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论是英国工程师克利福德·休·道格拉斯(1879—195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提出的一套经济与货币改革学说。该学说认为,工业经济体具备足以普遍保障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能力,但其分配的购买力不足,消费者若不依靠持续借贷、投资扩张或出口顺差,就无法购买这些经济体生产的全部产品。道格拉斯主张通过全民分红补充个人收入,并由公共资金支持价格调整,以降低消费价格。这些措施旨在使金融体系中的索取权与社会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能力相匹配。
这一学说在大萧条期间发展成一场国际运动,对政党、货币改革团体及作家产生了影响。其最持久的选举政治组织在加拿大和新西兰发展起来,不过,以社会信用为名的政府往往大幅偏离道格拉斯最初的纲领。该学说的核心会计论证,即A + B定理,遭到大多数专业经济学家的否定;但它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丰裕、金融权力以及不依赖就业的收入等更广泛问题的关注,仍不断吸引支持者。
在这一历史语境下,社会信用论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无关,后者关注的是监管合规,以及个人和组织相关记录的使用。社会信用论也不只是公共信用、消费信贷或信用风险评估的同义词。
起源与思想背景
道格拉斯的社会信用论形成于战时工业组织、机械化不断推进以及现代银行业发展的背景之下。他受过工程师训练,因而将经济视为一个系统,认为其中的金融调控应当服务于实际生产能力。技术上能够实现的生产与民众普遍难以获得生活必需品之间的反差,成为他著述的核心问题。他认为,金融惯例不仅没有准确反映资源的可用状况,反而妨碍了资源的有效利用。
道格拉斯后来回顾说,他对工业账目的考察,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范伯勒皇家飞机制造厂相关工作中开展的研究,是其货币分析的起点。他称自己发现,直接分配给个人的收入,少于企业计入价格的总成本。他将这一观察推广为有关工业生产结构的一项论断。在常规会计看来,支付与成本之间的这种关系属于正常现象;但在他的解释中,这却是购买力存在系统性不足的证据。
通过《新时代》杂志主编A·R·奥雷奇,道格拉斯的思想接触到了更广泛的读者。在此之前,该杂志就已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文化批评以及工业组织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平台。道格拉斯的文章自1919年起在该刊发表,其著作《经济民主》与《信用权力与民主》则于1920年出版。1924年出版的《社会信用论》将这一学说阐述为一种超越银行改革的主张:它提议重新安排个人、经济制度与集体权威之间的关系。
这一思想背景有助于解释该学说的吸引力及其独特术语。战后,围绕货币、工业所有权、工人管理和经济重建的争论日趋激烈。道格拉斯赞同一些批评者的看法,即生产能力不断增长,贫困却仍可能持续存在;但他不接受必须实行全面国家所有制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结论。他也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使机器减少了对人类劳动的需求,就业仍应是分配产品索取权的主要途径。
因此,社会信用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改革运动中占据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它既维护私人积极性和消费者选择,又要求对金融信用的创造与分配实行集体控制。其支持者将它描述为金融资本主义与中央集权式社会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社会信用运动的组织认同,正是由技术性的货币论断、个人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对既有经济制度的批判相结合而形成的。
A + B定理与购买力缺口
社会信用论的核心分析命题是A + B定理。道格拉斯将企业的支出分为两大类。A类是支付给个人的款项,如工资、薪金和股息。B类是支付给其他组织的款项,包括材料、机器和银行服务的费用。他认为,企业通过A类支出创造消费者购买力,却将A类和B类支出一并计入价格。
这一论点通常用以下简式表示:
道格拉斯主张,如果价格必须收回,而个人只能获得,那么消费者就无法用生产这些产品时形成的收入购买全部产出。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暂时的失衡,也不是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而是源于生产本身的财务组织方式。他认为,随着工业生产过程日益复杂,机器和中间生产环节不断增加,这种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也愈发突出。
道格拉斯并不否认商品仍然能够售出。他的论点是,这一表面上的缺口不断通过额外的信用创造、对新生产设施的投资支出、政府借款或向国外销售来填补。这些机制所创造的购买力,来自当前正进入消费者手中的商品所属生产周期之外。因此,持续的销售可能掩盖了经济对债务扩张或进一步投资的依赖,即使满足消费者需求并不需要新增产能。
这一诊断使社会信用论与消费不足理论联系起来,但道格拉斯从会计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解释。他认为,即使不考虑富裕家庭是否将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储蓄,这种购买力不足也已经存在。他还将其与技术变迁联系起来:机器可以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减少工资支付,而大多数消费者正是通过工资获得购买力。因此,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可能不断提高,分配其产品的能力却未必相应增强。
即使在道格拉斯学说的阐释者之间,这一定理的确切含义也始终存在争议。有些人将它直接理解为:企业的支出未能转化为个人收入。另一些人则强调时间因素,认为成本计入价格的速度,与消费者收入的分配速度及其可供使用的时间并不一致。这些解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关于单个企业账目的论断,并不能自动成为关于整个经济的论断。要证明总体购买力持续不足,就必须说明企业间的交易、款项支付的时点、家庭支出,以及信用的创造与注销。围绕这些关系的分歧,成为社会信用论与正统经济分析之间的主要分界线。
国民红利、补偿价格与货币管理
道格拉斯提出的补救方案,旨在弥合他所认为存在的购买力缺口,而不必依赖就业或投资的持续扩张。第一项措施是向个人发放独立于工资之外的国民红利。其依据是,现代生产不仅依靠当下的劳动和私人拥有的设备,也依靠积累下来的科学知识、社会组织以及前人留下的技术成果。道格拉斯认为,这份共同遗产构成了将部分生产收益分配给全体民众的依据。
因此,红利的首要目的并非救济贫困,而是一种基于社会成员身份及其对社会传承下来的生产能力所享份额的给付。它旨在补充劳动收入,而不一定取而代之。道格拉斯预计,随着机械设备和组织方式的改进使生产一定数量商品所需的劳动减少,红利的相对重要性将会提高。这一提议类似于后来出现的各种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但其理据和资金来源建立在特定的购买力不足理论之上,而非一般性的税收筹资再分配方案。
第二项主要机制是补偿价格,也称公正价格。按照这一安排,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将低于商品的账面价格,而参与该机制的卖方则从货币管理机构获得补偿。其用意是让生产者能够收回核定成本,同时不要求消费者用现有收入支付全部款项。这并不只是通过法律设定价格上限:补偿机制是该提议不可或缺的一环。
价格调整原则可简化表示为:
其中, 表示相关时期内的实际消费量, 表示实际生产量。如果生产超过消费,这一比率就会小于一,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也就相应打折。这一表达式只是对该原则的说明,并非一套普遍采用的管理公式;道格拉斯在不同场合的表述也有所差异。如何衡量生产与消费、如何为资本品估值,以及如何确定核算期间,都会是实施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国家信用管理机构将负责评估生产能力,并批准增发购买力。道格拉斯主张,这类发行应以实际资源为依据,而不应被视为需要通过未来税收偿还的普通政府借款。这里意在区分两种做法:一种是以现有或即将形成的产出为基础创造金融索取权,另一种则是对总量固定的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
因此,社会信用论虽然维护分散的消费者自主选择,仍然需要大量的货币管理工作。有关官员必须制定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计算折扣、向卖方支付补偿,并确定红利发放额。这一学说为上述职能提供了原则,但没有任何国家曾在全国范围内完整实施道格拉斯体系。因此,其实际管理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方案构想、宣传倡导和理论争论层面。
经济学批评与会计核算之争
对 A + B 定理的主要批评在于,企业之间的支付并不会从经济体系中消失。一家企业支付的材料款,就是另一家企业的收入,后者可以用这笔收入支付工资、股息及其他收入。因此,对单个企业的分析即使表明,其直接支付给个人的款项少于总成本,也不能由此证明整个经济存在收入缺口。要进行总量分析,就必须追踪生产各阶段的交易。
现代国民经济核算通过区分中间投入购买与增加值来处理这一问题。将所有企业的销售总额相加,会对同一生产成果重复计算多次。例如,面粉的价值已计入面包的价值;若不作调整就将两者相加,便会高估最终产出。在总量核算中,生产过程中的增加值与生产所创造的收入相对应。这一会计恒等关系并不保证所有产出都能以企业预期的价格售出,但它削弱了这样一种主张:企业间的中间支付必然造成等额且永久性的收入短缺。
时间安排则是另一个问题。工资可能在制成品进入商店之前就已支付;家庭可能储蓄;企业可能积累存货;投资则可能在创造收入的同时,形成能够在多年内提供服务的资产。这些过程可能使计划支出与可供购买的产出之间出现错配。批评者认为,要解释此类错配,就需要动态分析储蓄、投资和信贷,而不能推断 B 类支付本身就无法成为消费者可支配的收入。道格拉斯的支持者则回应说,标准核算方法掩盖了成本回收的时间结构以及银行信贷的注销过程。
因此,社会信用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是:关注的问题有所重叠,但解释不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分析了为何即使存在可用的生产资源,总需求不足仍会使失业持续。这一结论并不需要以接受道格拉斯的定理为前提。在凯恩斯主义分析中,需求不足是由计划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预期以及支出决策来解释的,而不是以价格总额与已分配收入之间必然存在缺口为出发点。
批评也涉及所提出的补救措施。增发红利可能提高需求,但其效果取决于闲置产能、进口商品的可获得性、家庭行为以及价格的反应。价格补偿方案可能影响统计中的零售价格,但也需要制定规则,以防止虚报补偿金额,并区分真正的成本上涨与趁机抬价。将管制价格维持在低位,本身并不能消除实物短缺。
经济学界普遍不接受 A + B 定理,并不意味着他们否认道格拉斯所指出的所有问题。经济学家仍在研究依赖债务的需求、金融不稳定、自动化以及收入获取机会的不平等。不过,研究这些问题并不需要接受社会信用论赖以建立的那一独特会计命题。
社会哲学、政治权威与文化影响
道格拉斯将金融改革视为改变个人与制度之间关系的手段。在他的政治话语中,经济体系的目的是以尽可能少的强制性劳动,提供人们所需的商品与服务。就业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独立的目标。在他看来,一个仅仅为了分配收入就要求人们从事不必要劳动的体系,是让个人屈从于制度机制。
消费者选择在这一论证中居于核心地位。道格拉斯区分了两个层面:决定人们希望得到什么结果,以及管理实现这些结果的技术手段。他主张,个人应当对生产所服务的目的拥有更大的控制权,而生产的技术组织工作则由专业人员负责。支持者将其称为经济民主:购买力使人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偏好,而不必亲自管理工厂,也不必持续参与集体决策。
全民分红也以共同遗产理论为基础。语言、科学发现、技术知识以及长期积累的组织能力,显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当前的所有者或劳动者。道格拉斯认为,这些共同遗产对产出的贡献,足以使所有人都有权分享由此产生的部分产品。这一论点不同于传统的收入再分配方案,因为它将分红视为源于社会共同遗产的一项原初权利,而不是从一个收入群体向另一个收入群体转移收入。
这些思想吸引了一批作家;他们认为,工业文明虽然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却在文化和政治上走错了方向。奥拉奇在帮助道格拉斯与文学界和知识界建立联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诗人埃兹拉·庞德成为社会信用论的重要倡导者,并将货币问题融入自己的散文和诗歌。另一些支持者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具体的会计核算,不如说是增加闲暇、减轻经济压力,以及限制金融机构权力的前景。
这场运动还与反犹主义形成了有文献可考的关联。道格拉斯后期的著作包含反犹主义论断及相关引述,一些社会信用论刊物和活动人士也借助涉及犹太人的阴谋论叙事来解释金融权力。庞德对货币改革的倡导,则与他自身的反犹主义及其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支持交织在一起。这些因素都是该运动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不过,不同追随者和各国组织的立场存在显著差异。
在分析时,必须区分对银行业的制度性批评,与将金融问题归咎于某个族群或宗教群体的说法。前者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法律和经济证据加以检验;后者则以对整个群体的指控,取代对运作机制的解释。社会信用论的历史既包含技术层面的货币辩论,也包含偏离此类辩论、转向阴谋论解释的政治思潮。
艾伯塔省:选举胜利与宪法限制
社会信用运动最著名的选举突破发生在1935年的加拿大艾伯塔省。当时,该省深受经济大萧条、农产品价格下跌和农场债务的影响。校长兼广播布道者威廉·阿伯哈特通过广播和公众集会,争取民众支持货币改革。他领导的运动向民众承诺,尽管当时资金普遍短缺,艾伯塔省的生产资源仍足以支撑更强的消费者购买力。
在1935年8月22日的省议会选举中,社会信用党赢得了63个议席中的56席,击败了执政的艾伯塔联合农民党。这场竞选与一项向符合条件的成年人每月发放25加元的提议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这项承诺备受瞩目,但不应因此忽视阿伯哈特的计划与道格拉斯的具体方案之间尚不明确的关系。道格拉斯与艾伯塔省领导人在策略、权限和实施方式上存在分歧,选举中的热情并不意味着各方已经就一套行政实施体系达成共识。
核心障碍在于加拿大宪法对权力的划分。各省在财产、民事权利及地方事务方面拥有重要权限,但银行业和货币属于联邦管辖范围。艾伯塔省无法独立重构全国银行体系,也不能自行创设一种不受限制、用以替代加拿大货币的省级货币。因此,省政府试图影响银行运作和信贷的举措遭到了联邦干预,并引发了宪法诉讼。
1936年,省政府推出了繁荣券,这是一种旨在促进流通的贴花支付凭证。持有人必须按规定的时间间隔贴上印花,才能维持凭证的效力,因此持有这种凭证需要付出成本。繁荣券并非此前承诺的国民红利,也没有建立起道格拉斯的补偿价格制度。接受程度有限,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困难,使这项试验很快便告终。
1937年出台的进一步立法试图将银行和信贷机构置于省级管制之下。联邦政府行使否决权,加上随后的司法程序,使这一方案无法按原定意图实施。在1938年的《艾伯塔省法规咨议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其中的关键措施违宪。拟议中的《准确新闻与信息法》试图强制报纸刊登政府回应并披露某些信息,也被认定违反宪法。这场诉讼的意义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因为它涉及新闻自由以及省级权力界限等问题。
定期发放25加元红利的承诺从未兑现。阿伯哈特于1943年去世后,欧内斯特·曼宁领导艾伯塔省社会信用党,日益转向常规的省级行政管理和保守主义政治。该党一直执政到1971年,但其长期执政不应被视为道格拉斯的货币制度已经建立的证据。与其说艾伯塔省展示了社会信用经济理论的实际运作,不如说它更清楚地展示了“社会信用”这一名号在选举中的号召力。
加拿大社会信用运动:阿尔伯塔省实验之外的发展
社会信用运动在1935年选举中进入加拿大联邦政坛,赢得众议院17个席位。其早期议会基础主要集中在加拿大西部,当地农业困境、对金融机构的不满以及对既有政党的失望,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就宪法规定的权限而言,联邦层面比省级政府更适合推动银行业改革,但该运动始终未能获得足够的议会力量,以在全国推行道格拉斯的方案。
随着时间推移,加拿大社会信用运动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关联却又各具特色的政治组织。各省政党根据当地选举形势调整策略,联邦层面的活动人士则围绕货币改革、议会策略和政治联盟展开争论。一些成员认为,道格拉斯的分析不可或缺;另一些成员则越来越多地借助社会信用论,表达民众对金融或政府精英更广泛的反对。因此,共同的名称掩盖了政策与政治目标上的重大差异。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社会信用运动在省级政治中取得重大成功的另一个地方。社会信用党在1952年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W. A. C. 贝内特出任省长。1953年赢得多数席位后,他的政府推行以发展为导向的施政纲领,涵盖公路建设、水力发电以及提升全省经济实力。该政府并未实施国民红利或补偿价格机制。与其说这些政策严格遵循道格拉斯的会计理论,不如从省级发展、公营企业以及反社会主义的选举竞争等角度来理解。
贝内特担任省长直至1972年。1975年,社会信用党在比尔·贝内特领导下重新执政,并一直执政至1991年,其间于1986年由比尔·范德扎尔姆接任党魁。这几届政府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施政重点各不相同,但该党作为省内主要中右翼政治组织的角色,日益盖过了其名称所源自的货币学说。
魁北克则出现了另一条发展路径。路易·埃文通过天主教平信徒活动和出版物宣传社会信用论,而雷亚尔·考埃特则成为这一运动在联邦议会中最知名的人物。社会信用党在1962年赢得30个联邦议席,其中26席来自魁北克。魁北克组织与英语领导层之间的冲突导致该党于1963年分裂,此后考埃特的追随者以“信用主义者联盟”的名义开展活动。双方的议会组织于1971年重新合并。
20世纪70年代,社会信用党在联邦议会中的席位逐渐减少,并在1980年选举中失去了众议院全部剩余席位。它在加拿大的历史展现了学说与政党身份的分离:一场围绕特定货币解释建立起来的运动,逐渐发展成多个地区性组织;对于这些组织而言,选民基础、宗教联系和执政实践,往往比最初的经济主张更为重要。
新西兰及更广泛的国际运动
新西兰成为有组织的社会信用政治运动的另一个主要中心。大萧条期间,出口收入下降、国内民生困顿,引发了有关银行业与信贷供给的讨论,货币改革因而在当地受到关注。道格拉斯于1934年访问新西兰,并向议会货币委员会作证。他的提案融入了当时已有的争论:一个依赖出口的小型经济体应如何设置货币管理机构,又应如何应对严重的经济萎缩。
1934年新西兰储备银行的成立,以及工党政府于1936年将其收归公有,都发生在这场更广泛的货币问题辩论之中。这些举措并不等于实施社会信用论。中央银行的公有制、优惠贷款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都可以在不采用A + B定理或道格拉斯式国民红利的情况下存在。社会信用论的支持者有时会支持这类变革,同时仍认为其力度远远不够。
新西兰社会信用政治联盟成立于1953年,并于1954年首次参加大选。它试图将原有的货币改革支持群体转化为独立的选举组织。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相对多数制选举制度:即使拥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只要这些支持者分散在众多选区,就可能只能赢得极少数议席,甚至一席也得不到。因此,要在议会中取得席位,就必须在个别地方形成格外集中的强大支持基础。
弗农·克拉克内尔于1966年赢得霍布森选区,为社会信用政治联盟取得了在新西兰议会的首个席位,但于1969年失去了该席位。布鲁斯·比瑟姆在1978年的朗伊蒂凯选区补选中获胜。在1981年大选中,社会信用政治联盟获得了全国约20.7%的选票,却仅赢得两个席位。得票与议席之间的悬殊,使该党成为新西兰后来有关选举改革辩论中的一个重要例证。
该组织于1985年更名为新西兰民主党。此后,其政治发展越来越侧重于结成联盟和提出更广泛的政策纲领,而非寻求推行道格拉斯的整套制度。不过,与加拿大许多使用“社会信用”之名的省级政党相比,新西兰的这一运动始终更加明确而持久地坚持货币改革。
在其他地方,社会信用论通过英国、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的研习小组、刊物、讲座和小型政治组织传播。英国的相关组织包括社会信用秘书处,该机构保存并传播道格拉斯的著作。因此,这场运动的国际影响比单凭选举结果所能看出的更为广泛,但它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国际组织架构或共同的施政纲领。各地倡导者将其货币思想与各自不同的宗教、宪政及政治主张结合起来。
与后来的货币及收入方案的关系
社会信用论至今仍有意义,部分原因在于,它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在其选举影响力最强的时期过去后依然存在。自动化带来的收益应当如何分配?获得收入是否必须主要依赖就业?货币体系应当服务于哪些公共目标?这些问题使它与后来的争论产生了联系,但议题相似,并不意味着对经济机制或制度设计的看法一致。
国民红利与全民基本收入,以及利用公有资产发放社会红利的提议,显然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区别既涉及领取资格的依据,也涉及资金来源。基本收入可以通过税收、资源收入或公共投资收益来筹措,而不必以总价格在结构上超过消费者收入这一主张为依据。道格拉斯提出的红利则与他所声称的购买力缺口,以及全体人口共同继承的生产知识有着特定的联系。
社会信用论有时也被拿来与主权货币方案,或加强货币创造公共管控的方案相比较。它与这些方案一样,关注商业银行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道格拉斯强调,银行通过放贷创造购买力,而不只是转移先前积累的储蓄。然而,承认银行放贷能够创造存款货币,并不能证明A + B定理成立,也不能据此确定改革究竟应采取由公共部门创造货币、调整银行监管,还是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式。
与量化宽松的比较同样需要谨慎。量化宽松通常是指中央银行购买金融资产,从而创造准备金余额并影响金融环境。它本身并不是向家庭发放红利,也不是为零售商提供补偿、以弥补消费者价格折扣的方案。通常被称为“直升机撒钱”的提议,更接近直接分配购买力,但其理由可以是应对特定的宏观经济状况,而不是永久纠正道格拉斯所声称的结构性缺口。
这一运动看待国际商业的方式,也与许多标准分析有所不同。道格拉斯批评通过追求出口顺差来获取国内无法获得的购买力。由于各国不可能同时在彼此之间都实现顺差,争夺海外市场就无法成为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这一关于全球收支平衡的观察,与他所作的更广泛推断并不是一回事;后者认为,正常的国内核算必然导致需求不足。国际贸易除了可以消化未售出的产品,也能促进专业化分工,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任何对社会信用论的现代改编,都将面临当初使其原有方案复杂化的同一组制度问题:如何衡量可用的生产能力,如何区分名义上的索取权与实际资源,如何分配新增购买力,以及如何使货币管理者接受问责。历史上,这一学说曾得到持续倡导,并催生了颇具影响力的政治运动,但从未有任何国家完整实施过其红利与补偿价格体系,因此也就无从直接评估该体系的实际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