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预防是指在疾病发生前以及发病后,用以减少其发生、传播、进展并减轻疾病负担的各项措施。它涵盖了环境卫生与健康教育等群体层面的公共卫生行动、疫苗接种与筛查等临床服务,以及在确诊后控制并发症的医疗照护。该领域依托流行病学来查明病因与危险因素,并借助卫生政策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原则,决定在何时、面向何人以及以何种成本开展干预。
预防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大部分疾病负担是可以避免的。天花已被彻底消灭,许多感染性疾病也已通过免疫接种、环境卫生与疫情监测得到了有效控制。与此同时,以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糖尿病为代表的非传染性疾病占比不断上升,促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以及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因此,预防不仅是卫生系统的核心,也是资源配置相关经济学决策的关键,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石。
本词条首先阐述预防的定义及其分级,随后介绍其流行病学基础;接着梳理主要的干预手段,包括免疫接种、药物预防、筛查、健康促进、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环境与伤害预防、感染控制以及遗传筛查;继而探讨结构性应对途径(社会决定因素、政策与卫生系统)、经济学评价与国际合作;最后讨论塑造该领域的伦理争议与新兴挑战。
定义、目标与范畴
预防是指为了避免疾病、损伤或残疾的发生,或在病症定型前限制其不良后果而采取的行动。传统上,预防与治疗相对立,后者是在病症出现之后才开始介入。两者的界限并非总是泾渭分明。例如,筛查检测可以在疾病早期发现异常,从而通过及时治疗防止日后发生残疾;同一种药物在某位患者身上属于治疗手段,在另一人身上则可能用作预防性用药。因此,广义上的预防涵盖了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健康事件所采取的一切干预措施,无论该事件是感染、慢性病、骨折、死亡,还是现有病症的恶化。
预防行动通常可分为两大类。依照1986年《渥太华宪章》的界定,健康促进旨在赋能人们增强对自己健康的控制能力。在预防语境中,健康促进着眼于影响整个社会风险格局的社会与环境因素,例如住房、收入、教育、空气质量和膳食环境。特异性保护则运用针对特定疾病的临床与生物医学措施,包括免疫接种、药物预防、筛查,以及对已明确风险因素(如高血压)的管理。两者相辅相成:前者改善孕育风险的环境条件,后者针对具体的致病因子或处于风险中的个体。
全人群策略与高危人群策略
两者的另一重区别在于干预目标对象的选择。高危人群策略会识别出风险明显偏高的个体,并为他们提供密集的咨询指导或治疗;全人群策略则致力于整体下移所有人的风险水平。杰弗里·罗斯(Geoffrey Rose)在1985年的论文《生病的个体与生病的人群》(Sick Individuals and Sick Populations)中指出,某种常见疾病的大多数病例往往出现在处于中等风险而非极高风险的人群中,其原因仅仅在于中等风险人群的数量要庞大得多。因此,在全人群中稍微降低血压或胆固醇等指标的平均水平,往往比单纯针对极少数高危人群实施干预项目能够预防更多的病例。
这一现象引出了罗斯所称的“预防悖论”(prevention paradox):一项能带来巨大总体效益的措施,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可能只带来微乎其微的绝对风险下降,因而每个人为此承担的成本或不便在个人看来可能与自身获益不成比例。群体效益与个体效益属于不同的量度:公共政策应当主要依据前者来评估,而面向单个个体的健康建议则必须充分考虑后者。两种策略各有局限。全人群措施能够覆盖那些原本不会主动寻求医疗帮助的人,但往往难以长期维持和进行效果评估;高危人群策略在所识别出的每一个病例层面上效率较高,却会遗漏大部分病例,因为绝大多数病例发生在界定的高危人群之外。
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和临床实践的关系
预防处于多个学科领域的交汇处。公共卫生关注人群的整体健康,主要通过流行病学、监测、立法和组织化项目来开展预防。预防医学则将预防原则应用于个体及特定群体,通常通过风险评估、免疫接种、筛查和咨询等方式落实。临床实践在个体诊疗层面承担了大量的预防工作,尤其是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且两者存在显著重叠。医生劝诫患者戒烟属于预防医学的实践,而通过征收烟草税降低全国吸烟率则属于公共卫生举措。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单打独斗:人群层面的政策为个体预防的有效开展创造了条件,而个体层面的医疗实施则将政策转化为患者切实的健康成效。在这些实施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初级卫生保健完成的。
历史发展
早期免疫接种:人痘法与琴纳
在病原体概念确立之前,许多地区的人们就曾尝试通过让人体主动接触天花患者病灶中的物质来预防天花,这种做法被称为人痘接种法。至少从15世纪起,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群就开始采用这种方法防病。1721年,玛丽·蒙塔古夫人将这种做法从土耳其传入英国。人痘接种法存在一定危险,因为受种者属于故意受染,可能因此罹患重症。
1796年,英国外科医生爱德华·琴纳尝试了一种更安全的方法。他注意到感染过牛痘的女挤奶工似乎对天花具有免疫力。于是,他为八岁的詹姆斯·菲普斯接种了牛痘浆液,随后再让其接触天花病毒,男孩并未发病。琴纳将这种方法称为“接种疫苗”(vaccination),该词源自拉丁语中表示“牛”的词汇。琴纳的成功并非个例:据记载,他研发的疫苗能为约95%的接种者提供三至五年的保护。尽管早期受到质疑,英格兰和威尔士仍在1853年推行了强制接种,反映出该技术已获得广泛认可。
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的基石
1847年,在维也纳一家产科诊所工作的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发现产褥热与接触尸体之间存在关联。在他要求医生和学生用含氯水洗手并刷洗指缝后,该诊所的产妇死亡率从11.4%降至2.7%。然而,他的观点经历了漫长过程才被世人接受:直到他去世约十四年后,科学家们才开始支持他的理论。
1854年,约翰·斯诺调查了伦敦苏豪区暴发的一场霍乱。他标出了死者的住所,发现死亡病例集中在宽街的一个水泵周围。当拆除该水泵的手柄后,疫情迅速平息。斯诺的结论打破了当时盛行的瘴气学说(该学说认为疾病由污浊的空气传播),他的地图分析也常被视作空间流行病学的早期经典案例。亨利·怀特黑德随后重复了这项分析,证实霍乱死亡与使用该水泵存在强关联,但斯诺的发现同样在多年之后才得到普遍认可。
微生物理论与公共卫生时代
路易·巴斯德在微生物方面的研究以及罗伯特·科赫的细菌学方法证实,特定的微生物会导致特定的疾病。科赫于1883年发现了霍乱弧菌,这为斯诺关于霍乱通过不洁水源或食物传播的理论提供了支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大城市纷纷修建下水道管网,对公共供水进行过滤和氯化消毒,规范牛奶与食品监管,并推广巴氏消毒法。这些改革在大多数抗生素和疫苗问世之前,就显著减少了水源性和食源性感染,至今仍是现代卫生防护措施的基础。
战后转变与三级预防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富裕国家中,传染病在死亡原因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公众关注的焦点转向心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病。20世纪50年代的预防医学教材(其中以利维尔和克拉克的著作最具影响力)将预防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预防,该框架后来进一步扩展,纳入了原始预防和四级预防。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里程碑是彻底消灭天花。196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强化天花根除计划,在30多个国家推行监测与疫苗接种相结合的策略。由毒力较弱的类天花病毒引起的最后一例病例于1977年发生在索马里,世界卫生大会随后于1980年宣布天花已被根除。由于该病毒不存在自然宿主,此后它仅保存在实验室中。
预防层级
预防工作通常按对应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层级,涵盖从危险因素的出现到疾病长期后果的整个过程。其中,将预防划分为原始预防、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的四级方案应用最为广泛。预防层级主要分为原始预防、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后来又增加了第五个类别——四级预防,旨在关注医疗系统本身所带来的伤害。这些层级之间并非截然分开;一项单一计划可以在多个层级同时发挥作用,而同一种疾病在不同时期也可以在不同层级上进行干预。
原始预防
原始预防作用于因果链的最前端。其目标是通过改变产生危险因素的社会、经济、行为和环境条件,从源头上阻止危险因素的形成。原始预防及早介入因果链,旨在改变引发危险因素的普遍社会或经济环境。由于它针对的是整个社会而非个体,其采取的措施通常为政策引导和结构性变革。例如:改善环境卫生以减少接触病原体、支持幼儿早期发展,以及开展劝阻吸烟和滥用药物的宣传倡导(如在公共场所推行禁烟法律)。针对香烟、含糖饮料等征税的经济手段也属于这一范畴,正如在税收与立法中所探讨的更广泛的政策选择。
一级预防
一级预防旨在尚未患病的人群中,在疾病或损伤发生之前加以阻止。这可以通过避免接触致病或致伤的危害因素、改变可能导致疾病或损伤的不健康或不安全行为,以及在发生暴露时增强对疾病或损伤的抵抗力来实现。最常见的手段是接种疫苗,它在人体发生暴露前通过免疫系统提高保护力;此外还包括健康教育和佩戴防护装备等特定防护措施。一级预防与原始预防的区别在于目标不同:原始预防致力于防止危险因素的形成,而一级预防则是针对已经存在的危险因素进行干预,以预防特定疾病的发生。
二级预防
二级预防依靠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其目的在于疾病尚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的阶段将其识别出来,从而通过干预措施阻断或延缓病情进展。其目标是在疾病最容易控制时进行识别和治疗,防止其恶化为更严重的病症。典型的例子是筛查检测(如乳腺X线摄影或胆固醇检查),它们能在疾病早期、治疗效果更佳时发现病变。例如在糖尿病防治中,对高危人群进行血糖升高筛查,可以在并发症出现之前及时启动生活方式干预或治疗。不同来源对二级预防的定义略有差异。有人将二级预防描述为减轻已发生疾病的影响,旨在减轻已经发生的疾病或损伤的冲击,这模糊了它与三级预防之间的界限。筛查是否真能改善预后则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在诊断与筛查方法学中有专门探讨。
三级预防
三级预防适用于疾病已经确立且急性期已得到治疗的阶段。其目标是限制持久性损害。三级预防旨在减轻疾病对患者生理功能、寿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尽管其方法往往与一级预防相似,但面向的是患者而非健康人群。例如,帮助心脏病患者减轻体重,或减少哮喘患者对过敏原的接触。康复治疗、持续监测和支持性护理也是三级预防的核心内容,尤其适用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慢性病。
四级预防
四级预防是争议最大、尚未完全定型的一个类别。该术语由比利时全科医生马克·贾穆勒(Marc Jamoulle)提出,最初主要针对那些主观感觉不适但无器质性疾病证据的患者。此后这一概念得到了拓展。在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现代定义中,四级预防指保护个体免受可能弊大于利的医疗干预。四级预防被定义为“为保护个体(个人/患者)免受可能弊大于利的医疗干预而采取的行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观察等待:一位没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年轻健康患者因胆固醇检测结果而感到担忧,此时临床观察而非开药治疗往往对患者更为有益。四级预防的一个例子是,当一位没有任何心血管风险或症状的年轻健康患者对其胆固醇水平感到担忧时,可以采用“观察等待”策略(观察并随访)。其他例子还包括避免对运动员进行不必要的影像学检查。四级预防旨在遏制的过度医疗成因包括防御性医疗,后者是指为了避免医疗过失诉讼而向患者推荐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的诊断检查或治疗方案。由于这一概念与医学和知情同意存在重叠,它通常作为一种安全防线被置于三级医疗中,有时也被视为古老的“不伤害”原则在现代的延伸。
流行病学基础
自然史与干预切入点
预防性措施的制定取决于了解疾病在个体发病前后的发展过程。疾病自然史通常分为发病前期和发病期:发病前期存在致病暴露因素但尚未出现病理改变;发病期则已形成病理过程。利维尔与克拉克(Leavell and Clark)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的预防阶段框架,将各级预防措施对应到这些病程阶段中。原始级预防和一级预防针对最早期的健康阶段,二级预防针对潜伏期或症状前期病变,三级预防则着眼于已确立疾病的预后与后果。其核心逻辑在于:在出现不可逆损害之前进行干预,效果最为理想。例如,唯有早期检出能够改变疾病发展进程时,疾病筛查才具备实际价值。
频数与关联强度指标
流行病学利用少数几项指标对疾病进行量化。发病率是指在特定时期内特定人群中新发病例的数量,通常表示为按人时计算的率。患病率是指某一特定时间点人群中患有该病者的比例,因此它同时反映了新发病例的发生频率与病程的持续时间。暴露与结局之间的关联强度通常用相对危险度()来概括,即暴露组发病率与非暴露组发病率的比值。相对危险度为 1 表示两者无关联。
在规划预防策略时,更有参考价值的指标往往是归因分值。在暴露人群中,归因于该暴露的病例比例为暴露人群归因分值 ,用于估算若消除该暴露便不会发生的病例份额。人群归因分值则结合了人群中的暴露比例(),其公式为 。它反映了在全人群范围内减少某种暴露所能预防的疾病量;当该暴露十分普遍时,全人群层面的预防获益可能远超针对单个暴露者的干预效果。这些数值均为统计估算值,其精确度取决于样本量大小以及暴露与结局的测量方式。
因果推断与偏倚
观察到的关联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1965年,曾推动证实吸烟与肺癌因果联系的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Austin Bradford Hill)提出了评估关联是否属于因果关系的九条考量原则,现称布拉德福德·希尔标准。这九条原则分别为:关联强度、一致性、特异性、时间顺序、生物学梯度、生物学合理性、连贯性、实验证据和类比。希尔本人强调,这些原则只是权衡考量的参考要点,而非硬性清单,其中任何一条都不是不可或缺的。唯有时间顺序(即暴露必须先于结局发生)被普遍视为必要条件。
在观察性研究中,影响推断真实性的主要威胁是混杂和偏倚。混杂是指存在某个同时与暴露和结局相关的第三方因素,从而歪曲了暴露与结局之间的表观关联。未测量的共同病因仍是推断的主要障碍,因为统计调整只能校正已被记录的变量。选择偏倚发生在研究对象与目标人群存在系统性差异时;信息偏倚则由暴露或结局的测量不准确引起。这些偏倚可能凭空制造出虚假的关联,也可能掩盖原本存在的真实关联。
研究设计
队列研究按暴露状态对人群进行分组并随访观察,比较各组之间的结局发病率,从而能够直接计算相对危险度。这类设计适用于常见暴露;但当结局罕见或发病潜伏期较长时,其实施成本往往很高。病例对照研究则从已经出现结局的人群和匹配的无结局对照人群出发,回顾比较两组既往的暴露情况;由于其按结局抽样,通常估算的是比值比,而在疾病罕见时比值比可近似替代相对危险度。病例对照研究对罕见疾病效率极高,但更容易受到回忆偏倚和选择偏倚的影响。
随机对照试验通过随机分配预防干预措施,往往能在各组间平衡已知和未知的混杂因素,从而为评估干预效果提供最强有力的证据。疫苗和许多预防性化学药物的审批上市均以此为基石。然而随机对照试验也存在局限,包括成本高昂、周期漫长、对具有潜在益处的干预措施予以保留对照可能存在伦理争议,以及受试人群经过严格筛选因而可能无法完全代表常规临床实践。因此,在试验中证实的预防效果通常还需要在真实世界条件下,通过队列分析和上市后监测进行验证。
免疫接种与疫苗
免疫机制与记忆
疫苗能够在不引发疾病的前提下训练适应性免疫系统。每种疫苗都会通过让免疫系统接触被称为“抗原”的特定分子特征,使其学会识别病原体。疫苗本身不会让接种者生病,而是通过诱发免疫应答来发挥作用,其机制与人体接触活体病原体时类似。该应答会产生与抗原结合的抗体,并在初次接触后留下长期存留的记忆细胞。当真正的病原体在日后侵入机体时,免疫系统能迅速识别,立即启动抗体与细胞免疫应答,在疾病成势之前清除感染。因此,保护效果取决于这种二次应答的速度和强度,这也是许多疫苗需要接种加强针以维持足够庞大记忆细胞库的原因。
疫苗类型
疫苗向免疫系统呈递抗原的方式各有不同,每种技术路线都需要在免疫原性与安全性之间进行权衡。
- 减毒活疫苗使用毒力已被减弱的病原体。经典的减毒方法是在细胞培养物或非人类宿主中进行连续传代,直至病原体丧失致病毒力。麻腮风(MMR)疫苗中的麻疹成分便是典型范例。减毒活疫苗可在接种者体内复制,通常仅需接种一至两剂即可产生类似于自然感染的免疫应答,同时激活抗体免疫和细胞免疫。由于病原体能够在体内复制,减毒活疫苗通常能提供持久的免疫力,但可能不适合免疫功能受损的人群。
- 灭活疫苗使用已被杀灭或改性的病毒或细菌。经杀灭或改性的病原体无法复制,亦不会致病。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于1955年研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便采用了甲醛灭活法。灭活疫苗通常需要接种多剂才能产生足够强大的免疫应答。
- 亚单位疫苗仅包含特定筛选出的抗原成分。亚单位疫苗通常需要添加佐剂(即能够增强疫苗效能的物质)。例如,乙肝疫苗是通过让酵母细胞表达该病毒的一种表面蛋白并进行纯化后制成。结合疫苗是亚单位疫苗的一个分支,它将细菌多糖与载体蛋白结合,从而使免疫系统能够针对有荚膜细菌产生应答。
- mRNA疫苗递送的是遗传指令,而非抗原本身。疫苗将信使RNA转录本递送至机体细胞内;随后细胞利用该RNA转录本作为指令合成特定蛋白质。这些蛋白质通常与病原体表面的蛋白质相同。此类疫苗的研发周期极短,非常适合用于需要迅速调整以应对新变异株的疫苗开发。
群体免疫阈值
群体免疫是指当足够多的人获得免疫力时,病原体便无法维持持续传播,从而间接保护了那些无法接种疫苗的人群。阈值的常用估算公式为 1 – (1/R₀),其中 R₀ 代表基本传染数。对于 R₀ 约为 15 的麻疹而言,计算出的群体免疫率约为 93%。公共卫生领域对麻疹设立的目标通常更高,95% 的指标被广泛引用。达到这一水平后,无法接种疫苗的人群(如未满12月龄的婴儿)便能获得保护。
然而,平均接种率并不能反映全部情况。即使整个人群的平均接种率维持在群体免疫阈值之上,在接种率较低的局部社交接触网络中仍可能暴发疫情。阈值还会因病原体传播能力的不同而变化。针对欧洲的模型研究发现,要在欧洲实现消除麻疹的目标,两剂麻疹疫苗的接种率需至少达到 97%;而对于 R₀ 值更高的病原体,WHO 设定的 95% 目标将不足以阻断传播。
接种率目标、免疫程序与里程碑
常规免疫规划自1974年起在国际范围内推行,当时世界卫生组织(WHO)设立了扩大免疫规划,旨在推动全球所有国家普及基本疫苗接种。最初涵盖的疫苗包括卡介苗、百白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和含麻疹成分疫苗;自2014年起,乙肝疫苗、流感嗜血杆菌疫苗、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和轮状病毒疫苗也被纳入其中。各国免疫程序目前均遵循这一框架。据WHO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估计,2025年全球第三剂百白破疫苗(DTP3)的接种率达到 85%——该指标常用于衡量各国为儿童提供常规免疫服务的效果。据估计,2025年约有1350万名儿童属于“零剂次儿童”,即未曾接种过第一剂DTP疫苗。麻疹疫苗接种率也低于疫情前水平:未接种麻疹疫苗的儿童人数比2019年多出180万。
消除疾病有赖于持续维持高接种率。天花是唯一一种通过疫苗接种被彻底根除的人类疾病,大规模免疫接种使其在1980年被正式消灭。就麻疹而言,美国全国平均接种率已低于群体免疫阈值且仍在持续下降,而全国平均数据往往掩盖了各州之间的差距。接种率出现缺口会导致疫情卷土重来,即便在先前已宣布消除该疾病的国家也不例外。
药物预防与暴露后预防
药物预防是指在尚未患病的人群中使用药物,以预防感染或降低感染引起的后果。暴露后预防(PEP)则是一种疗程更短、针对特定暴露事件的应急措施,适用于发生针刺伤、与感染者发生性接触或被狂犬病动物咬伤等特定情况后。这两种方法均依赖抗生素及其他抗微生物药物或抗寄生虫药物,因此必须权衡其潜在益处与不良反应。其主要应用领域包括以下几类:
外科手术中的预防性抗生素使用
术前短时间内使用抗生素能够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其主要机制是在细菌可能污染切口的时期,确保组织中维持有效的药物浓度。给药时机是研究最为充分的变量。目前的临床指南通常建议在切开皮肤前 60 分钟内给药;对于万古霉素或氟喹诺酮类等因药代动力学特性需要更长输注时间的药物,给药窗口可放宽至 120 分钟。一项关于结直肠手术的荟萃分析发现,在切开前 120 分钟以上给药与感染风险显著增加相关。然而,一项纳入约 3.2 万例手术的美国大型队列研究在调整混杂因素后发现,给药时机与感染之间并无显著关联,并认为严格遵守给药时机指标与改善预后之间没有明确联系。用药持续时间同样关键:大多数指南建议在术后 24 小时内停用预防性抗生素,延长用药时间不仅不能带来明确益处,反而会增加药物暴露风险。药物的选择取决于手术类型;对于许多清洁-污染手术,头孢菌素类药物是标准推荐用药。
抗疟药物预防
疟疾药物预防主要针对重症高风险人群,尤其是孕妇和幼儿,可按固定时间表给药,或在可预测的高传播季节使用。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SMC)是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范例。在萨赫勒地区,3至59月龄儿童在雨季每月接受一个疗程的磺胺多辛-乙胺嘧啶联合阿莫地喹治疗,通常持续三到四个周期,周期数取决于传播季的长短。临床试验及其荟萃分析数据表明,与安慰剂相比,该疗法能大幅减少临床疟疾病例;常规预防项目也成功降低了发病率,但各地的覆盖率与依从性参差不齐,加纳的一些研究显示完成全部周期的儿童不足 40%。该策略面临的挑战包括针对联用药物的耐药性标记物出现、偏远地区的覆盖难度,以及项目规模扩大后预防效果能否持续等。目前已有研究探讨将其推广至较大年龄段儿童,初步结果显示 5至9 岁儿童的寄生虫感染率有所下降。药物预防是对疟疾病媒控制和病例管理的补充,而非替代。
HIV 暴露前与暴露后预防
HIV 阴性但持续处于高感染风险的人群可采用以替诺福韦为基础的口服暴露前预防(PrEP)方案。其保护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药依从性。2010 年公布的首项针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安慰剂对照试验显示,整体感染率有所降低,但对该试验的后续分析发现,坚持按规定服药的受试者获得了高得多的保护效力。一项针对随机试验的荟萃分析发现,当依从性达到 80% 或以上时,男男性行为人群感染 HIV 的风险降低了 86%;而依从性较低时,风险降低幅度仅为约 45%。在异性恋女性的临床试验中,低依从性是预防失败的主要原因,血液药物浓度检测证实许多受试者并未按处方服药。目前常通过设置提醒、同伴支持和血药浓度监测反馈等策略来提高依从性。长效注射剂型也正在研发中,以期免除每日口服药片的负担。相比之下,HIV 暴露后预防(PEP)是一套短期疗程,通常为 28 天,要求在可能发生暴露后尽快启动,理想情况下应在 72 小时之内。这是一种应急措施,其成功同样取决于及早启动并坚持服完整疗程。
风险与耐药性
预防性药物的使用对象是健康人群,因此对不良反应的容忍阈值较低。其不良反应轻则包括胃肠道不适和过敏反应,重则可引发肝毒性或肾损伤等严重事件。抗生素暴露(即使疗程短暂且指征明确)也会破坏正常菌群,筛选出耐药菌株,并与艰难拟梭菌(Clostridioides difficile)结肠炎等感染密切相关。广谱抗菌药物的风险高于窄谱药物,因此临床指南提倡在最短的有效时间内使用抗菌谱最窄的有效药物。对于抗疟药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而言,主要隐患在于药物的不充分暴露可能筛选出耐药毒株;为此,各防治项目密切监测耐药性标记物,并推行能在整个风险期内维持充足血药浓度的用药方案。
筛查与早期发现
筛查项目的标准
筛查是对表面健康的人群进行系统性检测,以识别出可能患有某种疾病的个体,从而实现早期治疗。筛查试验将受检者区分为可能患病者和可能未患病者。因此,阳性结果只是进行后续诊断性检查的依据,本身并非确诊。被引用最广泛的评估框架,是威尔逊(Wilson)和容纳尔(Jungner)于1968年为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十项原则。其核心要求包括:疾病应为重大的健康问题;自然史明确且具有可检测的早期阶段;存在公认有效的治疗方法且早期干预效果更佳;具备适宜且易被接受的检测方法;对哪些人群应接受治疗有明确的政策方针;以及收益必须大于生理与心理伤害和经济成本。后来的机构对该清单进行了扩充。后续制定的准则从五项到二十余项不等,并增加了项目层面的要求,例如充足的医疗卫生服务承载力、持续的病例发现机制以及质量保证等。例如,英国国家筛查委员会要求提供来自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以证明筛查项目能真正降低死亡率或发病率,而不仅是该检测能够检出疾病。由于1968年的表述较为宽泛,即便各国的全重新生儿筛查项目参考了相同的标准,其实际涵盖的疾病范围仍存在显著差异。
检测性能与患病率的作用
筛查检测的优劣主要通过灵敏度(正确识别出的患病者比例)和特异度(正确排除的非患病者比例)来衡量。这两项是检测方法本身的固有属性。而预测值则取决于受试人群。阳性预测值是指筛查结果为阳性时真正患病的概率,它会随着患病率的下降而降低。假设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为90%,当人群患病率为1%时,有: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阳性结果其实都是虚惊一场的假阳性。若将同样的检测应用于患病率为10%的高危人群,其阳性预测值可达到约50%。正因如此,年龄、性别、家族史等风险因素常被用来圈定目标筛查人群;这也是为什么在临床门诊中表现良好的检测,在普通人群样本中可能效果欠佳的原因。
误导筛查评估的偏倚
有几种偏倚可能会使筛查项目显得比实际效果更好。领先时间偏倚(lead-time bias)源于筛查将诊断时间提前。如果患者死亡的时间与未接受筛查时完全相同,那么即便寿命并未延长,从诊断之日起计算的生存期看起来也会更长。病程长短偏倚(length-time bias)的产生是因为筛查更容易检出进展缓慢的疾病;这类肿瘤在临床前可检出期停留的时间更长,因而比那些在筛查间期就迅速生长并引发症状的肿瘤更有可能在筛查中被捕获。通过这种方式发现的病变通常侵袭性较低,因此无论是否进行筛查,这类患者的预后往往都相对较好。过度诊断则是病程长短偏倚的一种极端形式。它是指检出了患者终其一生都不会引发症状或导致死亡的疾病,以致后续治疗不仅毫无益处,反而带来伤害。因此,临床试验通常采用该疾病的死亡率而非确诊后的生存期来评估筛查效果;对过度诊断程度的估算,也极大地依赖于长期随访以及对领先时间的建模方式。
成熟筛查项目的范例
宫颈癌筛查已从细胞学检查(巴氏涂片)转向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检测,后者几乎是所有宫颈癌的必要致病因素。HPV检测对癌前病变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其应用允许延长两次筛查之间的间隔时间,不过灵敏度与特异度之间的权衡仍是方案设计的关键考量。针对乳腺癌的钼靶摄影筛查已在随机试验中得到评估,结果显示其能降低乳腺癌死亡率,但关于过度诊断和假阳性召回率的估算仍存在争议。血压测量是一种低成本的机会性检查,可在并发症出现前发现高血压,而其价值不仅在于测量本身,更取决于随访、复核确认以及后续的治疗能力。结直肠癌筛查采用便隐血试验、便免疫化学检测以及结肠镜检查等手段,项目的成效应严重依赖于后续结肠镜检查的质量以及人群参与率。纵观这些范例,筛查的实际效用不仅取决于检测技术本身,更取决于异常结果出现后的整个后续处置路径,包括明确诊断、规范治疗以及对阴性人群的持续监测。
健康促进与行为改变
健康促进着眼于影响疾病风险的知识、生活习惯与社会环境。其干预手段涵盖从一对一宣教、国家级大众媒体宣传活动到场所化项目;相关证据表明,当宣传信息持续传递、目标明确且配合周边环境改善时,健康促进的效果最为显著。
健康教育、社会营销与大众媒体
长期以来,健康教育一直是健康促进的主要形式。1986年发布的《渥太华宪章》将其纳入更广泛的“个人技能发展”行动领域,涵盖提供信息、开展健康教育以及培养生活技能,旨在通过这些手段支持个体与社会的发展。社会营销则借鉴商业方法(如受众细分、定制化信息与前期测试)来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其中大众媒体宣传活动是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
关于此类媒体宣传效果的研究证据好坏参半。一项由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研究院(NIHR)资助的综述之综述(review of reviews)纳入了36项评估媒体宣传成效的系统评价,主要涉及戒烟(12项综述)、性健康(9项)和身体活动(7项)。其结论指出,宣传活动能够减少久坐行为、改善性健康并促进戒烟;烟草控制宣传具有成本效益;持续时间更长、力度更大的宣传活动往往效果更好;此外,信息设计和精准面向特定受众至关重要。相比之下,针对饮酒或饮食行为的宣传活动鲜有积极改善。亚组分析结果也并不一致:该综述未发现宣传效果因族群或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存在一致差异,因此大众宣传活动并不能自动缩小健康差距。
行为改变理论
有三种理论框架最常用于设计和解释个体层面的干预措施。首先是健康信念模型,由欧文·罗森斯托克(Irwin Rosenstock)、戈弗雷·霍赫鲍姆(Godfrey Hochbaum)、斯蒂芬·凯格尔斯(Stephen Kegeles)和霍华德·勒文塔尔(Howard Leventhal)等美国公共卫生局研究人员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们当时正在调查人们为何不利用结核病筛查等预防性服务。该模型的核心构念包括感知到的威胁易感性、严重性、采取行动的获益以及行动的阻碍;常见的教学版本还补充了行动线索与自我效能感。该模型最初用于解释行为背后的原因,而非指导有计划的行为改变。
其次是与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密切相关的社会认知理论。该理论将个体因素、环境影响和行为视为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其实践策略包括目标设定、行为契约和定制化健康传播,其核心构念是自我效能感,即个体对自己执行某项行为的能力所抱有的信心。第三是跨理论模型(亦称变化阶段模型),它将个体的准备状态划分为前意向、意向、准备、行动和维持五个阶段。其实际应用依赖于根据各阶段特点匹配相应信息,但这一假设存在争议,且个体经历这些阶段时并不总是呈线性的顺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模型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目前关于基于这些模型设计的干预措施优于非基于模型措施的证据既薄弱又不一致。能够解释人们为何持有某些信念的模型,本身并不能证明依托其制定的项目就能切实改变行为。
以学校和社区为基础的项目
场所健康促进途径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健康是在日常环境中产生并体验的。《渥太华宪章》指出,必须在学校、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等环境中促进健康。因此,学校项目可以将课程教学与改善学校饮食环境、增加体育锻炼机会、规范教职工行为以及吸纳家庭参与相结合,而不仅依赖课堂讲授。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场所方法描述为一种整合各类风险因素行动的整体性、多学科方法,其目标是通过“全系统”途径最大程度预防疾病,核心原则包括社区参与、伙伴关系、赋权与公平。
社区工作则将同样的逻辑应用于机构之外。《渥太华宪章》的社区行动领域旨在增强当地居民在确定优先事项和制定策略中的作用,使项目由其服务对象共同塑造,而非单纯被动接受。在评估此类场所的效果时,通常不仅要考察干预内容本身,还要综合评估场所本身的特征。
个体信息与结构性变革
《渥太华宪章》也是这场理论争论的转折点。它引导健康促进摆脱了以往占据主导地位、侧重个体的健康教育模式,转向植根于行为结构性决定因素的社会生态学视角。个体健康宣教信息在提高认知和转变意向方面依然有效,有关大众媒体的综述也证实了这类作用。然而,当个体的选择受到价格、可及性、广告暴露或工作条件的限制时,单纯依靠信息传播就会遇到瓶颈。在大众媒体证据中成本效益最为显著的控烟领域正是最鲜明的例证:宣传信息必须与价格调控和无烟法规协同发挥作用,后者将在本词条的其他部分展开讨论。
慢性病与可改变的危险因素
大多数因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非传染性疾病(NCD)导致的过早死亡,都与少数几项行为和环境决定因素密切相关。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合算措施”(best buys)框架围绕非传染性疾病的四大核心危险因素(烟草、有害饮酒、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身体活动)以及四大疾病领域(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梳理了各项干预选择。这些建议被定性为高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世卫组织估计,通过减少烟酒使用、改善不健康饮食以及扭转缺乏身体活动的现状,可以解决大约 60% 可避免的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由于这些措施主要在人群层面实施,它们直接契合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议程,并与健康促进中阐述的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相辅相成。
戒烟与无烟环境
控烟是该领域制度化程度最高的部分。MPOWER 六项措施涵盖监测烟草使用、保护免受烟草烟雾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禁止烟草广告以及提高烟草税,是世卫组织行之有效的六项减少烟草使用的控烟举措。到 2024 年,全球已有 61 亿人(占世界人口的 75% 以上)受到至少一项控烟措施的保护。控烟立法的核心在于营造无烟环境:已有 79 个国家全面推行无烟环境,覆盖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保护非吸烟者免受危害是控烟的重要公共卫生考量,全球每年约有 130 万人死于二手烟。图文健康警示标签推广迅速,强制要求的国家数量已从 2007 年的仅 9 个增至目前的 110 个。世卫组织还估计,自 2008 年推行 MPOWER 以来,相较于吸烟率保持不变的情况,全球目前的吸烟人数估计减少了 3 亿人。包括临床环境下的戒烟咨询和药物治疗在内的个体戒烟支持,对这些人群层面的措施形成了补充,但覆盖的吸烟人群比例相对较小。
饮食、身体活动、酒精与肥胖
膳食限盐是具有量化目标的人群干预措施的典型代表。世卫组织建议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低于 5 克(即钠摄入量低于 2 克)。主要的干预抓手包括调整加工食品配方、设定食品中最大允许含盐量,以及推行包装正面营养标签。财政措施同样受到推荐:世卫组织将其列入的干预手段包括提高对烟草、酒精和不健康食品的消费税。酒精政策遵循类似的结构,包括提高酒精饮料的消费税、全面限制酒精广告曝光,以及在销售网点限制酒精的实体可及性。针对缺乏身体活动的问题,推荐的方法是将大众媒体宣传与基于社区的项目及环境支持相结合。肥胖预防则综合依托前述食品环境措施,并结合学校、工作场所和城市空间的人性化设计,使身体活动更加便利可行。
高血压与血脂异常:人群措施与临床管理
高血压生动展示了人群预防与临床诊疗如何协同发挥作用。2024 年,全球 30 至 79 岁的人群中约有 14 亿人患有高血压,然而有效控制病情者不到五分之一。公众的知晓度同样不足:约 44% 的成年高血压患者(6 亿人)并未意识到自己患病。世卫组织的第二份全球报告指出,可靠地获取可负担且质量有保障的降压药物以及经认证的血压测量设备,是实现有效诊疗的基石。然而,医疗资源获取依然存在显著不平等:在 25 个低收入国家中,仅有 7 个报告称世卫组织推荐的全部五种降压药物在药房或基层医疗机构普遍有售。将世卫组织 HEARTS 技术包整合到基层医疗中的项目显示,控制率可以迅速提升;在菲律宾的一个示范项目中,基层医疗机构的高血压控制率达到了 65%。世卫组织建立的模型显示,即使仅将覆盖 50% 患病个体的简便、可负担且有效的治疗方案全面推广,到 2050 年也能预防 7600 万人死亡。血脂异常的管理也遵循类似路径:通过人群层面的限盐限脂政策降低胆固醇与血压负荷,并借助心血管风险的临床评估,指导高危人群接受他汀类或其他降脂药物治疗。
危险因素聚集与综合预防
四大主要行为危险因素经常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因此针对其中某一项的干预往往能在多个方面产生连锁收益。烟草和酒精控制、膳食政策与促进身体活动通常由相同的政府部门和基层医疗卫生体系负责推行,这使综合统筹规划显得尤为高效。世卫组织还遴选了一批具有坚实实证依据且能在五年内见效的干预措施,以适配政府政策的规划周期。然而,现实中的落地执行往往滞后于循证研究。一项针对七个亚洲国家的研究发现,执行层面的差距主要源于资金投入不足、体制能力受限、跨部门协同不力,以及缺乏标准化的监测与评估机制。因此,非传染性疾病的综合预防既依赖于持续的资金保障、跨部门协调以及对危险因素数据的常态化监测,也离不开负责疾病筛查与治疗的基层卫生保健体系。
环境、职业与伤害预防
供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
据估计,受微生物污染的水每年导致约50.5万人死于腹泻,而这类风险还会传播霍乱、伤寒和脊髓灰质炎。综合来看,不安全的饮用水、环境卫生和手部卫生每年与约100万例腹泻死亡密切相关,其中约39.5万例为5岁以下儿童;若能消除这些风险,这些生命损失本可避免。市政管网及家庭储水的氯化消毒能够灭活水中携带的病原体,而污水处理则能在污水排入河流和地下含水层之前去除粪便残留物。改用市政自来水管网并接入配套污水处理设施的下水道系统,是降低此类死亡率最可靠的措施。改善卫生设施在经济层面也具有显著效益: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的一项分析显示,若计入医疗费用下降、生产力提升及早死人数减少等因素,每投入1美元可获得约5.5美元的回报。
空气质量与病媒控制
2019年,室外空气污染估计在全球造成420万人过早死亡,其主要诱因是细颗粒物(PM2.5),可引发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及部分癌症。这些死亡约有89%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2021年,使用固体燃料烹饪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与290万例死亡相关,而通常承担烹饪和拾柴劳动的妇女和儿童承受的负担最为沉重。据估算,若将PM2.5年均浓度降至世卫组织指导标准的5 μg/m³,可使空气污染致死人数减少约70%。因此,相应的防治措施包括推广清洁交通、节能建筑、清洁发电、控制工业排放、改善市政废弃物管理,以及普及清洁家庭能源。
病媒控制主要针对传播疟疾及相关传染病的蚊类和其他节肢动物。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在睡眠人群周围构筑了物理和化学双重屏障,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疟疾防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幼虫源头治理属于源头防控手段,通过在死水水体投放灭幼剂,并清除或改造易滋生幼虫的容器和排水沟渠来消除孳生地。该方法需要对孳生环境进行精确测绘,通常与针对成虫的措施(如蚊帐)协同使用,而非取而代之。
职业安全
职业性伤害与疾病的预防依赖于法律手段。法定接触限值对铅、硅尘、石棉和苯等有害物质规定了最高允许浓度;相关法规通常要求雇主遵循危害控制层级原则:首先消除危害源,其次替换为更安全的材料,再通过通风或密闭等工程控制措施降低风险,随后落实轮班制和工时限制等管理控制手段,最后才依赖个人防护装备。由职业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工作场所工伤事故。世卫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的联合分析显示,每年有大量死亡归因于粉尘接触、致癌物暴露以及长时间工作,而长工时已被证实与卒中及缺血性心脏病密切相关。因此,职业预防既关注突发事故,也同样重视慢性暴露。这些措施通过国家法律、监察制度和工作场所风险评估来推行,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非正规部门和小型企业中的执法力度。
道路交通与居家伤害
道路交通事故每年夺去约116万人的生命,是5至29岁儿童和青壮年的首要死因。这一负担绝大部分落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机动车拥有量仅占全球约60%,却承受了全球92%的道路交通死亡人数。超过半数的交通事故遇难者为行人、自行车骑行者和摩托车驾驶者。世卫组织指出,主要的有效应对措施包括:建设更安全的道路基础设施、制定机动车安全标准、完善事故后急救护理、针对超速、酒驾、佩戴头盔和使用安全带等关键风险从严执法,以及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头盔、安全带和儿童约束装置等防护用具,结合实现人车分流的城市规划,体现了从依赖个体行为向优化工程环境设计的转变。
居家伤害(包括跌倒、烧烫伤、中毒和溺水)对幼儿和老年人群体的危害尤为突出。其预防主要依靠设计规范和产品安全标准:例如安装烟雾报警器、楼梯防护门、水体防护栏,对药品和化学品进行安全存放,采用儿童防开启包装,以及设定生活热水温度上限。
传染病控制与监测
传染病控制依赖于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工作:发现异常疾病、报告主管部门、调查聚集性疫情以及阻断传播。每一个环节都以前一环节为基础,因此监测体系中任何一处薄弱,都会导致后续措施延误。
报告系统与疫情发现
现代国家体系依赖于足够及时且敏感的疾病监测,以便及早发现聚集性疫情。评估框架通常从及时性、敏感性、稳定性和实用性等方面来衡量监测系统。法定报告传染病目录通常兼顾常态化报告疾病与“异常事件”类别,后者用于捕捉新型或不明原因的流行模式。疫情发现之后便进入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明确诊断、确定病例定义、描述人群、地点与时间三间分布,并查明传染源及暴露途径。流行病学家使用本词条其他部分所述的频率与关联测量指标,将其近乎实时地应用于疫情数据。在许多国家,实验室网络与临床报告汇入同一链条,而患者首诊所在的医疗救治一线存在的漏洞,往往决定了预警信号出现的早晚。
《国际卫生条例》
指导跨境报告的世卫组织框架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该条例于2007年6月15日生效,对所有缔约国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缔约国必须设立《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在地方、中间及国家层面建立监测与应对的最低核心能力,并向世卫组织通报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的情况。天花、野生型脊髓灰质炎病毒、新型人流感亚型以及非典型肺炎(SARS)必须始终予以通报;其他事件在满足特定标准时也须报告,例如造成严重公共卫生影响、性质异常或意外、存在严重的国际传播风险,或导致重大旅行及贸易限制风险。根据该条例,缔约国须在48小时内评估潜在事件,并在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报告须通报的事件。宣布构成PHEIC的决定权属于总干事,总干事须咨询紧急委员会的意见。该条例旨在发出早期预警的同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国际旅行和贸易限制,因此它将通报义务与对缔约国可采取措施的限制结合在了一起。
接触者追踪、隔离与检疫
接触者追踪旨在查明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的人员,以便建议其接受检疫隔离;而隔离则是将具有传染性的人员与他人隔开。其效果取决于速度和覆盖面:病例隔离得越早、接触者追踪得越快,在病毒扩散前被阻断的传播链就越多。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初期,世卫组织的指南要求在确诊后72小时内,对至少80%的新病例密切接触者完成追踪并实施隔离,但世卫组织当时并未给出经同行评审的文献支持这一指标。2020年的一项系统评价发现,相关证据大多来自观察性研究或模型推算。14项观察性研究报告了追踪与较好控制效果之间一致但确定性极低的关联。18项建模研究提示,迅速而彻底的追踪配合有效的隔离检疫可以遏制传播,例如在假设条件下可将有效传染数从2.2降至0.57。其他评价表明,模型估算显示对暴露人员实施检疫隔离可避免相当比例的病例,而在低覆盖率下进行筛查合并隔离则可能遗漏大量无症状感染者。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自动追踪的效果缺乏实证证据,模型推算则表明需要极高的普及率才能实现有意义的控制效果。由于大部分证据源自模型,采用这些措施的依据取决于对可行性、依从性和传染性的假设,而这些因素因疾病而异。
医疗卫生机构的手卫生与感染防控
医疗机构相关感染(HAI)是医疗保健中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之一。世卫组织估计,高收入国家急诊及急性期医院中,约每100名住院患者就有7人发生至少一次医疗机构相关感染;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数字约为15人。医务人员的双手是主要的传播媒介,而最有助于防止病原体传给患者的环节(例如接触患者前和进行无菌操作前)往往最容易被忽视。1977年至2008年间发表的20余项医院研究表明,改善手卫生与降低感染率之间存在明确联系;结合了培训、提醒、反馈和机构文化变革的多模式改进策略,比单一干预措施带来的成效更为持久。然而依从性依然参差不齐:世卫组织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重症监护病房的手卫生平均依从率仅为60%左右,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差距显著。由于含酒精手消毒剂具备优良的抗微生物功效、起效迅速且便于在床旁取用,在多数临床环境中通常被视作首选方法。感染预防和控制还包括环境清洁、器械管理、隔离预防措施,以及医疗机构内安全的水质与环境卫生设施——因为缺乏基础供水设施的机构根本无法维持手卫生。
抗菌药物管理
抗菌药物管理是一套协调推进的综合项目,旨在确保抗生素在确实需要时,以适宜的药物、剂量和疗程开具。其目标是减少细菌耐药性及感染相关危害,包括不必要治疗所致的不良反应。医院内部的项目通常结合了处方指南、处方审核与反馈以及病原培养结果复核;国家层面的策略则进一步纳入了耐药性监测网络以及对特定抗生素销售的限制措施。抗菌药物管理与感染预防相辅相成:减少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可以减轻细菌的选择性进化压力,而更好的感染控制则从源头上减少了对抗生素的需求。
遗传与基因组学预防
遗传与基因组学预防利用对遗传变异的认知,在疾病造成危害前将其识别出来,或评估哪些人群最可能患病。其工具涵盖从全人群新生儿检测到基于海量基因变异构建的个体风险评估。每种工具所依据的循证依据和引发的伦理影响各有不同。
新生儿筛查
检测婴儿是否存在可致残或致死疾病的项目成型于20世纪60年代,其既定目标是在症状出现前发现疾病。在许多国家,婴儿出生后前两天内会采集足跟血样本。在伊朗2019至2021年开展的一项项目中,研究人员通过干血斑串联质谱法检测了138,689名新生儿,并将异常结果转介进行确诊性检测。
早期发现的价值取决于治疗能否改变预后。某些先天性代谢缺陷是可以医治的,早期治疗能改善长期预后,有时甚至能在症状出现前进行干预。然而,各国的筛查疾病谱差异巨大。一项对比研究显示,荷兰筛查17种疾病,丹麦筛查13种,德国筛查12种,而英国仅筛查苯丙酮尿症和中链酰基辅酶A脱氢酶缺乏症。多数欧洲国家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标准,但执行方式各有不同,导致了标准的不一致。此外,筛查还会产生需要跟进的假阳性结果,疾病谱中每增加一种疾病,都必须权衡成本和治疗措施的可及性。
携带者筛查与孕前检测
大多数人身上都携带某些基因的失效拷贝而没有任何症状,因为每个人都会从父母双方各继承一个基因拷贝。对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若夫妻双方携带相同的致病变异,每次怀孕都有25%的几率生下患儿,约有2%至3%的夫妻属于此类同病致病变异携带者。检测在孕前最具价值,因为此时的检测结果还能为生育选择留出空间,这些选择包括体外受精、供体配子或产前诊断。
检测可以针对家族史提示的单一疾病,也可以拓展至涵盖许多基因的综合检测,而不受族裔或家族背景限制。根据一项临床总结,此类检测谱覆盖的遗传性疾病总计占儿童死因的10%以上。美国的专业指南已转向建议为所有有备孕计划的人群提供携带者筛查,而非仅局限于有明确家族史或特定族裔背景的人群。检测结果也可能与亲属相关,因为他们可能面临同样的遗传风险。携带者筛查仅能检测特定检测方案所包含的变异,因此阴性结果并不能排除所有潜在风险。
多基因与基因组风险评分
多基因风险评分(PRS)将全基因组范围内大量变异的微小效应综合为一个单一数值。与罕见的高外显率突变不同,多基因风险评分反映的是连续分布的患病易感性,而非“是或否”的二元结论。其核心难点在于,PRS通常表达的是群体内的相对风险,而非特定个体的绝对概率。例如,较低的百分位数通常无法说明终身绝对风险的高低。
PRS在临床环境中的预测增益相对有限。在一项针对青年和中年群体的研究中,在传统冠心病风险因素的基础上引入PRS,并未显著提高对疾病的鉴别能力。此外,当将评分应用于原始数据中代表性不足的人群时,其准确性也会下降。欧洲血统人群往往占此类数据集的80%以上,而在非洲裔或其他非欧洲血统人群中,评分的表现往往较差。基于这些原因,相关指南普遍建议不要将PRS作为独立检测手段,而应结合临床风险因素和单基因检测进行综合解读。针对复杂性状的商业化多基因胚胎筛查因预测可靠性有限,已受到专业机构的批评。
伦理考量
遗传信息的独特性在于它伴随终身、在亲属间共享,并可能揭示受检者本未寻求的患病风险。这引发了关于知情同意的疑问,特别是在新生儿筛查默认推行、可能未明确征求家长同意的情况下,以及出现意外发现的时候。储存血斑或测序数据的保留与二次使用也带来了隐私保护和数据隐私方面的质疑。在美国,联邦法律禁止在健康保险和就业领域基于遗传信息进行歧视,但该法律不适用于人寿保险、伤残保险或长期护理保险,从而留下了保障漏洞。公平性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如果风险模型主要对欧洲血统人群准确,其带来的益处就可能分布不均。
社会决定因素与健康公平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描述为人们出生、成长、生活、工作和衰老的条件,以及应对疾病的相关体系。这些境况由更为广泛的力量所塑造,世卫组织将其归结为经济、社会政策和政治等因素。
收入、教育、住房与食物等风险因素
导致疾病风险的主要社会决定因素包括收入、教育、住房、粮食安全和就业。它们的影响通过多条路径显现:低收入会减少获取医疗卫生服务和营养食品的机会,并加剧生活困窘;生活困窘会引发心理压力,进而促使个体采取不健康的应对机制,例如物质滥用以及过量食用不健康食品。世卫组织还将涉及金钱、权力和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决定因素”,与包括就业和工作条件、住房、交通及心理社会状况在内的“中介性决定因素”区分开来。在该模型中,结构性因素被视为导致中介性因素的根本原因。
健康结果沿着连续的梯度分布,而非简单分化为两极群体。在所有收入水平上,健康和疾病均遵循一种社会梯度: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健康状况越差。因此,健康社会梯度会影响整个分布层级的人群,而不仅是最底层群体。无法享有优质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的人群,其患病与死亡风险往往更高。
作为预防措施的结构性干预
由于上述决定因素属于“上游因素”,因此收入支持和住房政策等结构性干预手段即使不属于临床范畴,也被视为预防措施。关于现金转移支付的证据最为广泛。一项系统综述得出结论,现金转移支付增加了多样化食物的消费,改善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情况,并提高了学校出勤率。在艾滋病预防方面,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在必须满足医疗保健附加条件的人群中,接受现金转移支付与艾滋病毒感染率的下降相关;但对艾滋病毒检测或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依从性未观察到显著影响。研究人员将现有证据的强度评定为中等。
现金转移支付对不同结果的影响并不一致。一项针对青少年避孕的综述发现,现金转移支付干预在提高避孕措施使用率方面通常效果不佳,但确实降低了过早怀孕的发生率。该综述同时指出,有提示性证据表明,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可以降低过早生育的发生率,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则不然。
以住房为主导的社区改造也接受过评估。格拉斯哥的一项准实验研究发现,根据人口需求分配的以住房为主导的更新改造投资,在五年后促使该地区基于区域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出现适度下降。研究人员同时指出存在选择偏倚的风险,这也提醒人们:对此类项目的非随机评估必须谨慎解读。
按需配比的普遍主义与预防服务获取的不平等
筛查和疫苗接种通常面向全体人群提供,但其接种/接受率与获益往往遵循与其他健康结果相同的社会梯度。造成这种现象的机制包括费用、交通距离、服务开放时间、健康素养以及对医疗服务的不信任。仅针对处境最劣势的群体是应对策略之一,但《马莫特报告》对此提出了反驳。该报告认为,仅关注底层 10% 的人群是不够的,因为自顶层向下的所有层级中,健康结果都在逐步恶化。它提出了一种替代方案,即采取普遍行动,但其规模和强度要与劣势程度成比例(即“按需配比的普遍主义”)。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普遍的筛查或免疫接种项目会根据当地的具体需求,成比例地投入额外的外展服务、资金支持或随访资源。
这一原则影响深远,但在应用上参差不齐。一项范围综述发现,该原则引起了广泛共鸣,但似乎尚未得到普及应用,且目前缺乏有关如何具体实施的指导方针。
测量预防覆盖率中的不平等
评估公平性需要分类细化数据。免疫接种、筛查和其他预防性服务的覆盖率通常按财富五等分组、教育程度、居住地(城市或农村)、性别、种族和地区进行报告,并从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两个维度计算优势最高与最低群体之间的差距。集中指数能够概括整个社会经济分布的不平等,而非仅对比两个孤立群体。全国汇总平均值可能会掩盖内部的巨大差距,因此,按社会群体细分的监测体系是确定何处需要按比例投入力度的先决条件。
政策、立法与规管
立法为预防措施赋予了强制执行力。当某项健康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数百万人的行为时,法律规范的覆盖面往往远超自愿性建议,并且能够在生产商、学校和工作场所之间确立统一标准。下文列举的政策工具在各国普遍存在,但其背后的实证依据差异显著。
法律工具
入学强制接种疫苗是最早的预防性法律措施之一。许多司法管辖区将提供接种证明作为入学的先决条件,通常允许因医学原因申请豁免,在某些地区也允许因宗教或哲学信仰申请豁免。此类豁免的适用范围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争议点,因为未接种疫苗儿童群体的局部存在可能导致麻疹等疾病卷土重来。
食品标签要求生产商披露营养成分、过敏原或健康提示信息,主要通过引导消费者的购买选择来发挥作用,而非直接限制销售。烟草广告限制旨在减少受众接触并降低吸烟率,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群。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条约《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缔约方全面禁止广告、促销和赞助。其履约准则认为,部分禁止对烟草消费的抑制作用十分有限。2012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首个推行香烟平装(采用统一标准化包装并印有醒目警示图文)的国家。
全民营养强化
营养强化是指向主食或饮用水中添加某种营养素,使公众无需采取个人行动即可补充该营养素。社区自来水氟化始于1945年1月25日美国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当时该市与马斯基根市组成配对对照。在多项双城配对试验中,加氟社区儿童在13至15年间的龋齿发病率下降了约50%至70%;美国公共卫生署于1962年建议普及水氟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将其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公共卫生成就之一。围绕水氟化的安全性、氟斑牙风险以及个人自主选择权的争议依然存在,这些争论也直接影响了各司法管辖区采纳该措施的方式。
食盐加碘遵循同样的逻辑。通过在食盐中加碘来预防碘缺乏病(包括甲状腺肿以及儿童神经发育受损),许多国家已将其列为强制性法规。在谷物面粉中添加叶酸同样用于预防神经管缺陷。此类措施的人均成本极低,但需要受到严格监管的供应链,并通过监测尿碘水平或人群生物标志物来确认覆盖成效。
对危害健康产品征税
征税可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减少其消费。在此类措施中,烟草税的实证依据最为充分。含糖饮料(SSB)税是近年来逐渐推广的举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零售价格至少提高20%;世界银行2020年的一项审查显示,当时已有40多个国家实施了含糖饮料税,覆盖逾20亿人口。2023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税负大部分传导至价格(价格传导率约为82%),且销量随之下降,价格弹性接近−1.59。对实测消费量的影响则不够精确,在汇总估算中未达统计学显著水平,部分原因在于消费量调查数据存在较大噪音。税制设计至关重要:如果消费者跨行政区边界购物,城市级税收的效果就会受到削弱;此外,此类税种具有累退性,即对低收入家庭的负担相对更重,这在经济学分析中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墨西哥和英国常被用作国家层面含糖饮料税的典型案例,在预防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研究。
执行差距与政策评估
立法通过与有效落实之间往往存在显著差距。针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头十年实施情况的一项审查发现,禁烟法规、健康警示、宣传教育活动以及限制青少年购买途径等措施的落实程度最高,而防范烟草业干扰、烟草制品成分规管以及为烟农提供替代生计等措施的执行力度最低。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仅有三个国家全面禁止了一切形式的间接广告,且没有一个国家全面禁止所有跨境广告。烟草跨国公司则通过销售点陈列展示、品牌延伸、植入式广告以及提起法律诉讼等手段进行应对。许多国家未能按计划推进世卫组织设定的目标,即到2025年将成年人吸烟率相对降低30%。
政策往往并非在受控实验条件下出台,这增加了评估的复杂性。研究人员常借助自然实验、对照区域以及双重差分法设计,且必须排除同步干预措施和价格变动所带来的混杂因素。实证支持的力度各有不同:针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审查表明,无烟环境与烟草税政策的证据最为确凿,而广告限制措施的实证证据则相对有限(尽管世卫组织指南指出全面禁止能有效减少新吸烟者的产生)。在不同性别及弱势群体间烟草控制的具体效果方面,研究仍存在盲区。因此,评判一项政策的成效,不仅取决于相关法律是否存在,更取决于其完善程度、执行力度以及决定具体受益人群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
卫生系统与服务提供
大多数预防性服务通过初级卫生保健惠及大众,初级卫生保健通常也被视为开展此类服务的主要平台。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初级卫生保健描述为一种全社会策略,尽早介入,涵盖从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到治疗、康复和安宁疗护的全过程,并在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提供。世卫组织确定了初级保健的五大核心功能:首诊可及性、照护连续性、服务协调整合、全面的全方位服务获取途径,以及以人为本的照护。世卫组织还估计,初级保健可提供90%以上的基本卫生服务,且可持续发展目标预计带来的健康收益中,约有75%可通过初级卫生保健实现。
衡量初级保健中的预防活动仍有难度。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全科医生和护士提供的预防服务及家庭访视在初级卫生保健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小,不过与预防活动相关的服务往往难以与普通门诊问诊明确区分。由于缺乏普遍认可的定义和适当的数据收集框架,初级卫生保健支出的国际比较迄今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也进一步限制了横向对比。
筛查对卫生系统其余部分的依赖性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诸如免疫接种等一级预防可以在未预先强化其他卫生服务的情况下开展,但二级预防则不然。若无法通过医疗系统其他环节的服务及时纠正或治疗检出的异常,那么发现异常的筛查试验价值就十分有限,甚至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因此,行之有效的预防项目不仅取决于筛查测试本身,还依托于诊断能力、专科转诊、治疗以及召回受检者进行随访的追踪机制。
维持这一服务链条所需的卫生人力正承受着沉重压力。世卫组织2025年的预测显示,到2030年,全球卫生工作者缺口将达1110万人;尽管全球护理队伍已扩大至近3000万人,但国家间的不平等依然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障碍。由于方法学不同,早期的估算结果存在差异。世卫组织2016年的卫生人力战略曾预测到2030年全球卫生工作者短缺1800万人;而2022年利用更新的国家数据进行的重新评估则预测,全球卫生人力缺口在2020年为1500万人,到2030年将降至1000万人。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分析人士将长期存在的人力缺口归因于卫生人力规划薄弱、卫生财政空间受限等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投资不足、一线人员匮乏以及受训人员失业。
资金筹集是另一大结构性制约。世卫组织估计,为提供更全面的卫生服务包以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目标,每年需追加约2000亿至3280亿美元的投资。在缺乏预筹资金机制的地区,家庭承担了大部分费用:2022年,全球有超过16亿人面临因卫生自费支出达到或超过家庭预算的10%而陷入贫困或进一步贫困的风险。世卫组织建议的应对方案是减少自付费用,扩大基本初级卫生保健和非传染性疾病服务,并加强公共财政资助的预付覆盖机制。数据系统为这些决策提供支撑。世卫组织的服务覆盖监测综合利用了行政上报数据(来自各国)、基于调查的估算数据(来自开展人口和健康调查、多指标聚类调查等调查的国家和机构)以及模型估算数据(来自世卫组织技术规划)。用于监测和服务规划的病历记录同样引发了数据保护方面的关切。
全民健康覆盖确立了使这些服务惠及全体人群的框架。服务覆盖指数是一项分值在0至100之间的综合指数,用于衡量基本卫生服务的覆盖情况,涵盖四大健康领域的14项示踪指标: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以及服务能力与可及性。全球该指数从2000年的54分上升至2023年的71分,但自2015年以来进展放缓;若按当前趋势发展,到2030年全球全民健康覆盖服务覆盖指数将仅达到74分。尽管非传染性疾病已在全球疾病负担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分项指数目前却是最低的。卫生系统在面临突发事件时也十分脆弱:在紧急情况下,由于专业人才、财政资金和领导力量等资源被转移分流,基本卫生服务中断对服务质量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这可能会使本就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重建的预防项目被迫停滞。
经济学评价与成本效益
经济学评价旨在探讨一项预防措施所消耗的资源能否换取足够的健康产出。由于预算有限,它是比较争夺同一笔资金的不同卫生项目的主要分析工具。研究人员通常采用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或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作为健康结局指标,因为二者兼顾了寿命长度与生活质量。在成本效果分析(CEA)中,某一方案的成本与其产生的健康收益进行权衡,结果体现为增加的成本与增加的健康收益之比(即计算某个项目与至少一个替代方案的成本及效果,并以增量成本对增量效果的比率呈现)。通过这种比率,筛查项目、疫苗接种行动和治疗方案便可以在同一健康“货币”单位下进行比较。
这两个指标在起源和用途上有所不同。QALY 计算的是经权重调整后的生存年数,其赋值刻度中“0”代表死亡,“1”代表完全健康。DALY 的衡量方向则相反,它衡量的是健康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最初由世界卫生组织(WHO)为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所开发。DALY 是因过早死亡导致的生命损失年与因伤残导致的健康生命损失年之和。两者在地理分布上的使用也存在差异:采用 DALY 的成本效果分析多集中于中低收入国家,而 QALY 研究则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地区。批评者指出,这两种指标可能对同一干预措施给出不同的优劣排序,因此跨指标比较时须保持审慎。
成本效果阈值将这些比率转化为决策依据。WHO-CHOICE 项目曾倡导一项经验法则:若某项干预措施每挽回一个 DALY 所需的成本低于本国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倍,则被视为具有成本效果;若低于人均年 GDP 的一倍,则被视为具有极高的成本效果。该法则遭到了广泛批评。它源自 2001 年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的报告,但该报告并未明确探讨成本效果阈值,而是为了用于成本效益分析而提出了相关估算。分析人士还指出,该法则完全忽略了资金的实际负担能力,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全球专家均已不建议继续使用。基于跨国数据推算出的健康机会成本替代估算表明,更合理的阈值应当接近人均 GDP 的一半左右。
投资回报率(ROI)论证常与 CEA 结合使用,尤其是在疫苗领域。其吸引力在于能以货币形式直接表达收益。一项被广泛引用的估算预计,在 2021 年至 2030 年间,对疫苗项目每投入 1 美元,便可避免约 20 美元的医疗费用、照护者工资损失、误工损失及生产力损失。若按统计生命价值来衡量收益,同一批疫苗项目在 2021 至 2030 年间每投入 1 美元,可获得约 52 美元的回报。这些数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测算方法。采用不同方法评估同一干预措施的研究可能会得出差异极大的比率,而将生产力或更广泛的社会效益纳入考量的 ROI 分析,往往对劳动年龄人群更为有利。资金来源同样值得关注:例如,一项报告称成人疫苗投资回报高达政府初始投入 19 倍的分析,便由国际药品制造商协会联合会资助。因此,高 ROI 固然表明某项干预值得考虑,但其本身并不足以证明该措施是有限预算下的最优配置。
在预算约束下确定优先次序,其核心在于机会成本:某项计划占用的资金将无法再用于其他项目。宽松的阈值可以批准更多干预措施,而采用这种阈值会导致更多项目被推荐为“具有成本效果”。更严格的阈值则可能剔除本应值得开展的措施,因此决策者往往将 CEA 与预算影响分析、按单位健康成本排序的干预措施等级榜单,以及关于公平性和可行性的判断结合起来综合决策。预防措施与治疗手段存在资源竞争,而两者的比较往往并不直观,因为预防带来的益处通常要在多年后才显现,而且受益对象在当下尚未患病。
预防措施所能避免的经济成本远不止直接医疗支出。儿童免疫规划虽然需要大量前期投入,但据估算可以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并节省数十亿美元的医疗开支、交通费用以及因病损失的生产力。避免患病还能保护家庭免于陷入经济困境:对于面临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最高的最低收入五等分群体而言,免疫接种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最为显著。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病,避免长期治疗开销、就业损失和过早死亡所带来的益处会累积数十年之久,这也使得预防措施的经济学论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中所选定的时间跨度与折现率。
全球行动计划与国际合作
协调机构与共同战略
全球免疫工作依托广泛的伙伴关系展开协调。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伙伴共同推进《2030年免疫议程》(IA2030)。该战略于2020年获得批准,旨在引导所有国家和合作伙伴走向共同的免疫目标。IA2030围绕三大影响力目标构建:降低全生命周期中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确保所有人不论身处何地、年龄或收入如何均享有保护;以及强化初级卫生保健中的免疫工作,以作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途径。其面向2030年的核心基准指标包括:儿童和青少年基本疫苗接种率达到90%,并将未接种任何疫苗的儿童人数减半。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自身的2022–2030年路线图将这些目标转化为三项具体工作重点:为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接种中断的儿童补种疫苗,扩大现有及新型疫苗的公平获取途径,以及加强相关规划以使其能够在基本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中持续维持全剂次接种。2023年启动的“大补种”(Big Catch-Up)后续倡议同样基于这一逻辑,包含三大支柱:补种、将接种率恢复至至少2019年的水平,以及长期巩固各项规划以减少每个新出生组群中漏种儿童的人数。
国家免疫规划在基层具体落实这些战略。各国规划负责制定国家免疫程序、采购和分发产品、培训接种人员并开展疫情监测。各国的执行成效极易受到本国政治意愿和财政投入力度的影响:例如,已运行近五十年的巴西国家免疫规划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接种率出现下滑,表明当服务交付受到干扰时,国家层面的体系也会出现倒退。
天花的根除
天花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根除的传染病。1980年5月8日,第33届世界卫生大会庄严宣告,全世界及其人民彻底摆脱了这种数千年来夺去无数生命、致人残损的面容摧毁性疾病。最后一例自然感染病例于1977年10月在索马里被记录。这项事业始于苏联在1958年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的一项提案,但直到1966年,在流行国家开展大规模疫苗接种所需的资金才被纳入世卫组织的常规预算,强化消灭行动随后于1967年1月正式铺开。
根除策略在行动过程中发生了转变。起初主要采用大规模普种疫苗,但这在人口稠密地区被证明成效较弱;随后,通过发现病例并为其密切接触者接种的“监测-围堵”(surveillance-containment)策略成为决胜手段。该规划总耗资约3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二由各流行国自行承担。这一历史功绩常被援引为国际协调行动能够彻底消灭某种病原体的明证,但其成功同时也是多国实现冻干疫苗生产等技术进步的结晶。
脊髓灰质炎消灭行动
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GPEI)于1988年由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扶轮以及相关伙伴机构联合发起,目标是彻底消灭这种当时每年导致125个以上国家约35万名儿童瘫痪的疾病。2型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于2015年被宣布根除,3型于2019年被宣布根除,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也于2020年获得无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认证。目前,1型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仅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呈现地方性流行,病毒传播依然局限于少数核心疫源地。根据GPEI的官方统计,截至10月初,阿富汗在2026年报告了35例病例,不过其他信息来源对较早时期的统计数据存在差异,因此各年度同比数据应核对最新的GPEI报告。
当前的《2022–2026年消灭脊髓灰质炎战略》确立了两大目标:在仅存的两个流行国永久阻断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以及遏止2型循环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后者在人群免疫水平低下时产生,已在非流行国家引发疫情。GPEI的2026年行动计划设想,在连续至少两年未检出病毒后,有望于2028年认证根除1型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但这一时间表完全取决于能否彻底消除最后疫源地内的防控盲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脊髓灰质炎目前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事件委员会定期对其态势进行评估。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资金筹措
免疫与疾病预防被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该目标的具体指标包括终结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热带病的流行,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以及支持研发针对发展中国家多发疾病的疫苗和药物。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将预防视作更广泛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单一割裂的卫生专项。
然而,相关进展并不均衡。2024年,全球有近2000万名婴儿漏种了至少一剂含百白破成分的疫苗,其中包括1430万名未接种任何疫苗的“零剂次儿童”,这一数字比保持在IA2030预期轨道上所需的规模多出约400万。自2022年以来,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接种率虽有上升,但仍远低于90%的目标,全球亦未走上将零剂次儿童数量减半的正轨。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将填补Gavi在2026–2030年周期的资金缺口列为优先事项,同时重点推进受冲突影响地区与脆弱环境下的免疫接种,并在初级卫生保健中进一步强化对本国自身投资的依靠。这些优先事项反映出各国家在预防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许多漏种疫苗的儿童生活在低收入国家或受冲突波及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卫生系统和资金保障最为薄弱。
伦理问题与争议
预防项目往往要求个人为了更广泛人群的利益而接受某种干预,例如接种疫苗、参加筛查或遵从限制措施。这引发了个体自主权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强制要求、豁免政策和知情同意是社会调节这一冲突的主要机制,而每种机制都涉及权衡。许多学校疫苗接种体系允许基于医疗或宗教原因的豁免,这保护了个人的选择权,却可能形成未受保护儿童的聚集群体,美国部分地区的麻疹疫情便印证了这一点。预防性医疗中的知情同意也颇为复杂,因为其收益通常具有概率性且不可见:一个健康的个体接受疫苗接种或筛查,是用当下的微小风险换取未来受害概率的降低。共同决策——即由临床医生呈现绝对风险而非相对风险,患者根据自身价值观权衡利弊——已成为筛查中的主流模式。因此,伦理争议的核心在于:多大程度的强制属于合情合理、知情同意必须达到何种详尽程度,以及当个体选择使接种覆盖率降至集体保护所需水平之下时该由谁承担代价,这些议题在伦理学与知情同意中均有深入探讨。
疫苗犹豫是该领域最受瞩目的争议。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尽管疫苗接种服务唾手可得,但仍延迟或拒绝接种疫苗。世卫组织专家组指出,这种现象受到自满情绪、便利程度和信任度三方面的影响。2019年,全球麻疹病例增加了约五倍,世卫组织随后将疫苗犹豫列为全球健康的十大威胁之一。其诱因因地区环境而异:在低收入国家,主要障碍往往是获取途径、经济成本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而在高收入国家,心理、社会及背景因素往往起主导作用。现代疫苗犹豫的蔓延与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密切相关。1998年一项将麻疹-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MMR)与自闭症联系起来的伪造研究于2004年被揭发,并于2010年被正式撤稿,但它至今仍在加剧家长的恐慌;安全隐患相关的恐慌更在多个国家干扰了脊髓灰质炎、麻疹和HPV疫苗的接种计划。应对策略包括提醒系统、社区动员和定制宣传信息,但数字干预措施的效果参差不齐。关于这一话题的详细探讨见疫苗犹豫与疫苗。
过度诊断与医疗化带来了另一种伦理困境:即便筛查按预期发挥作用,也可能造成伤害。过度诊断是指查出了一种在个体一生中绝不会引发症状或导致死亡的疾病。在前列腺癌中,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检测会发现许多生长缓慢的肿瘤,而由此引发的活检、手术或放疗可能导致尿失禁、勃起功能障碍和肠道问题。英国一项大型试验估计,在单次PSA筛查邀请中发现的癌症病例中,约有六分之一属于过度诊断,而前列腺癌死亡率的降低幅度微乎其微。欧洲和芬兰试验的分析也表明,每千名男性中每避免数例死亡,就可能伴随着数十例过度诊断。过度诊断还与年龄密切相关:英国CAP试验的一项长期分析发现,过度诊断率随年龄急剧攀升,促使研究人员对老年男性进行机会性筛查提出质疑。因此,避免过度干预造成伤害的原则要求:评价筛查项目不仅要看其检出的病例数,更要衡量其净获益与害处的平衡,这一原则在过度诊断及相关的临床争议中均有探讨。
当预防工作依赖监测与数字工具时,隐私与数据保护便成为迫切的问题。疫情通报系统、接触者追踪和数字风险预测会收集健康状况、地理位置和社交接触等本质上高度敏感的数据。分析人士指出了两大主要风险:政府机构(包括执法部门)未经授权的访问,广告商等私营机构的违规调取,以及随着应用程序数据收集量的增加而不断上升的安全漏洞隐患。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将健康信息列为需要更严格保障措施的特殊类别;而在美国,联邦健康隐私法仅适用于特定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及其商业伙伴,许多由移动应用收集的数据因而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公众信任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更是关乎实效的关键:对隐私的担忧是人们拒绝使用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韩国,公布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患者的身份识别细节更是引发了污名化和骚扰。因此,问责制、数据最小化以及明确的使用限制是确保预防技术具备合法性的核心,这一点在数据隐私与接触者追踪中均有论述。
新兴挑战与未来方向
抗菌药物耐药性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威胁着抗生素的预防性应用,包括术前及暴露后的预防性用药,因为预防性药物只有在目标病原体仍对其敏感时才有效。发表于《柳叶刀》(The Lancet)的全球最详尽评估——GRAM研究发现,2021年有471万例死亡与细菌耐药性相关,其中包括114万例直接归因于细菌耐药性的死亡。该研究预测,到2050年,全球每年可能有约191万例死亡直接归因于AMR,并有822万例死亡与AMR相关。疾病负担的年龄分布正在发生转变:1990年至2021年间,五岁以下儿童的耐药相关死亡人数减少了一半,而70岁及以上人群的相关死亡人数同期上升了80%以上。
从预防角度而言,这意味着感染控制、抗菌药物管理和疫苗接种的作用愈发关键,因为它们均能减少对可能已失效的抗生素的需求。耐药性还会削弱药物预防对脆弱人群的保护作用,因此依赖少数几种药物的预防策略随着时间推移将变得愈发不可靠。
气候变化与媒介传播疾病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昆虫及其他动物传播疾病的地理分布和季节性。气温上升、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以及无序的城市化,推高了登革热、寨卡病毒病、基孔肯雅热、疟疾和莱姆病等疾病的发病率,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尤为显著。登革热直观地体现了这种模式:气候驱动因素对疟疾和登革热的传播具有大体相似的影响,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疟疾疫情有所缓解,登革热却迅速扩散。这种分化反映了非气候因素的影响,包括长期开展的疟疾防控工作,以及城市化对两类蚊属媒介产生的不同效应(即有效的疟疾控制干预措施历史悠久,加之城市化对疟蚊和登革热媒介蚊虫的影响存在差异)。
其因果归因仍存争议。一项关于蚊类分布范围扩大的系统评价发现,大多数扩散与人为辅助传播(如贸易、旅行)、土地利用变化和城市化有关,且仅有不足10%的研究对气候的作用进行了统计检验。尽管如此,预测受影响的人数规模依然巨大:2022年发表在《柳叶刀·地球健康》(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上的一项研究估计,到2070年,可能新增47亿人面临疟疾和登革热等媒介传播疾病的风险。脆弱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在安第斯山脉,海拔2000米以上地区暴发的疫情多发生在贫困、森林砍伐严重且医疗卫生服务获取受限的地区,这些因素放大了疫情冲击并延误了应对。文献中提出的预防对策包括加强监测、早期预警系统、预测模型以及强化媒介生物控制。
数字健康工具与基于人工智能的风险预测
机器学习模型日益被提议用于识别高危人群,但其临床验证明显滞后于模型开发。在一项关于心血管风险模型的系统评价中,在486个模型里,380个为开发模型,106个为外部验证模型,且在该领域未发现独立的外部验证。另一项关于心血管预测领域人工智能研究的综述指出,仅有20%的模型开展了外部验证,而评估临床影响的研究更是完全缺失(0%)。
其性能在不同人群间也存在差异。一项基于乳腺X射线摄影评估乳腺癌风险的人工智能模型在欧洲队列中开发,在欧洲验证集中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3,但在美国筛查队列中仅达到0.68。尽管该模型在白人和黑人女性中的表现相似,但作者仍呼吁对潜在偏倚和泛化能力进行进一步检验。因此,研究人员呼吁开展持续的本地验证,而非仅依赖单次外部验证,因为在一个环境中表现良好的模型可能无法迁移到另一个环境。痴呆风险模型同样面临此类要求:它们需要开展真实世界测试,且必须评估其临床影响与成本效益,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证据缺口与实施科学
关于新兴威胁的许多问题仍未解决。一项关于蚊类分布范围变迁的系统评价将气候驱动的范围变化列为重要的科学证据缺口,而将气候变化与媒介传播疾病负担进行定量关联的归因研究也十分匮乏。针对气候驱动传播的适应策略在综述文献中受到的关注相对有限,鲜有综述明确探讨适应策略的具体实施。
这些缺口推动了实施科学的发展。该学科致力于研究如何在常规环境中推广有效干预措施,涵盖成本、人员配备、数据系统和公平性等维度。其关注重点反映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临床试验中被证实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在进行大规模推广时往往效果不佳。多个研究领域均提出了对可重复性的担忧,这进一步推动了在广泛采用预防性工具之前,开展预注册评估、外部检验和真实世界结果测量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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