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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伦理与政治哲学 / trolley-problem

电车难题

电车难题是一组伦理思想实验,探讨在何种情况下,拯救多人生命可以成为导致一人死亡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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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难题是伦理学中的一组思想实验,探讨为了避免他人遭受更大的伤害,伤害一个人是否在道德上可以接受。在其广为人知的版本中,一辆失控的电车正冲向五名无法逃脱的人。行动者可以将电车转向另一条轨道,但这样会导致那条轨道上的一个人死亡。其核心哲学问题并不只是死一人是否比死五人更可取,而是:既然以其他方式牺牲一人来拯救五人似乎在道德上不可接受,为什么改变威胁的方向却可能是可以接受的?

这一问题源于菲利帕·福特于1967年对堕胎与双重效应的讨论,随后由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作了深入拓展。它成为检验有关权利、意图、责任以及后果之道德意义的理论的重要试验场。这些刻意简化的案例,将日常决策中相互交织的考量区分开来:主动造成伤害与放任伤害发生、意图导致死亡与预见死亡,以及将一个人当作手段与附带地伤害此人。

自20世纪后期以来,电车案例也成为道德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的实验工具。这些案例被用于自动驾驶汽车、医疗资源分配和人工智能等议题的讨论,吸引了更广泛的受众,同时也使一个问题愈发突出:人们对这类高度简化的假设情境所作的判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现实中的道德行为?

起源与哲学发展

现代讨论始于菲利帕·福特于1967年发表的文章《堕胎问题与双重效应原则》。福特设想,一名司机驾驶的有轨电车正沿着轨道驶向五个人,而司机可以将车转向另一条轨道,那里有一个人。她将这一情境与另一些案例作了对比:在那些案例中,杀死一名无辜者会使其他数人受益,例如法官为阻止暴乱而诬陷并处决某人。她的目的并非制定一条普遍适用的紧急决策规则,而是考察不同义务、不同意图以及不同类型的致害行为之间的区别。

在福特最初的例子中,作出决定的是车辆的司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司机本就与这一威胁有关,并承担着控制车辆的相关责任。如今的标准叙述往往将司机换成站在道岔旁的一名旁观者。这一改动使行动者最初与事件的关联不再那么明显:一个既未制造危险、也未控制危险的人,必须决定是否介入。因此,将司机与旁观者视为可以互换的角色,可能会掩盖正在考察的问题之一。

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于1976年发表的《杀人、任其死亡与电车难题》,既帮助确立了这一问题的名称,也推动形成了其标志性的研究方法,即比较彼此密切相关的案例。她于1985年发表的《电车难题》进一步深化了讨论。其中,改变电车轨道与将一名身材魁梧的人从人行天桥上推下这两种情境的对比,影响尤为深远。两种行为都以牺牲一人为代价挽救五人,但许多人认为扳动道岔是可以允许的,推人下桥则不可以。难点在于解释这种差异,而不是仅仅换一种说法重述这些判断。

相关的思想传统比这些文章更为久远。托马斯·阿奎那早在十三世纪就讨论过自卫,以及有意造成的后果与非意图后果之间的区别。二十世纪关于杀人、权利与意图的争论,也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背景。不过,仍有必要将这些先驱思想与福特、汤姆森及后来的作者所构建的一系列具体电车情境区分开来。

这场争论并未形成一个公认的统一解答。汤姆森本人后期的研究,包括2008年的《让电车转向》,重新审视了旁观者介入是否可以允许。其他哲学家则围绕能动性、免受伤害的权利主张、因果结构,或改变既有威胁的方向等方面提出解释。不断扩展的相关文献有时被称为“电车学”;这个称呼既可以指对这些案例的细致研究,也可以用来批评对人为构造的例子投入了过多关注。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的重要性在于对看似简单明了的道德原则提出了严峻考验:每一种解释都必须经得起与相近案例的比较。

标准情境与难题的结构

在扳道情境中,一辆失控的电车即将撞死五个人,除非一名旁观者扳动道岔,让电车转入一条有一个人的支线。通常的假设是:所有人都是无辜的,无人能够逃脱,结果确定无疑,而且不存在第三种选择。这些设定排除了刹车、警告轨道上的工人或让自己冒险等现实中常见的考虑,目的是单独考察改变致命威胁方向这一行为的道德性质。

在天桥情境中,行动者站在轨道上方的桥上,身边有一个人;如果将此人推入电车行进的路径,其身体就能挡停电车。行动者自己跳下去无法使电车停下,而不采取行动,那五个人就会死去。与支线上的受害者不同,桥上的人是被置于威胁的路径之中,充当救人的工具。这一例子的说服力取决于是否接受其中不同寻常的物理假设。反驳说,人的身体未必能挡停现实中的电车,是在质疑情境的现实性,但这一反驳本身并未回答:如果这些假设成立,这样做在伦理上是否可以接受。

一个相关的对照是器官移植情境。一名外科医生可以杀死一个健康的人,将其器官分别移植给五名否则就会死亡的患者,从而救活他们。这个例子并非对医疗实践的建议:它撇开了知情同意、职业义务、对医疗机构的信任以及许多其他考量,以便比较不同的伤害模式。它与天桥情境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在于,受害者的身体提供了挽救其他人所必需的资源。扳道情境看起来有所不同,因为救人是通过改变电车的行进路线实现的。

环线情境使上述解释变得复杂起来。在这一情境中,支线绕行后又通向那五个人,但环线上有一个人,会在电车到达那五个人之前将其挡停。因此,让电车转向之所以能救下五人,是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而不只是让一名原本与救人无关的旁观者陷入危险。如果转向仍然显得在道德上可以接受,那么,简单地以“不得将他人用作手段”为规则,或许就无法解释它原本试图解释的所有判断。环线情境的不同版本还揭示了,看似微小的细节如何改变与道德判断相关的因果关系描述。

只有将若干判断放在一起考察,这些例子才构成一个难题。如果一个人允许一切旨在救人的牺牲,或者禁止一切会杀死无辜者的干预,那么他无须区分扳道情境与天桥情境,也能给出前后一致的答案。更困难的任务,是为广泛存在的中间立场提供正当理由。此外,还必须区分许可与义务:说行动者可以让电车转向,并不意味着不这样做在道德上就是错的。完整的解释既要说明哪些行动在道德上是可选的,也要说明其中是否有任何行动是必须采取的。

意图、手段与双重效应原则

双重效应原则认为,如果某种不良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却并非行为者有意追求的,那么造成这一后果有时可以得到允许。这一原则与围绕阿奎那关于自卫的论述发展起来的道德传统有关,不过,如今人们熟悉的表述都是后来进一步阐发的。该原则的常见版本通常要求:行为本身必须是可允许的;不良后果不能是产生良好后果的手段;行为者不能意图造成不良后果;而且,必须有足够重大的理由,才能容许这一不良后果发生。

将这一原则用于扳道岔案例时,所提出的区分是:行为者的意图是让电车改道,从而救下五个人。支线上那个人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但救援并不以此人的死亡为必要条件。如果扳动道岔后,此人成功逃脱,那五个人仍然会获救。相比之下,在天桥案例中,让那个人参与阻停电车,是整个计划的核心。行为者并不只是遇到了某项本来就能奏效的救援行动所附带的有害后果。

这一分析必须区分意图使某人死亡与意图利用此人的身体。一个被推下天桥的人可能在撞击后幸存,同时仍使电车停下来。因此,相关禁令并不总能表述为“绝不能意图使人死亡”。它所针对的,或许是意图对他人身体实施有害侵害、故意使他人陷入危险,或将未经同意的人纳入救援机制之中。因此,准确界定意图所指向的对象,是这场哲学争论的重要部分。

意图也不等同于欲望。行为者可能为受害者受伤而感到遗憾,却仍有意采取将受害者当作工具的行动。反过来,一个人也可能因一项本来正当的救援行动所带来的不幸副作用而幸灾乐祸。这些可能性引出了进一步的区分:行为是否可允许,与行为者动机的道德品质,并不是一回事。一种理论如果仅凭行为者偏好的措辞来判定行为,就可能让明显的伤害被重新描述成无意造成的后果。

因此,这一原则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因果关系,以及什么才算作手段。一种有用的检验方法是问:如果受害者不在场,救援是否仍会成功?但反事实依赖关系并不是一套完整的意图理论。环线案例、具有多个各自足以产生结果的效应的行动,以及使用可替代工具的计划,都会使问题变得复杂。因此,双重效应原则的支持者诉诸实践推理和行为者计划的结构,而不只是预测的死亡人数。批评者则质疑,意图与预见之间的区分,能否承载人们赋予它的道德分量,尤其是在行为者明知会给他人带来致命风险却仍然这样做的情况下。

后果、权利与相互竞争的伦理理论

后果主义依据行为的后果来评价行为,但不同的后果主义理论对于哪些结果重要、应当如何评估行为,持有不同看法。按照一种简化的行为功利主义解释,题目设定的电车抉择并不复杂:如果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同等考虑,其他所有相关后果也都相同,那么一人死亡就比五人死亡更好。因此,功利主义为改变电车行驶方向提供了明确的理由,但它似乎同样支持把那个人从桥上推下去。

这一结论取决于情境所设定的限制。在通常情况下,为获取器官而杀人,会影响人们的预期、对医疗的信任、法律保障以及未来的行为。因此,规则后果主义可以依据采纳或维持某些规则所带来的后果,为禁止此类行为辩护。然而,一个经过严格设定的一次性案例,可以排除这些更广泛的影响。面对由此产生的分歧,不能悄悄将思想实验已明确设为不变的后果重新引入,就当作解决了问题。

义务论认为,对待他人的方式受到某些约束,即使违反这些约束能够改善整体结果,也不能忽视它们。天桥上的受害者并未同意被用作路障,器官移植案例中的受害者也未同意为提供器官而被杀死。这些案例与伊曼努尔·康德的要求有关:对待人性,始终应将其视为目的,绝不能仅仅视为手段。不过,这一要求并不意味着,凡是涉及将他人作为手段的行为都被禁止;日常生活中经双方同意的合作,也包含工具性的关系。

以权利为基础的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支线轨道上的人所享有的不被杀害的权利,并不具有同样决定性的分量。对此,有些解释区分了改变既有威胁的方向与实施新的伤害性干预,另一些解释则比较了个人面对不同备选行动时可以提出的权利主张。有些论述允许尽量减少某一类侵权行为,同时反对蓄意利用他人的身体;另一些论述则否认可以用这种方式加总权利。因此,拒绝简单地追求数量上的最大化,并不自动意味着对是否扳动道岔就有了某个特定结论。

德性伦理学将重点从孤立的行为转向判断、动机和品格。勇气、正义、同情心和实践智慧都可能与此相关,而对行动者反应的理解,不能简化为其是否愿意牺牲某个人。契约主义追问的是:允许此类行为的原则,是否会被受影响者合理地拒绝;它必须解释,应当如何比较一人与五人各自提出的相互冲突的异议。这些进路说明,不能仅凭人们在电车难题中的选择,就将其整齐地归类为“功利主义者”或“义务论者”。同一个答案可能源于几种不同的原则,而一旦明确了行动者的能动性、当事人的同意以及不确定性等条件,同一种总体理论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答案。

造成伤害、放任伤害与责任

造成伤害与放任伤害的区别,在于行为者是造成了有害后果,还是未能阻止有害后果发生。在扳道岔的情境中,拒绝干预就是放任电车撞死五个人,而扳动道岔则是主动改变电车的行驶方向,使其驶向另一个人。这使不伤害他人的消极义务与帮助他人的积极义务之间产生了张力。在福特的分析中,这类义务之间的差别,是理解为何某些牺牲似乎可以允许、另一些却不可以的关键。

这一区别并不只是身体有所动作与保持不动之间的差别。不作为也可能违反一项严格的义务:负有责任的操作人员若未能刹车,即便没有做出任何身体动作,也可能承担重大责任。反过来,主动干预也可以在不对任何人造成不当伤害的情况下消除危险。某种行为究竟算是造成伤害还是放任伤害,部分取决于行为者的控制能力、此前的介入、既定职责,以及事件的因果结构。

驾驶员与旁观者的区别揭示了这种复杂性。驾驶员已经掌控车辆,可能有责任决定其行驶路线,而旁观者起初并不承担操作职责。尽管如此,一个原本与事故无涉、却能够扳动道岔的旁观者,仍有机会阻止死亡发生。哲学上的问题是,获得这一机会是否改变了旁观者的义务,以及干预是否会给原本安然无恙的人带来新的伤害。仅凭现场有一个道岔,或给某人贴上“旁观者”的标签,都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道德责任的问题,还需要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一个因疏忽而让电车失控的人,与一个偶然遇上不可避免的事故的人,即便眼下面临的选择完全相同,处境也有所不同。一个人先前的过错可能使其负有特殊的救助或赔偿义务,却不会因此使一切可能的救助方式都变得可以允许。同样,同意、职业角色和承诺,也可能改变行为者对特定个人所负的义务。标准的电车情境暂且搁置了这些因素,但旨在适用于日常生活的理论,最终必须将它们重新纳入考量。

最后,对某一后果负有责任,不同于因在压力下作出不当选择而应受责备。一项决定可能是不被允许的,但行为者可能因无法避免的困惑、恐惧或时间不足而得到免责。反过来,一项可以允许的行动,也可能出于令人反感的理由。电车实验往往只询问某种行动是否“可以接受”,让参与者自行将有关许可、义务、动机和责备的判断混合起来。哲学分析则将这些问题区分开来,因为对行为者品格的分歧,未必意味着对哪种行动可以允许也存在分歧。

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研究

电车情境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研究工具,是因为研究者可以改变其措辞和因果细节,同时保持伤亡人数不变。研究者比较人们对涉及道岔、天桥、蓄意伤害、意外副作用以及直接身体接触等情境的判断。许多研究发现,相比标准的天桥情境,参与者更愿意赞成在标准道岔情境中采取干预行动,不过,这一差异的大小及其解释取决于样本和所呈现情境的具体内容。

一项重要进展是约书亚·格林及其同事于2001年开展的研究,该研究使用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比较了人们对不同类别的道德困境和非道德困境的反应,并报告称,被归为个人性道德困境与非个人性道德困境的案例引发了不同的脑活动模式。这项工作推动了道德判断研究中双加工理论路径的确立。按照这一理论,相对自动的情感反应与受到更多控制的推理过程,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决策。后续研究考察了冲突、反应时间、认知负荷,以及特定选择所涉及的信息加工要求。

对这些结果作出的最强哲学解读仍有争议。脑区激活本身并不能表明某个判断有误,反应较慢也不能证明推理更为高明。情感能够感知具有道德意义的信息,而计算权衡也可能只是为偏好的结论寻找理由。此外,最初的“个人性”和“非个人性”分类将多种特征归在了一起,包括身体施力、空间距离、意向性和因果介入。因此,后续研究尝试将这些变量区分开来,而不再认为天桥情境与道岔情境只在单一维度上存在差异。

例如,实验可以用遥控装置取代推人,也可以将身体施力与本身不产生致害作用力的身体接触进行比较。这些操控旨在探究,人们反感的究竟是触碰受害者、亲自施力、有意利用一个人,还是这些因素的某种组合。研究还考察了呈现顺序和表述框架:先接触某个案例,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另一个案例的理解,尤其是在参与者试图保持各项回答一致时。

跨文化研究进一步表明,任何声称人类对此存在统一反应的说法都过于简单。埃德蒙·阿瓦德及其同事于2020年发表的研究《42个国家的7万名参与者所作道德决策中的普遍性与差异》发现,人们对电车类情境的反应既有反复出现的模式,也存在差异。解读这类发现时,必须考虑参与者招募方式、翻译,以及网络样本与更广泛人群之间的差别。实证研究的目标是解释人们如何判断这些情境,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其反应。要确立哪种判断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还需要额外的规范性论证;仅凭某种判断有多普遍,无法判定相关行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被允许。

方法论局限与哲学用途

电车难题建立在理想化设定之上。结果通常是确定的,人们无法逃脱,没有其他可行方案,而行动者掌握足够的信息,确切知道谁会死亡。现实中的紧急情况很少符合这些条件。这并不必然是缺陷:许多科学模型和哲学模型都会暂时排除复杂因素,以单独考察某些变量。关键问题在于,被排除的因素是否与所检验的主张无关,还是说,排除这些因素会改变道德问题本身。

方法论上的一个难点是,改动情境叙述可能同时改变多个变量。扳道岔情境与天桥情境的差异不仅在于是否有身体接触,还在于受害者所起的因果作用、行动的熟悉程度、行动者与受害者的距离,以及施加的力量类型。因此,如果某项比较将判断差异完全归因于某一个特征,就需要更多案例来提供支持。精心构造的变式,其作用很像实验中的对照,不过,与许多实验室操控相比,对假设性叙事的解读受到的约束没有那么严格。

第二个难点涉及道德直觉的地位。即时判断为哲学探究提供了素材,但它们作为证据的权威性仍有争议。某种直觉可能体现了对权利的合理敏感,也可能只是对鲜明意象作出的无关反应。因此,哲学家会将具体判断与一般原则相互比较,并在发现不一致时修正其中一方。这一程序与反思平衡密切相关,而后者尤其与约翰·罗尔斯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抽象规则还是最初反应,都不会被视为天然无须修正。

实证研究也面临测量和可复现性方面的问题。询问某一行为是否“在道德上可以接受”、是否“必须做”、参与者是否“会这样做”,以及行动者是否“应受责备”,可能得到不同的答案。二元回答会掩盖不确定性的程度。措辞上的细微变化可能改变参与者认为哪些事实值得关注,而对想象中行为的判断,也未必能预测人在危险中的实际行为。生理测量和行为模拟可以补充证据,但无法消除亲历真实紧急情况与评价一个故事之间的差别。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电车案例仍能以少有的精确程度揭示某项原则的薄弱之处。如果一种理论主张意图从不重要,它就必须回应那些保持结果不变、却改变行动者计划的案例。如果一种理论禁止一切将伤害作为手段的行为,它就必须解释自己如何看待经当事人同意的救援,以及环形轨道变式。若将这些案例作为独立论据,用来证明一套完整的伦理理论,其效力则较为有限。它们最有力的用途在于比较与诊断:揭示一个论证依赖哪些区分,以及当周边细节发生变化时,这些区分是否仍然自洽。

自主系统、医疗与公共决策

电车难题之所以与自动驾驶汽车广泛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车辆可能面临这样的碰撞情境:避开一个人,却会危及另一个人。然而,大多数驾驶决策并不是在两组确定的死亡结果之间做选择。它们涉及不确定的行进轨迹、不完善的感知能力、制动距离、不断变化的道路状况,以及能够改变受伤概率或伤害严重程度的各种选项。因此,实际的设计问题还包括降低危险情境出现的频率,而不只是在假定碰撞不可避免之后,规定该撞向谁。

在这类情境中,概率和期望值十分重要。一个简化的预期伤害模型可以用下式评估行动 aa:

E[H∣a]=∑iP(oi∣a) H(oi),E[H\mid a]=\sum_i P(o_i\mid a)\,H(o_i),

其中,oio_i 表示一种可能的结果,H(oi)H(o_i) 表示为该结果赋定的伤害值。这个表达式并不能解决伦理问题。它预先要求对一系列问题作出选择:如何衡量伤害,权利是否构成独立的约束,如何估计不确定性,以及能否将风险转嫁给并未造成这些风险的人。因此,较低的预估伤亡人数并不足以完整说明车辆行为是否可以接受。

有关公众偏好的研究也考察了相关问题。2018 年发表于《自然》的“道德机器”项目,从来自 233 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那里,收集了近 4,000 万次针对简化的自动驾驶困境所作的在线选择。该项目记录了参与者所表达偏好的规律及跨文化差异。由于样本由参与者自行选择加入,且情境经过刻意简化,这项研究对于具有代表性的公众意见所能作出的推断是有限的。更根本的是,偏好保护某一类人,并不能证明将这种偏好写入算法在法律或伦理上就是被允许的。

与医疗情境进行比较时,同样需要谨慎。在患者之间分配稀缺的治疗资源,与杀死一个未经同意的人以获取其器官,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者涉及多方对一种无法惠及所有人的资源所提出的相互竞争的诉求;后者则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对某个人实施有害干预。知情同意、专业职责和机构规则是现实医疗实践的核心要素,而非附带的复杂因素。电车难题式的类比可以揭示原则之间的冲突,却不能单凭自身提供临床资源分配规则。

对于人工智能以及更广泛的公共政策而言,这一难题凸显了选择某种结果与论证某种决策程序的正当性之间的区别。通过实际部署的系统作出的决策,会引出授权、问责、风险暴露不均以及人权等问题。对于同一起伤害事件,设计者、监管者、运营者和机构可能负有不同的责任。这些制度性问题无法由一个独自在两条轨道之间作选择的旁观者来充分呈现:它们关乎选项是如何形成的、谁的利益被纳入模型,以及谁有权让他人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