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管理(PFM)是公共部门管理财政资源所依托的法律、机构、程序和信息体系。它涵盖政府预算的编制与执行、收入征管、国库运作、公共投资、财务报告和独立审查。其范围不仅包括年度支出,还涉及公共资产、负债、担保,以及各级政府和公共实体之间的财务关系。
公共财政管理为财政政策提供运行框架。税收、借款和支出决策通过拨款、征收系统、合同、支付和账目核算得到实际落实。如果收入预测不可靠、支出承诺缺乏控制,或财务信息未能及时提供,政府即使采纳了某项财政战略,也可能无法执行。反过来,技术上健全的财务程序也不能决定社会所期望的资源分配方式;这些选择应由政治和法律程序作出。
这一领域通常围绕三项目标展开:维持财政总量纪律、将资源分配到公共事务的优先领域,以及高效提供公共服务。透明度、问责制和依法行政为这三项目标提供共同支撑。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说明,公共财政管理并非简单的政府记账工作,而是将经济分析、公共行政、法律、会计和民主监督融为一体。
范围、目标与制度边界
总量财政纪律是指使收入、支出、借款和财务风险敞口的总规模与政府的财政目标及融资能力保持一致。它依赖全面的信息和可信的限额,而不仅仅是实现年度现金收支平衡。政府可能在遵守现金支出上限的同时,积累未付账款、提供担保,或将偿付义务转移给公营企业。这类交易可能维持财政节制的表象,却使公共资源面临未来的支付要求。
配置效率关注资源在相互竞争的用途之间如何分配,例如预防保健、道路养护、养老金和国防。运营效率则关注资源投入与所提供服务之间的关系。学校系统可能获得了原定拨款,却因采购延误导致教科书无法按时送达,而未能高效利用资金。反过来,一个技术效率很高的机构,也可能提供已不再符合公共优先事项的服务。因此,公共财政管理区分对投入的控制与对产出和成效的评估。
机构覆盖范围至关重要。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广义政府包括中央、州或地区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单位,并在适用时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公共部门的范围更广,因为它还包括公共公司。预算法所涵盖的机构范围可能更窄,或采用不同的组织划分方式。因此,各部委、自治机构、专项基金和公营企业可能被纳入某一报告范围,却被排除在另一报告范围之外。合并处理会抵销报告范围内各单位之间的交易,以免将公共机构之间的转移支付误认为新增资源或最终支出。
这一领域还涉及反复出现的委托—代理问题。公民将权力委托给民选代表,代表授权行政机关,财政部门将权限授予支出机构,而管理者再将采购和付款职能委托给工作人员。每一层关系都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存在激励差异。拨款授权、报告义务、独立审计和制裁,使受托权力的行使能够受到观察和质疑。然而,过于细密的管控可能要求众多部门批准同一笔交易,从而延误服务提供,并分散责任。
因此,对公共财政管理的评价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而不能仅凭单一的财务结果。赤字较低并不能证明公共资金的使用合法或有效,而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也不能证明支出优先次序合理。可信度、全面性、及时性、透明度和管理责任是彼此不同的属性。各项属性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宪制安排、行政能力以及公共机构承担的职责。
历史发展与法律框架
现代公共财政管理源于早期的税收征管、国库管理和统治者开支记录制度。其鲜明的制度特征是将公共资源与公职人员的个人资源分离,并以法律明确规定征收和支出的权限。在英国,1866年《国库与审计部门法》强化了将议会授权、国库拨款控制和公共账目审查相衔接的制度安排。在美国,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设立了预算局和审计总署,后者现称政府问责局。
20世纪,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断扩展,大幅增加了财政管理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使预算不再仅仅是行政收支报表,而成为稳定经济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越来越需要将年度拨款与跨年度支出承诺、经济预测以及不断增长的公共负债相衔接。此后的改革引入了按项目分类、绩效信息、计算机化国库系统,以及覆盖范围更广的资产负债表报告。
法律框架通常以宪法或具有同等地位的基本规则为起点,明确征税权、举债权限以及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各自的职责。预算基本法或公共财政法通常对预算编制、审批、执行、会计核算和报告作出规定。年度拨款法则在这一框架内授权支出。采购法、审计法、公务员管理规定和地方财政法律分别规范特定职能。这些法律规定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重要:一份合同可能符合采购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却没有付款所需的预算授权。
拨款通常授权在规定限额内、为特定用途支出资金。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花完全部款项,也不等同于银行账户中可用的现金。不同制度的授权对象各有差异,可能是支出承诺、现金支付、应计费用,也可能同时涵盖多个阶段。在授权如何失效、未使用的金额能否结转,以及预算科目之间的调剂如何获批等方面,各制度也有所不同。
财政部通常负责协调财政预测、预算编制、国库管理和财务报告,而各支出部门仍负责项目的实施。收入征管机构、债务管理机构、采购主管机关和审计机构可能各自承担独立的法定职责。立法机关授权公共资源的筹集和使用,并审查其使用情况,但其预算修正权和监督程序因政治体制而异。因此,制度设计既涉及权限分配,也涉及防止机构之间出现职责空缺、重复履职或指令冲突的机制。
财政战略与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将政策意图转化为财力可承受的支出计划。这一过程通常始于对经济活动、物价、就业、收入、债务偿付以及其他影响公共财政的主要因素进行预测。对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的预测,既影响预期收入,也影响支出压力。过于乐观的假设可能使计划表面上收支平衡,却在实际收入不及预期时变得无法执行。因此,要使预算编制可信,就必须将基准预测与拟议政策调整的影响区分开来,并明确记录重大不确定性。
许多政府采用中期支出框架,将年度预算与随后数年的预测衔接起来。现行政策构成基准,而支出上限则约束可用于新举措的资源。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前瞻估算与法定授权并不相同:预计三年后安排的资金,通常并不等于已经获得拨款授权。这类预测是否有用,取决于其是否纳入了切合实际的运行成本、人口变化带来的压力、此前已获批准的承诺,以及投资项目的未来成本。
通常,自上而下确定的总体可用资源额度,会与各支出单位自下而上提出的估算相结合。缺少总量约束,各单位申请的资金总额就可能远远超出可用资源;缺少对各单位具体情况的了解,中央设定的上限则可能忽略无法回避的合同履约成本或公共服务提供成本。预算协商旨在协调这两方面的考量。预算编制通知通常会明确经济假设、报送时间安排、分类体系,以及各项提案的成本测算规则。随后,预算日程会为行政部门决策、立法机关审查以及财政年度开始前的预算公布预留时间。
财政规则可以约束赤字、债务、支出增长或其他总量指标。其实际运行取决于覆盖范围、会计定义、监测机制以及对特殊事件的处理方式。如果相关活动转移到支出上限覆盖范围之外的实体中,这一上限的效力就可能受到削弱。赤字规则可能需要就严重衰退或灾害作出明确规定,以免在不利的经济时点强制实施急剧调整,进一步损害经济。因此,数值规则需要与规范预测、免责条款和偏差纠正的程序配套运行。
支出的呈现方式也会影响决策。行政分类明确负责的机构;经济分类区分工资、购买支出、转移支付和投资;功能分类则明确卫生、教育等支出用途。绩效预算进一步提供有关目标、产出或成效的信息。但它很少能支持依据单一指标自动分配资金:疫苗接种覆盖率、学习成效或法院案件处理时间,都受到年度预算以外因素的影响。绩效信息的作用,主要是支持对项目设计和各种取舍的审视。一份可信的预算不仅要列出拟议总额,还要揭示这些总额背后的假设、承诺和政策选择。
收入征管与政府间财政关系
收入政策与收入征管相互关联,但各有侧重。税收规定法定纳税义务、税基、税率、扣除额及免税事项。征管则负责识别纳税人、处理纳税申报、在必要时核定应纳税额、征收税款、管理欠税、办理退税和解决争议。征管不力可能导致法定应纳税额与实际征收额之间出现巨大差距。同样,复杂或不稳定的税制也可能对征管工作提出超出其实际能力的要求。
现代收入征管体系通常依靠纳税人登记、唯一识别码、自行申报纳税、第三方信息以及基于风险的核查。雇主申报工资薪金收入,金融机构提供法律规定的信息,企业提交交易或发票记录。这些信息来源有助于发现不一致之处,而不必对每一位纳税人进行税务稽查。在增值税制度下,进项税额抵扣和退税的处理尤为重要:扣留依法应退的税款虽然可以暂时增加现金收入,却会高估政府可自由支配的资源,并使企业承担融资成本。
收入征管必须兼顾税款征收与法律保障。税额核定、强制执行、申诉处理和欠税核销等权限,都需要明确的授权和记录。单纯以征收总额为目标,可能会诱使征管部门要求提前缴税、拖延退税,或不顾税款能否收回而执意追征存在争议的核定税额。因此,绩效指标应分别衡量现金收入、纳税遵从度、征收成本、欠税账龄及可收回性,以及纳税服务质量。海关也面临类似问题,同时还负责边境手续和进出口货物监管。
非税收入包括收费、特许权使用费、股息、租金以及公共资产带来的收入。资源生产国政府可能获得大量收入,其数额与大宗商品价格、产量及合同安排挂钩。这些收入可能波动较大,也难以预测。出售资产所得也必须与经常性收入相区分:将土地或股份变现,本身并不能形成可持续的资源流。允许部门留用收费收入的规定有助于提供服务,但如果这些收支未纳入中央层面的报告体系,就可能造成预算分散。
各级政府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划分属于财政联邦主义的范畴。地方和区域政府可能拥有自身的税收、共享收入、补助以及举债权限。财政均等化旨在弥补收入能力或支出需求上的差异,而附带条件的补助则用于资助指定用途。可预期的转移支付公式和拨付时间表,有助于地方各级政府编制切实可信的预算。未配套资金的强制性任务、裁量性转移支付,以及对中央政府救助的预期,都可能削弱问责。编制合并财政报告时,必须抵销政府单位之间的转移支付,同时保留有关由哪一级政府筹集资源、提供服务的信息。
预算执行、国库运作与现金控制
经批准的预算通过授权、承诺、核验、支付和记录等一系列环节付诸实施。政府承担义务时,例如签订工程合同或发出采购订单时,就形成了支出承诺。核验旨在确认货物已经交付或服务已经提供,且付款条件已经满足。支付则用于清偿该项义务。具体流程可能有所不同,但各环节的控制各有其作用:银行账户余额无法反映某个机构已签订的合同金额是否超过其预算拨款额度。
在收入不确定或采购义务跨越多个年度的情况下,支出承诺控制尤为重要。如果直到发票送达国库时才实施控制,政府可能早已承担了法律责任。未清偿的付款义务超过适用的付款期限后,就形成支出拖欠。拖欠可能掩盖各项活动的真实成本,损害供应商的财务状况,并促使企业因预期付款延迟而提高报价。因此,记录应付账款与仅仅跟踪现金支出并不是一回事。
国库现金管理预测资金何时流入和流出政府账户,目的是确保有足够的流动性来支付已获授权的款项,同时避免持有不必要的大量闲置资金。国库单一账户通过统一的账户体系归集政府现金资源,这一体系通常设于中央银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机构都必须使用同一个实际账户:相互关联的账户既可以保留现有业务安排,又能提供资金余额的总体视图,并实现对余额的集中控制。
支出权限与可用现金之间的关系必须始终明确。有些制度在年度预算拨款额度内,定期下达用款额度或支出承诺上限。这些安排可以适应情况变化,但不可预测的现金配给会扰乱采购计划,并促使各机构在资金尚无保障时就作出支出承诺。可靠的现金预测有赖于收入征管机构、债务管理部门、工资发放系统和主要支出机构及时提供信息。通过核对国库记录与银行对账单,可以发现遗漏、重复交易和时间性差异。
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可以整合预算控制、采购、工资发放接口、总账、支付和报告等功能。其成效不仅取决于软件,更取决于覆盖范围和运行规则。在系统之外执行交易、用户权限控制不严以及机构编码不一致,都可能使原本先进的技术难以发挥作用。与银行支付系统对接的接口需要身份认证、授权以及可靠的结算确认。业务连续性安排也必不可少,因为即使相关预算仍然有效,系统中断也可能导致工资、转移支付和供应商款项无法支付。
采购、投资与公共服务提供
公共采购将预算资源转化为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流程从明确需求、估算成本开始,延伸至选择供应商、管理合同、验收交付成果和支付款项。竞争性程序有助于更好地发现市场价格、减少偏袒,但仅仅发布招标公告并不能确保竞争。技术规格、资格要求、合同规模和投标期限都会影响具备履约能力的供应商能否参与。过度限制且无必要的技术规格,可能在评标之前就已排除竞争。
采购与财政管理在多个环节相互衔接。作出支出承诺之前,必须确保有资金可用;合同变更必须控制在授权范围内;付款必须以经核实的履约情况为依据。将订购、验收和付款职责分开,可以减少同一名官员虚构交易并自行批准的机会。采购记录也可能揭示异常模式,例如反复进行金额略低于审批门槛的采购,或频繁采用紧急采购程序。这些模式有理由受到审查,但其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违规行为。
公共投资涉及较长的时间跨度,以及规模庞大且往往难以撤回的承诺。项目周期通常包括项目识别、初步筛选、评估、遴选、预算编制、采购、实施和评价。成本收益分析比较预期的社会收益与成本,而现值计算则使不同时点发生的影响具有可比性。财务可承受性仍须单独检验:即使某个项目估算的社会净收益为正,其所需融资和未来运营支出仍可能超出可用资源。
项目遴选必须考虑资产的全生命周期。医院建成后还需要人员、药品、水电等公用服务以及维护。道路养护预算若一再推迟安排,路网就会逐渐破损。如果缺乏统一的规划框架,将资本预算与经常性预算分开,可能会导致建成的设施无法有效运作。因此,实施监测不仅要跟踪资金支出,还要跟踪实物进度、项目范围的变化、完工日期以及成本变动的原因。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可以通过长期协议,将私人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结合起来。私人融资并不会消除公共部门最终承担的成本。政府付款、最低收入担保、终止条款及其他风险分担安排,可能形成持续数十年的义务。与传统采购方式比较时,必须考虑融资成本、服务质量、风险分配和合同灵活性。无论采用何种采购模式,最低的初始价格都不等于最低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可靠性、维护、互操作性以及资产在期末的剩余状况,都可能显著改变经济结果。
公共债务、资产与财政风险
公共债务管理涉及政府借款的构成与管理,包括债务工具、期限、币种、利率结构和偿还安排。其通常目标是在审慎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以长期可接受的成本满足融资需求并履行支付义务。这与确定总体财政立场不同。债务管理机构可以优化融资组合,却无法依靠降低借款成本来无限期地抵消持续存在的财政失衡。
债务结构涉及多方面的权衡。短期债务工具起初可能成本较低,却使政府面临频繁再融资的风险。外币借款可以拓宽投资者来源,但本币贬值后,债务折算为本币的金额会随之增加。浮动利率债务会使利率变化迅速传导至偿债支出。与中央银行协调,有助于处理政府借款、现金余额与货币政策操作之间的业务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机构目标相同。
一个简化的债务动态方程可以说明其与债务可持续性的联系:
其中, 为债务占 GDP 的比重, 为有效名义利率, 为名义 GDP 增长率, 为基本财政盈余占 GDP 的比重, 为存量—流量调整占 GDP 的比重。这类调整包括估值效应,以及虽改变债务规模、却未以同样方式计入所衡量赤字的交易。该方程是在上述定义下成立的会计关系,并非完整的预测模型,也不能提供判断债务安全水平的通用阈值。
资产端同样重要。政府持有现金、贷款、股权、土地、建筑物、基础设施及其他资源。资产登记簿将法定所有权、实物状况、估值与维护责任联系起来。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能够揭示仅看债务指标时被掩盖的风险敞口,不过,许多公共资产难以在不影响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出售。因此,账面上较高的资产价值并不一定能解决近期融资问题。如果出售资产只是以一种资产换取另一种资产,也不一定会提高净值。
财政风险包括收入与支出冲击、诉讼、担保、灾害、公共企业亏损以及对金融部门的救助。或有负债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会成为实际义务,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它在经济上无关紧要。风险报告列明风险敞口及其传导渠道,并在可行时估计其规模。压力测试与替代情景分析考察多种不利变化同时发生的情况,例如经济增长放缓、货币贬值和借款成本上升。这些分析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模型的精细程度,还取决于所涵盖的实体与债务义务的范围。
会计、财务报告与统计信息
政府会计记录交易及其他经济事项,以便对财务活动进行控制、说明和审查。会计科目表按组织、经济类别、项目、职能和资金来源等维度组织信息。统一的编码使同一笔交易记录能够同时用于预算监控、财务报表编制和统计报告。分类不一致则不得不进行人工调整,也会使机构之间或年度之间的比较失去可靠性。
收付实现制会计在现金实际收付时确认收入和支出。权责发生制会计则依据适用准则,在相关债权、义务或资源消耗发生时确认经济事项。在权责发生制会计下,购入建筑物通常确认为一项资产,其成本通过折旧逐期确认为费用,而不是立即将全部付款计入费用。举债增加的是现金和负债,而非收入。这些区分有助于厘清融资、投资与当期运营成本之间的差别。
无论采用哪种核算基础,都仍然需要其他信息。现金制账目可以辅以债务、未付账款、担保和资产明细表。权责发生制财务报表不能替代现金预测,也不能证明所有拨款规则均已得到遵守。向权责发生制会计过渡,需要就报告范围、期初余额、估值方法、职工福利和资产记录等作出决定。仅仅改变确认基础,无法弥补基础记录的薄弱。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提供了公共部门财务报告框架,但各司法管辖区采用的准则和实施路径各不相同。
预算报告、通用目的财务报表和财政统计回答的是相互关联却又不同的问题。预算执行报告将获批的收入或支出与实际数额进行比较。财务报表按照特定会计框架呈现财务业绩、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财政统计运用一般政府、净贷出或净借入、金融交易等概念,为经济分析提供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14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和国民账户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统计框架。
调节核对用于解释这些呈报方式之间的差异。现金制预算中的赤字,可能因未付费用、时间性调整或机构覆盖范围不同,而与按权责发生制统计的收支差额有所区别。合并财务报表抵销报告主体范围内的内部交易和余额,同时保留其与外部主体之间的交易。及时发布年内报告有助于采取纠正措施;年度财务报表则在会计期间结束后提供更完整的情况。两者都需要有据可查的会计政策、可靠的调节核对,以及对重大不确定性的披露,而不能只是列出看似精确、却缺乏解释且无法追溯至基础记录的数字。
内部控制、审计与公共问责
内部控制是为合理保证运营、报告和合规目标得以实现而设计的一系列安排,包括明确职责、设定授权限额、实行职责分离、实施访问控制、开展核对以及持续监控。“合理保证”意味着承认控制措施本身存在成本,也无法消除所有差错、串通舞弊或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的行为。因此,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应对重大风险,同时不使日常行政工作难以开展。
内部审计对组织内部的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流程进行评价。它不同于日常交易审批,不应沦为额外的付款签批部门。内部审计能否发挥价值,取决于能否查阅相关记录、是否具备充分的专业独立性,以及管理层是否落实后续整改。例如,若发现工资名册中存在缺乏依据的人员记录,就需要调查、纠正,并改进人事控制措施;如果只是反复公布这一发现而不采取行动,就无法消除相关财务风险。
最高审计机关依据国家法律授权,对公共部门开展外部审计。其组织形式包括审计长公署、审计法院和合议制机构。财务审计检查财务报表是否按照相关框架编制;合规审计检查是否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权威性规定;绩效审计则检查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无保留的财务审计意见,并不意味着能够证明每笔交易都不存在舞弊,也不意味着所有项目都实现了政策目标。
立法机关的审查将专业性审查结果与公共问责联系起来。各委员会审查预算提案、预算执行报告、决算和审计结果,并可向官员质询、要求其作出回应。审查能否发挥实效,取决于文件是否及时提供、是否具备分析能力、能否听取证人陈述,以及是否建立后续跟进机制。在支出发生数年后才提交的报告,仍可记录问题,但对于纠正当前业务的作用较小。公开披露使记者、研究人员、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能够审视同样的证据。
透明度贯穿整个财政周期:预算编制前的信息、行政部门预算提案、经立法程序批准的拨款、年内报告、预算调整、年终决算和审计报告,各有不同用途。公开信息时,还必须区分核定拨款与实际支出,并解释定义或覆盖范围的变化。数据发布受到合理要求的约束,例如保护个人数据隐私和满足严格限定的安全需要;但汇总后的财政信息往往可以公开,而不必泄露受保护的细节。当信息明确指出责任机构、所行使的职权、所使用的资源,以及发现偏差后采取的行动时,问责最为有力。
评估、改革与新兴需求
公共财政管理评估考察的是制度在实践中如何运作,而不只是是否制定了法律或配备了软件。公共支出与财政问责框架(简称 PEFA)于2001年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其2016年版框架围绕七大支柱和31项绩效指标开展评估,涵盖预算可靠性、透明度、资产与负债、财政战略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控制、会计核算与报告,以及外部监督。评估旨在识别优势与不足,既不提供普遍适用的改革顺序,也不能证明得分越高就必然带来更好的公共服务。
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提供了诊断工具、标准、比较分析和技术援助。它们的框架所处理的问题既有交叉,又各有侧重。财政透明度评估着重考察财政信息和风险披露是否全面、清晰,而公共投资诊断则侧重于规范投资决策的制度。使用多种工具时,需要注意它们衡量的究竟是正式制度设计、实施情况,还是实际成效。
改革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在组织职责和支出记录尚未稳定之前推行项目预算,可能会产生繁复却缺乏管理实用价值的分类。在明确业务流程之前采购一体化信息系统,可能只是把不一致的程序自动化。反过来,如果等到所有基础控制都尽善尽美后才引入任何进阶功能,也可能阻碍有益的改进。因此,务实的改革方案往往将银行对账、支出承诺记录或工资名册核验等切实可行的调整,与具体的运行问题相联系,并逐步扩大覆盖范围。
数字化带来了新的能力,也带来了新的依赖。电子采购、电子发票、可互操作的登记系统和自动对账可以提高及时性与可追溯性。这些益处有赖于数据治理、通用标识符、访问控制和审计轨迹。网络安全事件可能破坏支付的完整性,或导致关键财务记录无法访问。自动化异常检测可以帮助确定审查的优先次序,但异常的支付模式并不能证明存在欺诈,而不可靠的训练数据或行政数据可能产生误导性信号。
新的政策需求也提高了对公共财政管理系统所提供信息的要求。气候预算标记用于识别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支出,但加上标签并不能证明这些支出具有环境实效。性别响应式预算考察财政收入和支出如何影响不同群体,而不是将整个预算视为在分配上中立。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调整资金分配、开展采购和拨付款项,同时保留记录并接受事后监督。这些发展对成本测算、分类、评估和信息披露提出了更多要求;它们是否有用,取决于能否为实际决策提供依据,而不是沦为脱离预算执行的报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