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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伦理与政治哲学 / doctrine-of-double-effect

双重效果原则

双重效果原则区分意图造成的伤害与可预见的附带伤害,以评估兼有善恶后果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可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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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效果原则是伦理学中的一项原则。它认为,一项同时产生良好效果和有害效果的行为,如果其伤害虽可预见,却并非行为者意图实现的目的,也不是其有意采用的手段,那么该行为有时在道德上可以被允许。行为能否被允许,还取决于其道德性质、伤害是否合乎比例等进一步条件。因此,这一原则并不主张善意可以为任何有害行为开脱。它所处理的是这样一类情形:追求某种正当的善,会带来通常足以构成反对采取该行动的理由的伤害。

历史发展

这一原则的历史起点,通常被追溯至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第二集第二部第64题第7条中对自卫的讨论。阿奎那认为,同一行为可以产生两种效果:保全防卫者的生命,以及导致攻击者死亡。他将有意保全生命与非出于防卫者意图而发生的死亡区分开来,同时要求防卫所使用的武力保持适度。

这段讨论是该原则的先声,而不是对后来常见的完整四条件表述的提出。此后的经院哲学学者和天主教道德神学家,将具有好坏双重效果的行为所须满足的条件作了系统整理。

这一原则在自然法传统和天主教会的道德教导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代哲学对它的讨论已超出宗教伦理的范围,尤其涉及应用伦理学、行动理论,以及为了保护一些人而伤害另一些人的相关争论。接受意图与预见之间的区分,并不需要认同其神学渊源。

标准条件

尽管表述各有不同,一种常见版本列出了四项要求:

  1. 行为就其相关性质而言,必须在道德上是善的或中性的。 某个行为若本身不被允许,就不会仅仅因为产生了有益后果而变得可以被允许。
  2. 有害效果不得是意图所在。 它可以是行为者预见并接受的附带效果,但不能被选作目标。
  3. 有害效果不得成为实现良好效果的手段。 所获益处不能通过那个正待判断是否可被允许的伤害本身来取得。
  4. 必须有足够重大的理由,使容许有害效果合乎比例。 在具体情境下,所追求的善必须足以证明接受该伤害是正当的。

许多表述还强调,应当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并考虑伤害较小的替代方案。这些要求有时被视为比例性要求的一部分,而不是额外条件。

这些条件须共同发挥作用。仅有良好目的并不足够,仅仅将伤害归为无意造成的,也不能据此认定行为可以被允许。可预见的附带效果仍可能是过度的、可以避免的、鲁莽造成的,或因其他原因而缺乏正当性。

比例性并非简单加总

比例性要求考虑伤害的严重程度与发生概率、所追求之善的重要性,以及可用的替代方案。它未必是一种数值计算,并不是说任何足够大的收益都能抵消任何伤害。

在传统表述中,禁止意图造成某些伤害,构成了对可采取行为的约束。这使该原则区别于仅凭后果评价行为的某些后果主义,也区别于要求总体福祉最大化的某些功利主义。这一原则通常与义务论联系在一起,不过它同样认为后果在道德评价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意图、预见与手段

核心区分在于,有害结果在行为者的行动计划中处于什么位置。

如果产生某一结果本身就是目标,那么该结果就是作为目的而被意图实现的。如果行为者选择某一结果作为实现另一目标的途径,那么该结果就是作为手段而被意图实现的。如果行为者预料到某一结果,却既不将其作为目的,也不将其作为手段,那么该结果就是仅仅被预见的。

例如,想要挽救生命,并不能证明救援计划中每一个造成伤害的步骤都是无意的。如果计划利用某人的受伤或死亡来实现救援,那么即使行为者对此深感遗憾,这种伤害仍可能是其有意采用的手段。因此,意图并不等同于欲望、愉悦或赞同。

反过来,按照这一原则,即使确定某种有害效果必然发生,也不能自动认定它就是行为者的意图所在。可预见性关乎行为者预期什么会发生;意图则关乎行为者试图实现什么。当伤害必然发生时,这一区分是否仍具有决定性的道德意义,存在争议。

因果结构与行为描述

这一原则需要对因果关系作出说明:有益结果是通过伤害产生的,还是益处与伤害沿着不同的因果路径产生?仅凭时间先后顺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益处之前发生的伤害,未必是取得该益处的手段;而较晚发生的结果,也仍可能是行为者计划的一部分。

一个相关难题在于如何描述行为。同一个行为,既可以被狭义地描述为“移动一个物体”,也可以被更完整地描述为“利用一个人的身体来阻止威胁”。如果描述遗漏了道德上相关的特征,就无法可靠地运用第一项条件。

因此,该原则的支持者通常否认,行为者只需宣称自己意图良善,就能满足该原则的要求。他们选择了什么、计划如何运作,以及计划的成功依赖哪些结果,同样重要。

示例与应用

自卫

在阿奎那的例子中,合乎比例的防卫行为可以以制止攻击和保全生命为目标,即使攻击者的死亡是可预见的。不能仅因防卫者的最终目的是生存,就认定过度使用武力是正当的。

这种解释将制止威胁与把死亡选作目标区分开来。在具体案件中运用这一区分可能十分困难,尤其是当防卫方式极有可能致命时。这一哲学原则本身并不能决定任何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要求。

电车难题

电车难题是用于考察这一原则的著名思想实验。在一个常见版本中,让一辆失控电车改道可以救下五个人,却会使它撞上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一种双重效果解释认为,这一个人的死亡是转移威胁所产生的附带效果,而非救下五个人的手段。

相比之下,将某人推到电车行进的路线上,以便用其身体使电车停下,似乎就是将伤害用作手段。因此,这一原则能够解释为何死亡人数相同的不同情形,在道德上可能有所区别。

这些解释存在争议。有些变体让电车轨道绕回原处,或设定必须有某人在轨道上才能使电车停下,以此检验因果结构和意图如何影响判断。这一原则提供的是分析此类情形的框架,而非没有争议的答案。

医学伦理

双重效果推理见于医学伦理的讨论,尤其涉及临终阶段的症状缓解。其传统应用将两类干预区分开来:一类旨在缓解痛苦,但带有可预见的严重伤害风险;另一类则旨在造成死亡。

这一伦理示例必须与关于治疗的经验性主张区分开来。该原则并不能证明,恰当实施的镇痛治疗必然会缩短生命。某项干预是否具有特定风险,是临床问题,不能仅凭道德推理来判定。

这一原则也不能取代专业规范、知情同意或患者自主权方面的要求。不能仅凭临床医师所声称的意图,就推断某项干预可以被允许。

武装冲突

在有关正义战争理论的争论中,双重效果推理被用于区分两类攻击:一类针对军事目标,但可预见地会伤及平民;另一类则以平民为攻击目标,或将平民的苦难用作手段。

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所有附带造成的平民伤害都可以被允许。比例性和预防措施仍然至关重要,而且不应将这一原则的道德范畴视为等同于国际法中的具体技术性规则。

主要异议

意图的不确定性

批评者质疑,能否足够清楚地识别意图,使其足以承担该原则赋予它的道德分量。人的计划可能涉及混合的目的、有条件的目标,以及行为者既不积极希望发生、也不视为附带效果的结果。

此外还存在策略性重新描述的风险:行为者可能一边依靠伤害来完成计划,一边又将其说成附带效果。支持者的回应是,应当分析行为的结构,而不是对行为者的自述照单全收。对于何种意图理论才恰当,仍然存在分歧。

这一区分的道德意义

即使能够区分意图与预见,批评者仍会追问:当受害者遭受的伤害相同时,为什么这一区别应当改变行为是否可被允许的判断?从某些后果主义观点来看,无论可预见的伤害在行为者的计划中扮演什么角色,都需要给出正当理由。

支持者认为,有意将某人的受害纳入一项计划,可能构成一种独特的道德过错。问题不只在于行为者是否抱有令人反感的态度,而在于其行为是否将另一个人的受伤当作需要实现或利用的结果。

另一个问题是,意图改变的是行为能否被允许、行为者的道德责任,还是两者兼有。恶意目的可能使行为者更应受到责备,却未必改变具体情境要求其采取的行动。

比例性的不确定性

比例性条件可能无法解决一些棘手问题。即使各方都同意伤害并非意图所在,对于风险、必要性、替代方案以及相互竞争的善的重要性作出不同判断,仍可能得出不同结论。

因此,这一原则并不是一套完整的决策程序。它依赖于对权利、义务、道德上可被允许的行为,以及具体伤害的重要性所作的更广泛判断。

与相关原则的区别

这一原则不同于对造成伤害与容许伤害所作的区分。行为者可以主动造成无意的有害附带效果,也可以有意选择不作为来造成伤害。因此,造成伤害不等于意图造成伤害,容许伤害也不等于仅仅预见伤害。

它也不同于“目的使手段正当”的主张。其关于手段的条件明确否认,有益的目标会自动使有害的方法获得许可。它的独特主张更为有限:在满足额外约束的情况下,将伤害作为附带效果加以接受,可能是被允许的,而将同一伤害选作目的或手段则不被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