染色纳入考量的临床评分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生物学复杂性。
空间分布同样重要。PD-L1集中表达于淋巴细胞与恶性细胞接触部位的肿瘤,与PD-L1广泛表达却很少有T细胞浸润的肿瘤并不相同。同样,即使PD-L1表达丰富,也无法弥补缺乏可识别抗原、抗原呈递缺陷或阻碍淋巴细胞进入肿瘤组织的屏障所造成的影响。这一免疫检查点在一个更完整的过程链条中发挥作用,其中包括抗原释放、抗原呈递、淋巴细胞启动、迁移、识别和杀伤。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障碍,都可能限制阻断PD-L1的效果。
因此,PD-L1既不是侵袭性癌症的通用标志物,也不能简单地用来衡量免疫抑制程度。在某些情况下,其表达与正在进行的免疫应答有关;在另一些情况下,其表达则伴随着肿瘤内在的免疫逃逸机制。研究所报告的PD-L1与预后之间的关系,因癌症类型、疾病分期、细胞区室和检测方法而异。此外,还必须区分预后相关性与疗效预测相关性:前者是指无论接受何种治疗,某一指标与结局之间的关联;后者则涉及患者从某种特定治疗中获益的可能性。混淆这些概念,可能导致对肿瘤表达研究的误读。
临床检测与解读
临床上评估PD-L1的主要方法,是对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的肿瘤组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检测时使用抗体识别PD-L1,再由病理医师根据规定的检测方法和评分体系评估染色情况。常用的抗体克隆包括22C3、28-8、SP142和SP263。一套检测方法不仅涉及抗体克隆,还包括染色平台、组织处理、检测化学体系、判读规则及临床验证。只有结合相应的肿瘤类型和治疗情境,检测结果才具有临床意义。
一种广泛使用的指标是肿瘤细胞阳性比例分数(TPS),即出现符合判定标准的部分或完整细胞膜染色的活肿瘤细胞所占的百分比:
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某些特定适应证中,曾采用1%和50%等阈值来划分具有临床意义的表达组别。这些阈值并非普遍适用的生物学界限,其意义来自相关临床研究所评估的患者人群、检测方法、药物及结局。
另一种指标是联合阳性分数(CPS):
CPS不仅纳入肿瘤细胞,还纳入特定的免疫细胞,报告时通常以100为最高值。该指标已用于多种肿瘤的特定治疗情境,包括某些头颈部癌和上消化道癌。另一些检测方法则采用免疫细胞评分,依据的是染色阳性免疫细胞所占的面积,而非上述细胞计数方法。因此,不同体系产生的评分不能直接互换。
分析前因素和取样因素会带来不确定性。固定方式、标本存放时间、脱钙处理以及肿瘤组织含量不足,都可能影响评估。PD-L1表达可在同一肿瘤的不同区域之间、原发肿瘤与转移灶之间,或治疗前后取得的样本之间存在差异。小活检标本可能未取到阳性区域。判读时还需要区分恶性细胞与巨噬细胞及其他免疫细胞;对于炎症显著或分化较差的肿瘤,这一任务可能十分困难。检测方法比较研究发现,某些肿瘤细胞检测方法的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检测方法在任何用途下都可以互换。
PD-L1作为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并不完美。部分PD-L1阳性肿瘤对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没有应答,而部分被判定为阴性的肿瘤却会产生应答。在特定情境下,治疗决策还可能综合考虑肿瘤组织学类型、分期、分子改变、微卫星不稳定性、错配修复状态或肿瘤突变负荷。这些检测反映的是不同的生物学特征,不应将其等同于PD-L1表达。血液中可溶性PD-L1的检测及影像学方法,与已确立的组织评分方法仍有区别,通常不能替代经过验证的组织检测。
治疗性阻断与临床开发
PD-L1阻断治疗利用抗体,阻止配体与受体结合而产生抑制作用。这类药物中,主要已获批药物包括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和阿维鲁单抗。它们都是靶向PD-L1而非PD-1的单克隆抗体。这些药物的结构有所不同,包括Fc区的特征;这些特征会影响其与其他免疫组分的相互作用。阿维鲁单抗保留的Fc区在实验室体系中能够介导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而阿替利珠单抗和度伐利尤单抗的Fc区经过修饰,旨在减弱某些效应功能。这些差异对临床结局的影响取决于具体情境。
阿替利珠单抗于2016年首次在美国获批,阿维鲁单抗和度伐利尤单抗则于2017年首次在美国获批。后续开发确立了PD-L1阻断治疗在多种恶性肿瘤和治疗情境中的地位。其适应证范围随时间发生变化:随着确证性证据的积累,一些适应证获得批准,另一些则被撤回。因此,一种药物的确立用途取决于癌症类型、疾病分期、既往治疗、联合治疗方案以及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监管规定,而不只是肿瘤是否表达PD-L1。
多项试验展示了这类治疗的不同应用。PACIFIC试验确立了度伐利尤单抗作为巩固治疗的地位,适用于经筛选、在同步放化疗后未出现疾病进展的不可切除Ⅲ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IMpower133试验证明,对于既往未经治疗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卡铂和依托泊苷治疗基础上加入阿替利珠单抗可带来生存获益。JAVELIN Bladder 100试验证明,对于初始含铂化疗后疾病未进展的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使用阿维鲁单抗维持治疗可改善生存。这些分别代表不同的治疗策略:巩固治疗、一线联合治疗和维持治疗。
PD-L1阻断治疗并不会直接杀死每一个表达PD-L1的肿瘤细胞。其核心目的是改变免疫调节状态,使抗肿瘤应答得以形成或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治疗应答可能持久,但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获益。临床结局取决于肿瘤的生物学特征、机体能够产生的免疫应答以及治疗情境。针对某一种药物与癌症组合所采用的表达阈值,不能直接套用于另一种组合;而且,一些有效的治疗方案并不要求PD-L1检测结果呈阳性。
由于这一通路参与维持正常免疫耐受,阻断该通路可能引起免疫介导的不良反应。已知表现包括肺炎、结肠炎、肝炎、甲状腺功能异常、其他内分泌疾病、肾炎及皮肤炎症;较罕见的不良事件可能累及心脏、神经系统或其他器官。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机制与许多传统化疗毒性不同,但联合治疗方案可能同时产生这两类不良反应。临床试验和药品说明书对其发生情况及严重程度作了描述。总体而言,肿瘤PD-L1表达并不能可靠地衡量个体患者发生免疫相关毒性的风险。
原发性耐药与获得性耐药
针对PD-L1的治疗所出现的耐药,通常分为原发性耐药和获得性耐药:前者指从治疗之初就未获得有意义的获益,后者指在初始应答或一段时间的疾病控制后出现疾病进展。这些分类描述的是临床表现模式,而非某一种分子机制。即使PD-L1表达丰富,肿瘤也可能对治疗产生耐药,因为配体与受体的相互作用只是抗肿瘤免疫应答的一个环节。反过来,即使抗体成功占据了其分子靶点,治疗仍可能失败。
一个主要的限制因素是免疫系统无法充分识别肿瘤。T细胞需要由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呈递适当的抗原。β2微球蛋白缺失、抗原加工缺陷或抗原呈递相关分子表达降低,都可能使恶性细胞更难被细胞毒性T细胞识别。治疗期间肿瘤抗原组成的变化也可能促进免疫逃逸。如果肿瘤缺乏有效的免疫靶标,仅仅解除PD-L1介导的抑制,并不一定能使其易受免疫攻击。
炎症信号传导缺陷是另一条耐药途径。影响干扰素应答通路的改变,包括在某些已有研究记录的情形下出现的JAK1或JAK2异常,可能降低肿瘤对干扰素γ的反应性。其后果并不限于PD-L1表达的变化:干扰素信号传导还会影响抗原呈递及免疫识别的其他环节。因此,干扰素应答丧失可能在降低PD-L1表达的同时,损害免疫治疗成功所必需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PD-L1检测结果偏低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免疫逃逸。
周围组织也可能构成额外障碍。异常血管、致密的间质结构、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髓系细胞以及调节性T细胞,都可能限制T细胞进入肿瘤或发挥功能。即使实施了免疫检查点阻断,局部的营养竞争和抑制性代谢产物仍可能削弱免疫效应活性。其他抑制性通路也可能持续活跃,包括涉及LAG-3、TIM-3和TIGIT的通路。这些通路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它们各自都是耐药的主要原因,但这说明了为什么单一检查点很少是肿瘤内唯一的免疫调节因素。
T细胞群体的状态也很重要。研究发现,与终末分化程度更高的耗竭T细胞群体相比,具有祖细胞样特征的耗竭T细胞在PD-1通路被阻断后具有更强的增殖能力。有效的治疗应答可能涉及T细胞克隆的扩增或募集,而非简单地重新激活原已存在的每一个淋巴细胞。这些发现表明,治疗结局不仅与是否存在能够作出应答的免疫细胞群体有关,也与淋巴组织环境和肿瘤内环境有关。
耐药研究推动了将此类治疗与化疗、放疗、抗血管生成药物及其他免疫疗法联合使用的探索。这些联合方案的依据,是克服不同环节的障碍,例如抗原释放不足、免疫细胞经血管进入肿瘤受限,或其他独立抑制性通路的作用。然而,仅有合理的生物学依据并不能证明临床获益:每种方案的疗效和毒性都必须在设计得当的随机对照试验中进行评估。
实验模型与未解问题
PD-L1研究采用相互补充的方法,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测量手段能够同时全面反映其丰度、位置、结合状态和生物学效应。流式细胞术可测量特定细胞群的表面表达,并能在解离后的样本中区分肿瘤细胞与不同的免疫细胞亚群。组织成像可保留空间关系,但能检测的分子特征较少。RNA测序用于测定转录程序,而蛋白质检测则用于评估蛋白产物;这些产物的调控可能独立于RNA丰度。不同方法的结果一致时,可增强相关解释的可信度;结果不一致时,则可能提示存在额外的调控层次,而不一定意味着技术出了问题。
遗传学实验有助于区分相关性与功能作用。通过比较在肿瘤细胞和宿主细胞中分别靶向破坏 CD274 的结果,可以确定具有重要功能的配体来自何处。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筛选已发现多种调控PD-L1表达和稳定性的因子,其中包括影响干扰素反应和蛋白质转运的通路。开展此类实验时,需要注意模型设计:细胞培养实验可能揭示细胞表面PD-L1的调控机制,却无法重现淋巴细胞迁移、组织结构或完整的宿主免疫反应。
小鼠肿瘤模型、类器官以及人肿瘤与免疫细胞共培养体系,分别用于研究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小鼠移植瘤模型便于开展条件可控的比较,但未必能重现人类癌症的缓慢演化过程和异质性。人源化小鼠模型引入了人类免疫组分,却不能完整重建人类免疫系统。类器官和共培养体系能够保留肿瘤的某些特性,但缺乏正常的血管系统或全身性免疫组分。因此,研究结果需要在不同模型中重复验证,并与人体组织研究或临床观察相联系,才能更具意义。
常规细胞表面形式以外的PD-L1仍是活跃的研究课题。可溶性形式可通过不同转录本的产生或蛋白水解释放等过程形成。PD-L1也可由细胞外囊泡携带,其中包括通常被称为外泌体的小囊泡。实验研究表明,囊泡相关PD-L1能够与免疫细胞相互作用,但其浓度、来源和功能重要性各不相同。针对循环中不同形式PD-L1的检测方法,其检测对象并不一致,这使结果比较变得复杂,也限制了对单次血液测量结果的解读。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肿瘤细胞内PD-L1相关信号传导的意义。已有报道的效应包括存活通路、应激反应和治疗敏感性的变化,但这些发现取决于细胞类型、蛋白质定位和实验操纵方式。这些尚待证实的细胞内在功能,必须与PD-L1对表达PD-1的免疫细胞所产生的已确立作用区分开来。
研究人员正利用空间谱分析、单细胞分析和治疗期间的重复采样,将PD-L1与特定的细胞邻域及不断变化的免疫状态联系起来。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些方法能否产生可重复的生物标志物,其表现优于单次治疗前染色评分。任何此类生物标志物不仅必须证明其生物学关联,还必须证明其分析可靠性,以及针对特定治疗的临床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