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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系统

支付系统由支持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资金转移的机构、规则、工具及基础设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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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系统是用于在各方之间转移资金的一套工具、程序、规则及参与机构。在较狭义的技术定义中,它是参与者之间传输、核对和结算支付指令的有组织安排。广义而言,这一术语涵盖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收付款所依托的网络,以及为这些网络提供支持的法律和运营安排。

支付系统使货币能够跨越地域、机构和时间发挥作用,为购物、工资发放、税款缴纳、公共福利发放、金融交易和国际贸易提供支持。其经济意义不仅在于便利:支付无法完成可能导致生产中断、削弱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并使压力在市场之间传导。因此,现代支付系统既提供商业服务,也包含受到广泛公共监管的基础设施。

不同支付安排在服务对象、指令处理方式、资金可用时间,以及用于清偿债务的资产等方面存在差异。银行卡消费、即时银行转账和银行间大额转账,在用户看来可能相似,但其涉及的信用关系、结算机制和风险分配并不相同。理解这些区别,是解释支付安排的成本、韧性及其对竞争和服务可及性影响的关键。

制度基础与历史发展

支付通过转移价值来清偿债务、赠与财物,或在同一所有者的不同账户之间调拨资金。现金通过实物交付即可完成支付,无须依赖账户型中介。相比之下,转移存款货币通常需要一家或多家机构修改其账簿记录。如果付款人和收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开户,转账可以完全在该银行内部通过记账完成。如果双方使用不同的银行,客户交易通常会在这些机构之间产生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

由此可以区分支付工具、支付服务以及底层的支付系统。支付工具是发起支付的手段,例如支票、银行卡或贷记转账指令。支付服务提供商提供系统接入、身份验证、账户管理或交易处理等服务。支付系统则确立共同的规则和安排,使参与机构能够交换指令并结清债务。一项服务可能使用多个系统,而一个系统也可能支持多项相互竞争的服务。因此,面向客户的品牌未必能表明实际转移资金所依托的基础设施。

有组织的支付活动远早于电子计算技术。汇票使商人无须在每笔交易中运输硬币便可清偿债务,从而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支持。此后,银行建立了清算安排,用于交换债权凭证并抵销应付款项。伦敦银行家清算所于十八世纪出现,纽约清算所则于1853年开始运营。这类安排减少了现金的实物运输和双边结算的次数,同时也带来了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包括参与资格、可接受的债权,以及参与者无力付款时的责任归属。

二十世纪,电信和计算技术逐步以电子记录取代了实物交换。Fedwire的起源可追溯至美联储于1918年推出的电汇服务。自动清算所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用于处理定期和批量电子支付。支付卡让更多人能够向商户付款,后来的互联网和移动服务则改变了用户发起交易的方式。这些发展并未淘汰较早的支付工具:现金、支票、银行卡和账户转账仍然并存,只是在各国所占的比例不同。

中央银行往往处于基础性地位,因为其负债是银行间资金转移所使用的结算资产。商业机构提供大多数客户账户和支付服务,公共部门则制定法律规则、监督重要基础设施,有时也直接运营这些设施。具体的制度安排各不相同:支付系统可能归中央银行、银行共同所有的协会或私人公司所有。所有权、运营、监督和客户服务提供是不同的职能,即使同一家机构可能兼任其中多项职能。

支付工具、参与者与支付生命周期

支付工具的区别,部分取决于由谁发起资金转移。在贷记转账中,付款人指示其支付服务提供商向收款人划转资金。在直接借记中,收款人依据付款人事先给予的授权发起扣款。定期付款指令是付款人发出的周期性付款指示,而支票则指示银行在支票提示付款时支付指定金额。这些区别决定了授权要求、处理安排,以及付款指令可被退回或提出异议的情形。

银行卡支付引入了更多参与角色。典型的四方模式包括持卡人、发卡机构、商户和商户的收单机构,各方通过银行卡支付网络相互连接。支付处理商可以为发卡机构或收单机构提供技术服务,而不直接持有客户资金。借记卡通常使用账户中的可用余额付款,信用卡则使用授信额度。预付产品使用预先充值的资金。在三方模式中,网络运营方更直接地兼具发卡和收单职能,但实际的合同关系可能更为复杂。

电子支付通常经历发起、身份验证、校验、授权、清算和结算等环节,但这些环节不一定彼此独立,也不一定按这一顺序进行。身份验证旨在取得能够证明身份或凭证控制权的证据。授权旨在确定交易是否获准进行,包括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或可用授信额度。这两者都不一定意味着银行间结算已经完成。商户可能在几秒钟内收到授权,但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要到稍后才完成结算。

数字钱包通常是一种交互界面或凭证管理安排,而不是某一种底层支付机制。它可以持有储值余额、发起银行转账,或提供令牌化的银行卡凭证。因此,通过外观相似的钱包应用完成的两笔交易,可能涉及不同的结算资产和保障机制。同样,二维码通常用于传递支付信息或参考标识;二维码本身并不决定资金是通过银行卡网络、即时支付系统,还是其他安排进行转移。

信息传递与资金转移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支付报文可以载明账户、金额、币种、参考信息和处理条件,但发送报文本身并不会转移结算资产。支付服务提供商必须校验指令、进行相应的会计记账,并通过适当安排清偿债务。任何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账户标识错误、身份验证失败、资金不足、制裁相关限制,或收款机构无法提供服务,都可能导致支付无法完成。因此,良好的系统设计不仅需要快速通信,还需要清晰的交易状态和可靠的对账机制。

清算、轧差、结算与最终性

清算涵盖结算前支付指令的传送、核对,有时也包括确认,还可能确定待结算的头寸。这些指令产生的债务则通过结算,即转移约定的结算资产,予以清偿。这些功能可以紧密结合,例如在逐笔即时处理转账的系统中;也可以相隔数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因此,客户收到资金已汇出的通知,并不足以证明该笔转账确切的法律状态。

在全额结算中,每笔支付债务都单独结算。在净额结算中,先将债务相互抵销,再清偿抵销后的余额。如果 pijp_{ij} 表示参与者 ii 在一个清算期内应向参与者 jj 支付的款项,则参与者 ii 的净借方头寸可表示为

Di=∑jpij−∑jpji.D_i=\sum_j p_{ij}-\sum_j p_{ji}.

DiD_i 为正值时,表示需要缴付的结算金额;为负值时,则表示净贷方头寸。只要所有债务均按一致口径计入,各参与者的净头寸之和就为零。但这一会计恒等关系并不能保证净债务方实际有能力提供所需资金。

轧差可以大幅降低资金需求。如果银行 A 欠银行 B 100 个单位,银行 B 欠银行 A 90 个单位,双边净额结算只需转移 10 个单位,而不必进行总额达 190 个单位的全额转账。多边轧差在更大范围的参与者之间抵销头寸,可能节省更多资金。不过,资金需求并非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如果在结算前即受理支付,参与者之间就可能形成风险敞口,而一旦发生违约,可能需要分摊损失或追加资金。因此,轧差在法律上的可执行性与其算术计算同样重要。

结算最终性是指一笔转账依据适用规则和法律成为不可撤销且无条件的转账的时点。必须将其与客户能否动用资金、合同约定的退款权以及另行提出法律请求的权利区分开来。持卡人提出的交易争议若获支持,可能产生一笔后续冲正交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每一笔银行间结算都是暂定的。反过来,屏幕上显示“已完成”,也可能仅表示服务提供商的处理状态,而非法律意义上具有最终性的结算。

结算资产也很重要。使用中央银行货币结算,通常可以消除该资产上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敞口,但并不能消除操作风险或流动性风险。通过商业银行结算,则会使参与者承担对该机构的风险敞口。在证券市场中,券款对付将证券交付与款项支付相联系,确保两者互为发生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在货币兑换中,同步交收将同一原则应用于两种货币各自的支付环节。这些附条件的安排旨在应对本金风险,而不仅仅是加快报文交换。

大额支付系统与日间流动性

大额支付系统主要服务于金融机构,为货币市场交易、证券结算以及与货币操作相关的支付提供支持。与统一的最低交易金额相比,“大额”一词更能准确描述这类系统的作用:其中一些系统也处理金额较小的紧急支付。它们的重要性体现在其所清偿的金融债务,以及与其他基础设施的联系上。系统中断可能影响从未提交过最初那笔支付的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原本预期通过后续交易收到资金。

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在运行时段内逐笔、连续地结算资金转账。美国的联邦电子资金转账服务(Fedwire Funds Service)和欧元区的 T2 都是主要实例。T2 于 2023 年 3 月取代了 TARGET2。这类系统通常使用中央银行货币进行结算,无须等到日终的多边结算周期即可实现结算的最终性。这减少了银行间未结算债务的积累,但也要求参与者根据可用余额和收到的资金,安排付款时点。

流动性是这一过程的核心。一家银行整体上可能具有偿付能力,却在某一时刻缺乏足够的即时可用结算资金来执行支付。结算资金的来源包括期初余额、收到的转账、货币市场借款,以及在可获得时由中央银行提供的日间信贷。中央银行通常要求为此类信贷提供抵押品。因此,抵押品的合格标准和估值既影响支付能力,也影响更广泛的融资条件。日间信贷不同于隔夜贷款,也不同于向陷入困境的机构提供的紧急支持。

当多个参与者的支付都在等待资金,而协调处理本可使这些支付得以执行时,系统就可能陷入支付僵局。假设 A 在等收到 B 的付款后才向 C 付款,而 B 在等 C 付款,C 又在等 A 付款。排队机制、优先级设置、双边或多边抵销,以及流动性节约算法,都有助于化解这些相互依赖。具体的机制设计决定了能够节约多少流动性,以及紧急支付指令能否得到优先处理。

参与者还面临策略性激励。推迟付款可以节省一家银行自身的流动性,却迫使其他银行更早筹措资金。如果许多机构都采取这种做法,支付就会集中到临近日终时处理,留给运营故障恢复的时间也会缩短。支付进度指引、截止时间、流动性收费和监测可以抑制这一倾向。利率环境和银行准备金的付息安排影响着持有结算余额的机会成本,而中央银行的操作框架则影响结算资金的整体可用量。因此,支付系统设计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尽管执行一笔支付本身并不是货币政策操作。

零售支付基础设施、竞争与金融服务可及性

零售支付系统处理与家庭、企业和政府活动相关的资金转移,交易笔数通常远多于大额支付系统,而平均单笔金额则较低。自动清算所通常以批量方式处理电子贷记转账和直接借记。银行卡网络负责组织商户受理及相关交易处理。即时支付系统使收款人能够在几秒内或接近这一时限内获得可用资金,通常全天候运行。这些类别并非互不相容:同一家基础设施提供商可以同时运营批量支付和即时支付服务。

零售支付系统体现了双边市场的经济特征。接受某种支付方式的商户越多,这种支付方式对消费者就越有用;使用它的消费者越多,它对商户也就越有吸引力。这种网络效应可以加快普及,但也可能巩固现有服务商的地位。庞大的交易处理量使高额固定成本得以分摊到众多交易上,从而产生规模经济。因此,能否进入市场不仅取决于技术是否更先进,还取决于能否获得客户、接入基础设施、建立商户受理网络,以及落实结算安排。

支付服务的收费分布在多种业务关系之中。持卡人可能需要支付账户费或年费;商户通常需要支付收单费用;在许多银行卡业务安排中,收单机构还需向发卡机构支付交换费。商户支付的总费用不等于交换费,因为其中还可能包括网络费用和收单服务费用。对市场一侧的补贴可能提高另一侧的参与程度。不过,奖励计划、对商户引导消费者选择支付方式的限制,以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都使比较变得复杂。因此,竞争政策与支付监管既审视价格,也审视合同规则。

支付基础设施的接入方式可分为直接接入和间接接入。直接参与者按照系统的成员资格规则接入,并可通过自有账户进行结算。间接参与者则借助其他机构完成连接、清算和结算中的部分或全部环节。扩大接入范围有助于促进竞争,但也会改变运营、信用风险及监管责任的分配。仅有技术兼容性还不够:服务提供商还必须就业务规则、争议处理、账户识别,以及支付失败或资金误付时的责任达成一致。

支付也是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移动货币服务,包括肯尼亚于2007年推出的 M-Pesa,展示了如何通过代理网点和移动端界面,让传统银行网点覆盖范围之外的人群也能使用转账服务。印度于2016年推出的统一支付接口则展示了如何在参与机构和应用程序之间,以可互操作的方式发起基于账户的支付。这两个例子都不意味着,只要数字支付服务存在,就能自动确保所有人都能使用。身份要求、费用、网络连接、无障碍支持、语言、欺诈风险,以及现金存入和提取设施,都会影响实际使用。即使数字交易量迅速增长,可靠的现金服务安排仍可能十分重要。

跨境支付与外汇结算

跨境支付将使用不同货币、适用不同法律制度、营业时间和合规要求的机构连接起来。一种常见机制是代理行银行业务,即一家银行在另一家银行开立账户,以便在特定币种或司法管辖区内收付款。开户行称为 nostro(“我方的”)的账户,在提供账户的银行看来则称为 vostro(“你方的”)。这些称谓只是从不同角度描述同一账户关系,并非指不同类型的货币。

如果汇出机构与接收机构之间没有直接业务关系,一笔转账可能需要经过多家中介机构。每家中介机构都可能进行筛查、收取费用、兑换货币,或通过另一网络转发指令。因此,成本并不只来自报文传输。预先存入的资金余额会占用流动性;营业时间重叠有限可能延误处理;信息不完整或不一致则可能需要人工修正。汇率加价也可能占客户总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对小额汇款而言尤其如此。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成立于1973年,并于1977年开始运营报文服务。它提供标准化金融报文及相关服务,而不是集中保管或结算所有国际资金的机构。银行收到SWIFT报文后,仍须通过账户和支付系统完成相应的账务处理。这一区别解释了为什么报文可以迅速送达,而资金仍可能因资金筹措、合规或营业时间方面的限制而延迟到账。

外汇交易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一方已付出卖出的货币,却未收到买入的货币。这通常称为赫斯塔特风险,得名于1974年赫斯塔特银行的倒闭事件,当时时区差异是导致交易对手遭受损失的因素之一。CLS于2002年开始开展结算业务,对支持币种中符合条件的外汇指令采用支付对支付安排。此类安排降低了本金风险,但参与者仍需具备流动性、接入安排,以及处理该服务范围之外交易的程序。

改善跨境支付的工作同时着眼于速度、成本、透明度和可及性。具体做法包括协调营业时间、提高数据质量、扩大基础设施的接入范围,以及连接各国国内的快速支付系统。ISO 20022为金融报文提供了通用框架,相比许多传统格式,能够承载更多结构化信息。但采用这一标准并不会自动实现互操作性:各方在实施时仍须统一数据字段、业务含义和处理规则。同样,连接两个国内系统时,也必须明确货币兑换、结算资产、法律上的最终性、参与者资格,以及当一方已处理交易而另一方未处理时的责任归属。

风险管理、法律框架与公共监管

支付系统面临几种不同的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参与者无法全额履行义务的风险。流动性风险则是指参与者无法在义务到期时履行义务,即使其最终仍有可能付款。操作风险包括设备、软件、通信、人员和程序方面的故障或失误。法律风险涉及可执行性、权限或适用法律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些风险类别相互影响:技术故障可能延误资金入账,造成资金压力,并导致其他环节的义务无法按时履行。

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使系统性风险尤为重要。多家银行可能依赖同一个结算平台、通信服务商、云服务或身份认证基础设施。因此,服务集中度较高的提供商一旦发生中断,就可能影响许多名义上相互独立的支付服务。应急安排包括冗余基础设施、备用通信、灾备场所、经过测试的操作程序,以及优先处理关键交易的机制。如果主用和备用安排存在隐蔽的共同依赖,例如使用同一电源或同一套管理员凭据,仅有冗余配置仍然不够。

法律确定性既支持日常运行,也支持危机管理。规则必须明确指令何时进入系统、何时变得不可撤销,以及结算何时具有最终性。破产法必须与已完成转账的处理方式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净额结算安排相兼容。系统规则还应划分对错误、未经授权的指令、参与者违约和非常规关闭所负的责任。跨境安排可能遇到账户、合同、担保品、数据和破产等方面的法律冲突,因此,法律适用的选择以及对外国法律效力的承认,对实际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与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于2012年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支付系统及其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确立了国际标准。前者于2014年更名为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其秘书处设在国际清算银行。这些原则涵盖治理、风险管理、结算、准入、效率和信息披露,并区分了公共当局的职责与基础设施运营者的义务。

公共监管与针对单个机构的审慎监管相关,但二者有所区别。公共监管部门考察整个系统是否安全、高效地运行,而银行监管部门则评估各机构自身的稳健性。消费者保护部门和竞争主管部门可能分别关注同一服务的不同方面。反洗钱措施要求建立身份识别、监测和信息共享安排,而数据隐私规则则限制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防范欺诈还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因受骗而授权的转账,与使用被盗凭据发起的支付,在识别和赔付方面面临不同的问题。

即时支付、数字货币与技术变革

即时支付既改变了用户对服务的预期,也改变了系统运行所需资源与工作的分配方式。英国于2008年推出的快速支付系统(Faster Payments)、巴西于2020年推出的Pix,以及美联储于2023年推出的FedNow服务等系统,都支持账户间的快速转账。这些系统的制度和技术安排各不相同,客户能够“即时”使用资金,本身并不能说明银行间采用何种结算模式。全天候运行还意味着,维护、人员配置、流动性供给和事件响应不能完全依赖传统的银行营业日安排。

支付速度与欺诈防控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矛盾。一旦不可撤销的转账到达欺诈者控制的账户,即使交易在技术上通过了身份验证,资金也可能难以追回。收款人核验服务、交易限额、行为监测以及机构间的信息交换,都是为了在交易执行前识别可疑活动。健全的网络安全保障还要求保护管理系统、软件更新、加密密钥和第三方连接。客户界面的身份验证,无法弥补支付处理链条其他环节的基础设施遭入侵所造成的安全缺口。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外部应用能够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发起支付或获取账户信息。这既支持了新服务的发展,也使客户界面与持有资金的机构相互分离。令牌化技术可以用仅在特定场景中有效的替代凭证取代敏感凭证,从而降低被盗数据的利用价值。这些技术并未消除对责任划分规则、可靠身份管理或对账的需求。其效果取决于合同约定的接入条件、安全标准以及参与机构之间的互操作性。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按照特定准入模式提供的数字形式的中央银行负债;其影响取决于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还是范围受限的一组金融机构。相比之下,稳定币通常是由私人部门发行、旨在相对于某种参考资产保持价值稳定的数字工具。它是否适用于支付,取决于赎回安排、储备资产质量、治理机制及其流通所依托的网络。仅凭这两个名称,都不能认定其具备结算最终性、得到普遍接受,或等同于银行存款。

分布式账本技术使多个参与者能够按照约定的验证流程共同维护一份共享记录。它可以支持代币化资产的转移和按条件执行交易,但必须区分技术上的确认与法律上具有最终性的结算。系统可能记录了一笔不可篡改的转移,却仍未解决持有人对账本外资产享有何种权利的问题。连接多个账本,还会引入对跨链桥、托管机构和转换机制等的依赖。如果一笔支付依赖对外部事件的引用,那么该引用的可靠性及法律地位就成为结算安排的一部分,而不再仅仅是软件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