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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宏观经济与政策 / real-business-cycle-theory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实际冲击及家庭和企业的最优化反应解释经济波动,强调生产率、资本积累与劳动供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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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一种理论框架,将生产、消费、投资和就业的波动解释为经济对实际经济环境变化所作出的均衡反应。在其经典形式中,主要扰动来自生产效率的变化,家庭和企业通过价格灵活的竞争性市场调整决策。“实际”一词用于将这类扰动与源于货币或名义支出变化的扰动区分开来,并不意味着该理论认为其他有关经济波动的解释都是虚构的。

20世纪80年代初,芬恩·E.基德兰德、爱德华·C.普雷斯科特、小约翰·B.朗、查尔斯·I.普洛瑟等人的研究使这一理论框架产生了广泛影响。其核心方法论创新在于构建明确设定的动态经济模型,为模型参数赋予数值,并将模型模拟出的波动与实际观测到的经济周期进行比较。这使经济周期研究从考察总量统计关系,转向对以跨期选择和市场均衡为核心构建的经济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早期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最鲜明的实质性主张,尤其是技术冲击占主导地位、周期性就业变化具有经济效率等论断,至今仍存在争议。不过,其分析框架已成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建模的基础,其中也包括引入价格黏性、融资约束以及其他与原始理论截然不同的机制的模型。

思想渊源与历史发展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将此前相对独立的两种研究传统结合起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短期波动分析。索洛—斯旺模型通过资本积累、劳动投入和技术来解释长期产出。最优储蓄模型则明确刻画了家庭的跨期选择。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将不确定性扰动引入这一增长框架,并考察由此产生的均衡变动是否类似于现实中的经济周期。

另一项影响来自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理性预期和内在一致的决策行为的强调。早期的均衡经济周期模型,包括小罗伯特·E.卢卡斯等人提出的模型,往往通过不完全信息机制赋予货币扰动重要作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保留了最优化行为与均衡分析,但将波动的主要来源转向实际扰动。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即使不存在对货币信号的误判、名义支出不足或市场未能出清,经济也可能陷入衰退。

1976年提出的卢卡斯批判也塑造了这一研究纲领。卢卡斯指出,在一种政策体制下估计出的统计关系,可能会随着政策规则的改变而变化,因为私人部门的决策取决于其对这些规则的预期。因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者力求建立以偏好、技术和约束条件表述的模型,而不是仅仅依赖总量变量之间的历史相关性。这类模型旨在支持反事实政策分析,但其中被认为具有结构性的参数是否足够稳定,仍是一个有待实证检验的问题。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年发表的论文《建设时滞与总量波动》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文将随机技术变动、资本积累、劳动与闲暇之间的选择,以及投资项目投入生产前的时滞结合起来。朗和普洛瑟1983年发表的论文《实际经济周期》则展示了扰动如何在一个由生产和投入品采购联系起来的多部门经济中传导。这些论文虽然在结构上有所不同,但都确立了将波动视为动态竞争体系运行结果加以研究的重要性。

这一研究纲领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加里·汉森1985年的模型引入了不可分割劳动,以产生幅度更大的总工时变动。罗伯特·金、普洛瑟和塞尔吉奥·雷贝洛1988年的研究阐明了增长、偏好与经济周期动态之间的关系。普雷斯科特1986年发表的《理论先于经济周期测度》对这一量化研究方法作出了影响尤为深远的阐述。2004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因在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及经济周期驱动力方面对动态宏观经济学作出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基准经济

标准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包含家庭、企业、生产技术以及决定生产率变化的过程。代表性家庭提供劳动、消费商品并积累生产性资本。“代表性”是指在建模时,将总量决策视为由单一决策者作出;这是一种加总假设,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家庭完全相同。在最简单的版本中,经济中只有一种最终产品,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投资。

家庭选择消费 CtC_t、工作时数 NtN_t 和下一期资本 Kt+1K_{t+1} 的时间序列,以最大化预期终身效用:

max⁡E0∑t=0∞βtu(Ct,1−Nt),0<β<1.\max E_0\sum_{t=0}^{\infty}\beta^t u(C_t,1-N_t), \qquad 0<\beta<1.

其中,E0E_0 表示以初始信息为条件的期望,β\beta 用于对未来效用进行贴现,可支配时间被标准化为一。效用函数衡量消费和闲暇带来的效用。一个常用的示例设定是,将消费的对数效用与闲暇的效用项相结合,不过,采用其他偏好设定会显著改变定量结果。

企业的生产活动由生产函数描述,通常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

Yt=AtKtαNt1−α,0<α<1.Y_t=A_tK_t^\alpha N_t^{1-\alpha}, \qquad 0<\alpha<1.

其中,YtY_t 为产出,AtA_t 衡量生产效率,KtK_t 是本期开始前已安装到位的资本。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雇用劳动并租用资本,直到要素价格等于各自的边际产出。因此,实际工资为 (1−α)Yt/Nt(1-\alpha)Y_t/N_t,资本的租赁回报为 αYt/Kt\alpha Y_t/K_t。这些条件将家庭的决策激励与经济中可利用的生产机会联系起来。

资源约束和资本动态方程如下:

Ct+It=Yt,C_t+I_t=Y_t,
Kt+1=(1−δ)Kt+It,K_{t+1}=(1-\delta)K_t+I_t,

其中,ItI_t 为投资,δ\delta 为折旧率。模型可以加入政府购买、调整成本、存货或对外贸易,但这些并非其基本机制所必需。均衡由一组价格和决策构成,它们同时满足家庭最优化、企业最优化、市场出清以及相关的动态演化规律。

这些假设有意排除了若干可能引发波动的因素。在基础模型中,既没有非自愿失业的劳动者,也没有限制放贷的银行,更没有无法调整价格的企业。在适当的竞争条件下,且不存在扭曲时,也可以通过求解社会规划者问题来得到模型中的资源配置。这种等价关系简化了计算,同时也凸显了基准模型所蕴含的很强的福利结论:由分散决策产生的这些波动,也可能是面对生产可能性变化时具有约束效率的反应。

生产率冲击与波动的传导

典型的扰动是技术冲击,即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发生意外变化。一种常见的设定是

log⁡At=(1−ρ)log⁡Aˉ+ρlog⁡At−1+εt,\log A_t=(1-\rho)\log\bar A+\rho\log A_{t-1}+\varepsilon_t,

其中,Aˉ\bar A 为基准生产率水平,∣ρ∣<1|\rho|<1,εt\varepsilon_t 为均值为零的新息。当 ρ\rho 为正时,冲击具有持续性。包含长期技术增长的模型通常将这一过程用于剔除确定性趋势后的生产率,或者改用随机趋势设定。

有利的生产率新息会增加现有资本和劳动所能实现的产出。它通常会提高这两种投入的边际产出,从而提高实际工资和投资的预期回报。当劳动的生产效率异常高时,家庭有动力增加劳动,并通过资本积累将一部分新增资源转移到未来。由于未来持有更多资本变得更有价值,投资往往会作出强烈反应。

这些反应并非仅凭生产率提高就必然出现。生产率提高也会增加财富,这可能使家庭希望享有更多闲暇,从而减少劳动供给。终身可支配资源增加会带动消费上升,但由于家庭会将收益分摊到不同时期,消费的变动幅度通常小于产出的变动幅度。具体的数量结果取决于冲击的持续性、偏好、调整成本以及初始资本存量。持续性扰动与暂时性扰动可能引发消费、投资和劳动的不同组合变化。

资本积累使扰动的影响延续到其发生期之后。即使生产率开始回归基准水平,扩张期间形成的新增资本仍可继续影响产出和要素价格。投资调整成本和建设时滞可能进一步延长这一过程。在多部门模型中,一个行业的扰动可能改变其他行业的中间品和投资品需求,并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所刻画的关联产生总量效应。

必须区分冲击本身的持续性与模型内部机制所产生的持续性。如果假定生产率会在许多个季度内保持高位,那么产出反应持续较长时间,本身并不能证明模型具有强大的内生传导机制。一个核心的定量问题是:持续性有多少来自所假定的扰动过程,又有多少来自资本积累、劳动调整和生产关联。

其他实际扰动也可以纳入同一框架。政府购买、税率、能源可获得性、投资效率或国家间贸易条件的变化,都可能改变均衡经济活动。这些扩展保留了经济波动源于对实际条件作出最优化反应这一思想,同时弱化了一个更狭义的命题,即单一的总量技术过程是经济波动的主导原因。

跨期选择、劳动供给与就业

家庭最优化的两个条件可以解释基准模型的大部分运行特征。第一个条件决定消费在不同时期之间的配置:

uC(t)=βEt[uC(t+1)(1−δ+rt+1K)],u_C(t)=\beta E_t\left[ u_C(t+1)\left(1-\delta+r^K_{t+1}\right) \right],

其中,uC(t)u_C(t) 是当期消费的边际效用,rt+1Kr^K_{t+1} 是下一期的资本租金率。这一欧拉方程比较了两种选择:现在多消费一单位,或者将这一单位用于投资,并在以后消费由此获得的资源。预期回报越高,推迟消费通常就越有吸引力,但这一反应的强弱取决于家庭在不同时期之间替代消费的意愿。

第二个条件决定消费与闲暇之间的选择:

uℓ(Ct,1−Nt)uC(Ct,1−Nt)=wt,\frac{u_\ell(C_t,1-N_t)}{u_C(C_t,1-N_t)}=w_t,

其中,uℓu_\ell 是闲暇的边际效用,wtw_t 是实际工资。家庭会不断放弃闲暇,直到闲暇的边际价值等于通过工作所能获得的消费价值。这是一个边际替代率条件。这两个方程共同将就业与当期工资、预期未来回报以及终生资源联系起来。

工资提高会产生方向相反的两种作用。替代效应使闲暇变得更加昂贵,从而鼓励工作;收入效应则使更加富裕的家庭能够购买更多闲暇。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要解释工时显著的顺周期性,就需要相关的替代反应足够强。因此,劳动供给的弗里施弹性是一个关键参数;它衡量的是在财富边际效用保持不变时,工时对工资变化的反应程度。

一个主要批评是,许多微观经济研究推算出的弹性,尤其是针对持续就业的壮年男性工时的研究所推算出的弹性,往往低于简单总量模型所需的水平。不过,两者并不能直接比较。总劳动投入的变化既来自就业者工时的调整,即集约边际,也来自人们进入或退出就业状态,即广延边际。税收激励、家庭构成、工作的固定成本以及劳动参与决策,也会影响个体行为与总工时之间的对应关系。

理查德·罗杰森于1988年对不可分劳动的分析,以及汉森此前的定量应用,表明固定工作时长安排和以抽签方式分配就业机会,如何能够在个人工时弹性不高的情况下,产生具有很高弹性的总劳动供给。在这些模型中,调整主要通过就业人口比例的变化来实现。这一加总结果依赖特定的保险和配置安排,并不能证明现实中的就业波动是自愿的,或相关风险得到了充分保障。

基础模型也没有单独刻画求职过程。其中的非就业状态属于闲暇,而不是常规统计口径下的失业;后者指没有工作、有条件工作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所处的状态。搜寻与匹配扩展模型引入职位空缺、招聘成本和议价,以研究岗位创造与岗位消失。这些模型将实际经济周期框架与劳动力市场流动联系起来,同时也引入了无摩擦基准模型中不存在的额外机制和效率问题。

测度、去趋势与校准

实际经济周期研究将定量测度视为模型构建的一部分。一项基本的研究工作是选定参数、求解经济模型、模拟生成人工数据,并将模拟序列与实际观测到的产出、消费、投资、工时、工资和生产率进行比较。比较中常用的指标包括标准差、与产出的相关系数以及序列相关系数。目的不只是生成波动,而是同时再现多种变量关系。

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将增长与周期分离。战后产出和消费通常呈上升趋势,而模型对经济周期的预测涉及的是围绕增长路径的偏离。研究者采用过确定性趋势、一阶差分、频域方法以及霍德里克—普雷斯科特滤波。最后一种方法通过最小化下式来确定平滑趋势 τt\tau_t:

∑t=1T(yt−τt)2+λ∑t=2T−1[(τt+1−τt)−(τt−τt−1)]2.\sum_{t=1}^{T}(y_t-\tau_t)^2+ \lambda\sum_{t=2}^{T-1} \left[(\tau_{t+1}-\tau_t)-(\tau_t-\tau_{t-1})\right]^2.

对于季度数据,惯例是取 λ=1600\lambda=1600。滤波器的平滑参数及其在端点处的表现会影响测得的周期,因此,滤波后呈现的共同变动并非原始序列中独立于所用方法的固有性质。

模型校准利用所评估的特定周期关系之外、或范围比这些关系更广的证据来设定参数值。资本在生产中的份额可参考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收入份额。折旧率可依据资本存量估计来确定,贴现因子可联系长期收益率来设定,劳动偏好则可依据平均时间分配或微观经济证据来确定。生产率过程通常根据测算出的生产率残差进行估计。

用于教学演示的季度模型常将 α\alpha 设为接近三分之一,β\beta 设为接近 0.990.99,δ\delta 设为约 0.020.02–0.0250.025。这些并不是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通用的常数。其含义取决于资本是否涵盖住房、耐用消费品、公共资本或无形资产,收益率按税前还是税后口径衡量,以及经济模型采用离散时间还是连续时间。针对自雇者所作的劳动收入调整,也会影响测得的要素份额。

设定参数后,研究者通常在稳态或平衡增长路径附近对均衡条件作近似。一阶近似得到的方程组描述了各变量如何对预定资本和当期冲击作出反应。随后,通过反复模拟得到模型统计量的分布,从而可以将观测统计量与模型生成的取值范围进行比较,而不是仅与单个人工样本比较。

校准不同于用同一组总体观测数据进行拟合、以估计全部参数的做法。不过,它并不能消除统计不确定性。取自其他研究的参数可能不够精确,也可能不适用于模型采用的定义。后来的定量宏观经济学越来越多地将校准与基于似然、贝叶斯方法或矩的估计方法相结合。敏感性分析仍然不可或缺,因为不同的偏好设定和测度口径可能产生相近的平均数量水平,却带来截然不同的周期性反应。

定量研究的成果与实证局限

战后发达经济体数据中的若干规律,为实际经济周期建模提供了依据。消费、投资和劳动工时通常与产出同向变动。投资的波动幅度通常远大于产出,而广义消费总量的波动幅度则较小。劳动投入是生产波动的重要来源,产出偏离趋势的状态也具有持续性。这些特征的具体幅度取决于国家、样本时期、数据频率以及去趋势方法。

基本模型为其中部分现象提供了统一的解释。消费平滑抑制了消费的波动;资源的暂时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由投资吸收;生产率的持续性和积累起来的资本则使产出的反应得以延续。因此,单一扰动就能使多个总量变量共同变动,无须在每个行为方程中分别引入互不相关的冲击。这种统一解释能力是该研究纲领的一大吸引力。

然而,同时拟合就业和工资的表现被证明更为困难。强烈的生产率冲击会直接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从而倾向于使工资、劳动生产率与产出之间形成紧密联系。但从观测结果看,实际工资的周期性并不像这一简单解释所暗示的那样一致。为了在不引起不合理的大幅工资波动的情况下,生成劳动工时的大幅变化,研究者引入了不可分劳动、可变利用率、家庭生产和其他偏好设定。

成功复现选定的统计矩,并不能证明模型已经识别出经济周期的真正成因。不同机制可能产生相似的标准差和相关系数。例如,在一个由需求扰动驱动的模型中,如果企业调整劳动努力程度或产能利用率,测得的生产率就可能呈现顺周期性。因此,生产率驱动模型与需求驱动模型可能同样拟合某些总量统计矩,却对政策或就业的反应作出不同预测。

更具辨别力的检验会考察时间顺序、条件反应、其他变量,或估计样本以外的证据。冲激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其他扰动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在受到某一特定冲击后如何演变。研究者将这些反应与利用识别约束、外部工具变量或历史事件得到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与无条件相关性相比,这类检验更直接地针对作用机制,但其结论取决于实证分析是否正确识别了冲击。

研究的适用范围也很重要。复现战后幅度适中的经济波动,与解释金融恐慌、战时动员或大萧条并不是一回事。采用新古典框架的研究也考察过这些事件,但往往需要引入额外的扰动或制度变化。在某个样本中取得的定量拟合成果,不能自动推广到以金融体系失灵、政策体制变化或大规模失业为核心特征的时期。

生产率余值与技术的识别

如何从实证角度解释生产率,是这一理论中争议最大的议题之一。在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经济中,常规增长核算将 索洛余值 定义为:

Δlog⁡At=Δlog⁡Yt−αΔlog⁡Kt−(1−α)Δlog⁡Nt.\Delta\log A_t = \Delta\log Y_t -\alpha\Delta\log K_t -(1-\alpha)\Delta\log N_t.

它是测得的产出增长中,无法由测得的资本和劳动的加权增长解释的部分。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它衡量的是 全要素生产率 的变化。但仅凭这种构造方式,并不能将它视为对技术创新的直接观测。

测得的投入可能与有效投入存在显著差异。工厂可以增加班次、延长机器运转时间,而记录在册的设备存量并无变化。雇员的工作强度可能提高,而工时数据未必能反映努力程度的变化。如果设备利用率和劳动努力程度在经济扩张期间上升,却未被计量,那么即使生产技术没有变化,余值也会上升。劳动力构成的变化,以及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可能造成进一步的偏差。

市场结构同样重要。在存在价格加成、规模报酬递增或要素份额变化的情况下,常规核算所用的收入权重未必等于相应的产出弹性。罗伯特·霍尔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研究强调,一旦生产偏离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对生产率余值的解释就会变得复杂。此后,苏桑托·巴苏、约翰·弗纳尔德等学者开展研究,提出了针对利用率、加总和市场不完全性的调整方法。这些调整往往会同时改变测得的技术变动幅度及其周期性特征。

负向生产率冲击还带来了另一个解释上的问题。技术知识通常不会随着每一次产出收缩而消失。然而,能源供应中断、重组成本、监管变化、供应关系中断或其他实际约束,仍可能导致测得的生产效率下降。这些扰动可能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但如果将它们统称为“技术”,就有可能使这一假说的涵盖范围过于宽泛,以至于无法检验。一个设定严谨的模型必须区分工程技术进步与现有技术使用条件的恶化。

乔迪·加利于199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利用长期约束识别技术冲击,对该理论提出了具有影响力的实证挑战。该研究发现,有利的技术冲击发生后,劳动工时可能下降,这与许多标准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设定中的反应相反。后续研究表明,这一结果对工时采用水平值还是差分形式建模、样本选择以及识别策略都较为敏感。此外,一些价格灵活的模型也可以通过较强的财富效应或其他调整,产生工时下降的结果。

由此引发的争论区分了两个有时会被混为一谈的命题:一是技术会影响经济活动,二是技术冲击能够解释大部分周期性波动。支持前者的证据并不能确立后者。要估计技术冲击对周期性波动的解释程度,就必须以可信的方法,将技术与需求、利用率、政策及测量方面的扰动区分开来。

效率、稳定化政策与福利

基准模型的福利含义源于其假设,而非仅仅源于波动的存在。在不存在扭曲的竞争性经济中,家庭和企业会对生产机会的变化作出最优反应。不利冲击之后产出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源配置无效率。如果劳动的生产率下降,减少劳动供给和投资可能就是可行的最优调整的一部分。

在相关条件成立时,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将竞争均衡与帕累托效率联系起来。这并不意味着冲击本身是可取的。即使应对技术恶化的反应是有效率的,技术恶化仍可能降低福利。效率也不意味着每个家庭都能免受损失:代表性家庭的模型结构抽象掉了分配冲突以及不同家庭受冲击程度的差异。

因此,政策上需要区分的是:改变根本约束,还是阻止经济对这一约束作出最优反应。在不利的生产率冲击之后,强行使生产恢复到原有水平的政策,相对于新的条件而言,可能要求过度的劳动投入或投资。不能仅仅因为观测到的产出低于某条统计趋势,就认定它低于经济上适当的目标。相关的产出缺口取决于对可行且有效率的生产所建立的模型,而不只是某种平滑处理方法。

基本模型并未赋予货币任何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它本身无法解释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这是基准模型适用范围的局限,并不是货币扰动从不重要的经验证明。货币中性的结论取决于扩展后的货币模型的结构。一旦引入价格黏性、信贷约束或其他摩擦,名义政策就可能影响实际资源配置。

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确实为研究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框架。政府购买占用资源,可能产生负向财富效应,从而增加劳动供给,同时挤出私人部门对产出的使用。扭曲性的劳动税和资本税会改变边际激励。由此产生的财政乘数取决于支出的融资方式、持续性、偏好,以及公共支出是否有助于提高家庭效用或生产能力。并非所有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都意味着同一个乘数。

因此,主张有限度地实施稳定化政策,是有条件的。外部性、保险不完备、搜寻摩擦、市场势力或借贷约束,都可能使效率结论不再成立。同样,旨在应对波动的政策本身也可能引入扭曲或承诺问题。评估一项政策,既需要明确它所针对的市场缺陷,也需要明确它所引发的行为反应;基准模型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这些假设明确地呈现出来。

向开放经济、生产网络和金融领域的拓展

国际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将资源配置问题扩展到多个国家。这类模型研究各国特有的生产率冲击和共同的生产率冲击如何影响产出、消费、投资、贸易差额及国际借贷。持有外国资产使一国能够将国内支出与国内生产分离,因此,封闭经济中的条件 Ct+It=YtC_t+I_t=Y_t 便转变为还包含净出口、并在适用时包含政府购买的资源约束。

其中一个重要结论涉及国际风险分担。在国际资产市场完备且偏好满足适当条件的情况下,各国消费应当高度同步变动,因为家庭可以通过保险安排分散各国特有的收入风险。戴维·巴克斯、帕特里克·基霍和基德兰德在1992年的研究《国际实际经济周期》中指出,模型所预测的消费高度同步变动,与数据中通常呈现的产出同步性相对更强的现象之间存在矛盾。这后来被称为国际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相关性之谜或数量之谜。

不完备资产市场、消费和投资中的本国偏好、非贸易品以及国际生产联系,都会改变上述预测。在小型开放经济中,国外利率和贸易条件冲击可能是重要的真实驱动因素。一个出口大宗商品的国家,其购买力可能发生巨大变化,而国内生产的技术效率并未相应改变。这些情况说明,真实冲击框架所涵盖的范围,比以总量技术冲击解释经济波动更广。

多部门模型考察特定行业的冲击如何沿生产网络传导。一种广泛使用的中间投入品出现短缺,可能会降低下游产出;而投资需求扩张,则可能使资本品生产者获得格外显著的收益。部门间的替代可能性、在网络中的位置以及调整成本,共同决定了局部冲击究竟影响有限,还是会产生总量层面的后果。这些机制发展了朗和普洛瑟的多部门分析思路,并将现代经济周期分析与供应链中断问题联系起来。

金融领域的扩展放宽了这样一个假设:企业期望进行的投资总能按统一的市场回报率获得融资。抵押品约束、监督成本和借款人的净资产状况,都可能放大真实冲击。资产价值下降可能削弱借款能力、压低投资,并进一步拉低资产价格。包含此类机制的模型与金融加速器和信贷周期研究有所交叉,而并非完全属于最初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传统。

这些扩展不仅改变了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也改变了对结果的解释。如果金融约束或生产外部性十分重要,均衡反应就未必具有效率。如果冲击源自信贷供给而非生产率,那么这种解释便不再是经典的技术驱动型解释。原始框架之所以仍然有用,部分在于它能够充当一个便于对照的基准:各种扩展揭示了,要解释特定的观测现象,还需要引入哪些额外机制。

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分析框架上的共同之处,比两者对衰退的不同解释所呈现出来的更多。两者通常都设定具有前瞻性的家庭、追求利润的企业、随机扰动,以及受明确界定的摩擦约束的市场出清条件。两者都采用数值求解方法,并将模型所隐含的反应与数据进行比较。双方的分歧在于:哪些偏离无摩擦基准的因素不可或缺,以及哪些冲击驱动了现实中观察到的波动。

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在动态最优化经济中加入了垄断竞争和名义价格刚性。由于并非所有价格都会立即调整,货币政策便会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生产率扰动仍然重要,但其对就业的影响可能不同于价格灵活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如果生产率提高而需求调整缓慢,企业起初可能用更少的工时就能生产出所需的产出。从长期资源利用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进步是有利的,但它也会引发受名义刚性影响的短期就业反应。

在许多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价格灵活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仍然十分重要。它为“自然”产出和自然实际利率提供了一种定义,使实际结果有了比较基准。如果仍然存在加成定价、税收或其他实际扭曲,这种自然配置未必有效率。作出这一区分,可以避免将价格灵活不当地等同于理想经济。

现代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经常将技术、政府支出、投资效率、货币政策、风险溢价和价格加成等方面的扰动结合起来,也会引入资本调整成本、习惯形成、可变的资本利用率和劳动力市场摩擦。这些模型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方法,但不一定赞同其最初的主张,即经济主体对技术变化作出的竞争性反应能够解释大多数经济周期。采用共同的数学语言,不应被误认为得出了相同的因果结论。

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了对金融中介、银行资产负债表、杠杆和非线性约束的深入研究。采用代表性主体和无摩擦资本市场的基准模型,无法直接描述挤兑、违约或具有约束力的融资限制。此后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将这些机制纳入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并发展出包含异质性家庭的模型;在这些模型中,家庭的消费反应取决于其流动性财富和信贷可得性。

一些方法论问题仍在持续探讨之中:如何独立于模型识别冲击,如何区分相互竞争的传导机制,如何考虑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差异,以及如何在构建模型所用的样本之外评价模型。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确立了严谨的跨期均衡建模方法,使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究竟应通过技术、名义需求、金融扰动,还是相互作用的多种机制来理解某次衰退,仍然是一个实证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仅凭基准模型能够再现某些选定的总量相关关系还不够,还需要更多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