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不安全是指人们无法稳定地获取足够安全且营养丰富的食物,以维持正常生长、发育以及积极健康的生活。其表现轻重不一,从不确定能否获得食物、不得不降低膳食质量,到减少进食量、省去某些餐次,乃至长时间没有食物可吃。虽然经济资源不足是主要原因,但供应中断、流离失所、歧视、无法获得服务,或失去土地和生计,也可能造成粮食不安全。这是公共卫生、经济政策和人道主义行动重点关注的问题。
粮食不安全并不等同于饥饿、食物污染或营养不良。饥饿是与食物摄入不足有关的身体感受;营养不良则包括能量或营养素的缺乏、过剩及失衡。粮食不安全描述的是限制人们获取食物的处境,无论是否已经出现可测量的营养损害。因此,粮食不安全也可能与热量摄入充足或肥胖同时存在,尤其是在廉价食品能够提供能量、但人们负担不起多样化且营养丰富的膳食的情况下。
理解粮食不安全需要多方面的证据,包括家庭的切身经历、膳食摄入、食品价格、农业生产、生计状况和营养结果。这些衡量指标反映了问题的不同方面,不能相互替代。相应的应对措施也不能局限于粮食生产,还应涵盖收入支持、运转良好的市场、公共服务、紧急援助,以及决定人们能否获取食物的制度。
概念的发展与维度
现代对粮食不安全的认识,源于关注重点从粮食供应总量转向个人和家庭的具体处境。1974年世界粮食大会强调,全球应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粮食生产和价格应保持稳定。此后的研究表明,国家粮食供应充足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获得食物。一个国家即使生产或进口了足够的粮食,某些群体仍可能失去工作、购买力、土地使用机会或获得援助的资格。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中,对这一区别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述。他的权利分析方法考察了人们通过生产、工资、交易和转移支付所能支配的各种商品组合。歉收可能导致饥饿,实际工资暴跌或交换关系急剧变化同样可能导致饥饿。因此,粮食不安全不仅被理解为食物的缺乏,也被理解为社会和经济机制未能保障人们获取食物。
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立了一个广泛使用的粮食安全定义,其核心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安全且营养丰富的食物,满足其膳食需求和偏好,从而过上积极、健康的生活。常用的分析框架包含四个维度。可供性关注通过生产、库存、进口和援助提供的食物。可及性关注人们在物质条件和经济能力上能否获取食物。利用关注膳食质量,以及食物有助于实现良好营养状况所需的条件,包括健康、照护、用水和环境卫生。稳定性关注其他维度能否随时间推移持续得到保障。
这些维度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一个家庭可能住在货源充足的商店附近,却没有钱购买食物;也可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却缺乏清洁用水或烹饪燃料。农户可能在收获后有足够的食物,但在下一季收获前经历可预见的短缺。这种季节性不安全不同于长期匮乏,而突然失业或流离失所,则可能使原本粮食有保障的家庭陷入急性粮食不安全。当冲击波及资源已近耗尽的人群时,慢性与急性粮食不安全也可能同时存在。
后来的框架更加重视能动性和可持续性。能动性关注人们能否自主决定饮食,并参与塑造粮食系统的相关机构。可持续性关注能否在不损害未来生态、经济或社会条件的前提下,维持当前获取食物的能力。这些理念与粮食主权有所交集,后者强调对粮食和农业系统的集体决定权,但这些概念不能互换。粮食不安全仍是对食物获取不足或不稳定状况的评估,而粮食主权则对粮食系统应如何治理提出了更广泛的主张。
衡量与解读
没有任何单一指标能够涵盖粮食不安全的所有维度。不同衡量体系的分析单位、参照时段、严重程度阈值和预期用途各不相同。有些评估个人的经历;另一些则对家庭状况进行分类、估算全国人口中受影响者的比例,或评估受突发危机影响地区的整体状况。反映过去一年内是否曾出现相关经历的结果,并不等同于当前无食物可吃的人数。因此,解读结果时,必须明确所衡量的具体问题。
基于经历的量表会询问获取食物受限所造成的一些可辨识后果。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开发的粮食不安全经历量表包含八个问题,涵盖严重程度逐步加深的经历,包括担心食物不足、无法吃到健康或多样化的食物、少吃一餐或数餐、减少进食量、食物耗尽、挨饿却没有进食,以及因资金或其他资源不足而一整天没有进食。统计校准有助于对不同人群进行比较,而调查设计则决定回答所反映的是个人还是家庭的情况。
在美国,农业部采用家庭粮食安全调查模块,其中针对有儿童家庭的问题最多为18个,针对无儿童家庭的问题为10个。分类时,将高度粮食安全和边缘粮食安全与低度粮食安全和极低度粮食安全区分开来。低度粮食安全通常表现为膳食质量下降、食物种类减少,或无法吃到合意的食物,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食物摄入量有所减少。极低度粮食安全则表现为至少部分家庭成员的进食规律受到扰乱,且摄入量减少。此外,也使用包含六个问题的简版模块,但它提供的信息不够详细,也不直接衡量儿童的粮食安全状况。
粮农组织的营养不足发生率是另一种指标。它估算的是日常膳食能量摄入低于维持正常、活跃、健康生活所需水平的人口比例,综合了膳食能量供应、其在人群中的分布以及能量需求等信息。这是人口层面的统计估计,并非临床检测,也不是对饥饿人数的直接统计。膳食多样性评分、食物消费评分、应对策略指数,以及健康膳食可负担性的估算,都能提供补充信息,但均不等同于基于经历的粮食不安全衡量指标。
应急分类体系会综合多方面证据。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将急性粮食不安全划分为五个阶段,从“最低程度”到“灾难”或“饥荒”。分析人员会考察食物消费、生计变化、急性营养不良、死亡率及相关影响因素。调查覆盖范围、未被纳入的人群、翻译、季节性和不确定性都会影响结果的解读。家庭平均值也可能掩盖成员之间获取食物机会的不平等。严谨的报告应明确指标、人口范围、地点、参照时段及不确定性,而不应把不同估计值当作描述同一现象的数据来呈现。
全球分布与变化趋势
各个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存在粮食不安全问题,但其发生比例、严重程度及成因差异显著。在低收入地区,收入有限可能与依赖雨养农业、交通网络薄弱、冲突以及公共服务不足等情况并存。在较富裕地区,即使食品供应充裕、零售基础设施完善,家庭仍可能因收入低、住房成本高、工作不稳定、残障相关支出或社会救助缺口而陷入食物匮乏。因此,国民收入虽有参考价值,却不足以全面反映人们获取食物的状况。
由联合国五个机构共同编写的2024年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估计,2023年约有23.3亿人经历了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其中约8.64亿人经历了重度粮食不安全。该报告还采用营养不足发生率估计区间的中点值,估算出约有7.33亿人面临饥饿。这些数字对应的是不同指标:基于实际经历得出的估计人数较多,其中包括食物获取受到影响、但日常热量摄入尚未低于营养不足阈值的人群。
各地区的情况体现了绝对人数与人口占比之间的差别。根据该报告对2023年的估计,非洲的饥饿发生率最高,约为20.4%;亚洲的营养不足人口绝对数量则最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总体发生率较低,但各国之间及不同人口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地区平均值掩盖了与冲突、地理偏远程度、收入分配和公共政策有关的差异,也掩盖了城市内部以及人口特征相近的家庭之间的差异。
全国家庭调查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有13.5%的家庭,即约1800万户,曾在一年中的某段时间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在所有家庭中,5.1%曾处于粮食安全水平极低的状态。这些年度估计既涵盖短暂的情况,也涵盖持续较久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家庭成员全年都持续缺乏食物,也不能将其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营养不足数据直接比较,仿佛两者衡量的是同一种结果。
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既反映结构性条件,也反映重大冲击的影响。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全球消除饥饿的进展就已放缓;此后的疫情又扰乱了就业、学校供餐、交通运输和公共服务。随后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削弱了家庭购买力。即使市场供应恢复,粮食不安全程度仍可能居高不下,因为家庭已经积累债务、变卖生产性资产或失去工作。跨年度比较还必须考虑人口估计的修订、调查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统计方法的变化;备受关注的数字即使看似精确,也不意味着其背后的不确定性已经消失。
经济、社会与环境驱动因素
对资源的支配能力不足,是导致食物不安全的一条主要路径。贫困限制了家庭能够购买的食物数量,也削弱了家庭应对意外支出的能力。即使全年平均收入看似足够,收入波动仍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工作不稳定、工资拖欠或季节性就业,都可能使家庭在某些时期无钱可用。偿还债务、房租、交通、育儿和医疗费用都会挤占食物支出。由于食物开支在短期内相对容易调整,当其他款项无法延后支付时,家庭可能会降低膳食质量或减少每餐的分量。
价格通过与收入、资产和生计的相互关系,影响人们获取食物的能力。当收入或福利待遇的增长跟不上价格上涨时,食品通货膨胀就会削弱购买力。能源价格会影响化肥生产、机械作业、运输、冷藏和烹饪。货币贬值可能推高进口谷物或燃料的国内价格。这些影响并不一致:出售余粮的农民可能因农作物价格上涨而受益,而无地劳动者或买入食物多于售出食物的小农则可能蒙受损失。许多务农家庭至少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里是食物的净购买者。
除了能否负担,能否实际到达食物供应地点也很重要。道路状况不佳、公共交通中断、居住地偏远以及商店难以抵达,既可能推高食物价格,也可能增加获取食物所需的时间。住宅若没有冰箱、足够的储存空间或烹饪设施,就会限制住户能够安全食用的食物种类。不过,仅凭零售店的远近并不能解释家庭的食物不安全状况。新开一家超市或许能增加选择,却未必能解决收入低、行动不便或价格难以负担的问题。“食物荒漠”这一概念描述了部分地理障碍,却未能涵盖完整的经济和社会过程。
农业与生态条件既影响食物供应,也影响生计。干旱、洪水、作物病害、牲畜损失和土壤退化,可能同时导致产量下降和家庭收入减少。气候变化会改变多种灾害的发生频率或强度,还可能通过高温暴露干扰渔业、牧业系统和农业劳动。其后果取决于灌溉、作物多样性、保险、储存、运输以及获得其他收入来源的机会。面对同样的降雨异常,家庭拥有的资产和获得的公共支持不同,其食物保障状况可能截然不同。
制度安排塑造了上述所有路径。土地权属、劳动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福利和信贷可得性,都会影响由谁承担风险、由谁获得援助。性别歧视可能限制人们对收入、土地和家庭决策的掌控。冲突可能摧毁资产、迫使人口流离失所、导致市场关闭,并阻断人道主义援助。这些相互作用的条件,使食物不安全成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之一:它既源于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也源于食物供应链中发生的事件。
营养与健康后果
食物不安全可通过膳食摄入不足、心理压力、疾病管理受限,以及采取应对措施时面临的不安全条件等途径影响健康。这些关联的强度和方向因具体环境及食物不安全的严重程度而异。轻度或中度食物不安全可能首先导致膳食多样性下降,而更严重的食物不安全则会使进食量减少。健康后果还取决于持续时间、既有疾病、年龄以及获得相关服务的机会。因此,食物不安全是一种健康风险状况,而非具有统一生物学病程的单一疾病。
膳食可能逐渐以廉价主食为主,水果、蔬菜、动物性食物或其他营养丰富的食物则越来越少。即使能量摄入仍然充足,这也可能导致必需维生素、矿物质和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减少。严重或长期的食物短缺可能导致消瘦、生长受损和营养素缺乏。铁摄入不足可能促成缺铁性贫血,但贫血也可能由感染、炎症、遗传因素及其他营养问题引起。食物不安全调查问卷无法确定某个个体的贫血究竟由哪种机制所致。
食物不安全可与肥胖症并存。与多样化膳食相比,能量密度高的食物可能更便宜或更方便;压力、生活规律紊乱、烹饪设施有限,以及食物匮乏与相对充足的状态交替出现,也可能影响饮食模式。观察性研究发现的关联并非在所有国家、年龄组或性别群体中都一致。肥胖症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能够稳定地获得有营养的食物,但食物不安全也并非必然导致体重增加。两者可能源于共同的经济和环境条件。
对于已有疾病的人而言,食物获取不稳定可能使疾病管理更加困难。糖尿病患者可能难以协调进餐与用药时间;在使用某些降糖药物时,食物摄入不足还可能增加低血糖的风险。经济上的取舍可能使食物和药品支出双双减少。反过来,疾病可能导致收入下降、开支增加,并使购物或做饭更加困难。这种双向关系意味着,很难将食物不安全与慢性病之间的简单关联解释为单向因果效应。
食物不安全还与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关,包括心理困扰、抑郁症状和焦虑。不确定能否让家人吃饱、因接受援助而感到羞耻,以及反复面临经济上的取舍,都可能加重心理负担。反过来,精神疾病也可能影响就业,以及寻找和利用相关服务的能力。尽管纵向研究有助于确定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现有证据大多来自观察性研究。研究必须区分食物不安全本身的影响与住房条件不足、暴力、失业及社会孤立等相关风险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状况往往同时存在。
生命历程与家庭内部的不平等
粮食不安全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衡量,但食物在家庭内部未必得到平等分配。家庭成员的营养需求、对资源的支配权、照护责任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成年人可能会减少自己的进食量,以保障儿童的食物供应。这意味着,在儿童报告食物摄入减少之前,家庭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可能已经相当严重。这种保护儿童的做法很常见,但并非所有家庭都如此。单一的家庭层面分类无法完整描述每一位成人和儿童的经历。
在怀孕期间和婴儿期,充足的营养有助于维持孕产妇健康,支持胎儿和婴儿发育。粮食不安全可能限制这些时期的膳食质量,并增加压力。在解读粮食不安全与不良出生结局之间的关联时,必须同时考虑收入、住房、感染和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等其他影响因素。婴儿喂养还取决于食物供应之外的条件,包括照护者的健康状况、时间、工作场所条件、清洁用水,以及在使用喂养用品时能否稳定获得适当的用品。
儿童的经历并不局限于自身的食物摄入。照护者的心理困扰、不稳定的日常生活安排、频繁搬家以及难以参与学校活动,都可能使家庭粮食不安全与儿童发育及教育结果产生联系。研究发现,粮食不安全与较差的健康状况、行为问题及学习表现下降存在关联,但其影响很难与更广泛的不利处境完全区分开来。学校供餐提供了固定的食物来源,但在周末、假期、学校停课或转学期间,获取这些食物的机会可能发生变化。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即使有一定收入,也可能面临障碍。行动不便、难以提拿食品杂货、厨房设施不便使用、视力受损,或进食时需要他人协助,都可能妨碍他们实际获取食物。一个人可能买得起食物,却无法自行烹制。医疗及残障相关支出还可能进一步减少可支配收入。社会孤立可能使他们失去他人非正式提供的餐食或代购帮助。区分这些障碍十分重要,因为现金援助、送餐服务、无障碍交通和个人协助所解决的是不同问题。
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平等反映的是制度与历史因素,而非群体固有的特征。某些被种族化群体、原住民、移民或流离失所人群的粮食不安全程度较高,可能与歧视、法律身份或就业状况不稳定、地理上的排斥,以及获取土地或传统食物的途径遭到破坏有关。对于原住民社区,仅关注商业购买的衡量指标,可能会忽略捕鱼、狩猎、采集,以及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食物分享网络所提供的食物来源。性别差异可能反映收入、照护负担和资产支配权方面的不平等。因此,关注健康公平的分析既考察群体间的差异,也探究产生这些差异的机制,而不会将人口类别本身视为解释。
急性危机、饥荒与人道主义评估
当突发冲击或局势迅速恶化,在较短时间内威胁到食物消费和生计时,就会出现急性粮食不安全。诱因包括冲突、流离失所、歉收、极端天气、疫情造成的扰乱,以及价格骤涨。急性粮食不安全并不只是当地市场上没有食物。即使供应仍然充足,人们也可能失去获取食物所需的资金、证件、通行条件或安全保障。因此,人道主义评估既要考察家庭的食物消费,也要考察家庭维持食物消费的手段。
家庭往往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改吃更便宜的食物、动用积蓄、借贷、变卖资产、减少餐次,或到外地谋生。这些做法造成的长期后果各不相同。出售牲畜、工具或种子,或许能满足眼前的食物需求,却会削弱未来的生产能力。让孩子辍学或背上高息债务,或许能维持短期内的食物获取,却会在日后付出高昂代价。因此,只关注当前饮食状况的评估,可能会忽略正在迅速恶化的生计状况。
饥荒是一种极端状况,不能用来泛指普遍的生活困苦或任何严重的粮食短缺。按照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将一个地区划为“饥荒”等级,通常需要有证据表明:至少20%的家庭面临极度缺粮,急性营养不良达到规定阈值,死亡率超过紧急状态下的阈值。常用的判定标准包括:按身高别体重衡量的儿童总体急性营养不良率至少达到30%,粗死亡率至少达到每日每万人死亡两人。分类规程规定了如何评估现有证据及其不确定性。
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别:**“灾难”是针对家庭的第5阶段分类,而“饥荒”**是针对地区的分类。即使一个地区尚未达到饥荒的全部阈值,其中的家庭也可能面临灾难性的匮乏。反过来,饥荒分析也不能简化为一次营养不良调查或一项死亡率估算。预防性行动的目的,就是在越过这些阈值之前介入。等到获得饥荒的确凿证据时,可能已经有大量生命逝去。
人道主义响应将粮食或现金援助与营养、供水、环境卫生、医疗保健及生计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他机构通过市场和需求评估,辅助确定援助的发放方式。在市场运转正常的地方,现金可以帮助人们购买食物;而在供应或支付系统失灵的地方,则可能必须提供实物粮食。冲突可能同时阻碍这两种援助方式。在无法进入的地区,分析人员可能需要依靠远程访谈、市场监测、卫星观测以及不完整的当地报告。这些信息来源有助于识别严重风险,但准入限制和数据缺失仍然是制约评估准确性的主要因素。
社会保护与食物系统应对措施
应对粮食不安全的政策通过多种途径发挥作用:提高购买力、直接提供食物、降低基本服务费用、稳定生计,以及加强食物供应体系。适当的政策设计取决于粮食不安全的成因及其持续时间。收入暂时中断的家庭,与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群或反复遭遇干旱的农业地区,需求各不相同。紧急援助与长期政策往往相互交织,因为反复发生的冲击可能使暂时的损失演变为持续的匮乏。
社会保护包括现金转移支付、失业救济金、养老金、残疾人援助,以及其他保障家庭资源的安排。其效果取决于覆盖范围、待遇水平、发放的规律性、办理手续的便利程度,以及生活成本的变化。专门用于食物的转移支付包括代金券,以及仅限购买符合规定商品的电子福利。美国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提供食品购买援助。此类计划主要解决经济上的获取障碍;仅靠这些计划,并不能消除交通、住房或照护方面的所有障碍。
学校供餐以及孕产妇和儿童营养计划,在特定生命阶段提供食物或营养支持。学校供餐既能提供固定的一餐,也能促进学生参与教育,但其作用取决于餐食质量、覆盖范围和学生出勤情况。普惠型安排与经济状况审查型安排,在行政管理和资源分配上各有取舍。普惠供给可以减少资格门槛,淡化学生之间显而易见的待遇差别;定向援助则可以将固定预算集中用于被认定为需求更大的群体。无论采用哪种设计,都不能自动确保学生在学校假期也能获得充足供给。
食物银行、社区厨房、送餐服务和互助网络提供即时援助。食物银行通常负责收集、储存食物,再通过合作机构或直接向有需要的人分发。这些服务可以填补紧迫的缺口,但其覆盖能力取决于捐赠、人员配置、运输、开放时间,以及现有食物是否适合受助者。它们并不像法定福利那样,赋予受助者可依法主张的同等权利。在临床医疗场景中,筛查和转介可以帮助患者对接援助资源,但仅仅识别出问题,并不意味着粮食不安全已经得到解决。
食物系统措施着眼于食物生产、运输、储存和销售所依赖的条件。对道路、仓储、冷藏、灌溉和农业服务的投资,可以减少损耗或改善市场准入。这些措施对家庭粮食安全的影响,取决于谁从中受益、价格如何变化,以及生计是否得到改善。贸易可以缓冲当地歉收的冲击,但依赖种类单一的进口商品,也可能使当地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因此,农业产出、食物浪费的减少或新增零售能力,都不能直接替代能够证明弱势人群可稳定获得营养食物的证据。
治理、权利与评估
粮食不安全的治理涉及多个部门和行政层级。农业部门影响生产,财政部门制定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劳动领域的机构影响劳动收入,卫生和教育系统则提供与营养有关的服务。地方政府可能负责市场、交通、住房或学校供餐的管理。协调工作面临困难,因为一个领域的改善未必能消除另一个领域的制约。例如,对于收入骤降或家庭成员无法亲自前往市场的家庭来说,增加粮食供应可能收效甚微。
获得充足食物的权利提供了一套法律和规范框架,有别于由施助者自行决定是否提供的慈善救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确认了人人享有包括充足食物在内的适足生活水准的权利,以及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这一框架既关注获取食物的机会,也关注获得食物的手段。国家的义务通常被概括为:尊重现有的食物获取机会,保护人们免受他人的干扰,以及通过提供便利并在必要时直接供给食物来实现这项权利。这项权利在国内能否得到强制执行,因法律制度和立法而异。
国际监测将粮食不安全与2015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目标2涉及饥饿、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业。其指标特意区分了营养不足发生率与通过粮食不安全体验量表测得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一项指标取得进展,并不保证另一项也会改善。监测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分类分析:全国平均水平可能有所改善,但某些地区、收入群体或流离失所人群仍可能被排除在改善进程之外。
评估干预措施时,必须关注因果关系。接受援助的家庭往往在最初就比未接受援助的家庭更需要帮助,因此,简单比较可能会得出误导性结论,似乎接受援助与更差的结果相关。随机对照试验、项目分阶段实施、资格门槛以及其他研究设计,都有助于估计干预效果,但仍受各自假设和实际局限的约束。研究会区分粮食不安全、膳食多样性、营养素摄入、儿童生长和疾病控制等结果,因为其中一项的改善并不会自动使其他所有方面立即发生变化。
重要的方法学问题涉及持续时间、个人经历,以及衡量方法能否适用于不同情境。每年开展一次的调查或许能够发现间歇性困难,却无法表明困难持续了几天还是几个月。以家庭为单位的测量工具可能忽略家庭成员之间的差异。翻译和文化解读可能影响受访者对问题的理解,而远程调查则可能将缺乏可靠通信条件的人排除在外。将福利、卫生、教育和调查系统的数据关联起来,有助于揭示影响路径,但也会引发知情同意、数据隐私以及行政性排斥等问题。因此,评估需要明确衡量的是谁的经历、哪些结果发生了变化,以及变化发生于多长的时间内,而不是将单一指标视为对食物获取状况的完整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