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进税制是一种税收制度,其特点是税基越大,所缴税款占税基的比例就越高。它最常见于个人所得税,但也可适用于遗产、财产、财富或支出。其决定性特征是平均税率随税基扩大而提高,而不只是缴纳的税款更多:比例税同样会向税基较大的人征收更多税款,但征税比例保持不变。
累进税是筹措公共支出资金、影响经济资源分配的重要工具。其效果不仅取决于公布的税率表。免税规定、税前扣除、税收抵免、税收执法、对不同收入来源的税务处理,以及与社会福利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实际税负。累进所得税可以与累进性较弱的整体财政制度并存,尤其是在消费税和设有缴费上限的工资缴费占财政收入较大比重的情况下。
这一议题将分配正义问题与税收征管和经济行为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因此,分析时需要区分法定规则与实际税负、年度收入与终身资源,以及税收带来的直接再分配效果与其对劳动、投资、避税和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
税率表、边际税率与平均税负
设 表示相关税基, 表示相应的应纳税额。平均税率为 ,而在税收函数可微之处,边际税率为 。当平均税率随税基扩大而上升时,税收在该处具有局部累进性:
因此,局部累进性要求边际税率高于平均税率。比例税的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相等;累退税的平均税率则随税基扩大而下降。这些定义关注的是比例,而非缴税金额的绝对值。
分档税率表通常仅对落在相应区间内的那部分收入适用该档税率。例如,某一税率表规定:最初的10,000货币单位免税,接下来的20,000按10%征税,超过30,000的部分按20%征税。收入为40,000的人需缴税4,000,其中中间档缴税2,000,最高档缴税2,000。其平均税率为10%,边际税率则为20%。收入超过最高一档的门槛,并不意味着全部收入都要适用更高税率,因此,跨过普通税档的分界点本身不会导致税后收入下降。
累进性并不要求设置多个正税率。若免税额为 ,单一税率为 ,则应纳税额可写为 。当收入超过免税额时,平均税率为 ,并随收入增加而上升,逐渐趋近于 。因此,通常被称为“单一税率税制”的制度,从平均税率的角度看也可能具有累进性。反过来,如果高收入纳税人获得足够大额的收入排除或税收优惠,即便法定税率逐档上升,也不能保证实际税负随收入提高而增加。
扣除与税额抵免对累进性的影响不同。扣除会减少应税收入,因此其带来的节税额通常随纳税人的边际税率提高而增加。假设扣除额能够得到全额利用,1,000的扣除额在税率为40%时可节税400,在税率为10%时则只能节税100。税额抵免直接减少应纳税额。可退还税额抵免可以在抵免额超过抵免前应纳税额时,将超出部分支付给纳税人;不可退还税额抵免通常不能使应纳税额降至零以下。当这些规定偏离某一税收管辖区的基准税制结构时,往往会被归类为税式支出。
相关的边际负担可能不止包括所得税。工资缴费、地方税,以及随收入增加而削减的经济状况审查型福利,可能共同造成较高的有效边际税率。如果某项福利在达到门槛时突然取消,就可能形成一个“缺口”,这与普通税档交界处应纳税额的连续变化不同。这些相互作用意味着,与单看名义上的最高税率相比,完整的税收与福利安排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支付能力与相互竞争的公平原则
累进征税的核心依据是支付能力原则:经济资源越多的人,越有能力为公共财政承担更大比例的支出。这不同于受益原则,后者主张纳税额应与从政府服务中获得的利益相对应。包括国防和法律制度在内的许多公共活动,其收益很难归属于具体的个人使用者,因此难以严格按照受益程度筹集资金。
一种传统论证以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为依据。如果增加一单位消费给高收入者带来的福祉增益小于给低收入者带来的增益,那么,向较富裕的人征收同样金额的税款,造成的福祉损失可能更小。因此,在福利经济学中,只要对个人效用及赋予不同人的权重作出特定假设,再分配就可能提高社会总福利。然而,仅凭边际效用递减并不能唯一确定税率表:对均等牺牲的不同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福利比较,以及不同的行为假设,都会得出不同结果。
税收公平通常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要求对经济状况相当的人给予相似的待遇。纵向公平则关注应如何对支付能力不同的人实行适当的差别待遇。累进性主要属于纵向公平问题,但在实施过程中,却不断引出横向公平问题。两个年度收入相同的人,可能在家庭负担、残障相关支出、工作时长、积累的资产或收入波动程度上存在差异。
纳税单位的选择体现了这些矛盾。个人课税对每名成年人分别计税,而联合课税则可能合并配偶双方的收入。在累进税率表下,不作调整地合并收入,通常会比单独计税产生更高的应纳税额。收入分摊计税可使部分夫妇的情况出现逆转,尤其是在双方收入不均等时。任何制度都无法在保留显著累进性的同时,兼顾个人、夫妇和家庭之间所有可能的平等待遇观念。等价尺度可以在分配分析中将家庭规模和共同消费纳入考量,但无法消除有关法定纳税单位的根本选择。
年度收入也不能完全反映支付能力。一名暂时收入微薄的学生、一名依靠资产维持消费的退休者,以及一名长期低薪的劳动者,当前收入可能相近,但终身可支配的资源却可能不同。同样,在按年度计税的累进税制下,即使两人的终身收入相同,若一人收入稳定,另一人收入大幅波动,两人累计缴纳的税款也可能不同。收入平均计税规定和亏损向后结转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这种差异。
这些考量说明,围绕累进征税的分歧不能简单归结为算术之争。税率表体现了一系列选择:以何种资源指标为依据,如何对待家庭和风险,以及如何权衡再分配、个人对收入的权利主张和公共服务融资的相对重要性。
历史起源与税率结构的变迁
累进征税的历史早于现代所得税。欧洲多个城市曾实行分级征税,其中包括佛罗伦萨于1427年实行的累进什一税(decima scalata),按评估的财产所得适用累进税率。这类措施推行时,社会的税收征管能力有限,围绕公共负担如何分配的政治冲突也十分激烈。它们并不等同于现代综合所得税,但足以说明,分级计税并非二十世纪的发明。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主张,国民应按照各自的负担能力,为政府开支作出贡献;这种能力应依据他们在国家保护下享有的收入来衡量。这一表述并未确立一套完整的现代累进税率表。后来,关于纳税牺牲、社会改革和民主社会公民身份的论述,为累进税制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基础。1799年,小威廉·皮特执政期间,英国为筹措对法战争经费而开征所得税。此后,所得税几度废除又恢复,直到1842年罗伯特·皮尔执政时恢复征收,才确立了较为持久的制度。
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颁布的联邦所得税实行了分级税率,但这一战时制度后来到期终止。1913年获批的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消除了宪法中按人口比例分摊直接税的规定对联邦征收所得税构成的障碍。同年开征的所得税在1%的基本税率之外加征附加税,合计最高税率为7%。由于免税额较高,最初只有极少数人口需要缴纳所得税。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所得税制度。各国政府需要规模庞大的财政收入,而旧有关税和消费税体系难以满足这一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扩大了所得税税基,并于1943年引入工资所得当期预扣制度。1944年和1945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法定税率达到94%。这一税率仅适用于超过较高门槛的那部分所得,并不代表所有高收入家庭实际缴纳的平均税率。免税项目、扣除项目、资本利得规则及其他规定,都对实际应纳税额产生了显著影响。
战后,一些发达经济体仍维持较高的最高税率,但其税基和经济意义各不相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的同时,也调整了扣除项目和其他税收规定。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法》在全部分阶段措施落实后,将个人所得税最高法定税率从50%降至28%,同时扩大了税基。其他国家则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组合,包括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以及调整资本所得税制。
因此,进行历史比较,不能只看历年的最高税率。某一税率的适用所得门槛、受影响纳税人所占比例、资本所得的税收待遇、社会保险缴费以及政府转移支付,都具有重要意义。工资预扣制度的大规模普及和第三方信息申报制度的发展,对累进税制运行的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公布的税率表本身的变化。
衡量再分配与整个税制的累进性
税收的法定税率结构与其分配效应是两个不同的考察对象。税收归宿关注的是,在工资、价格、回报和行为作出调整后,最终由谁承担税负。依法由企业缴纳的税款,可能有一部分会影响到劳动者、所有者或消费者。即便是个人税收,避税机会和收入计量方式的差异,也可能使实际观察到的有效税负偏离依据法定规则作出的预期。
分配研究通常按某种税前资源指标对个人或家庭排序,再比较这一分布中各群体的纳税情况。研究结果取决于如何界定资源:是总收入、市场收入、消费,还是包含转移支付的收入。结果也取决于采用何种分析单位:个人、纳税申报单位,还是经过家庭规模调整的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研究,可能会将共同缴纳的税款分摊给各家庭成员,而税务行政记录通常以法定申报单位为准。
一种成熟的衡量指标是卡克瓦尼指数,由经济学家纳纳克·卡克瓦尼于1977年提出。对于税额为正的税收,其常见表达式为:
其中, 是按税前收入对人群排序后得到的税款集中系数, 是税前基尼系数。正值表明,与收入本身相比,税款更集中于高收入人群。这一指标与税收集中曲线和收入洛伦兹曲线之间的比较有关。当净应纳税额中包含大量负值时,解释该指标需要格外谨慎。
累进性并不等同于再分配的幅度。一项累进性很强但筹集收入很少的税收,对收入分配的改变,可能小于一项累进性适中但筹集收入多得多的税收。一种常见的再分配指标是比较税前与税后的不平等程度:
这一差值反映了征税的规模和分布,包括征税导致的家庭收入排序变化。通过比较市场收入与可支配收入,可以将转移支付纳入考察;不过,由此得到的变化衡量的是税收与现金福利的综合效应,而非单独的税收效应。
从更广泛的财政体系来看,仅依据个人所得税形成的印象可能会被颠覆。增值税往往占低收入家庭当期收入的更大比例,因为这些家庭将收入中更大的部分用于消费。如果以支出或终生资源为衡量基准,其税负分布可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对于设有计征收入上限的工资缴费,收入超过上限后,缴费额占收入的比例可能随收入增加而下降。与此同时,现金福利以及政府提供的教育或医疗服务,都可能显著改变生活水平的分布。
因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其他机构在开展比较时,会区分多种收入概念和政策组成部分。最富裕群体缴纳的税款占比很高,并不足以证明税制具有很强的累进性:这可能部分反映了税前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同样,仅凭税后基尼系数较低,也无法确定究竟是哪项税收规定促成了这一下降。
行为反应与最优所得税理论
累进税会改变增加应税收入所带来的回报。如果边际税率为 ,那么每增加一单位税前劳动收入,在尚未扣除其他税款和福利削减额之前,可留下 单位。这会产生替代效应,使闲暇相对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征税减少了可支配资源,产生的收入效应可能促使人们增加劳动。因此,税收对工作时数的净影响是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不能仅凭税率变动的方向作出判断。
行为反应并不限于工作时数。人们可能调整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培训、职业选择、退休安排、薪酬安排或收入取得时间。企业主可能将利润留在公司,而不是以工资形式领取;高管可能调整奖金发放时间;投资者可能推迟实现资本利得。这些行为对产出和福利的影响各不相同。申报的应税收入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也出现同等幅度的下降。
应税收入弹性概括了申报收入对税后留存率的反应程度。其简化形式为:
其中, 为应税收入。除非研究设计将各类反应区分开来,否则这一弹性综合反映的是实际经济活动、申报选择和避税行为。估计结果取决于税基、研究人群、时间跨度、征管力度以及可用的替代选择。即使法定税率相同,税基宽、收入转移空间有限的税制,也可能产生与税基狭窄的税制不同的行为反应。
现代最优税收理论将再分配与激励之间的权衡形式化。詹姆斯·莫里斯在1971年的模型中,考察了一个能够观察到劳动收入、却无法直接观察每个人的创收能力或努力程度的政府。由于劳动收入同时反映了这两者,再分配必须满足激励约束:设计税率表时,不能假定个人能力可以被直接、无成本地观察到。由此形成的问题将税收与信息不对称和机制设计联系起来。最优税率取决于创收能力的分布、行为反应,以及赋予不同人群的社会福利权重。
最优最高边际税率的一个常用简化表达式为:
其中, 表示相对于公共资金的边际社会价值,赋予最高收入者的社会边际福利权重; 描述收入分布的上尾特征; 为相关的应税收入弹性。这一表达式并非普遍适用的政策规则。它依赖于对最高税档、行为反应和外部效应的假设;跨境收入转移以及与其他税种的相互作用,都可能改变计算结果。
实证研究利用税制改革、收入在门槛附近的聚集现象,以及双重差分法等方法开展分析。识别因果关系并不容易,因为税收变化往往与经济周期波动、税基变化和收入分布变动同时发生。使税收收入最大化的税率也不同于使福利最大化的税率:前者忽略了纳税人承担的福利成本,而后者则要求对社会目标作出明确判断。
资本收入、财富与代际转移
当人们以不同的法律形式获取经济资源时,税制的累进程度就更难评估。工资通常在支付时入账,但投资回报可能表现为利息、股息、租金、已实现资本利得或企业留存收益。全面的所得概念应涵盖某一时期内的消费与净值变动。现实税制偏离了这一理想,因为估值、流动性、税收征管及政治选择等因素使同等对待难以实现。
资本利得就是一个例子。在按实现原则征税的制度下,资产增值通常要到资产处置时才会被征税。递延纳税降低了税款的现值,并可能促使所有者继续持有原本会出售的资产,这种反应被称为锁定效应。在利得产生时即征税,可以减少这种纳税时点上的优势,但需要进行估值,而且可能在资产尚未带来现金收入前就产生缴税义务。与非上市企业、艺术品或独特的房地产相比,公开交易的证券更容易定期估值。
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企业利润可能先在公司层面纳税,再在作为股息分配时被征税,不过各税制提供的减免有所不同。对工资、股息和资本利得分别适用不同税率,可能促使兼任经营者的企业所有者改变收入的名目。一些国家采用二元所得税制,对劳动收入实行累进征税,对资本收入则适用较为统一的税率。这类安排力求在再分配目标与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及征管特点之间取得平衡,但也形成了需要通过征管加以维护的分类界限。
财富税中的净财富税,针对的是扣除可抵扣负债后的资产存量,而非年度收入流量。通过设置免税额和逐级提高的税率,净财富税可以具有累进性。它与所得税的关系取决于资产回报率:对年回报率为5%的资产每年征收1%的财富税,相当于在其他税收征收之前拿走其回报的20%;而对回报率为2%的资产征收同样的财富税,则相当于其回报的50%。因此,对财富按统一税率征税,并不等于对财富所产生的收入按统一税率征税。
遗产税针对的是死亡时发生的财产转移,而非年度收入。总遗产税通常以财产转让人留下的遗产总额为课税对象,继承税则通常向继承人征收,并可能根据其继承金额或与死者的关系而有所不同。免税额、估值规则、企业相关减免、生前赠与和信托都会影响实际累进程度。这些税种将财政政策与财富不平等以及经济优势的代际传递联系起来。
资本税与财产转移税还需要跨期协调。死亡时如何处理资本利得、继承资产的计税基础如何确定、亏损如何抵扣,以及企业资产享有哪些减免,其重要性可能不亚于名义税率。因此,仅根据年度应税收入进行评估,可能会忽略经济资源以及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上的重大差异。
税收征管、避税与国际流动
累进税率表的实施,需要税收征管机构具备识别纳税人、核定税基和征收应纳税款的能力。工资预扣税和第三方信息申报使受雇所得相对容易掌握。相比之下,自营经营利润、现金交易、离岸资产和复杂所有权安排则更难核实。如果大量非正规经济活动处于申报体系之外,形式上实行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可能只覆盖有限的人群。
征管制度的设计既影响税收收入,也影响横向公平。如果雇员的收入受到全面申报要求的约束,而处境相近的企业主却能隐瞒收入,那么同一套法定税率表就会造成实际税收待遇不平等。因此,税务稽查制度、纳税人识别号、信息比对、申诉程序以及与违规程度相称的处罚,都是累进税制运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遵从成本同样重要:复杂的扣除规定和纳税申报要求可能带来与应纳税额不成比例的负担。
避税通常指在法律规则范围内或利用法律规则来减轻税负的安排,而逃税则涉及非法隐瞒或虚假申报。两者的界限由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确定。边际税率越高,扣除项目和未申报收入所带来的节税金额就越大,但实际行为取决于被查获的风险、处罚、专业建议、申报制度以及改变法律组织形式的机会。仅凭税率变化,无法预测纳税遵从情况。
国际流动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个人的纳税义务可能取决于居民身份、收入来源地,以及某些税制下的国籍。税收协定可以划分征税权,并提供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减免。各国税制之间的差异,可能为将资产、收入或居住地转移至低税管辖区创造机会。不过,转移一项金融债权并不等同于转移一名劳动者、一个家庭或一家从事实体生产经营的企业,因此,不同税基和不同人群的相关反应也有所不同。
信息交换改变了税收执法环境。美国于2010年颁布《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于2014年制定了《共同申报准则》,以促进金融账户信息的自动交换。这些安排改善了税务机关获取境外账户信息的条件,但其覆盖范围、实施情况和法律要求各不相同。当资产通过公司、信托或其他中介机构持有时,识别受益所有权仍然十分重要。
企业利润转移与个人税收的累进性也相互影响。控股股东可以在公司与个人之间转移收入,而国际商业架构会影响利润在何地入账。针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措施直接涉及企业税基,但也可能影响富裕所有者实际承担的税负。不同税基之间的制度协调、税收征管能力以及跨境合作,共同决定了法定累进税制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实际累进税负。
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与长期影响
累进所得税是经济中的一种自动稳定器。在经济扩张期,收入上升可能带来更大比例的税收增长,从而抑制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经济下行期,随着收入减少,纳税人适用的实际税率降低,应纳税额也随之下降。这有助于缓冲家庭收入的波动,而不必每逢经济状况变化都重新立法。
这一机制的强弱取决于税率表、收入变化在不同群体间的分布以及税款征收的时点。与收入取得很久之后才缴税的制度相比,预扣税制度能更快地将收入变化传导至税款。退税、亏损、自雇收入的核定以及资格规定都可能造成时滞。失业保险及其他转移支付还能发挥额外的稳定作用,因此,不能仅凭个人所得税税率来推断整体效果。
收入再分配也会影响总需求,因为不同家庭将新增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倾向不同。流动资产有限的家庭可能会将新增收入中的更大一部分用于消费,而能够通过储蓄和借贷平滑消费的家庭,这一比例可能较低。因此,以累进税收筹资且保持财政收支净额不变的转移支付可以改变支出,但影响大小取决于家庭状况、预期、货币环境以及经济的开放程度。稳定经济的效果与永久性改变税制结构的效果并不相同。
如果税档界限以固定的名义金额设定,通货膨胀就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若货币收入随物价上涨,而税档和免税额保持不变,纳税人即使购买力不变,也可能面临更高的平均税率。这通常称为税档爬升或财政拖累。将税档等按消费者价格指数之类的物价指标进行指数化调整,可以限制通货膨胀引起的累进效应,不过实际收入增长仍可能提高实际税率。不同指数化规则在调整时点、覆盖范围以及对扣除额和税收抵免的处理上有所不同。
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涉及几种作用方向相反的机制。较高的边际税率可能削弱人们工作、储蓄、承担创业风险或积累人力资本的部分激励。公共收入也可以用于资助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服务以及支持生产活动的法律制度。收入再分配可能缓解部分家庭的融资约束,而为再分配筹资则可能改变其他人的决策。最终的净效应取决于税制设计和收入用途,而非仅由累进程度决定。
因此,财政评估需要综合考虑收入是否充足、稳定性、分配状况以及经济主体的反应。即便在累进税制下,来自高度集中的资本利得或高收入群体的税收也可能大幅波动。高度依赖此类税收的政府,在金融市场周期中可能面临税收收入的剧烈变化。因此,累进税制、经济周期与政府预算之间的关系,既取决于税率表,也取决于税基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