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柱融合术是一种外科手术,旨在使两个或多个椎骨之间形成永久性的骨性连接。手术通过在经过处理的骨面之间放置移植骨或可促进骨形成的替代材料,消除所治疗脊柱节段的活动。在生物性融合逐渐形成的过程中,螺钉、棒、钢板或椎间植入物通常用于提供即时的机械支撑。这些植入物能够稳定脊柱,但其本身并不构成融合:融合的关键在于形成连续的活骨骨桥。
该手术适用于部分脊柱不稳、畸形、退行性疾病、创伤、感染及肿瘤相关骨质破坏病例。手术可与脊髓或神经根减压术同时进行,但减压与融合的目的不同:减压是为神经结构腾出空间,而融合则是限制活动并维持脊柱排列。手术范围可小至颈椎单个椎间盘节段,也可大至从胸椎延伸至骨盆的广泛重建。
脊柱融合术是骨科学和神经外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疗效取决于原发疾病、解剖部位、治疗节段数量、骨质量、手术技术,以及所评估的结局指标。骨性融合成功、疼痛缓解、神经功能恢复和功能改善,是相互关联但各不相同的结局指标;实现其中一项并不一定能保证其他各项也随之实现。
解剖与力学原理
脊柱的可动部分由颈椎、胸椎和腰椎组成,骶骨则将脊柱与骨盆连接起来。一个典型的运动节段包括两个相邻椎骨、其间的椎间盘、成对的关节突关节以及起支撑作用的韧带。椎间盘分散压缩载荷并允许脊柱活动,关节突关节则引导运动,并抵抗旋转和剪切力。因此,脊柱的稳定性依赖于多种结构的协同作用,而非仅靠椎体。
融合术将可动节段转变为相对刚性的整体,从而改变上述结构的力学关系。椎间融合术将骨移植物置入原先由椎间盘占据的间隙,通常放在融合器内或其周围。后外侧融合术则将骨移植物铺放在经过处理的后方或外侧骨面上,例如横突表面。颈椎融合可在椎间隙、后方关节及侧块处进行,也可结合多个部位。由于上颈椎的解剖结构与下颈椎明显不同,涉及上颈椎的融合术需要采用不同的固定策略。
在愈合早期,力学稳定性尤为重要。植骨界面处的过度活动可能妨碍骨桥形成,并促使纤维组织生成。脊柱内固定可减少这种活动,并维持椎骨之间所需的位置关系。椎弓根螺钉经椎弓根进入椎体,以获得牢固的骨性把持;颈椎侧块螺钉则固定于另一骨性区域。连接棒或连接板将各固定点连接起来。椎间融合器支撑椎间隙,并在相邻椎体终板之间传递载荷。其材料和几何形态会影响刚度、接触面积及影像检查中的可见性。
除了局部稳定性,脊柱的整体排列也同样重要。正常脊柱具有颈椎和腰椎前凸,以及胸椎后凸。在成人脊柱重建中,评估腰椎曲度时需结合骨盆解剖形态,以及躯干相对于骨盆的位置。即使从技术上实现了牢固融合,若融合位置不佳,仍可能造成显著的功能障碍。例如,长节段融合后若腰椎前凸不足,患者可能出现躯干前倾姿势,需要通过髋、膝关节的代偿性屈曲来维持平衡。
消除某一节段的活动,也会改变其他部位的负荷。相邻椎间盘和关节的运动或应力可能随之改变,不过后续退变也与衰老和术前已有的病变有关。固定融合范围越长,其末端固定点以及刚性区与可动区的交界处承受的力就越大。这些原理说明,在手术规划中,固定强度、骨融合的生物学条件、脊柱整体排列,以及融合范围上下端节段的选择,都是相互依存的要素。
治疗的病症与适应证的界限
融合术最明确的用途是实现结构性目标:稳定力学稳定性受损的脊柱、维持矫正效果,或为组织切除后的重建提供支撑。它并非适用于所有背痛病因的通用疗法。椎间盘、关节、肌肉、神经受压、骨折或脊柱以外的疾病,都可能引起相似症状。无症状人群中也常见影像学异常,因此,仅有退行性改变并不足以证明融合术能够改善临床问题。
脊椎滑脱是指一个椎骨相对于另一个椎骨发生移位,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融合术的重要适应证。峡部型脊椎滑脱与椎弓峡部缺损有关,而退行性脊椎滑脱则由椎间盘和关节退变引起,不伴有这种缺损。融合术可用于处理不稳定、畸形、椎间孔狭窄,或减压手术相关的稳定性丧失。然而,许多同时患有退行性脊椎滑脱和椎管狭窄的患者可以仅接受减压术,而不进行融合。因此,影像上可见滑脱本身并不是一概需要融合的适应证。
对于椎间盘及骨性异常引起的神经根受压或脊髓功能障碍,部分颈椎病例可采用前路减压融合术。切除突出的椎间盘或骨赘可为神经结构腾出空间;随后通过融合重建并稳定手术节段。多节段脊髓受压也可经后路治疗,是否同时融合取决于脊柱序列和稳定性。相比之下,常规的首次发作腰椎间盘突出若采用椎间盘切除术治疗,一般不需要融合。
畸形矫正手术通常会结合融合术,以维持矫正效果。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中,内固定器械用于矫正选定的弯曲,而融合则使接受治疗的节段不再发生进行性活动。成人脊柱畸形可能同时存在脊柱侧弯、腰椎前凸减少、狭窄和椎骨移位。此类手术可能涉及多个节段,有时还会延伸至骨盆。对于仍在生长的儿童,融合也会限制治疗区域的生长,这使其有别于某些早发性畸形所采用的保留生长能力的治疗策略。
创伤、感染和肿瘤也会产生需要重建的适应证。不稳定性骨折或韧带断裂可能需要稳定脊柱,但并非所有采用内固定的骨折治疗都会同时实施正式的融合术。感染性疾病或癌症造成的椎骨破坏,可能需要切除病变组织并重建承重支撑结构。历史上,融合术常用于治疗脊柱结核病引起的畸形。对于没有明确不稳定性或神经系统适应证的持续性非特异性腰痛,融合术的获益较难预测,其比较研究证据也与结构性不稳定疾病的相关证据不同。
评估与手术规划
评估旨在将症状和功能障碍与具体的解剖及力学问题联系起来。通过询问病史,可区分以脊柱轴性疼痛为主的症状与肢体放射痛、行走受限、手部精细动作能力下降、肌无力及脊髓功能障碍症状。体格检查则评估肌力、感觉、反射、步态、平衡及脊柱排列。即使减压在技术上取得成功,神经功能损害的持续时间和进展情况仍可能影响恢复潜力。
不同影像学检查用于回答不同问题。站立位X射线摄影可显示负重状态下的脊柱排列,并记录脊柱侧弯、椎体移位或椎间隙高度降低。屈伸位影像可能显示椎骨之间的活动,但测量方法及对不稳定性的定义各不相同。对于需要长节段矫形固定的患者,站立位全长影像尤其重要,因为局部影像可能无法显示骨盆或下肢的代偿性姿态。
磁共振成像可显示椎间盘、神经结构、韧带,以及多种感染或肿瘤性病变。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可提供有关皮质骨、骨折、既有融合骨块及内固定器械位置的详细信息,对于评估既往手术后疑似骨不连尤其有用。这两种检查均不能单独确定疼痛来源:解剖学发现必须结合症状和体格检查结果加以解读。
骨质量和愈合能力既影响固定效果,也影响生物学上的骨性融合。骨质疏松症可降低螺钉的把持力,并增加椎体骨折或椎间融合器下沉的风险。吸烟与融合受损有关,在腰椎手术中尤为明显。糖尿病、营养状况不佳、长期使用某些药物及既往手术,也可能影响围手术期风险或愈合。这些因素的影响因患者和手术方式而异,不能将其视为可相互替代的失败预测因素。
手术规划还需明确手术预期达到的目标。可能的目标包括神经减压、矫正弯曲、恢复椎间隙高度、稳定不稳节段,或防止畸形进一步发展。治疗方案需明确手术入路、手术节段、植骨策略、固定方式,以及采用一期还是分期手术。翻修手术还需格外关注瘢痕组织、现有植入物、既往手术失败的原因,以及相邻节段的完整性。
在此情境下,共同决策围绕特定重建手术的预期获益、替代方案、不确定性及其带来的负担展开。缓解疼痛、防止神经功能恶化、改善行走能力和实现影像学矫正并非等同的目标。同样,也不能用成人长节段畸形重建手术的并发症数据,准确反映单节段颈椎手术的风险。
手术入路与重建技术
融合技术根据解剖部位、手术入路和预期骨性融合的位置命名。前路从身体前方到达脊柱,后路从后方到达脊柱,侧方入路则从侧面到达脊柱。这些入路显露的结构不同,可实施的减压和重建方式也不同。联合入路手术会采用一种以上的入路,既可在同一次麻醉下完成,也可分期进行。
颈椎前路椎间盘切除融合术经颈前方切除病变椎间盘。减压后,置入椎体间植骨块或融合器,在融合形成期间维持椎间隙高度。还可加用前路钢板,不过某些植入物已在椎间装置内整合了固定结构。颈椎椎体切除术切除部分或全部椎体,以处理延伸至椎体后方的病变,随后进行跨越所形成缺损的重建。颈椎后路融合术采用侧块螺钉或椎弓根螺钉等进行固定,也可同时行椎板切除。
腰椎后外侧融合术将移植骨置于经处理的后外侧骨面上,通常联合椎弓根螺钉固定。后路腰椎椎间融合术从后方进入椎间隙,通常需要在神经结构两侧进行显露。经椎间孔腰椎椎间融合术则通过切除部分或全部小关节,从更偏外侧的位置进入椎间隙。两种术式均旨在将椎体间支撑与后方稳定相结合,但在显露方式以及对神经根和硬膜囊的处理上有所不同。
前路腰椎椎间融合术经腹腔或腹膜后间隙到达椎间盘。这种入路允许置入相对较大的植入物,并可恢复椎间隙高度和节段性前凸,但需要在大血管附近进行显露。侧方入路经腰大肌或其前方到达特定腰椎节段。髂嵴、血管解剖结构以及腰丛的位置都会限制手术通道。这些手术可通过恢复椎间隙高度、张紧周围组织来实现间接减压,而不必直接去除所有造成压迫的结构。
微创外科采用较小的手术通道、管状牵开器或经皮置入螺钉等方式,以减少组织损伤。这并不一定会缩小预定的融合范围,而且也会带来相应的技术和影像学要求。X射线透视、三维导航和机器人辅助外科手术可辅助植入物置入。对这些技术的评价指标包括置入准确性、辐射暴露、手术时间和并发症等;技术准确性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已证实能带来更好的长期功能结局。
大范围畸形矫正可能需要截骨术,即通过切断或去除骨组织,使脊柱得以重新排列。矫正幅度越大,通常对患者生理耐受能力和脊柱力学稳定性的要求也越高。因此,入路选择取决于具体病变及重建需求,而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脊柱疾病的、普遍优于其他技术的术式。
骨移植物与骨性融合的生物学基础
脊柱融合所依赖的基本生物学过程与骨折愈合相同,包括细胞募集、血管长入、新骨形成和骨重塑。经过处理的骨面提供了富有血供的接合界面。移植材料填入预定的融合床,机械稳定措施则保护正在形成的组织。早期修复组织逐渐被矿化骨取代,后者在负荷作用下持续发生重塑。植入物提供的即刻稳定与成熟的生物学融合,其实现所需的时间并不相同。
骨移植通常从三种特性来描述。成骨性是指移植物所携带的活细胞形成骨组织的能力。骨诱导性是指募集宿主细胞并促使其向成骨细胞谱系分化的能力。骨传导性则是指提供支架,使新骨能够沿其生长的能力。一种移植材料可能具备其中一种或多种特性,但其生物活性还取决于加工处理方式、植入条件及周围组织床的状况。
自体骨移植物取自患者本人。减压手术中切除的骨可在局部重新利用,髂嵴也是一种成熟的取骨来源。自体骨能够提供活细胞、基质和生物信号,又无须考虑使用他人组织所涉及的免疫问题。其局限包括可获取的骨量有限,以及在需要另行取骨时可能出现供区疼痛和其他局部并发症。松质骨移植物具有多孔结构,有利于与宿主骨整合;皮质骨移植物则能提供更强的初始结构支撑,但整合通常较慢。
同种异体骨取自人类供者,并通过组织库体系进行处理。它无需另行实施取骨手术,可制成具有结构支撑作用的骨块或颗粒。加工处理会降低其细胞的生物活性,并改变材料特性。脱矿骨基质是在去除大部分矿物质后保留的骨有机成分,其骨诱导活性因产品和加工方式而异。包括磷酸钙陶瓷在内的合成材料主要提供骨传导支架,常与其他来源的移植材料联合使用。
骨形态发生蛋白是参与骨发育和修复的信号分子。重组人骨形态发生蛋白-2与载体配合,用于某些脊柱手术,但监管批准仅适用于特定产品、手术入路和解剖部位适应证。超出获批适应证的使用不同于获批用途。已报告的不良反应包括炎性肿胀、预定部位以外的骨形成以及局部骨吸收;在颈椎区域,严重肿胀可能危及气道。
因此,评估融合情况不能只看选择了哪一种移植材料。融合节段的数量、血供、固定情况、骨质量、尼古丁暴露、既往手术史和局部解剖条件都会影响骨性融合。当这些因素存在差异,或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成功融合定义时,比较不同移植产品的研究便很难解读。
围手术期护理与康复
脊柱融合术通常在全身麻醉下进行。手术体位取决于入路:后路手术通常采用俯卧位,而前路和侧方入路手术则需要采用不同的体位和术野显露方式。体位摆放本身也很重要,因为长时间受压、腹部静脉回流受阻,或颈部及四肢摆放过度,都可能造成损伤或增加出血。耗时较长的重建手术可能需要全面的生理监测,以及麻醉、外科和护理团队的协同配合。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可包括体感诱发电位、运动诱发电位和肌电图。这些方法用于评估神经功能的不同方面,并可能发现与牵拉、灌注变化或植入物置入有关的改变。监测信号会受到麻醉药物、体温、血压及既有神经功能缺损的影响。监测是对解剖知识、直视检查和影像检查的补充,而不能取代它们。
不同手术的失血量差异很大。范围有限的单节段手术与伴有截骨的多节段重建手术,其输血风险截然不同。血液保护措施可包括精细止血、自体血液回收和使用抗纤溶药物。围手术期使用抗生素可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而预防静脉血栓形成的措施则需要在防止血栓与避免出血之间取得平衡。硬膜外血肿虽不常见,但可能后果严重,因为椎管内积血可压迫神经结构。
术后早期护理重点关注神经功能状态、伤口情况、呼吸、吞咽功能(如涉及)、排尿功能、活动能力及疼痛。镇痛通常结合多类药物和非药物措施,而非完全依赖某一种阿片类药物。手术入路会影响恢复过程的特点:颈椎前路手术可能引起吞咽困难,经腹入路可能影响肠道功能,而后路手术则可能造成明显的肌肉相关不适。
康复既涉及术后恢复,也涉及对脊柱力学变化的适应。由于内固定结构能够在早期提供支撑,患者往往在骨性融合完成前就开始活动。物理治疗可针对步行、耐力、力量、平衡及完成具体活动的能力进行训练,其开始时间和内容因手术而异。术后支具的使用情况不尽相同,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所有内固定融合术后使用支具均有益处。
骨性融合需要数月才能形成,而不是在术后最初的住院期间就能完成。临床随访会评估症状、功能、脊柱排列及内固定器械的情况,并根据需要查明的问题选择影像检查。如果压迫已造成长期神经损伤,神经功能可能无法完全恢复。能否重返工作岗位及恢复日常活动,还取决于工作要求、重建范围、术前功能障碍程度、并发症和社会环境等因素,而不只是看影像上是否显示牢固融合。
并发症与长期力学影响
并发症可由手术显露、神经损伤、感染、愈合障碍或脊柱融合后的力学变化引起。其发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手术部位和操作的复杂程度。若将范围小、过程顺利的融合手术与范围广泛的翻修或畸形矫正手术合并统计,得出单一的总体并发症发生率,可能会产生误导。有些并发症会立即出现,另一些则在数月甚至数年后才显现。
神经系统并发症包括脊髓或神经根损伤、术后肌力减弱、感觉改变,以及持续存在或新出现的放射痛。硬脊膜撕裂可导致脑脊液漏,有时会引起体位性头痛或术后积液。特定手术入路相关的损伤包括腰椎前路显露时的血管损伤、某些侧方入路中的腰丛损伤,以及颈椎前路手术后的吞咽或发声障碍。颈椎手术的罕见并发症包括食管损伤和危及气道通畅的血肿。
深部感染可能累及移植骨和内固定器械。微生物可在植入物表面形成生物膜,因此植入物相关感染不同于浅表切口感染。其处理取决于感染发生的时间、病原体、植入物的稳定性、伤口状况,以及是否已实现融合。由于植入物可能承担着维持必要稳定性的作用,取出植入物不能等同于取出不具必要功能的异物。感染还可能妨碍骨性愈合,并促使植入物在后期发生松动。
假关节形成,也称骨不连,是指预定融合部位未能形成坚固的骨桥。这种情况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伴有疼痛、融合节段活动、螺钉松动或植入物断裂。这些表现之间并非一一对应:连接棒断裂可能提示未愈合节段仍在持续承受机械载荷,但仍需结合症状与影像学表现综合判断。翻修手术可能涉及调整固定方式、补充植骨、处理脊柱排列异常,或排查感染。
其他机械性问题包括椎间融合器沉陷入椎体终板、植入物移位、螺钉拔出,以及内固定结构附近的骨折。骨质量差会增加其中多种问题的风险。在长节段脊柱畸形融合手术中,近端交界性后凸是指内固定结构上端邻近上方节段的后凸成角增大。近端交界性衰竭则指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例如骨折或支持组织破坏,并可能伴有疼痛或神经功能受损。
邻近节段疾病是指融合节段相邻部位的退变引起具有临床意义的症状,应与仅有影像学邻近节段退变而无相应症状的情况区分开来。其成因包括自然衰老、既存异常、脊柱排列状况和载荷变化。融合术后持续疼痛也可能源于残留的神经损伤、未得到充分处理的疼痛来源,或慢性疼痛机制,而非融合失败。这些区别对于理解表面上未获成功的手术结果至关重要。
临床结局与比较研究证据
结局评估需将影像学上的骨性融合与直接影响患者的实际效果区分开来。融合率衡量的是生物学和结构层面的终点,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疼痛、行走能力、神经功能或日常生活参与情况。患者报告结局通常包括疼痛评分,以及腰椎疾病所用的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颈椎疾病所用的颈部功能障碍指数等评估工具。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并发症、再次手术和用药情况则提供了其他评价视角。
治疗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适应证。对明显不稳定的损伤进行稳定处理,与在退行性椎管狭窄减压术的基础上加做融合术,所解决的临床问题并不相同。脊柱侧弯手术可能优先考虑畸形控制和脊柱平衡,而颈椎减压术的首要目标可能是防止脊髓受压导致病情恶化。将这些患者群体合并分析,会掩盖获益与危害。观察性比较还会受到治疗选择的影响:与仅接受减压术的患者相比,接受融合术的患者可能存在更严重的畸形、不稳定,或有更多既往手术史。
随机对照试验澄清了腰椎融合术部分存在争议的适应证。2016 年发表的瑞典腰椎管狭窄研究发现,在其研究人群中,对腰椎管狭窄常规采用减压联合融合术,并未带来更好的临床结局;该研究纳入了伴有和不伴有退行性腰椎滑脱的患者。同样于 2016 年发表、规模较小的 SLIP 试验则报告,在经过筛选、患有稳定性Ⅰ度退行性腰椎滑脱的患者中,融合术在一项躯体健康指标上具有优势。这两项试验在规模、入选条件、手术方式和结局指标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难以直接作等同比较。
挪威 NORDSTEN-DS 试验于 2021 年报告,在经过筛选的退行性腰椎滑脱患者中,以两年时的功能障碍指标作为主要结局,仅行减压术不劣于减压联合内固定融合术。2024 年发表的五年随访结果支持这一发现。这些结果适用于试验所界定的人群,并不能证明在严重畸形、重度不稳定或所有翻修手术情境下都不需要融合术。但它们确实表明,退行性椎体滑脱并不意味着加做融合术必然能带来额外获益。
对于被认为由椎间盘退变引起的慢性下腰痛,将融合术与包含认知干预及运动训练的强化康复进行比较的试验,尚未一致显示融合术具有明显优势。患者筛选标准、治疗组间的交叉,以及作为对照的非手术治疗方案的差异,都增加了解读结果的难度。在颈椎,人工椎间盘置换术可为部分经过筛选的患者提供保留节段活动度的替代方案,但其适用条件和风险特征与融合术不同。
再次手术具有参考价值,但不能简单地用来衡量治疗失败。后续手术可能是为了处理骨不连、感染、邻近节段病变,也可能是既定分期治疗的一部分。随访时长、医疗服务可及性以及实施翻修手术的标准不同,都会影响所报告的再次手术率。因此,可靠的评估应综合考虑结构性检查结果、患者功能、不良事件及获益的持久性,而不是依赖单一终点。
历史发展与持续研究
现代脊柱融合术起源于20世纪初。1911年,拉塞尔·希布斯和弗雷德·阿尔比分别独立报道了旨在通过骨性融合稳定脊柱的手术,主要用于脊柱结核患者。这些早期术式依赖植骨融合和长期外固定,而非现代内固定技术。尽管手术显露方式、植入物及围手术期照护已发生巨大变化,其生物学目标——形成稳固的骨桥——至今仍是核心。
内固定器械的发展提升了矫正畸形和稳定脊柱的能力。保罗·哈林顿于20世纪50年代研制出用于治疗脊柱侧凸的棒钩系统,并于1962年报告了相关经验。哈林顿内固定系统改善了冠状面侧弯的矫正效果,但在控制旋转和维持矢状面序列方面存在局限。此后,节段性内固定系统将固定作用分散至更多位点。卢克内固定系统和科特雷尔–迪布塞系统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而后来出现的椎弓根螺钉固定系统则使多个脊柱区域获得了更强的三维控制能力。
椎间融合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拉尔夫·克洛沃德于20世纪中叶介绍了后路腰椎椎间融合术,并推动了颈椎前路融合术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克洛沃德以及罗伯特·罗宾逊与威廉·史密斯所开创的颈椎前路技术,奠定了影响深远的重建术式;史密斯是亨利·博尔曼的前辈合作者。此后,随着植入物的发展,螺纹式装置、钛合金及聚合物融合器、可扩张植入物相继问世,分别满足特定手术入路、支撑或序列矫正方面的需求。
当代研究关注植入物设计与生物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多孔钛表面和增材制造结构旨在促进骨附着与骨长入。替代性植骨材料和含细胞产品则力求在提高融合率的同时,减少对自体骨取骨的需求。比较这些产品时,需要关注其成分、活细胞的生物学活性、监管状态以及具有临床意义的结局;仅凭实验室中表现良好,并不足以证明患者能够获得更大的益处。
研究人员正在评估导航、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规划在改善植入物置入及手术流程方面的能力。在成人脊柱畸形领域,研究越来越重视根据不同年龄和解剖特征区分适宜的序列矫正目标,而不是对所有患者统一采用同一目标。力学建模和机器学习正被用于并发症预测研究,但预测是否有用,取决于其能否通过外部验证,以及据此采取措施能否改善结局。
由于融合会永久改变脊柱的活动,长期研究尤为重要。植入物的耐久性、交界区问题、相邻节段症状及功能状况,都可能在多年间持续变化。因此,登记研究和比较研究通过追踪更广泛人群中的少见并发症及结局,对短期试验形成补充;与此同时,要确定何种情况下加做融合术比单纯减压或其他单一治疗更有益,随机研究证据仍然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