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流通速度是一定时期内的名义经济支出与支持这些支出的货币存量之比。最常用的指标是收入流通速度,即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除以选定的货币总量。通常将其解释为:在该时期内,每单位货币平均支持购买新生产的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次数。流通速度是一个总量统计比率,并非对每张纸币或每笔存款流转次数的直接计数,其数值取决于货币的定义和计量时期。
定义与计算
收入流通速度表示为:
其中:
- 为货币流通速度;
- 为价格水平;
- 为该时期内的实际产出;
- 为名义产出或收入;
- 为货币存量,通常采用同一时期的平均值。
当产出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时, 可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表示, 则用实际 GDP 表示,两者须采用一致的计量尺度。
例如,若年度名义 GDP 为 2 万亿货币单位,平均货币存量为 5000 亿,则年度收入流通速度为:
这意味着,年度最终支出是所计量货币存量的四倍。但这并不说明每单位货币都恰好支出了四次:有些货币余额可能闲置不动,另一些则可能频繁流转。
流通速度具有时间维度。根据年度支出计算的数值,以每年周转次数为单位。季度统计通常采用年化 GDP,此时算出的流通速度也按年率表示。进行比较时,必须对年化处理、季节调整以及货币存量观测时点采用一致的处理方式。
收入流通速度与交易流通速度
需要区分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
收入流通速度将货币与用于当期最终产出的支出相比较。由于 GDP 可通过国民经济核算获得,并能提供标准化的经济活动衡量指标,因此这一概念得到广泛应用。
交易流通速度将货币与范围更广的一组交易的价值相比较:
其中, 表示交易量, 表示相应的平均交易价格。根据具体定义,这一指标可能包括中间产品、存量不动产和金融资产的交易。
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 GDP 并不计入每一笔支付。购买已发行的股票、账户间转账以及现有住房的转售价值,本身都不属于当期生产,不过相关的经纪服务和其他服务可能计入 GDP。因此,金融交易增加可能使支付活动增多,却不带来收入流通速度的相应上升。
全面衡量交易流通速度时,很难保持统计口径一致,因为支付系统记录的资金流类型各异,其中包括可能在结算链条上被多次计数的金融转账。
货币总量指标的选择
不存在一种不受货币定义影响的唯一流通速度序列。采用不同的货币供给指标,会得到不同的比率。
- 狭义货币流通速度采用通货和可便利转让的存款,这些通常归入 M1 等货币总量指标。
- 广义货币流通速度采用范围更广的总量指标,如 M2 或特定司法管辖区采用的其他指标,其中包括部分储蓄存款和准货币工具。
- 基础货币流通速度以名义支出除以基础货币;基础货币主要由通货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余额构成。
M1 和 M2 的定义因国家而异,也可能随时间变化。如果统计分类调整将储蓄存款划入较狭义的货币总量,即使支出行为没有发生相应变化,计算出的流通速度也可能大幅下降。
对基础货币流通速度尤其需要谨慎解读。银行准备金用于满足银行的结算和流动性需求,并非家庭用于交易的货币余额。准备金增加不一定带来公众支出的同比例增长。因此,基础货币流通速度不能与家庭和企业所持货币的流通速度混为一谈,也不同于货币乘数。
交换方程
将定义式重新整理,可得交换方程:
当流通速度定义为 时,这一方程就是一个会计恒等式。它依据定义必然成立,并不能说明哪个变量引起了另一个变量的变化。
货币数量论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行为假设和经济假设。在一个简化版本中,流通速度足够稳定,而长期实际产出主要由生产能力决定。在这些假设下,货币持续增长且增速超过实际产出增长,会与更高的价格水平相联系。
用对数变化表示:
当变动幅度适中时,可将其近似理解为:
这一分解说明了为什么货币增长本身并不能机械地决定短期通货膨胀。流通速度下降可以抵消货币增长的影响,而实际产出增加可以吸收部分名义支出增长。不过,这一恒等式并未解释上述任何变化为何发生。
流通速度与货币需求
也可以从家庭和企业希望持有的货币余额来理解流通速度。货币提供交易服务、即时购买能力,以及应对不确定支付需求的保障。当其他资产能带来更高收益时,持有货币可能产生机会成本。
一个简化的货币需求关系式为:
其中, 为意愿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 概括了相关收益率和机会成本。如果实际余额等于意愿余额,则:
因此,与流通速度呈反向关系的是意愿货币持有量相对于收入的比例,而不是孤立来看货币需求本身。
在剑桥现金余额方程中:
因此,当 时,
这里, 是人们希望以货币余额形式持有的资金占名义收入的比例。
多种因素可以改变这一比例:
- 相对收益率。 其他资产的利率上升,可能促使人们减少货币持有量,但具体影响取决于纳入货币总量的存款是否也支付更高利息。
- 不确定性。 在金融压力时期,家庭和企业可能积累流动性余额;如果这些余额相对于支出增加,流通速度就会下降。
- 通货膨胀预期。 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可能降低人们持有货币的意愿,尤其是在货币余额几乎不产生利息的情况下。
- 支付安排。 支付系统、工资发放时间和现金管理方式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支持一定支出规模所需的货币余额。
- 金融服务可及性与投资组合选择。 更多地将存款用作价值储藏手段,即使伴随着金融参与程度提高,也可能使统计上的流通速度下降。
电子结算更快,并不自动意味着收入流通速度更高。技术层面的支付速度,与支出相对于货币持有量的比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历史发展
货币流通的观念早于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欧文·费雪在 1911 年出版的《货币购买力》中,对交易型交换方程作出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形式化阐述。剑桥现金余额学说强调人们希望持有多少货币,而非货币转手的频率。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展了流动性偏好理论,区分了持有货币的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这一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意愿货币余额以及由此决定的流通速度会随利率和预期变化。
米尔顿·弗里德曼从货币需求角度重新阐述了货币数量论,强调财富、收益率和投资组合选择的作用。与强调流动性偏好在短期内大幅变化的理论相比,货币主义通常更加重视货币需求的可预测性,但并不要求流通速度严格保持不变。
此后,金融创新、监管变化以及货币资产与非货币资产之间的转换,使政策制定中运用稳定的流通速度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
流通速度往往随经济周期变化,但其表现并不一致。在经济衰退期间,支出可能走弱,而家庭和企业却维持或增加流动性余额,于是统计上的流通速度下降。在经济扩张期间,支出增长可能快于货币持有量增长,从而推高流通速度。
重大金融动荡可能使这些变化尤为明显。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流动性需求上升和中央银行干预,使货币存量与名义支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在新冠疫情期间,支出限制、预防性余额积累、财政转移支付和货币干预等因素,共同导致多个经济体统计上的流通速度大幅波动。
量化宽松说明了为什么分母的选择很重要。中央银行购买资产通常会扩大准备金余额,也可能增加非银行部门持有的存款。如果名义 GDP 没有按相同比例增长,相应的流通速度指标就会下降。仅凭这一算术关系,不能判断政策是否有效:评估政策效果,需要与未实施该政策时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比较。
对货币政策而言,流通速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货币与支出之间的关系一旦不稳定,简单货币增长规则的可靠性就会减弱。因此,许多中央银行十分重视利率、通货膨胀预测和更广泛的金融状况,而不是认为只要固定货币增长率,就足以稳定名义支出。
解读与局限
流通速度是一项有用的描述性指标,但解读时必须注意若干限制条件。
它不是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独立指标。 流通速度低,可能反映人们对安全流动性余额的强烈需求、制度变化或支出疲弱。流通速度高,则可能反映高效的余额管理、获取货币的渠道有限,或人们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力图避免持有迅速贬值的货币。
它不直接衡量银行贷款。 贷款可能创造存款,但贷款对流通速度的影响取决于后续支出和货币持有行为。流通速度既不是信贷增长率,也不是银行将固定货币存量“贷出”的次数。
它本身不能确立因果关系。 这一比率下降,可能是因为货币持有量增加、名义 GDP 下降,或两者共同作用。货币、支出、利率和政策应对是共同决定的。
跨国比较需要谨慎。 各国的货币定义、本国货币在境外的使用情况、存款机构以及美元化程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统计修订会产生影响。 GDP 修订、货币统计分类调整以及季节调整方法的变化,都可能改变历史流通速度序列。
平均流通速度掩盖了分布差异。 相同的总量比率背后,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货币余额持有及支出模式可能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