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是一种关于人们如何在不确定条件下预测经济结果的假说。它认为,在给定人们所掌握信息的条件下,他们的预期与产生这些结果的经济关系相一致。预测不必每次都准确:意外事件仍会发生。其核心约束在于,利用作出预测时所依据的信息,无法系统性地预测其误差。
这一假说由约翰·F. 穆斯于1961年提出,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宏观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发展,改变了人们分析通货膨胀、经济波动、金融资产价格和公共政策的方式。当家庭和企业预见到政府的行动时,他们的应对可能会改变这些行动的效果。因此,不能总是将预期视为对过去情况的固定外推。
理性预期是一项关于人们所持信念的假设,而不是一套完整的经济行为理论。它本身并不意味着信息完全、市场完全竞争、价格具有灵活性,或稳定经济的政策无效。它的具体含义取决于所处模型的其他设定:人们掌握哪些信息、面临哪些约束、价格如何调整,以及政策遵循什么规则。
含义与数学基础
标准表述将个人的预测等同于条件期望值。设 为下一期观测到的经济变量, 表示在 时刻作出预测时可获得的信息。理性预期要求
右侧的期望值依据模型所隐含的概率规律计算。因此,这一假说将主观预测与模型对经济实际运行方式的描述联系起来。在一个完整设定的理性预期均衡中,信念与实际结果必须相互一致。
将预测误差定义为
则理性预期的定义性约束意味着
对于信息集中任何适当的变量 ,只要相关的矩存在,该约束还意味着 。这一正交条件赋予该假说可供实证检验的内容:在作出预测时已经可得的信息,不应能够系统性地解释随后出现的预测误差。该条件并不要求误差服从正态分布,也不要求其方差保持不变。
例如,假设通货膨胀遵循
其中参数已知,且扰动项的条件均值为零。如果能够观测到当前的通货膨胀率,那么理性预测就是 。直接预测通货膨胀率将等于其最近一期的数值,只有在特定参数取值下才与这一过程一致,例如 且 。因此,理性预期并不规定一种普遍适用的预测规则。恰当的规则会随背后的经济过程而变化。
同样的逻辑也解释了为什么理性预期并不等于完全预见。干旱、意料之外的生产率变化,或未曾预料到的政策决定,都可能造成很大的预测误差,却并不违背这一假说。反过来,如果预测者持续忽视能够改善预测的信息,那么即使误差很小,其预期也未必是理性的。在平方误差损失函数下,条件均值能使预期预测损失最小;在其他损失函数下,最优的预测报告值则可能是条件中位数,或概率分布的其他特征值。
信息集至关重要。两个人如果掌握的信息不同,就可能各自理性地作出不同预测。一家能够观察到自身订单情况的企业,对行业需求的预测可能与外部分析师不同。理性预期要求的是,在各自观测到的信息条件下保持一致;只有当相关信息和所假定的模型相同时,预测才会相同。共同信息和共同知识等更强的假设,是建模时另行作出的选择,而非仅凭理性预期假说就能推出的结论。
起源与宏观经济学的转型
约翰·F. 穆斯在1961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的论文《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中提出了这一假说。他当时直接关注的是:在生产决策先于价格实现的市场中,预期如何形成。农业和存货方面的例子使这一问题变得具体: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会影响当前生产,而这些生产活动随后又会影响人们所预测的价格。因此,预期与市场结果必须共同决定。
穆斯提出,预测应当与相关经济理论相一致,而不应被设定为某种任意的机械规则。这一主张挑战了适应性预期的常见用法;按照适应性预期,预测会根据过去的误差逐步调整。在某些环境下,适应性规则可以是合理的描述,但当政策或经济运行方式发生变化时,其参数未必仍然适用。穆斯的论点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进行复杂的计算,而是说,系统性且具有经济意义的预测误差需要得到解释。
小罗伯特·E. 卢卡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将这一方法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他在1972年的论文《预期与货币中性》中考察了这样一种经济:生产者能够观察到当地价格,却无法立即区分相对价格的变化与总体价格水平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扰动能够影响产出,因为人们会暂时误读价格所传递的信息,尽管就他们观察到的信息而言,其推断是理性的。这是从信息角度对货币非中性作出的解释,而不是假定人们会反复犯下同一种本可避免的错误。
托马斯·J. 萨金特和尼尔·华莱士随后运用理性预期来分析货币政策,并区分预期之内与预期之外的政策变化。他们的研究推动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确立。这一学派将与模型一致的预期同最优化行为相结合,并在早期一些影响重大的模型中引入了市场出清。由此得出的结论,对那些依赖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稳定且可供政策利用的关系的政策分析提出了挑战。
这一思想发展的背景还包括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埃德蒙·菲尔普斯相关的预期扩展型菲利普斯曲线。他们的论述区分了两个问题: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会对就业产生暂时影响,但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并不存在永久的权衡关系。理性预期进一步凸显了这样一个问题:可预测的政策究竟能在多长时间内持续出乎经济主体的意料?它也改变了人们对特定政策体制下估计出的统计关系的理解。
此后,这一方法的应用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将理性预期用于强调技术及其他实际扰动的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将其与不完全竞争、价格黏性及其他摩擦因素相结合。卢卡斯因在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研究,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萨金特则因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研究,与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共同获得了2011年的这一奖项。
均衡、前瞻性模型与求解方法
当今天的选择取决于未来的结果,而今天的选择又参与决定这些结果时,理性预期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根据预期的未来销售情况进行投资;投资改变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又影响未来的价格和利润。因此,问题不只是预测一个既定的外部过程,而是要找到一种均衡,使决策所依据的预测与这些决策产生的结果相一致。
一个简单的前瞻性方程可以说明这一结构:
其中, 表示以当前信息为条件求期望, 是一个可观测的基本面变量。对该方程向前迭代可得
如果末项收敛于零,当前值就是预期未来基本面变量的贴现加总。这种推理常见于资产价格、消费、汇率和通货膨胀模型。因此,对遥远事件的预期可以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影响当前决策。
一种常用的求解技巧是待定系数法。假设 遵循 ,其中新息的条件均值为零。猜测解的形式为 ,并将其代入原方程,可得
这里要求分母不为零。在将各主体的决策汇总后,所提出的预测关系必须仍然成立。这一不动点要求,就是模型一致性在实际求解中的含义。
规模更大的模型既包含既定资本存量这类前定变量,也包含资产价格这类前瞻性变量。线性求解方法考察系统中稳定根与不稳定根的数量是否恰当,能否据此确定唯一的非爆炸性均衡。奥利维耶·布兰查德和查尔斯·卡恩在1980年的研究中,提出了广泛应用于线性模型的判定条件。视系统而定,可能存在唯一均衡,也可能不存在符合要求的均衡,或者存在多重均衡。仅凭理性预期,并不能保证均衡的存在性或唯一性。
多重均衡也为太阳黑子均衡留下了空间:一个原本无关紧要的信号协调了人们的信念,并由此影响实际经济结果。同样,一些资产定价方程也允许存在泡沫成分,除非通过附加限制将其排除。这些可能性说明,理性预期并不等同于由基本面唯一决定的结果。
现代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常采用数值方法来实现理性预期。研究者会在稳态附近对决策规则进行近似,或在一系列可能的状态下求解非线性系统。区分理论均衡与其计算近似十分重要:线性化对于小幅波动可能足够准确,但在借贷约束具有约束力、冲击较大,或名义利率受到有效利率下限约束时,其适用性可能较差。
货币政策、预期与卢卡斯批判
理性预期最广为人知的应用之一,涉及预期内与预期外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区别。考虑一个简化的供给关系:
其中, 为产出, 为产出的正常水平, 为价格水平, 为供给扰动。当价格水平高于生产者此前的预期时,产出就会超过正常水平。如果根据 时可得的信息能够预测到货币扩张,那么它对价格的影响就会被纳入预期项,也就不会造成同样的意外。
在具有这种结构的模型中,系统性的政策规则无法通过制造可预测的意外通胀来反复提高产出。这正是萨金特和华莱士提出的政策无效性命题的核心直觉。这一命题的成立程度取决于模型的供给结构、信息获取时点,以及有关工资和价格的假设。它并不是在所有可能的经济环境中都能由理性预期推导出的定理,也不意味着货币制度对通胀、经济波动或福利无关紧要。
卢卡斯在1976年的《计量经济学政策评估:一个批判》中提出的卢卡斯批判,阐述了一个更广泛的论点:在某种政策体制下估计出的统计关系,在体制改变后未必仍然稳定。如果家庭预期税收将遵循某一种模式,其消费行为就可能与预期税收遵循另一种模式时不同。同样,工资设定也部分取决于人们对中央银行如何应对通胀的看法。政策规则的改变,可能会改变所估计的行为关系中的参数。
一个具体例子是,历史上低失业率与高通胀之间存在关联。如果这种关联反映的是偶尔发生的、未被预期到的货币扩张,就未必能用它来计算长期维持更高通胀会使失业率降低多少。一旦人们理解了提高通胀的政策,工资诉求和定价决策就会随之调整。政策评估必须考虑这种反应,而不能假定历史关系保持不变。
不过,当价格或工资无法立即调整时,理性预期仍然允许预期内的货币政策产生实际效应。斯坦利·费舍尔1977年关于长期合同的研究,表明了这一区分的重要性。当合同在不同时间订立时,即使经济主体以理性方式形成预期,新的政策信息仍然能够影响实际工资和就业。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货币政策对支出的影响,部分通过预期实际利率发挥作用,而名义刚性使经济无法针对纯粹的名义变化立即作出调整。
这一区分也是前瞻性指引的基础。如果有关未来利率的公告改变了人们对未来政策的可信预期,就可能影响当前的借贷成本和支出。其效果取决于公告透露了什么信息、人们是否相信这些信息、人们向前规划的时间跨度,以及经济中存在的摩擦。理性预期为梳理这些机制提供了框架,但它并不能证明所有公告都可信,也不能证明每一条公布的政策路径都可行。
可信度、承诺与政策体制
理性预期将政策分析的重心从孤立的干预措施转向规则、制度以及未来行动的可信度。如果私人部门的决策取决于对政策的预期,政府就不能仅凭政策即时产生的机械性影响来评估政策,还必须考虑:在工资、价格、债务或投资决策已经作出之后,公众预期政策将如何应对。
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于1977年对时间不一致性的分析,将一个核心难题形式化。在私人部门作出决策之前合意的政策方案,在决策作出之后,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可能不再是最优选择。例如,货币当局可能宣布实行低通胀政策,以影响工资协议,但随后又倾向于通过出乎意料的扩张来刺激产出。如果工资制定者理解这种激励,仅靠宣布政策就无法使通胀预期保持在较低水平。
罗伯特·巴罗和戴维·戈登于1983年针对这一问题建立了具有重要影响的货币政策模型。在相机抉择的政策制定方式下,试图将产出推至可持续水平之上的当局,可能造成通胀偏差:预期通胀率为正,但由于刺激产出的举措已被预料到,原本试图获得的产出增益便不复存在。这一结果取决于当局的目标和模型的约束条件。理性预期揭示了激励问题的后果,却并不解释当局为何具有这些目标。
制度层面的应对措施包括政策规则、声誉机制、授权,以及支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制度安排。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过提供公开的目标和问责框架,有助于引导预期,但仅有一个数值目标并不能确保可信度。可信度取决于实际观察到的行为、制度赋予的权威,以及公众认为货币政策与政府其他承诺是否一致。
财政政策还会带来更多相互作用。货币政策声明的影响,部分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支出、税收及公共债务融资方式的预期。如果财政政策持续需要货币融资,减少货币发行的承诺就可能难以维持。反过来,一项可信的财政调整,即使尚未全部实施,也能改变人们对未来通胀和债务偿还的预期。
政策体制的变化对这一假说的应用提出了格外严峻的挑战。在常规的理性预期模型中,可以假定经济主体立即知晓新规则。但在现实中,他们可能需要推断:宣布的变革是否会长期持续,相关制度能否落实变革,以及政策制定者将如何应对异常事件。引入对政策类型或体制转换的不确定性的模型,可以明确刻画这一推断过程。即使人们起初认为新政策只有较小概率能够延续,其预期仍可能是理性的。
在前瞻性模型中,承诺与相机抉择也有不同的含义。在承诺机制下,政策制定者有时可以通过承诺未来采取某些行动来影响当前行为,尽管到了未来真正需要行动时,这些行动本身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在相机抉择机制下,私人部门则会预见到政策制定者日后将重新进行最优化选择。这一区别对于分析利率接近下限时的稳定政策至关重要,因为对未来宽松政策的预期能够影响当前需求。
金融价格、消费与跨期选择
金融市场是应用理性预期的自然场景,因为资产价格取决于不确定的未来收益。一般的定价条件为
其中, 是资产价格, 是该资产下一期的支付额, 是随机贴现因子。贴现因子体现了时间偏好,以及不同状态下收益的估值。理性预期要求,条件期望与模型所描述的收益、价格和消费的变化过程保持一致。
这一关系将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假说联系起来,但两者并不相同。市场有效性关注某一给定信息集是否已反映在价格之中,理性预期则关注人们的判断是否与经济运行过程一致。两者都不意味着观测到的价格必然遵循简单的随机游走,因为预期收益率可能随风险、偏好和经济状况而变化。
风险资产即使具有可预测的较高预期收益率,也未必会产生套利机会。如果资产恰好在消费匮乏时只能带来较低收益,投资者可能会要求为此获得补偿。因此,仅凭收益率可以预测,并不能断定人们的判断不理性。同样,某个特定资产定价方程不成立,可能反映的是其风险模型有问题,而非其预期假设有问题。这也是实证评估往往涉及联合假说检验的原因之一。
信息获取又带来了另一重复杂性。桑福德·格罗斯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1980年指出,当搜集信息需要付出成本时,信息完全有效的市场就存在内在矛盾。如果价格充分揭示了所有需要付费获取的信息,投资者就缺乏获取这些信息的动力;而如果没有掌握信息的投资者,价格从一开始就无法揭示这些信息。相比之下,引入含噪声的供给或分散的私人信号的理性预期模型,可以产生仅部分揭示信息的价格,从而保留获取信息的动力。因此,信息不对称与理性预期并不矛盾。
这一假说也改变了消费理论。根据持久收入假说,家庭依据预期的终身资源来安排支出,而不仅仅依据当前收入。罗伯特·霍尔在1978年的分析表明,在二次效用以及利率与时间偏好之间具有适当关系等严格假设下,消费遵循随机游走。已经获得的信息不应能预测消费的变化,因为这些信息理应早已纳入支出计划。
这些限制条件至关重要。在更一般的偏好设定下,不确定性会影响预防性储蓄,而消费增长可能取决于预期收益率和风险。借贷约束可能使家庭无法对未来收入作出充分反应,耐用品和调整成本则会改变支出的时点安排。理性预期为这些模型中的预测提供了一致性条件,而不是给出一项普遍预测,断言消费不可预测,或所有家庭对新信息的反应都相同。
实证检验与预测误差的解释
理性预期在实证研究中的吸引力在于,它对可观测的预测误差施加了约束。如果一项调查记录了对未来结果 的预测 ,一种简单的检验就是考察以下方程:
在标准的无偏性条件下,原假设为 且 。更强的检验则考察,作出预测时已知的变量能否解释误差 。如果误差持续具有可预测性,就可能构成反对以下联合主张的证据:该预测是条件均值,并且有效利用了指定的信息。
此类检验需要仔细匹配信息及其可获得的时间。对于在就业数据发布前作出的预测,不能假定预测者当时已经知道该数据,并据此加以评估。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也会修订,有时修订幅度相当大。在检验对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及其他变量的预测时,研究者会区分当时实际可获得的数据与后来修订的估计值。否则,预测者当时无法获得的信息可能会造成一种误导性印象,使其预测看起来不理性。
与仅从实际选择中推断相比,调查数据能够为人们的信念提供更直接的证据。重要的数据来源包括始于1968年的专业预测者调查、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以及欧洲中央银行于1999年推出的专业预测者调查。这些调查所覆盖的人群、预测期限和填报形式各不相同。不能直接将专业预测视为家庭信念的度量,而受访者预测的平均值也未必对应任何一位受访者的信息集。
预测评估还取决于受访者报告的究竟是什么。点预测可能代表均值、中位数、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也可能是取整后的回答。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尽量降低高估与低估带来的非对称成本,那么理性的做法可能是报告均值以外的数值。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回答在受访者的目标下是最优的,基于无偏条件均值预测的检验仍可能拒绝原假设。密度预测为不同结果区间赋予概率,能够提供额外证据,但也会带来其自身的测量难题。
宏观经济检验往往将理性预期与某个结构模型一并检验。估计方程中可预测的误差,可能反映的是遗漏变量、调整成本的设定有误,或政策规则不正确。拒绝原假设并不能唯一确定问题出在预期上。反过来,未能拒绝某项约束,也不能证明经济主体掌握了完整的经济模型。
有限样本还会带来其他困难。预测期限相互重叠的预测,其误差会因重叠本身而相互关联,因此需要采用适当的统计方法处理。预测者可能预见到罕见灾难或政策转型发生的概率很低,但这些事件并未在样本期内发生,从而造成表面上的偏差——这就是比索问题。未预料到的结构突变也可能导致多次同方向的误差。因此,实证研究不仅考察平均准确性,还会考察信息的使用、预测修正、预测者之间的分歧,以及预测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稳定性。
学习、有限注意力与其他预期模型
对理性预期的一项长期批评,涉及它赋予经济主体的知识。在许多具体模型中,人们被假定了解经济结构、模型参数、政策体制以及相关的概率分布。即使这是一种有用的均衡基准,它仍未解释这些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即便是估计相同关系的经济学家,也常常意见不一,不断修正模型,并面临相当大的参数不确定性。
适应性学习通过允许经济主体根据观测数据估计预测规则,并随时间推移加以更新,来处理这一问题。例如,家庭可能使用回归模型预测通货膨胀,而回归系数会随着新观测数据的到来而变化。家庭的决策又会影响后续估计所用的数据,从而在信念与经济结果之间形成反馈。阿尔伯特·马尔塞特、托马斯·萨金特、乔治·埃文斯和塞波·洪卡波赫亚等人的研究,考察了学习过程在什么条件下会收敛到理性预期均衡。
收敛并非必然发生。一个均衡在数学上可能有明确的定义,但在某种合理的学习规则下却并不稳定。反过来,足够稳定的经济关系也可能使相对简单的预测方法逐渐接近与模型一致的预测。这一区别使学习模型在均衡选择和政策设计中发挥作用:一种在完全知情条件下有效的规则,在经济主体不断估计经济运行方式的情况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有限信息模型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在黏性信息模型中,包括N.格雷戈里·曼昆和里卡多·雷斯于2002年提出的模型,人们并非持续更新信息,而是间歇性地更新。那些近期没有更新信息的人会继续依据旧信息采取行动,因此,整体经济对新消息的反应是渐进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关于理性疏忽的研究则将信息处理视为有成本或受处理能力约束的活动。经济主体会在相互争夺注意力的各项决策之间分配注意力,而不是持续处理所有可得信号。
这些方法不一定要放弃所有形式的理性预期。一个人可以在有意限制所接收信号的条件下,形成与模型一致的预测。发生变化的是信息结构,以及对信息为何仍然有限的解释。理性疏忽不同于简单地假定任意的预测误差:它试图从最优化问题中推导出选择性注意。尽管如此,它对总体经济的预测仍可能与完全信息模型有很大差异。
有限理性和行为经济学允许更广泛地偏离理性预期,包括根据近期观测结果进行外推、对显著新闻反应过度,或对经济运行模型的认知存在持续差异。诊断性预期模型和基于经验的预期模型探讨了为什么某些事件会被赋予不成比例的权重。实验与调查研究则考察,相对于新获得的信息,预测的修正幅度究竟过小还是过大,以及这些模式在家庭、企业和专业预测者之间是否有所不同。
因此,实际建模时的选择,并不只是完全准确的预测与任意错误之间的二选一。不同模型的区别在于经济主体知道什么、如何获取信息、如何处理信息,以及其预测规则最终是否收敛。理性预期仍然是明确表述和检验这些机制的参照基准,而学习模型和注意力模型则将预期的形成明确纳入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