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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宏观经济与政策 / government-budget

政府预算

政府预算依法安排公共收入、支出和融资,将政策重点与法律问责及经济管理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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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是依据法律和制度制定的计划,用于在特定时期内筹集和使用公共财政资源,这一时期通常为一个财政年度。它列明预期收入、计划支出,以及平衡收支所需的融资。因宪政体制不同,这一术语可能指行政机关提出的预算草案、立法机关批准的预算措施,也可能泛指阐释公共财政状况的一整套文件。因此,预算既是一项财务计划,也是政府行使权力的工具。

预算将政治承诺转化为用于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投资和还本付息的资源。预算还通过财政政策影响就业、生产、物价和收入分配。理解预算,不仅要关注其总体赤字或支出总额,还须考察它涵盖哪些机构、采用何种会计规则、各项规定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以及预算执行与监督审查的具体安排。

范围、边界与核心职能

预算具有三项紧密相连的职能:控制公共财政总量、在相互竞争的用途之间分配资源,以及支持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这些职能之间可能存在冲突。严格的支出上限或许能够抑制举债,却未必能改变低效的资源配置;一项值得推行的新计划可能改善服务,却也会带来远超本年度的财政承诺。预算制度决定了如何权衡和化解这些冲突。

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某一级政府的预算并不等同于一般政府部门的整体财政。国家预算可能涵盖各部委和部分机构,却不包括市级政府、社会保障基金或法律上独立的公共机构。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一般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州或地区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划归该部门的社会保障基金。其边界取决于机构控制关系及其活动是否以非市场活动为主,而不只是取决于组织的法律名称。

公共部门的范围更广,因为它还包括公共企业。按商业方式运营的国有企业即使由国家所有,也可能不属于一般政府。不过,它与政府之间的交易,例如股息、补贴、注资和政府担保借款,仍可能影响预算。区分一般政府与范围更广的公共部门,可以避免在比较以不同方式组织类似服务的国家时得出误导性结论。

汇总各项预算时,合并抵销至关重要。如果中央政府向某个市级政府转移资金,既将这笔转移计为中央支出,又不作调整地计入市级政府的支出,就会重复计算一部分公共活动。合并账户会抵销报告范围内各单位之间的交易。同一原则也适用于各部委、社会保险基金及其他政府机构之间的转移。

不同的收支差额反映预算的不同方面。收支差额衡量已确认收入能否覆盖已确认支出;基本收支差额不计利息支出;运营差额则区分日常运营与涉及非金融资产的交易。任何一种差额都必须结合其会计定义才有意义。同样,“预算平衡”可能指借款前的收支平衡、经常账户的收支平衡,也可能指符合法律规定的某项规则。因此,解读预算既要看各项总额,也要看其覆盖范围、分类方式和确认惯例。

历史发展与宪法授权

现代预算制度源于将公共征税和支出纳入常规授权程序的斗争。早期国家虽已编制财政记录,并为军队、宫廷和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但财政收入往往依靠王室领地、包税制及各种特权,而非以全面的年度预算为基础。随着代议机构的发展,筹集资金的权力逐渐与披露资金用途并说明其合理性的义务联系起来。

在英格兰,1689年《权利法案》宣布,未经议会批准而为王室征收款项属违法行为。此后,议会逐步通过批准征税、核准财政供给、拨款及审查账目等方式,确立了对财政的控制。这些是彼此有别的过程,而非一次单独的改革。19世纪的改革加强了财政部的统筹协调、定期财务报告和独立审计。1866年《国库与审计部门法》为现代中央政府审计及议会支出审查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美国,宪法赋予国会征税和举债的权力,并规定只有依据法律作出的拨款,才能从国库支取款项。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联邦预算编制工作分散在各部门和国会各委员会之间。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要求总统提交一份经统筹编制的年度预算,设立了预算局,并成立了总审计署,后者随后更名为政府问责局。

1974年《国会预算与扣押控制法》强化了国会自身的预算程序。该法设立了众议院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以及国会预算办公室,同时确立了国会预算决议的制定程序。预算决议为国会内部确立预算框架,其本身并不是授权政府机构支出的拨款法案。这一区别说明,一国的预算制度可以由多种工具共同构成。

其他宪政传统形成了不同的安排。在议会制下,行政机关通常对财政提案拥有较强的控制权,而立法机关的修正权限则各不相同。法国2001年制定的《财政法组织法》在2006年预算中得到全面实施,按任务和项目重新组织了国家预算,并强化了绩效报告制度。在不同制度中,宪法授权并不意味着程序相同:收入立法、支出授权、举债权限和财务报告可能分别由不同法律规范。因此,预算的历史发展既涉及公共活动范围的扩大,也涉及公共资金提议、批准、支出和审计等职能在制度上的分离。

编制、批准与执行

预算周期通常包括编制、立法审批、执行、会计核算和外部审查。这些阶段相互交叠:在执行当年预算的同时,下一年度的预算正在编制,而此前年度的账目则在接受审计。运转良好的制度会将各个阶段衔接起来,使预算执行情况的相关证据能够为今后的资金分配提供依据,而不是仅仅留存在事后报告之中。

预算编制通常从经济预测和财政框架入手。财政部估算现行政策下的收入,评估债务偿付成本,并设定支出限额。随后,各业务主管部门在这些限额内拟订预算方案。基准测算用于估计维持现行政策在未来所需的成本,但其具体定义有所不同:有些以保持服务规模为准,有些以维持现行法定待遇为准,还有些纳入特定的价格或工资假设。将基准成本与新增举措分开列示,有助于更清楚地呈现政策变化。

预算协商既涉及总体财政承受能力,也涉及具体资金分配。交通部门可能为一条建设期长达数年的铁路争取资金,而卫生部门则面临眼前的人员配备压力。内阁或同等行政机构会在预算提交立法机关之前确定各项工作的优先次序。配套文件通常说明经济假设、收入措施、各部门的资金分配、投资项目以及预期融资安排。

立法审批依照有关司法管辖区的具体规则授予权限。拨款授权通常允许在规定用途、金额和期限内支出,但经立法通过的预算未必授权了其所涉及的每一项政府行为。税收征管可能以长期有效的税法为依据,福利给付也可能源自另行制定的法定待遇立法。有些法律制度将作出支出承诺的权限与实际支付现金的权限加以区分。补充预算用于在年度内修改已批准的预算安排;完整预算如未能及时通过,则可能采用临时拨款安排。

预算执行将授权转化为支出义务和实际付款。各机构采购货物、雇用人员、发放补助,并在结清发票款项前核实货物或服务的交付情况。支出承诺控制旨在防止所承担的支出义务超出可用授权范围;现金管理则确保款项到期时有资金可供支付。这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某个机构可能拥有合法的支出权限,但国库却暂时面临现金短缺。

许多政府通过国库单一账户统筹现金,将政府银行账户的资金余额归集或关联起来,以减少闲置资金和不必要的借款。预算执行报告将实际收支与批准数额进行比较。偏差可能反映经济冲击、执行延误、政策决定或预测能力不足。解读这些偏差,既要考察偏差的大小,也要审视产生偏差的支出或调整具有什么授权依据。

收入、税收与融资

预算收入主要包括税收、社会缴款、赠款,以及政府经营活动或持有资产所带来的其他收入。在许多国家,税收通常是最大的经常性收入来源,但各国的收入结构差异很大。资源生产国可能高度依赖石油收入,一些政府获得大量外部赠款,而社会保险制度则可能收取规模可观的专款专用缴款。

主要税种包括所得税、企业利润税、与工资薪金相关的征费、消费税、关税和增值税。这些税种能够带来多少预算收入,取决于税基、法定税率、减免规定、税法遵从情况以及征管能力。增税并不意味着收入会机械地增加“税率变动幅度乘以原有税基”那么多:纳税人可能改变行为,价格可能调整,执法力度也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收入预测需要结合经济预测,以及对政策和征管措施影响的估算。

非税收入包括收费、罚款、财产收入和公共企业分红。护照办理或法院服务收费在经济性质上不同于一般税收,不过,收费与税收之间的界限,部分取决于付款是否对应某项所提供的服务。对资源收入需要格外谨慎,因为税收、特许权使用费、产量分成收入和企业分红,对大宗商品价格和产量变化的反应可能各不相同。大宗商品带来的暂时性意外收益,并不等于基础税基的永久扩大。

税式支出是指相对于某一既定基准,给予税收优惠待遇所造成的收入损失。例如,某些免税、税额抵免、扣除和优惠税率。此类规定可以追求与直接支出相似的目标,但所受的立法审查可能有所不同。估算结果取决于所采用的基准,而且由于各项规定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单项估算值并不总能直接相加。取消某项优惠所增加的收入,也未必等于其静态估算成本。

在标准财政统计中,借款属于融资,而非收入。发行债券虽然带来现金,却也形成了相应的负债。同样,出售金融资产能够带来现金,但未必改善政府的基本运营状况。这一区分可以避免政府仅凭借款或处置积累的资产,就在账面上表现为一般收入增加。

收入分析还要考察一项征税最终由谁承担。税收归宿可能不同于法定纳税人的身份:由雇主缴纳的款项可能影响工资、价格或利润。因此,评估预算的收入端,不仅要看征收金额,还要考虑可持续性和分配影响。

支出分配与公共服务供给

政府支出为服务供给提供资金、转移购买力,并形成或购置资产。其经济目的包括提供公共物品、应对市场失灵、再分配收入以及支持经济稳定。这些目的并不与各个部门一一对应:例如,一项教育计划可能同时影响技能、区域发展、家庭收入和长期生产率。

预算分类从不同角度反映支出。行政分类明确负责的机构;经济分类区分人员报酬、商品和服务、转移支付、利息以及投资;功能分类则明确卫生、国防或教育等用途。项目分类围绕政策目标归集资源。这些分类可以并行使用,从而使同一笔款项能够按主管部门、交易类型及其支持的服务分别加以识别。

从法律上看,依据长期有效的法定义务安排的支出,与通过定期拨款决定的支出之间,存在一项重要区别。在美国,“强制性”支出和“酌情性”支出具有特定含义,与约束这些支出的法律相关。这些称谓并不能完全套用于其他制度。即使是每年拨款安排的支出,也可能因雇佣合同、基本服务要求、采购承诺或现有设施的持续运行而难以迅速调整。

资本性支出值得单独分析,但其价值并不必然高于经常性支出。建设医院会形成一项使用年限较长的资产,但其效用取决于人员配备、药品、维护和电力供应。反过来,用于疾病预防或学校教育的经常性支出,也可能产生持续数十年的效益。一项资金配置在经济上是否合理,取决于其效果及其他可选方案,而不只是它是否被归类为投资。

项目评估通常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比较不同时期的预期社会收益与成本。项目最初的建设成本只是其财政影响的一部分:运营、维护、修缮以及最终退役或拆除,都可能带来巨额的未来支出义务。评估还会考虑不确定性、环境影响,以及其他干预措施能否以更高效率实现同一目标。

采购与实施决定了获批资源如何转化为产出。竞争性招标有助于发现合理价格,但合同约定不清、供应商竞争不足或合同管理薄弱,都可能损害成效。支出审查会考察现有项目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以及能否采用其他方式提供服务。由于预算受到约束,关键不只是某个项目能否产生效益,而是与公共资源的其他竞争性用途相比,这些效益是否足以抵偿其机会成本。

会计基础、财政收支差额与可比性

预算采用的会计基础决定了交易的确认时间。收付实现制在实际收付款项时记录收入和支出。权责发生制会计则在价值产生、交换、转移或消灭时记录经济事项,而不仅仅是在现金结算时记录。政府编制预算所采用的基础,可能与编制统计报告或财务报表所采用的基础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两者进行调节核对。

假设某部门在12月收到设备,并于次年2月向供应商付款。收付实现制报表在2月记录这笔付款;权责发生制则在相关经济事项发生时确认资产及相应负债。如果逾期未付,未付款项就可能成为拖欠款。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推迟付款来改善短期现金收支差额,却并未改善其实际财务状况。有关支出承诺、应付款项和拖欠款的信息,有助于揭示这一区别。

资本交易也会造成差异。在权责发生制会计下,购置建筑物通常意味着以现金或一项负债换取一项非金融资产;此后,建筑物的使用通过固定资本消耗来反映。在收付实现制预算下,这笔购置款可能在支付时列为支出。任何一种列报方式都无法单独回答所有政策问题。现金信息对于流动性管理不可或缺,而权责发生制信息则有助于评估资产使用情况、偿付义务和运作成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14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为财政统计提供了国际公认的框架。在该框架中,净营运差额等于收入减去费用。净贷出或净借入额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扣除非金融资产净投资。因此,即使政府的营运差额为正,也可能因开展大规模投资而成为净借入方。

完整的财政核算还要区分交易与其他经济流量。即使没有新增借款,汇率变动也可能改变外币债务以本币计价的价值。资产重估可能改变政府净值,但并不构成收入。资产负债表将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与负债一并列示,对预算报告中的流量信息形成补充。

国际比较要求机构覆盖范围、会计基础和合并口径保持一致。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分母计算的比率有助于比较规模不同的经济体,但不能消除这些概念上的差异。中央政府赤字不能直接与广义政府赤字比较,债务总额与债务净额也不能混为一谈。即使没有采取新的预算措施,统计修订和部门分类调整也可能改变已报告的财政指标。

宏观经济稳定与分配

预算通过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税收以及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影响经济活动。在经济下行期间,应税收入下降会使财政收入减少,而与失业相关的福利支出往往会上升。这些自动稳定器无需新的立法决定,就能支撑私人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其作用强弱取决于税制结构、福利覆盖范围,以及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对经济状况变化的反应程度。

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是相对于既有政策基准,主动调整税收或支出。其对产出的影响通常用财政乘数来概括,即某项财政工具发生变化所引起的产出变化。乘数并非固定常数,而是随经济中的闲置程度、货币政策、汇率安排、进口开放程度、家庭获取信贷的能力,以及措施的构成和实施时机而变化。

赤字本身并不能证明政策变得更具扩张性。即使税率和支出规则保持不变,经济衰退也可能使赤字增加。反过来,政府即便采取相机抉择的紧缩措施,实际观察到的赤字仍可能因经济收缩而扩大。因此,分析人员除了考察实际财政收支差额,还会考察经周期调整的收支差额以及基本收支差额的变化。

周期调整通常利用估算的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将周期性影响与其他组成部分区分开来。潜在产出无法直接观测,且估算值可能大幅修订。因此,结构性收支差额的估算依赖于模型和假设,可能还需要对异常偏高的资产市场相关收入或资源收入进行调整。这些数值是分析性估算,而非直接计量的预算收支总额。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影响。当需求疲弱且利率受到约束时,增加支出的效果可能不同于经济接近产能上限时的效果。如果供给难以迅速扩大,财政刺激可能更多地推高通货膨胀或增加进口,而不是提高国内实际产出。中央银行的应对可能强化最初的影响,也可能抵消其中一部分。

分配分析既考察谁承担负担,也考察谁获得收益。预算可以通过累进税和转移支付降低统计意义上的收入不平等,但公共服务同样重要。将教育或医疗服务的收益归于各个家庭,需要对服务使用情况及其价值作出假设。短期现金收支影响可能不同于对工资、资产价值和机会的长期影响。因此,分配评估会区分财政负担与收益的直接归属,以及更广泛的行为和经济后果。

赤字、债务与财政风险

预算赤字是一定时期内的流量,而公共债务是在特定日期计量的存量。持续的赤字通常会增加债务,但两者并非一一对应。政府可以通过动用存款或出售金融资产来弥补赤字,而汇率变动、确认此前未入账的债务或开展金融救助行动,也可能导致债务增加。这些差异通常通过存量—流量调整来分析。

一个简化的债务率方程可以说明主要影响因素:

dt=1+it1+gtdt−1−pt+st,d_t=\frac{1+i_t}{1+g_t}d_{t-1}-p_t+s_t,

其中,dtd_t 为债务与 GDP 之比,iti_t 为既有债务的有效名义利率,gtg_t 为名义 GDP 增长率,ptp_t 为基本财政盈余占当期 GDP 的比重,sts_t 为以同一口径表示的存量—流量调整。与其他条件相同的债务演变路径相比,基本财政盈余会降低债务水平;如果增长率高于有效利率的幅度足够大,即使总体预算没有盈余,债务率也可能下降。

这一方程是一个会计框架,并不能全面检验债务的可持续性。利率会随通货膨胀、市场状况、债务期限和市场对风险的判断而变化。经济增长存在不确定性,改变基本财政收支差额的政策也可能影响产出。以外币发行的债务会带来汇率风险;较短的债务期限则会增加再融资需求。因此,即使长期预测显示债务似乎可以承受,一个国家仍可能面临严重的偿付压力。

债务管理关注融资的成本与风险,包括期限结构、币种构成,以及固定利率债务和浮动利率债务的组合。政府可以发行较长期限的债券,以降低借新还旧的风险,但也可能因此承担不同的利息成本。保持面向多类投资者的融资渠道可能十分重要,不过,发行广泛使用的本国货币的政府与依赖外币融资的政府,其借款安排存在显著差异。

财政风险并不限于已确认的债务。担保、诉讼、自然灾害、对金融部门的支持,以及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有关的义务,都可能带来未来支出。这类或有负债的发生时间或金额并不确定。公共养老金承诺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也会影响长期预测,不过,其会计处理和法律待遇与合同债务有所不同。

风险报告、压力测试和替代情景分析有助于更清楚地揭示这些风险敞口。一项担保可能几乎不产生即时现金支出,却将重大风险转移给国家。反过来,也不应将所有可能的未来义务直接计入通常公布的债务总额:这样做可能混淆不同概念,忽略可抵销负债的资产,并对已在其他地方体现的风险敞口重复计算。

多年期规划与政府间财政关系

尽管大多数预算的授权期限为一年,许多公共决策的影响却会持续多年。公务员任用、养老金改革、铁路项目或国防采购计划,都不能仅凭第一年的成本来理解。多年期规划将年度决策与预期收入、未来运行成本、债务本息偿付以及政府更广泛的财政目标联系起来。

中期支出框架通常以滚动方式预测未来数年的支出,并将这些预测与总体可用财力相衔接。其实际约束力各不相同。有些框架为下一预算年度设定刚性上限,并为此后年度设定指导性限额;另一些框架则对各部门的拨款作出更具约束力的安排。未来年度估算未必构成法定支出授权,但可以使当前决策对未来的影响更难被掩盖。

财政规则对支出增长、举债、债务或预算收支差额等特定预算总量指标施加持续性约束。其设计需要在简明性、灵活性以及对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之间作出权衡。名义赤字上限相对容易解释,但在经济衰退期间可能形成掣肘。结构性预算平衡规则原则上能够考虑经济周期的影响,但依赖于存在不确定性的估算。豁免条款允许在规定的特殊情况下偏离规则,而纠正机制则规定如何恢复合规。

独立财政机构可以评估预测、成本测算或上述框架的遵守情况。这些机构的职责各不相同:有的编制官方预测,有的评估政府所依据的假设,还有的监督规则执行。它们通常不会取代民选当局来决定税率或支出优先事项。其作用在于提供分析,且在机构设置上与政府政策提案的直接编制工作相分离。

在实行联邦制和财政分权的体制中,预算编制还承担着在各级政府之间分配资源与职责的作用。地方政府可能负责提供教育、交通或医疗卫生服务,同时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当自有收入与所承担的支出责任不相匹配时,就会出现纵向财政失衡。横向均等化则旨在缩小不同辖区之间在财政能力或支出需求方面的差异。

转移支付的设计会影响激励机制。基于公式的拨款可以提高可预测性;附带条件的拨款可以支持全国性的公共服务目标,但也会限制地方自主权。举债管制、地方政府无力偿债时的处置安排,以及对中央政府提供支持的预期,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无资金保障的强制性任务,是指上级政府在赋予职责的同时,既未提供相应资源,也未授予充分的收入筹措权限。在合并口径的财政分析中,政府间转移支付必须予以抵销;但在制度分析中,其设计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由哪一级政府筹集资金、确定优先事项并承担财务风险。

透明度、绩效与公共问责

预算问责需要及时、全面、易于理解且与法律责任相衔接的信息。仅公布一个年度支出总额并不足够。预算监督通常依据行政部门的预算提案、经批准的预算、年内执行报告、补充预算措施、年度决算和审计结果。拟议支出、批准支出与实际支出之间的差异,往往与最初的资金分配方案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外部审计审查财务报告和公共资源的使用情况。最高审计机关的组织形式和法定职责各不相同,但其工作可包括财务审计、合规审计和绩效审计。财务审计关注财务报表是否按照相关框架编制和列报;合规审计检查是否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具有约束力的规定;绩效审计则考察经济性、效率和效果。立法机关的后续跟进决定了审计发现的问题能否得到纠正、相关款项能否追回,以及行政管理能否作出相应调整。

内部控制贯穿支出发生之前和执行过程,包括职责分离、授权程序、采购核查、资产登记和银行账户对账。内部审计评估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等方面的情况,但不能替代管理人员对项目管理所负的责任。数字化财务管理系统可以改善交易追踪和报告,但数据的可靠性仍取决于合理的分类、访问控制和一致的操作程序。

绩效预算利用目标和结果信息,为资金分配和管理提供依据。投入描述所使用的资源,产出描述所提供的服务,成效则描述社会或经济状况的变化。例如,疫苗接种支出是投入,已接种的剂次是产出,疾病发病率下降则是成效。沿着这一链条,归因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成效还取决于行为、环境条件以及项目之外的行动。

绩效指标可以加强监督,但也会产生一种激励,使人们优先追求被衡量的目标,而忽视未被衡量的质量。古德哈特定律概括了一个相关问题:当某项衡量指标成为目标时,它所能提供的信息可能反而减少。将资金拨付机械地与少数指标挂钩,可能诱使相关方调整分类、选择性报告,或回避难以处理的个案。因此,评估往往会将量化指标与反映具体背景的证据相结合,并考察实际执行情况。

公众参与增添了另一种监督方式。公民预算将专业性文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说明,而参与式预算则让居民能够影响特定资金的分配。巴西阿雷格里港自1989年起发展出一种广受关注的早期实践。公众参与通常只涉及部分预算,并不取代法定义务或代议机构。其实际意义取决于所涉及的资源规模、参与者的构成、决策的落实方式,以及公众能否持续追踪已获批准的项目,直至其最终形成服务或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