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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宏观经济与政策 / income-redistribution

收入再分配

收入再分配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及相关制度改变经济资源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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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再分配是指通过公共政策改变个人、家庭或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也包括通过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制度改变收入分配。其主要工具是税收、现金福利和公共财政资助的服务。再分配可以缩小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之间的差距,在人生不同阶段之间调配资源,分担经济风险,或为有特殊需要的群体提供支持。尽管收入再分配通常与减少收入不平等联系在一起,但它也包括净收益更多惠及中高收入群体的安排。

再分配是现代政府筹集资金的核心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机会、社会保障以及公平与效率关系展开讨论的核心议题。其效果不仅取决于政府征税和支出的规模,还取决于谁最终承担税负、谁获得福利、家庭如何作出反应,以及考察的时间跨度。因此,对再分配的分析融合了公共财政、家庭统计、经济理论、制度史和实证评估等领域的知识与方法。

再分配的概念、界限与形式

分析通常以市场收入的分配为起点:市场收入包括受雇和自雇所得、资本收入,以及其他由私人部门产生的收入。加上现金转移支付,再扣除直接税和强制性缴费,就得到一种可支配收入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者还可以扣除间接税、加上消费补贴,并将公共部门提供的教育、医疗及其他服务折算为货币价值。每一步所呈现的收入分配都不同,因此,任何关于再分配的论断,若未说明所采用的收入概念,都是不完整的。

纵向再分配是指在经济条件不同的人群之间转移资源。由税收筹资、面向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就是一个常见例子。横向再分配则是指在收入可能相近、但需求或处境不同的人群之间转移资源,例如有子女与无子女的家庭,或医疗支出不同的人群。这两个维度存在重叠:儿童津贴既可以照顾家庭需求,也可以在其占贫困家庭收入的比例更高时缩小不平等。

再分配也会跨越时间发生。劳动者可能在就业期间缴费,退休后领取养老金,而失业保险则将资源转移到没有劳动收入的时期。这类制度既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也使个人一生中的收入更加平稳。如果只比较某一年的情况,一项养老金制度可能显得具有很强的再分配作用;但若将一生的缴费与待遇都纳入考量,其再分配作用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反过来,预期寿命的差异也可能使形式上统一的养老金安排,对平均领取年限较短的群体更为不利。

并非所有影响分配的政策都属于狭义财政意义上的再分配。最低工资、集体谈判、竞争政策以及受教育机会,都会影响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形成的收入分配。这些措施有时被称为塑造收入“初次分配”的措施。这一区分有助于分析,但并非绝对:公共教育既是当下的实物转移支付,也会影响未来的劳动收入。

收入再分配还须与资产再分配区分开来。财富不平等涉及的是不动产、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存量,而非收入流量。遗产税和土地改革直接影响所有权,年度所得税则主要影响收入流量。不过,两者会通过储蓄、投资回报、继承以及可用于抵押的资产相互影响。私人赠与、慈善援助和侨汇同样可以重新分配购买力,但对一国再分配的分析大多以政府制度为重点。

历史发展与伦理基础

公共再分配早于现代福利国家出现。宗教慈善、市政救济和依法设立的济贫制度,为无法依靠劳动或家庭资源维持生计的人提供支持。英格兰于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建立了一套以教区为基础、为救济筹集资金的持久制度框架。这些安排不同于现代社会权利:救助往往由地方提供,附带条件,并与居住、就业以及如何对待具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等方面的规定紧密相连。

工业化改变了经济生活中不安全状况的规模和形态。人们对工资收入的依赖,使疾病、工伤、失业和年老成为收入损失的主要来源。在奥托·冯·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于1883年引入法定疾病保险,1884年引入事故保险,1889年引入养老及残疾保险。这些制度将强制性风险共担机制制度化,不再仅仅依靠酌情发放的济贫救济。其以缴费为基础的设计也将待遇与就业身份挂钩,这种安排持续影响着后来的社会保险制度。

二十世纪,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财政能力也得到增强。美国1935年《社会保障法》设立了联邦养老待遇和失业补偿制度框架,同时设立了若干救助项目。在英国,威廉·贝弗里奇于1942年发表的报告提出建立一套全面的社会保险及配套服务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扩大了养老金、家庭福利、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但普遍享有的福利权利、以就业为基础的保险以及须经经济状况审查的救助三者之间的比重,各国差异很大。

再分配的伦理依据并非只有一种。功利主义认为,由于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将一单位收入从较富裕者转移给较贫困者,可能提高总体福利。平等主义认为,减少不平等本身就具有价值;优先主义则认为,改善处境较差者的生活具有更高的道德重要性。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年)中提出了差别原则:在保障基本自由和公平机会的更广泛框架内,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必须使处境最不利者受益。

另一些观点强调持有财产的正当权利、个人责任或对产权的保护,并对某些再分配干预提出质疑。与阿马蒂亚·森密切相关的可行能力方法则关注人们实际上能够做什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把收入视为衡量个人有利处境的完整尺度。在福利经济学中,这些判断可以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表示。经济分析能够阐明各种后果和取舍,但如何确定赋予不同个人福利的权重,仍然是一项规范性抉择。

税收与再分配的资金筹措

税收制度通过税负的分配及其所支持的支出来实现收入再分配。累进税制是指,随着相关税基扩大,平均纳税额占税基的比例也随之提高。这不同于仅仅向较富裕者征收绝对金额更高的税款。比例税对所有人按相同比例征税,而累退税则使较低收入者缴纳的税款占其收入的比例更高。边际税率,即每增加一单位收入所需缴纳的税额,并不一定与平均税率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

个人所得税通常采用免税额、扣除额、税收抵免以及分档税率表。扣除额减少的是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其价值通常取决于纳税人适用的边际税率;税收抵免则直接减少应纳税额。可退还税收抵免在超过原本应缴税额时,可以使纳税人获得一笔支付。因此,不能仅凭最高法定税率来判断一套税收制度的再分配性质。征税覆盖范围、免税规定、资本收入的税务处理方式以及税法遵从情况,都会影响实际税负。

经济上的税负承担者可能不同于法律上负有缴税义务的人。税收归宿研究税收如何改变工资、价格、利润和资产回报。向雇主征收的工资税可能部分转化为工资下降,而非全部由企业所有者承担。公司税可能影响股东、劳动者和消费者,具体由各方承担多少,取决于资本流动性、市场结构以及考察的时间跨度。因此,估计税负的分配情况,需要对行为和市场反应作出假设,而不能仅依据向税务机关缴税的记录。

消费税还涉及另一层区别。以年度收入为参照时,征税范围广泛的增值税往往显得具有累退性,因为低收入家庭会将当期可支配资源中更大的比例用于消费。若改以支出或终身收入为参照,衡量出的税负可能有所不同。对必需品适用较低税率可以减轻一部分负担,但高收入家庭同样购买这些商品,因此也可能获得绝对金额相当可观的优惠。所以,评估消费税的分配效应时,必须同时考虑其收入所支持的转移支付和服务。

财产税、遗产税和净财富税能够覆盖年度劳动收入未能充分反映的资源。它们的效果取决于估值方法、征税门槛、债务扣除规定以及征管执行情况。避税、逃税以及利用合法税务筹划机会方面的差异,都可能削弱原本预期的累进性。税式支出也很重要,例如优惠性扣除或免税规定:政府可以通过税法提供大量支持,而不将其记为直接支出。完整的评估应考察税收与福利的整体体系,因为税基广泛的收入来源,也可以为总体上具有很强累进性的支出提供资金。

现金转移支付、社会保险与福利设计

现金转移支付对购买力进行再分配,同时通常允许受助者自行决定如何支出。其主要形式包括退休金和残疾抚恤金、失业救济金、儿童津贴、住房援助,以及根据收入状况核定的社会救助。有些福利由一般财政收入支付,另一些则取决于缴费记录或就业经历。保险与救助之间的区别很重要,但两者并非泾渭分明:缴费型制度往往设有最低待遇、视同缴费年限或政府补贴,因此其再分配作用超出了单纯分摊承保风险的范围。

普惠型福利面向特定群体的所有成员,例如儿童或老年居民,无须进行收入审查。经济状况审查型福利则根据收入、资产或两者共同确定领取资格。在预算固定的情况下,精准识别受助对象可以将更多资金用于较贫困的家庭。但在实践中,资格审查会产生行政成本,还可能因材料缺失、申请程序复杂、污名化或收入不稳定,而将符合条件的人排除在外。普惠型项目避开了其中一些障碍,但要向低收入受助者发放同等金额的款项,就需要更高的支出总额。

福利的逐步退出是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如果救助金额随劳动收入增加而减少,受助者每增加一单位劳动收入,实际只能保留其中一部分。税收、缴费和福利削减共同决定了有效边际税率。不同项目的福利可能同时递减,即使单项规则看起来并不苛刻,叠加后的有效边际税率也可能很高。突变的资格门槛可能造成“悬崖效应”,即劳动收入略有增加,却导致所获支持大幅减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评估还意味着,伴侣一方的劳动收入可能减少另一方可领取的福利。

负所得税将收入支持与税收结合起来:收入低于规定水平的人可以领取一笔补助,补助金额随收入增加而递减。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中大力倡导这一制度。相比之下,全民基本收入不考虑个人劳动收入,定期、无条件地向个人发放固定金额,其净再分配效果则取决于为其筹资的税收。虽然两者的简化版本可以形成相似的净收入结构,但在支付时间、可见性、核定单位及行政要求等方面仍有差异。

另一些项目将款项发放与工作或特定活动挂钩。美国于1975年引入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其分阶段设计先在一定收入区间内对劳动收入给予补贴,随后逐步减少抵免额,直至归零。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将援助与就学或使用预防性卫生服务等要求挂钩,例子包括墨西哥于1997年启动的“进步计划”(Progresa),以及巴西于2003年推出的“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ília)。这些项目的运作不仅取决于家庭是否遵守相关要求,也取决于所要求的服务是否可获得,以及这些服务的质量。

公共服务与实物再分配

现金收入并不能涵盖政府提供的全部资源。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学校教育、医疗服务、社会照护、住房援助和交通补贴,都可能显著改变家庭实际获取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享受免费医疗或教育的家庭,其账面现金收入可能较低,却免去了原本会消耗其大部分资源的开支。因此,不将这些服务纳入考察的分配分析,可能无法完整反映财政体系的作用。

教育既体现了即时的再分配,也体现了长期的再分配。公共财政投入降低了家庭送子女入学所需承担的费用,而学生获得的技能则可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影响其未来收入。不同教育阶段的受益分布有所不同。普及小学和中学教育,可以使广泛人群受益;对高等教育的补贴,起初可能更多地惠及较富裕的家庭,因为这些家庭的子女更有可能入学。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判定某项计划的总体效果,因为学生资助、对未来收入的征税以及入学机会的变化也很重要。

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卫生系统,既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进行再分配,也在医疗需求不同的人群之间分担风险。某人在某一年接受了昂贵的治疗,并不意味着相对于其一生的缴费而言,此人始终是净受益者。此外,治疗的货币成本并不等同于其带来的福利增益。因此,医疗卫生支出说明,仅凭年度财政账目,无法充分区分保险、再分配,以及免受不确定支出冲击的保障价值。

衡量实物服务对分配的影响并不容易。一种常见方法是将政府提供服务的成本分摊给使用者。这种方法衡量了投入的资源,但也假定成本能够恰当地反映受益程度。服务质量、地理可及性、等候时间和实际使用情况的差异,都可能使账面上相同的支出在实践中产生不同的效果。以实际发生的治疗费用来衡量医疗服务的价值,还可能使重病患者显得格外富足,尽管他们的需求更大,总体处境也更差。

补贴使分析更加复杂。燃料或电力补贴可能降低贫困家庭的开支,但也可能使消费量更大的富裕家庭获得更多的绝对收益。在住房供给受限时,住房援助可能部分转化为租金上涨,从而使部分收益流向房产业主。公共基础设施既可能改善服务的可及性,也可能推高周边土地的价值。要理解这些影响,就必须分析供给与需求以及市场调整,而不能把每一笔财政支付都视为受益者实际资源的等额增加。

再分配效果的衡量

衡量财政再分配最常用的方法,是比较税收和转移支付前后的不平等程度。如果 GMG_M 是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GDG_D 是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那么再分配的绝对指标为

R=GM−GD.R = G_M-G_D.

相对指标则是将这一差值除以 GMG_M。这些只是核算上的比较,并非直接估计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不平等程度会如何。市场收入、就业、家庭的组建以及储蓄,都已经受到现行税收与福利制度的影响。

收入核算单位的选择会显著影响结果。个人往往在家庭内部共享资源,因此分析者通常采用等价尺度,根据家庭规模和成员构成调整家庭收入。例如,采用平方根尺度时,将家庭收入除以家庭人数的平方根。这种方法考虑了共同使用住房及其他物品所带来的规模经济。采用其他尺度可能得出不同结果,而惯常采用的平均共享假设,也可能掩盖家庭成员获取资源机会的不平等。

没有任何一个不平等统计指标能够反映分配的所有变化。基尼系数概括了整个收入分布中的差异,收入份额比侧重于特定群体,而洛伦兹曲线则展示累积收入份额。贫困指标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税收与转移支付政策的调整,可能降低不平等程度,却未使多少人跨越贫困线;也可能大幅缩小贫困缺口,却未使基尼系数发生明显变化。相对贫困标准通常被界定为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因此也会随着中位数的变化而变动。

财政归宿分析通过依次比较不同口径的收入,将间接税和实物福利也纳入考察。它可能揭示出,一套制度虽然降低了总体不平等程度,却因税负超过现金援助,而使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减少。分析者必须明确:养老金是被视为政府转移支付,还是延期支付的劳动报酬;消费税如何分摊;公共服务是否按成本估值。不同的处理惯例可能显著改变跨国比较的结果。

微观模拟模型将税收和福利规则应用于家庭层面的数据记录,从而能够估算不同政策方案对收入分配的即时影响。静态模型通常假定行为不变;行为模型则加入有关就业、工作时长或其他反应的假设。住户调查提供了详细的个体与家庭特征,但可能遗漏极高收入,也可能低报转移收入或资本收入。行政记录能更好地覆盖已申报的应税收入,但有关家庭成员关系和非正规收入的信息往往较少。结合多种数据来源,并检验结果对假设的敏感性,是确保测量可信的关键环节。

激励、效率与行为反应

再分配会改变工作、储蓄、投资和申报收入所带来的回报。对劳动所得征税会降低增加劳动的回报,而转移支付则可能改变人们通过劳动获取收入的必要性。经济理论区分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税后工资降低,会使闲暇的相对成本下降,但由此造成的收入损失又可能促使人们增加劳动。因此,最终的净反应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判断,而且,人们是否就业的决策与已就业者工作时长的决策,可能呈现不同的反应。

以经济状况审查为依据发放的福利,使这种相互作用尤为明显。随着收入增加而迅速削减福利,可以将援助集中于低收入者,但也会减少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较缓慢地削减福利,可以让受助者保留更多新增收入,但也会使收入分布中更高收入的人群获得领取资格,并在既定保障水平下增加财政成本。这些项目还可能影响求职、职业选择、非正规就业以及退休时间。这些反应在受助者之间并不一致;照护责任、健康限制、就业机会和行政管理规则,都会影响实际观察到的结果。

最优所得税的形式理论研究的是:当个人的收入获取能力无法被直接观察、征税又必须以可观察到的收入为依据时,政府应如何实施再分配。詹姆斯·莫里斯于1971年提出的分析,为权衡分配目标与激励约束确立了一个核心框架。由此得出的税率表取决于收入获取能力的分布、行为反应的敏感程度,以及社会赋予不同收入水平人群新增收入的价值。不存在脱离这些假设而普遍适用的最优税率。

对观察到的应税收入反应,需要谨慎解读。减税后申报收入增加,可能反映了产出的增加,也可能反映了收入在不同年份之间的转移、法律组织形式的改变,或避税行为的减少。税收带来的无谓损失,取决于实际行为受到的扭曲,也取决于纳税人有多少机会改变税基。因此,拓宽税基、加强税收执法,以及协调不同形式收入的税收处理,都可能改变筹集既定税收收入所付出的效率成本。

在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再分配也可能提高效率。失业保险或疾病保险可以促进就业匹配,并鼓励有助于生产的风险承担。转移支付可能帮助受信贷约束的家庭让子女继续上学,或避免在遭遇冲击时出售生产性资产。反过来,设计不当的保险可能引发道德风险,补贴也可能使社会回报较低的活动得以延续。评估这些影响需要一个反事实参照。随机对照试验以及包括断点回归设计在内的准实验方法,可以识别特定项目的效果,但某一情境中的研究发现,未必能够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另一情境。

制度、政治经济与国际差异

由于经济结构、行政能力、政治制度和历史选择不同,各国的再分配方式也有所不同。以就业缴费为基础的制度,往往将待遇资格与正规就业记录挂钩。由税收筹资的普惠制度更看重居住身份或公民身份,而补缺型救助则侧重于那些从市场和家庭获得的资源低于规定标准的人。大多数国家会结合运用这些原则,而非遵循单一的制度模式。

在规模庞大的非正规经济使收入难以得到可靠申报的地方,行政能力尤为重要。税基狭窄的个人所得税无法对未能掌握的收入进行再分配。政府可能更多地依赖消费税、面向特定类别人群的福利,或依据可观察特征开展的家庭状况评估。这些方法能够扩大覆盖范围,但也会带来分类错误。数字身份识别、相互关联的登记系统和电子支付可以降低部分交易成本,同时也会带来服务排斥、记录失准以及数据隐私方面的挑战。

政治支持并不单纯取决于能够获得净转移支付的人数。一个简单的中位选民定理模型可以预测:当中位选民的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时,选民会支持再分配。但现实中的偏好还受到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公平观念、对贫困成因的看法、对行政管理的信任,以及对谁值得获得救助的判断等因素影响。选举规则、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地域分野,以及税收和福利的可见程度,都会影响哪些偏好最终转化为政策。

普惠型项目与定向项目可能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覆盖广泛的项目可能因许多家庭都能获得有形的福利而赢得持久支持,而严格限定受益对象的项目则可能在既定预算下更有效地集中使用资源。因此,需要区分既定项目本身的分配效应,与决定其最终规模和稳定性的政治力量。雇主提供的福利和税收优惠还可能进一步掩盖国家支持的实际程度,尤其是在补贴通过税收扣除而非直接支出实现的情况下。

跨国比较,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汇编的比较数据,都需要统一定义并谨慎解读。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记录的养老金转移支付可能更多;公共服务覆盖广泛的国家,在仅考察现金收支的比较中,可能会显得不如采用更广泛指标时那样具有再分配作用。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也意味着起点不同。再分配前后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最终分配更加平等;而相近的最终不平等程度,也可能源于工资形成制度、税收、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截然不同的组合。

宏观经济影响与长期约束

再分配既影响总支出,也影响支出结构。与财力充裕的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或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往往会将新增当期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于消费。因此,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家庭征税,并以此为转移支付提供资金,可以在短期内提高总需求。这一影响的大小取决于货币环境、进口、产能约束、融资方式和预期,并非仅由转移支付的金额决定。

累进税和收入替代性福利也发挥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经济下行时,随着劳动收入和利润下降,纳税额随之减少,而失业相关福利支出则会增加。因此,即使没有新的立法,可支配收入的波动幅度也会小于市场收入。在始于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期间,各国政府通过紧急现金补助、扩大失业援助和采取保就业措施,对既有制度加以补充。这些干预措施在资格条件和覆盖范围上各有不同,既体现了原有行政管理体系的作用,也暴露了其局限。

长期影响通过教育、健康、储蓄、劳动供给和经济风险的分配等渠道发挥作用。能够缓解技能投资约束的再分配,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如果筹资方式严重抑制生产性活动,则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总体层面的比较十分困难,因为各国会根据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制定政策,而且支出的影响也无法与为其提供资金的税收影响明确分离。

预算约束将当前的再分配与未来的偿付义务联系起来。借款可以为危机期间的临时援助提供资金,但持续性的支出承诺需要税收等收入、削减其他支出,或持续发行债务来支撑。最终的分配效应,部分取决于未来由谁纳税,以及谁持有政府债务。通货膨胀也会在名义资产持有者、债务人以及领取未按物价指数调整的福利者之间重新分配实际购买力,不过,这些影响不同于明确实施的税收与转移支付再分配,其具体表现取决于合同安排。

人口老龄化会改变缴费者、养老金领取者和长期照护服务使用者之间的相对规模。在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系中,当期缴费用于支付当期待遇,因此,人口结构变化会影响维持财务平衡所需的缴费率、待遇水平、退休年龄或一般财政收入支持。基金积累制面临的风险则有所不同,包括资产回报风险和长寿风险。跨国流动还会带来额外压力:流动性较强的资本和部分高收入者能够针对税收差异作出调整,而人口迁移也会改变缴费和领取福利的人群。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跨代际、跨辖区的资源分配与单一年度内的再分配成为同一分析框架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