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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microsatellite-instability

微卫星不稳定性

微卫星不稳定性是主要由错配修复缺陷引起的短重复DNA序列变化,对癌症分型、遗传风险评估和免疫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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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卫星不稳定性(MSI)是指脱氧核糖核酸中的短重复序列发生插入或缺失,导致重复单元数量改变的一种分子状态。在临床肿瘤学中,该术语通常指由DNA错配修复功能缺陷引起的、肿瘤中广泛存在的重复序列长度变化。这些变化使肿瘤DNA的重复序列长度不同于该患者非肿瘤组织中的预期长度。因此,MSI是修复过程存在缺陷所产生的、可测量的基因组层面后果,而非一种疾病或单一的突变。

MSI在癌症中尤为重要,因为它将基因组维护、遗传易感性、肿瘤演化和免疫识别联系起来。它既可见于遗传性癌症,也可见于散发性癌症,尤其常见于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胃癌及其他若干肿瘤类型。检测MSI有助于肿瘤分型、遗传性癌症综合征的排查、特定情境下的预后评估,以及对某些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尽管MSI与错配修复缺陷密切相关,但两者并非可以互换的检测指标:前者描述DNA模式的改变,后者描述修复功能受损,而这种功能受损通常根据修复蛋白的缺失来推断。

重复DNA与不稳定性的含义

微卫星又称短串联重复序列,是由短序列单元首尾相接、重复排列而成的DNA片段。重复单元可以仅由一个核苷酸构成,例如连续排列的腺嘌呤;也可以包含多个核苷酸,例如反复出现的CA。不同个体的重复次数往往不同,因此微卫星可用于遗传身份鉴定和遗传研究。这种个体间的正常变异不同于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后者指同一细胞谱系内新出现的序列长度变化,尤其见于肿瘤。

重复序列在DNA复制过程中格外容易发生错误。由于相邻的重复单元彼此相似,新合成链与模板链可能发生错位。任一条链上都可能形成包含一个或多个重复单元的环状凸起。如果新合成链上的环状凸起未被纠正,后续一轮复制就可能使插入变异固定下来;如果模板链形成环状凸起,则可能造成缺失。这类错误的发生概率取决于重复序列的长度、重复单元的组成、重复排列中是否存在间断,以及周围的序列。较长且无间断的单核苷酸重复序列,对于检测错配修复功能缺陷尤其有价值。

临床检测通过检查多个重复序列位点对肿瘤进行分类。传统上,主要分为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低度微卫星不稳定性(MSI-L)和微卫星稳定(MSS)三类。采用最初的Bethesda五标记检测组合时,两个或更多标记出现不稳定通常判定为MSI-H,一个标记出现不稳定判定为MSI-L,没有标记出现不稳定则判定为MSS。对于早期使用的规模更大的检测组合,通常以约30%—40%或更多受检位点出现不稳定作为MSI-H的判定标准。这些数值规则是针对特定检测方法制定的约定,并非普遍适用的生物学阈值。

现代单核苷酸标记检测组合和基于测序的检测方法,各自采用经过验证的判定标准。因此,一种平台的MSI评分或数值阈值未必能直接用于另一种平台。研究还发现,MSI-L在生物学上并不像MSI-H那样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在许多临床情境中,MSI-L肿瘤更接近MSS肿瘤,而非错配修复缺陷型肿瘤。因此,实验室可能更注重区分MSI-H与非MSI-H,而不是将上述三类视为地位相同的疾病类别。

微卫星稳定并不意味着肿瘤具有正常的基因组。MSS癌症可能存在大量点突变、结构重排或染色体数目异常。反过来,呈现显著MSI-H特征的肿瘤也未必存在广泛的染色体层面不稳定性。这些是基因组改变的不同维度,但也可以在同一癌症中并存。

错配修复与微卫星不稳定性的分子形成机制

错配修复可纠正逃过DNA聚合酶校对的复制错误。其作用底物包括配对错误的碱基和小的插入缺失环。修复过程需要协调完成错误识别、新合成链辨认、含错误DNA片段的切除,以及以完整链为模板的重新合成。这一系统失效会使整个基因组的突变率升高,对重复序列的影响尤为明显。

在人类细胞中,MSH2–MSH6复合物通常称为MutSα,负责识别碱基错配和多种小的插入缺失环。MSH2还可与MSH3结合形成MutSβ,后者优先识别较大的环。下游修复过程主要由称为MutLα的MLH1–PMS2复合物协调。参与复制和DNA修复的其他组分则参与链的辨认、切除及替代性合成。这些蛋白质并非简单地“测量”重复序列的长度,而是识别复制过程中产生的异常DNA结构。

一种组分的缺失可能使其结合伙伴变得不稳定。这解释了肿瘤蛋白检测中的常见模式:MLH1缺失往往伴随PMS2缺失,而MSH2缺失通常会导致MSH6缺失。也存在仅PMS2或MSH6缺失的情况。这些模式反映了蛋白质复合物的生物学特性,有助于缩小可能的分子缺陷范围,但任何一种模式本身都不能确定病因是遗传性的还是后天获得的。

错配修复缺陷可由有害的序列变异、缺失或表观遗传沉默引起。一种常见的散发性机制是MLH1调控区甲基化,这会在不改变编码序列的情况下抑制转录。这使微卫星不稳定性与表观遗传学联系起来:基因表达的稳定改变可产生与破坏性编码区突变所致表型相当的高突变表型。修复能力下降,使复制错误得以固定为可在肿瘤子代细胞中遗传的改变。

然而,修复失效并不意味着会立即或必然出现可检测的微卫星不稳定性。肿瘤必须在检测方法所测定的位点积累足够多的错误。受影响的修复基因、残余修复活性、细胞分裂次数以及标记的选择,都会影响检测结果。例如,使用某些较早的标记组合时,MSH6缺陷肿瘤表现出的不稳定性可能不如MLH1或MSH2缺失肿瘤明显。

重复序列不稳定性还存在其他形式。特定四核苷酸重复序列的微卫星改变增多,通常缩写为EMAST,在某些情况下与MSH3功能改变有关。这种模式不等同于传统的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也不能直接认为它具有同样已确立的诊断或治疗意义。因此,重复序列不稳定性这一更广泛的概念涵盖了生物学上不同的过程,不应将它们归入同一个临床类别。

遗传易感性与散发性修复功能障碍

与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相关、最为人熟知的遗传性疾病是林奇综合征。其病因包括 MLH1、MSH2、MSH6 或 PMS2 的体质性致病变异,以及某些累及 EPCAM、导致邻近 MSH2 发生表观遗传沉默的缺失。患者遗传的是对多种癌症的易感性增加,而不是所有组织的基因组从一开始就处于不稳定状态。大多数正常细胞仍保留相关修复基因的一个功能正常的拷贝;肿瘤的发生通常涉及这一剩余拷贝的后天失活。

就癌症易感性而言,林奇综合征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细胞层面的修复缺陷通常遵循“两次打击”模式:在形成肿瘤的细胞谱系中,两个功能性拷贝都必须受到足够程度的损害。第二次事件可能是突变、染色体片段丢失,或其他导致基因失活的改变。不同相关基因所对应的癌症风险和肿瘤类型分布有所不同,因此,林奇综合征在生物学或临床上并非均一的疾病实体。

另一种不同的疾病是体质性错配修复缺陷,由自受精时起便累及某个错配修复基因两个拷贝的致病变异所致。该病与儿童期癌症相关,包括脑肿瘤、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胃肠道癌症,也可能出现类似咖啡牛奶斑的色素沉着等非恶性表现。由于其修复功能受损具有体质性,而非局限于正在形成的肿瘤,其生物学特征与林奇综合征中常见的杂合变异所致易感状态有根本区别。检测非肿瘤组织中的不稳定性可能需要专门的检测方法。

不过,大多数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的结直肠癌并非由林奇综合征引起。一条主要的散发性发病途径涉及后天获得的 MLH1 启动子高甲基化。在结直肠癌中,这种改变往往是更广泛的启动子甲基化模式的一部分,并且常与 BRAF V600E 突变相关。这种关联有助于判断 MLH1 缺陷型结直肠肿瘤的病因,但并非普遍规律,而且 BRAF 检测在不同肿瘤类型中并不都具有同样的排除遗传性病因的作用。

另一种重要机制是某个错配修复基因中存在两处后天获得的、即体细胞性改变。这类“双重体细胞改变”肿瘤即使不存在可检出的遗传性致病变异,其蛋白染色和 MSI 检测结果也可能与林奇综合征相关癌症相似。罕见的体质性 MLH1 表观突变和嵌合性改变,使遗传性与散发性疾病的区分更加复杂。

因此,MSI 提供的是有关肿瘤修复表型的证据,而不是直接判断是否存在遗传因素的检测。肿瘤分析、体质性遗传检测、家族史,以及某些情况下采用的肿瘤与正常组织配对测序,分别用于解答病因问题的不同方面。肿瘤可以在不存在遗传易感性的情况下表现为 MSI-H;而林奇综合征患者偶尔也可能发生与其遗传性修复缺陷无关的肿瘤。

突变后果与肿瘤演化

错配修复失效带来的后果不只是标记位点长度的改变。它还会增加小片段插入和缺失,尤其是在重复DNA序列中,并产生特征性的碱基替换模式。这些模式构成了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突变记录的一部分。测序研究能够识别与修复缺陷相关的突变类型组合,但这类突变特征并不等同于直接测量MSI。

大多数微卫星位于蛋白质编码序列之外,许多重复序列长度的变化尚未被证实会影响肿瘤的生物学行为。较少一部分微卫星位于编码区内。如果插入或缺失的长度不是三的整数倍,就会改变阅读框,产生移码突变。这可能改变下游的氨基酸序列,并引入提前终止信号。其结果可能是功能性蛋白质的丧失、发生改变的信使RNA被降解,或异常肽的产生。

在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的结直肠癌中,反复出现突变的靶点包括TGFBR2、ACVR2A和BAX中的编码区重复序列。TGFBR2和ACVR2A参与生长调控信号传导,而BAX参与细胞凋亡。这些基因的突变可能影响增殖与细胞死亡之间的平衡。不过,反复观察到的突变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功能重要性:有些突变频繁发生,是因为相应重复序列本身就容易突变;另一些突变则因赋予细胞选择优势而受到青睐。

MSI-H肿瘤体现了突变的产生与选择之间的区别。修复缺陷会产生大量变异,但肿瘤细胞群体的形成,则取决于作用于细胞存活、生长、组织间相互作用及免疫逃逸等方面的自然选择。不同亚克隆可能积累不同长度的重复序列,从而在同一肿瘤内部形成异质性。整体组织检测反映的是这些细胞群体的平均情况,可能无法揭示亚克隆不稳定性的全部范围。

MSI也与肿瘤突变负荷相关,但二者并不相同。肿瘤突变负荷通常以所分析DNA中每兆碱基符合计入标准的体细胞突变数表示。MSI-H肿瘤往往具有较高的突变负荷,但某些高度突变的肿瘤仍保持微卫星稳定。例如,POLE或POLD1校对结构域的致病性变异,可通过不同于原发性错配修复失效的机制,产生极高的突变负荷。

移码的生物学影响并不限于蛋白质丧失。阅读框的改变可能产生免疫系统此前从未遇到过的新肽序列。这些序列能否被免疫系统识别,取决于转录、RNA监控、蛋白质加工和抗原呈递。因此,MSI-H癌症中的大量突变既是肿瘤演化的基础,也是免疫识别的基础,而不能简单地视为衡量肿瘤侵袭性的指标。

在不同癌症中的分布及病理特征

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在不同癌症类型中的分布并不均衡。在所有新诊断的结直肠癌病例中,约有10%–15%为MSI-H,具体比例随人群、分期和检测方法而异。在转移性病例中,其比例较低,通常约为4%–5%。子宫内膜癌中错配修复缺陷肿瘤的比例更高,在大型病例系列中往往约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胃癌和小肠癌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病例为MSI-H,而在许多其他实体瘤中则较为少见。

理解这些数据时,需要注意定义上的差异。报告错配修复蛋白表达缺失的研究,与直接检测MSI的研究所得的患病比例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病例选择、组织学亚型、疾病分期和技术阈值也会影响估计结果。泛癌种测序队列中,晚期患者或转诊接受分子检测的患者可能占比偏高,因此未必能反映未经筛选的人群情况。

在结肠中,散发性MSI-H癌更多见于近端结肠,即右半结肠,且在老年患者中更为常见。已知与之相关的组织学特征包括明显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肿瘤边缘附近的淋巴细胞聚集、黏液分化和髓样形态。这些特征均不具备足够的特异性,无法在不进行分子检测或蛋白检测的情况下确定MSI状态。形态常规的腺癌也可能为MSI-H,而富含淋巴细胞的肿瘤也可能属于微卫星稳定型。

MSI-H结直肠癌还与特定的癌前病变演进途径有关。一些散发性病例由锯齿状病变发展而来,其间表观遗传改变逐步累积,最终导致MLH1沉默。林奇综合征相关结直肠癌则发生于不同的遗传背景下,其年龄分布、甲基化特征及伴随的驱动突变不一定与散发性病例相同。若将所有MSI-H结直肠癌视为同一病因类别,就会掩盖这些差异。

在子宫内膜癌中,错配修复缺陷型是现代分类所采用的主要分子类别之一,与POLE突变型、p53异常型和无特异性分子特征型并列。当肿瘤同时具有一种以上可界定类别的分子改变时,结果判读可能变得复杂,因此分类体系针对这类符合多个类别的病例制定了相应规则。由此可见,MSI的意义取决于其在整体分子特征中的位置。

胰腺、前列腺、胆道和泌尿道等器官中也有罕见MSI-H肿瘤的报道。由于这类肿瘤较为少见,开展针对特定部位的大规模结局研究十分困难。经确认的分子检测结果可以支持将不同器官的肿瘤归入共同的生物学类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起源组织、伴随突变、肿瘤微环境或治疗史等方面的差异就此消失。

实验室检测与结果解读

评估错配修复/MSI表型主要采用三种方法: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分析重复序列长度、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修复蛋白,以及基于测序的计算分析。这些方法测量的是不同特征。PCR和测序评估DNA的不稳定性,而免疫组织化学评估特定蛋白是否存在及其分布情况。在特征明确的结直肠癌中,这些方法的结果通常高度一致,但生物学因素和技术因素都可能导致结果不一致。

传统PCR检测对一组微卫星位点进行扩增,并通过毛细管电泳测量片段长度。将肿瘤样本的峰图与配对的非肿瘤性DNA或经验证的参考分布进行比较。早期的Bethesda检测组合包含两个单核苷酸标记BAT-25和BAT-26,以及三个二核苷酸标记D2S123、D5S346和D17S250。后来,以单核苷酸重复序列为主的检测组合提高了对典型错配修复缺陷表型的辨别能力,并减少了二核苷酸标记带来的部分结果解读困难。

许多单核苷酸标记在参考人群中几乎没有变异,因此某些经过验证的检测方法无需使用配对正常组织。不过,体质性变异,包括个别位点上与人群相关的差异,也可能呈现出类似肿瘤特异性变化的表现。此外,在检测过程中的重复序列扩增本身也会因聚合酶滑移而产生影子峰。因此,结果解读需要综合考虑整组标记、经验证的阈值,以及技术背景信号与真正发生长度偏移的肿瘤等位基因之间的区别。

免疫组织化学通常检测肿瘤细胞核中的MLH1、PMS2、MSH2和MSH6。在将肿瘤染色判定为缺失时,非肿瘤性淋巴细胞、间质细胞或其他内部对照应仍保留染色。固定不佳、染色较弱、异质性缺失或治疗相关变化均可能增加评估难度。相反,某些致病性错义变异产生的蛋白虽然功能异常,但仍可通过抗原性被检测到,因此即使修复功能受损,染色也可能保留。

DNA测序可检测数百至数千个重复序列,并使用计算方法,根据长度分布或相关序列特征推断MSI状态。检测可以分析配对的肿瘤与正常样本,也可以仅分析肿瘤DNA。其性能取决于测序深度、所覆盖的重复序列区域、测序读段比对、肿瘤纯度,以及是否针对相关癌种开展训练或验证。为某一平台设定的阈值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平台。

当样本中的肿瘤细胞过少、DNA降解,或所选标记对潜在缺陷不敏感时,可能出现假阴性或无法判定的结果。空间异质性也可能使不同组织块的检测结果不一致。基于血浆的检测还额外受到循环肿瘤DNA比例的影响。因此,实验室解读应区分能够可靠判定为稳定的结果,与技术质量不达标或所提供信息不足的检测结果。

遗传评估、分型与预后

MSI检测最初因能够识别与林奇综合征相关的肿瘤而获得临床重视。如今,许多医疗体系对新诊断的结直肠癌和子宫内膜癌开展广泛或普遍的肿瘤筛查,而非仅对有明显家族史的患者进行检测。这是因为仅依据年龄和家系标准,会漏掉部分受累个体。筛查肿瘤是否存在修复缺陷与确立遗传性疾病诊断,仍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蛋白表达缺失的模式可为病因排查提供方向。出现MLH1/PMS2表达缺失时,通常会进一步评估MLH1启动子甲基化情况;在结直肠癌中,BRAF V600E状态也有助于辨别常见的散发性发病途径。MSH2/MSH6表达缺失、单独MSH6表达缺失和单独PMS2表达缺失,分别提示不同的潜在基因缺陷。这些关联仅具有概率意义,不能作为确定性判断,因为体细胞突变和不常见的分子机制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染色模式。

除了遗传方面的意义,MSI也与预后相关。在局限性结肠癌中,尤其是Ⅱ期病例,与错配修复功能正常相比,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通常与更好的结局相关。这一关联并非在所有分期、解剖部位或治疗情境下都同样成立。在晚期疾病中,伴随的分子改变,包括部分结直肠癌中的BRAF突变,以及可用的治疗手段,都会显著影响实际观察到的结局。

区分预后性与预测性生物标志物至关重要。预后性标志物与疾病结局相关,不依赖于某一种特定治疗;预测性标志物则与治疗效果的差异相关。对辅助治疗研究的分析表明,Ⅱ期错配修复缺陷型结肠癌从氟嘧啶类单药治疗中获得的益处,不及修复功能正常的结肠癌。这一发现不能简单地推广到所有联合化疗方案、所有分期或所有胃肠道肿瘤。

MSI状态也有助于分子分型。在结直肠癌中,许多MSI-H肿瘤属于免疫细胞丰富的分子亚群,不过,不同分型体系所衡量的生物学特征有所不同。在子宫内膜癌中,修复缺陷状态会与其他分子分型指标及病理学发现结合使用。分子类别是对解剖分期、组织学类型及手术所见等信息的补充,而非替代。

因此,具有临床意义的解读应明确其要回答的问题。同一个MSI-H结果,可能提示肿瘤具有修复缺陷表型,支持进一步评估遗传易感性,提供特定分期下的预后信息,或预测对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的敏感性。这些用途相互关联,但不能互相替代。尤其需要注意,单凭MSI-H结果既不能确诊林奇综合征,MSS结果也不能证明已排除所有遗传性肿瘤易感性。

免疫识别与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

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肿瘤常产生大量发生改变的肽,包括编码区移码产生的肽。其中一些可作为新抗原,即由后天获得的基因组改变产生的肿瘤相关抗原。新抗原要被识别,其来源基因必须得到表达,相应肽必须被生成并由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呈递,还必须有合适的T细胞与之相遇。因此,仅凭突变数量并不能确定抗肿瘤免疫反应的强弱。

许多MSI-H癌症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并表现出炎症通路的激活。同时,它们也可能表达抑制性分子,限制T细胞的活性。PD-1通路就是这样一种免疫检查点。免疫细胞上的PD-1可与PD-L1等配体相互作用,在相应条件下降低效应活性。阻断这一相互作用的治疗性抗体可使部分患者恢复抗肿瘤反应。

临床证据确立了MSI-H和错配修复缺陷作为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重要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的地位。2015年,Dung Le及其同事主导的一项研究表明,帕博利珠单抗在错配修复缺陷与错配修复功能完整的结直肠癌中的疗效存在显著差异。201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速批准帕博利珠单抗用于符合特定条件、既往接受过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的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实体瘤,且不限定肿瘤的组织来源。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批准以共同的分子特征为依据,而非仅以肿瘤起源的器官为依据。

随后开展的随机KEYNOTE-177试验,在转移性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结直肠癌患者中,比较了帕博利珠单抗与以化疗为基础的方案作为一线治疗的效果。初步报告显示,帕博利珠单抗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6.5个月,化疗组为8.2个月。该试验证实,在这一由分子特征界定的患者群体中,治疗获益显著,但也显示部分患者出现了早期进展。联合阻断PD-1和CTLA-4的免疫检查点治疗在这类疾病中也显示出疗效。

MSI-H并不保证患者一定会产生治疗应答。有些肿瘤表现为原发性耐药,另一些则在初始应答后进展。可能的机制包括抗原呈递受损、影响干扰素信号传导的改变、免疫抑制性微环境,以及克隆性新抗原的差异。β2微球蛋白缺失可干扰Ⅰ类抗原呈递的某些环节,但单个改变与临床耐药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具体情境,并非绝对对应。

治疗效果还取决于疾病所处阶段和治疗方案。晚期癌症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局限期疾病也能获得同等获益,也不足以支持不加限定地将所有肿瘤类型合并分析。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可引起累及多个器官的免疫介导性不良反应,因此评估其临床意义时,既要考虑疗效,也要考虑毒性。MSI检测能够识别出具有特定生物学特征的富集人群,但仅凭这一检测并不能确定治疗结局的所有方面。

发现、标准化与持续研究

1993年,多个独立研究团队报告在结直肠肿瘤中发现重复DNA序列的广泛改变,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由此开始被认识为一种癌症表型。斯蒂芬·蒂博多、劳里·阿尔托宁以及曼努埃尔·佩鲁乔团队的相关研究,包括约拉姆·伊奥诺夫及其同事的工作,帮助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某些癌症的发生路径不同于早期模型所强调的染色体丢失模式。这种不稳定表型最初被称为“复制错误阳性”,或“RER阳性”。

这些发现很快与遗传性结直肠癌及DNA修复研究相互印证。1993至1994年间,人类错配修复基因(包括MSH2和MLH1)的缺陷被发现与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有关;如今,这类疾病通常在林奇综合征的框架下讨论。此前,微生物系统中的实验研究已确立了错配修复在维持复制保真度方面的作用。癌症领域的这些发现将这一基础机制与人类肿瘤易感性联系起来,并解释了短重复序列为何会变得不稳定。

由于早期研究采用的标志物组合和定义各不相同,标准化工作随之展开。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于1997年召开专题研讨会,并于1998年发表建议,确立了影响深远的贝塞斯达参考标志物组合及结果报告框架。此后,单核苷酸重复标志物组合、四种蛋白的免疫组织化学检测,以及基于测序的分类方法陆续发展,使检测手段不再局限于最初的方法。如今的标准化不仅涉及标志物的选择,还涵盖标本质量、肿瘤含量、分析方法验证,以及不一致结果的处理。

当前研究将MSI视为一个动态演化过程,而不只是实验室检测中的二元标签。单细胞和空间研究方法正被用于探究修复缺陷何时出现、不稳定的亚克隆如何扩展,以及免疫选择如何改变肿瘤细胞群体。对于许多短读长测序方法而言,富含重复序列的区域仍是技术难点,因此,准确表征各个重复序列等位基因仍是一项有待解决的分析问题。长读长技术提供了不同的检测能力,但也对错误建模和验证提出了自身的要求。

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反复出现的移码突变来源新抗原。由于不同患者的高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肿瘤可在相同的编码区重复序列中发生突变,某些改变后的肽序列可为多个患者所共有。治疗性疫苗和免疫监测研究正在探索这些共有靶点。它们的应用价值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突变的克隆性、表达情况、肽呈递,以及人类白细胞抗原型别的差异;仅有同一DNA突变在不同肿瘤中反复出现,并不足以证明它是有效的免疫靶点。

利用循环肿瘤DNA及其他类型标本开展无创检测的方法也在不断发展。这类检测的灵敏度受到样本中肿瘤来源物质量的限制,在早期疾病或肿瘤来源物质释放量较低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也在探索利用计算模型,根据常规组织学图像预测MSI。这些方法需要在不同实验室和患者人群中接受独立验证,因为染色方法、扫描仪、组织构成和癌症类型都可能影响模型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