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学派,认为货币及其供给在解释名义收入、价格水平的变化和经济波动时具有核心作用。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要理解持续的通货膨胀,就不能脱离货币扩张;不稳定的货币政策本身也可能成为经济动荡的主要根源。货币主义者通常区分货币在经济调整期间对生产和就业的显著影响,以及在更长时期内主要体现于名义变量的影响。
货币主义在20世纪50至6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套鲜明的研究纲领,并在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动荡中扩大了影响。其贡献包括重新阐释货币需求、从货币角度解释大萧条、批评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永久替代关系的观点,以及提出限制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的主张。尽管严格的货币增长率目标制后来不再受到同样的重视,货币主义的若干命题仍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因此,货币主义既是一个在经济思想史上有明确定位的学派,也是一些政策框架的思想来源,而这些框架如今并不自称属于货币主义。
思想渊源与学派的形成
货币主义源自历史更为悠久的货币数量论,其相关命题认为,货币数量与物价及名义支出之间存在系统性关系。戴维·休谟在18世纪撰写的货币论著中,区分了货币增加带来的过渡性影响与其最终对物价产生的影响。20世纪初,欧文·费雪将交易方程式形式化,而剑桥现金余额学说则考察了人们希望持有的货币量相对于其收入的比例。这些传统提供了若干概念,货币主义者后来对其进行了重新阐释,而非简单复述。
货币主义形成的直接背景,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战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分析通常侧重于支出决策、利率以及财政稳定政策。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表述认为,货币政策在严重萧条时期作用有限,或认为财政政策更能直接奏效。货币主义者对这些判断提出了质疑,尤其反对从观察到的低利率必然推断出货币环境宽松。争论不仅关乎货币在理论上能否影响产出,也同样关乎各种效应在实证中的大小、制度机制以及政策的可靠性。
弗里德曼在1956年的论文《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主要将货币数量论阐释为货币需求理论。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工作,使货币主义与芝加哥经济学派联系在一起,但两者不能等同。芝加哥学派涵盖价格理论、法律与监管分析,以及货币经济学以外的其他领域。货币主义者的政治立场或政策偏好也并不完全一致。卡尔·布伦纳和艾伦·梅尔策对货币传导与资产市场提出了独到的解释,其他研究者则侧重于历史证据和统计关系。
弗里德曼与安娜·J.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于1963年出版,加上有关货币、收入和消费的研究,使这一思潮更鲜明地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色。弗里德曼于1967年以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身份发表演讲,并于1968年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题刊行,挑战了当时对通胀与失业关系的主流解释。埃德蒙·菲尔普斯独立提出了与之相关、以预期为基础的论证。布伦纳于1968年提出“货币主义”这一名称,为当时已在发展中的一系列研究赋予了共同称谓。
当通胀上升、经济表现疲弱,使既有的经济稳定策略受到质疑时,货币主义的影响力尤为突出。然而,其历史意义不能仅限于20世纪70年代:它的核心研究问题涉及不同货币制度下的货币机构、经济知识与政策设计。
数量方程与货币需求
与货币主义相关的基本核算关系是交易方程:
其中, 是选定口径的货币供给, 是其收入货币流通速度, 是价格指数, 是实际产出。乘积 表示名义收入或名义支出。流通速度衡量的是,在一定时期内,按所选口径计量的货币存量中,每单位货币对应多少名义支出。只要各变量的定义相互一致,该方程就是一个恒等式。仅凭这一方程,无法确定是货币变动引起支出变动,还是支出带动货币创造,也无法说明经济如何调整。
货币主义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有关行为的命题。个人和企业希望持有实际货币余额,是因为货币能提供交易服务及其他益处,但持有货币也有机会成本。在弗里德曼的表述中,货币与债券、股票和实物资产一样,只是多种资产中的一种。意愿持有的货币余额取决于财富、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率、预期通货膨胀以及制度环境。这里的财富与较长期的收入能力相联系,而不只取决于当期收入,由此将这一分析与他的持久收入假说联系起来。这意味着,在收入暂时波动时,货币需求有可能比当期支出更加稳定。
一种简化的表示方式是:
其中, 表示意愿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 表示持久实际收入, 和 分别表示债券和股票相对于货币的收益率, 是预期通货膨胀率, 则汇总了制度因素的影响。这一表达式仅作示例,并非货币主义唯一的模型设定。其核心含义是,应当将货币需求作为一种经济选择来分析,而不能假定它机械地固定不变。
因此,货币主义并不要求货币流通速度严格保持不变。它在实际应用中的主张通常是:在考虑相关决定因素后,货币需求以及由此决定的流通速度具有足够的可预测性,因而货币数量能够提供有用信息。如果这种关系稳定,且货币当局能够控制某个合适的货币总量,那么货币增长就可以为判断名义支出提供依据。
取对数变动,可得到如下近似关系:
其中, 是通货膨胀率, 是货币增长率, 是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 是实际产出增长率。如果流通速度不存在持续的趋势,通货膨胀率就大致等于货币增长率减去实际产出增长率。这些限定条件至关重要:货币需求、金融体系的组织形式或产出的变化,都可能在特定时期内显著改变这一关系。要确立货币主义作为一种实证理论的地位,就必须检验这些限定条件,而不能仅仅援引这一恒等式。
货币传导与短期经济波动
货币主义者通过资产组合和支出的调整来解释货币传导。假设银行体系或货币当局增加了货币余额,使其超过家庭和企业希望持有的数量。各个持有者可以通过购买商品、服务或其他资产,尝试减少自身的货币余额。这些购买行为只是将货币转移给其他持有者,并不会使货币从经济中消失。从整体来看,调整需要通过资产价格、利率、支出、收入或总体价格水平的变化来实现,直到实际货币余额与意愿持有量重新一致。
按照这一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不局限于短期利率影响企业投资这一单一环节。购买证券可以推高证券价格、降低收益率;购买耐用品或房地产可以刺激生产;资产相对估值的变化可以促进不同市场之间的替代。布伦纳和梅尔策尤其强调货币、信贷、金融资产与实物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开放经济中,汇率变动也能将货币变化传导至支出和价格。
这些影响未必同时显现。当价格、工资、合同条款或预期调整缓慢时,名义支出的增加最初可能会提高实际产出和就业。企业可能会将需求增强部分理解为对自身产品的需求有所改善,而不是整个经济发生了货币变化。劳动者和雇主可能依据冲击发生前形成的预期订立合同。随着价格和预期逐步调整,对产出的影响会减弱。这种时间上的区别,解释了货币主义者为何既将衰退归因于货币紧缩,又不认为货币扩张能够永久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
另一个相关的区别是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之别。货币扩张最初可能通过流动性效应降低市场利率。如果支出和收入随后上升,信贷需求可能会增强。如果预期通胀上升,贷款人可能会要求更高的名义回报,以维持预期的实际回报。因此,高名义利率可能与持续的货币扩张并存,而在伴随价格下跌的严重货币紧缩期间,也可能出现低名义利率。货币主义者反对仅凭名义利率水平来判断政策立场。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发挥作用存在“漫长且不确定的时滞”。这既是一个经验性命题,也是对稳定政策的警示。为应对当前经济疲弱而采取的政策,可能要到复苏开始后才影响支出,从而加剧而非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这一论点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波动都源于货币因素,也不意味着财政冲击和实体经济冲击无关紧要。它所强调的是,货币冲击的影响足够重要,其作用时点又足够不确定,因此,如何设计稳定的政策制度便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预期、失业与货币扩张的局限
货币主义最具影响力的贡献之一,是否认政策能够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维持永久的权衡关系。早期基于实证研究的菲利普斯曲线将较低的失业率与较快的工资或物价上涨联系起来。一些政策解读把这种关系视为一份可供政府挑选理想组合的菜单。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指出,当人们修正通胀预期时,这份菜单不可能保持不变。
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名义量与实际量的区别。如果销售价格先于工资合同的充分调整而上涨,需求的意外增加就可能使雇主觉得现行工资更为划算,就业因而可能暂时增加。一旦劳动者意识到生活成本上升并调整工资要求,最初的就业效应就会减弱。此后,要将失业率维持在均衡水平以下,就需要进一步出现未被预料到的通胀。恒定且完全被预期到的通胀率,不会持续产生最初的刺激效果。
一种标准的预期扩展形式如下:
其中, 为实际通胀率, 为预期通胀率, 为失业率, 为自然失业率, 代表供给扰动。如果预期最终与实际结果一致,且不存在供给扰动,那么无论通胀持续处于何种水平,失业率都会回到自然失业率。在这一有限意义上,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
“自然”并不意味着不可改变、社会所期望的状态,或不受制度影响。弗里德曼用这个词指由经济的实际特征决定的失业率,这些特征包括搜寻成本、信息、流动性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组织方式。货币政策不能仅靠接受更高的通胀,就永久地将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生产率或匹配效率的变化,仍可能改变自然失业率本身。
早期货币主义论述常采用后顾型预期或适应性预期。后来的理性预期文献则探讨,当人们了解政策体制并利用可得信息时,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这些研究与货币主义一样重视预期,但又超出了货币主义的范围。从逻辑上说,货币主义并不必然要求接受一个更强的命题,即预期之中的货币政策绝不可能影响实际经济活动:合同结构、信息不完全以及其他摩擦因素依然会发挥作用。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使基于预期的批判尤为引人注目。通胀上升与高失业率并存,与那种简单、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政策菜单并不相容。石油价格冲击和其他供给扰动也发挥了作用,因此,这段经历并不能构成对某一单一理论的纯粹检验。但它确实说明,在分析通胀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忽略预期和供给状况。
政策规则、货币控制与财政政策
货币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政策主张,是以可预测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微调。弗里德曼主张让某一指定的货币总量按固定的年度百分比增长,这通常称为固定货币增长率规则。他曾以大约3%至5%的增长率为例进行讨论,具体数值取决于货币的定义,以及对产出和货币需求的假设。这一主张的核心并不是确定一个普遍适用的正确数值,而是承诺保持稳定增长,不再反复试图抵消每一次观察到的波动。
这一主张的依据,既包括从长期货币因素解释通货膨胀,也包括对经济预测和政策时机把握能力的怀疑。政策制定者必须识别扰动、估计其持续性、选择干预措施,并等待干预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错误,都可能破坏经济稳定。采用简单规则,意在减少这一不确定性来源,约束出于政治动机的扩张,并为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提供更可预测的名义经济环境。这一论点并不等于声称官员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也不意味着所有相机抉择的政策行动都必然失败。
在实施中,必须区分货币政策工具、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短期利率和银行准备金,同时力求控制某种更广义的货币指标,并最终稳定物价。基础货币主要由通货和银行准备金余额构成;更广义的货币总量还包括各类存款。它们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决策、公众对持有通货的偏好、监管制度以及支付惯例。因此,教科书中的货币乘数在实际操作中未必是连接基础货币与广义货币的固定纽带。
货币主义者普遍怀疑,财政政策能否独立于货币条件,可靠地稳定总需求。以举债方式增加政府支出,可能推高利率、挤出私人支出,或改变资产组合选择。其效果可能因货币政策是否配合财政扩张而大相径庭。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货币主义研究,包括利昂纳尔·安德森和杰里·乔丹于1968年开展的研究,认为在其估计的关系中,货币政策行动对总支出的影响比财政政策行动更强,也更可预测。
这并未证明政府支出或税收从不影响产出。财政变化会改变资源配置、可支配收入、激励机制和政府借款。其短期效果还可能取决于闲置产能、货币政策的配合、预期和融资约束。货币主义的独特主张在于,财政分析不应忽视其所处的货币环境,也不应不顾融资方式和政策反应,就假定存在一个数值大且稳定的财政乘数。后来的研究更明确地考察了这些取决于具体条件的效果,而在早期针锋相对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孰优”之争中,这些条件往往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大萧条与围绕货币证据的争论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大萧条的解释,是货币主义历史论证的核心。他们认为,1929年至1933年间美国的货币崩溃,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演变成了异常深重的萧条。广义货币存量下降了约三分之一,物价下跌,反复爆发的银行危机扰乱了支付和金融活动。他们的解释高度重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失误,而不是仅仅将货币收缩视为产出下降的被动结果。
银行挤兑可以通过几个相互关联的渠道减少货币。储户可能将银行存款兑换成现金,迫使银行动用准备金或出售资产。面对不确定性,银行可能寻求提高准备金比率,并收缩贷款。银行倒闭可能使存款债权灭失,或使其无法支取。即使基础货币没有按相同比例下降,这些变化也可能导致广义货币大幅收缩。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解释中,及时购买证券并提供有效的紧急支持,本可以遏制这种收缩。因此,有能力充当最后贷款人的中央机构负有相应责任;这与他们主张限制不稳定政策的立场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致的。
该书的方法将重建的货币数据与详尽的制度变迁记录结合起来。作者通过政策变化和银行陷入困境的具体事件,论证货币并非只是在被动回应收入变化。他们还考察了大萧条以外的时期,进一步支持了货币变化与名义经济活动之间反复存在关联的观点。他们的解释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是因为它将总量统计数据与决策、制度及可明确识别的冲击联系起来,而不只是依赖货币与产出之间的相关性。
不过,这一解释也提出了一个棘手的识别问题。货币存量下降既可能反映信贷需求和经济活动的减弱,也可能独立地引发进一步收缩。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有助于确立合理的作用机制,但政策应对、银行困境和产出是共同决定的。后来的研究采用其他货币衡量指标、国际比较、计量经济学识别方法以及制度证据,以区分这些作用渠道。
其他解释则对货币层面的解释作出了补充或修正。有关金本位制的研究强调,国际货币承诺如何制约各国的应对措施,并传导通货紧缩。本·伯南克关于金融危机非货币效应的研究,考察了银行倒闭如何破坏信息和信贷关系,从而提高金融中介的成本。债务通货紧缩分析则着重说明,物价下跌如何加重以名义金额计价的债务的实际负担。这些机制可能强化货币收缩,而不只是与货币收缩构成相互竞争的解释。这场持久的历史争论所关注的,是货币、金融、国际及实体经济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及其相互作用,而不是银行体系和货币的崩溃究竟是否产生了影响。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货币目标制的实践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通货膨胀加速,促使货币当局公布货币增长目标。这些政策差异很大。有些力求严格控制货币总量;另一些则将货币增长的目标区间用作参考指标,或借此传达抑制通胀的承诺。因此,不能假定所有国家都在相同条件下实施了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主张,并据此评价这些政策的成效。
在美国,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的美联储于1979年10月6日宣布改变操作程序。新的做法更加重视通过控制非借入准备金来抑制货币增长,同时允许短期利率出现更大的波动。这一调整伴随着强力抑制通胀的举措。按年度平均水平计算的消费者价格通胀率从1980年的约13.5%降至1983年的约3.2%。调整过程也伴随着严重的经济疲弱:美国在1980年和1981—1982年经历了经济衰退,失业率在1982年末达到10.8%。
这一时期的政策并非固定货币增长率规则的纯粹实践。货币总量经常偏离公布的目标区间,当局仍保留相机抉择的空间,而金融放松管制又增加了计量的难度。1982年10月,美联储不再严格强调以非借入准备金为目标。这段经历表明,足够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能够降低通胀,但也暴露出将短期货币总量目标置于政策操作核心所面临的困难。
在英国,1979年当选的政府将货币紧缩置于反通胀战略的核心。1980年公布的《中期财政金融战略》将英镑M3增长率逐步下调的目标区间与削减公共部门借款的计划相结合。由于银行业放松管制、资产组合调整以及金融中介活动的变化都影响了作为目标的货币总量,货币扩张的状况变得难以解读。20世纪80年代初,通胀在经济衰退、高失业率以及汇率变动的背景下降低,因此不能将这一结果归因于对英镑M3简单而机械地实施了成功的控制。
西德和瑞士也在20世纪70年代采用了货币目标制。德国联邦银行于1974年推出、从次年开始实施的政策框架,根据对潜在产出、物价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假设来推导货币目标。在实践中,德国联邦银行会分析偏离目标的情况,并根据更广泛的经济形势作出反应,而不是始终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这种务实做法不同于教科书式的货币主义,但仍保留了货币增长应受中期名义目标约束的理念。因此,国际经验区分了公共讨论中经常混为一谈的三个命题:通胀需要从货币角度加以解释;公布货币目标可以增强政策可信度;某一特定货币总量能够受到足够严格的控制,从而成为可靠的短期政策目标。
计量问题与理论批评
货币主义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所测得的货币量与名义支出之间的关系不稳定。金融创新改变了存款和准货币资产所提供的服务。付息交易账户、货币市场基金、新的现金管理方式以及监管变化,使资金余额在不同类别之间转移,却未必引起计划支出的相应变化。因此,狭义货币总量可能仅仅因为人们更换支付工具而收缩或扩张,而广义货币总量则可能包含流动性差异很大的资产。
这一困难既涉及定义,也涉及加总方式。简单加总的货币指标按面值将各组成部分相加,在选定的货币总量口径内,将一单位通货与一单位付息存款同等对待。相比之下,包括迪维西亚货币指数在内的经济学加总方法,则根据各组成部分提供的货币服务及其机会成本赋予权重。这类方法试图区分有效流动性的变化与资产组合重新分类造成的变化。它们在概念上改进了对货币的处理,却不能保证得到适用于机械式政策规则的稳定关系。
设定目标本身也可能改变行为。古德哈特定律所表达的一种观察是:当政策当局试图利用某种统计规律实施调控时,该规律可能失效。银行和客户可以为受到监管或被纳入目标的负债开发替代品,从而改变原本使某一货币总量具有信息价值的关系。一个相关但不同的问题是卢卡斯批判:当政策规则改变时,估计得到的行为关系也可能改变,因为私人部门的预期和决策会对新的政策体制作出反应。这两个论点都不能证明货币数量无关紧要,但都削弱了从历史相关性推导出可靠调控规则的依据。
批评者还质疑了将货币创造过度视为外生过程的观点。商业银行通过放贷及其他资产负债表交易创造存款货币,而贷款需求、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资本要求和中央银行的操作框架都会影响这一过程。在以利率为目标的政策体制下,准备金供给往往会在政策利率水平上满足银行体系的需求。因此,观测到的广义货币增长既可能影响名义支出和放贷决策,也可能反映这些支出和决策。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的,这使得简单的货币与收入回归分析难以解释。
最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依赖于有关调整过程和制度稳定性的假设。供给冲击可能在推高物价的同时压低产出,金融困境也可能阻碍正常的传导机制。在利率极低时,人们可能愿意持有新增的基础货币,而不是将其花掉,尤其是在准备金付息的情况下。这些可能性并不违背交易方程式;它们改变的是货币流通速度,或不同货币总量之间的关系。不过,当货币需求急剧变化时,它们确实会使固定货币总量增长率规则的实用性受到质疑。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货币是否参与了因果过程,而是在条件不断变化时,哪些货币指标、机制和政策工具仍然可靠。
对当代货币经济学的影响
尽管货币主义作为一套独立的政策纲领逐渐式微,它的若干主张却已融入主流货币经济学。现代中央银行普遍认为,货币政策无法使产出永久高于生产能力和市场结构所允许的水平。它们也重视通货膨胀预期,否认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可供长期利用的权衡关系,并将维持持久的物价稳定视为货币政策的核心职责。这些立场体现了货币主义的影响,但它们也源自其他理论传统。
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框架在操作程序和模型上与传统货币主义有所不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通常通过短期利率实施政策,而非为货币总量设定固定增长率。通货膨胀目标制于1990年在新西兰正式推出,随后被其他国家采用;这一制度明确规定通胀目标,同时允许政策根据预测和经济状况作出调整。当代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将预期与价格黏性结合起来,往往把货币数量置于次要地位,或仅在模型中隐含地体现。因此,认同货币稳定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赞同以货币增长率为目标的政策。
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演变。政策规则不一定要规定恒定的货币增长率,也可以规定利率应如何系统地应对通胀和经济中的闲置产能。中央银行独立性、公开政策目标、沟通和问责,都是在保留判断空间的同时约束政策的制度手段。货币主义推动人们认识到可预测的政策制度的重要性,但现代框架往往将坚定的名义目标与政策工具和调整步伐上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它们既力求避免不受约束的相机抉择,也力求避免机械地固守不可靠的中介目标。
全球金融危机使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货币政策传导重新受到关注。在量化宽松政策下,中央银行购买证券,并创造了大量准备金余额。由此带来的基础货币扩张,并未按相同比例转化为消费价格通胀。需求疲弱、货币需求变化、金融体系受损以及准备金付息等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基础货币、广义货币、支出和物价没有机械地同步变动。相较于“货币状况会影响名义经济活动”这一更广泛的主张,这段经历更直接地挑战了简单化的货币乘数解释。
2021—2022年的通胀飙升再次引发了围绕货币快速增长、财政转移支付、供应中断、经济重启带来的需求以及支出结构变化的争论。不同货币总量指标和不同经济体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模式,因此需要分析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传导机制,而不能仅凭单一相关关系作出推断。在某些情况下,货币数量仍是有用的指标,尤其是在通胀高企或货币制度不稳定的环境中。通常,人们会结合信贷、工资、预期、财政动态以及反映经济产能的指标来评估货币数量所提供的信息,而不会将其视为足以预测未来通胀的充分统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