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函数是一种函数,它为各个备选方案赋予数值,使数值的大小顺序反映决策者的偏好。如果决策者更偏好某个方案,该方案就获得更高的效用值;决策者认为无差异的方案则获得相同的数值。在经济学中,备选方案可以是商品组合、不确定的前景、消费路径,也可以是涉及闲暇、健康、环境质量及他人处境的结果。
效用函数在微观经济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因为它能将关于偏好的假设转化为约束条件下的选择模型。这些模型有助于解释消费者需求、储蓄、劳动供给、保险和策略互动。效用值不一定衡量快乐或幸福:在通常的消费者理论中,它们一般只表示偏好的排序,而不是可度量的满足程度。期望效用理论赋予效用值更强的解释,而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比较则需要额外的假设。
效用函数的数学性质及其允许的变换取决于它所表示的内容。描述确定性消费组合之间选择的函数,不能与描述对彩票型随机方案态度的函数互换使用;两者也都不会自动构成社会福利的度量。这些区别决定了效用函数应如何构建、估计和应用。
历史发展与序数转向
效用概念的出现早于其现代数学表示。杰里米·边沁于1789年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将快乐与痛苦视为评价行为和制度的基础。这一哲学纲领不同于后来以偏好为基础的经济学:它试图阐明福利,而不只是用数值表示观察到的选择。尽管如此,它仍推动了效用成为讨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重要概念。
丹尼尔·伯努利于1738年对风险选择和圣彼得堡悖论的分析,是早期运用数学研究效用的一个例子。伯努利提出,应通过货币结果所带来的效用,而非其货币期望值来评价这些结果。他采用的对数形式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同样增加一单位财富,对富人的意义小于对穷人的意义。这是期望效用理论的重要先声,但尚未提供后来形成的公理化基础。
在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中,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莱昂·瓦尔拉斯将边际估值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采用数学表述,门格尔则主要采用文字论述。随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将边际效用与供给、成本和市场调整结合起来。早期边际主义的讨论常使用暗示满足程度可以计量的措辞,但解释需求所必需的理论条件逐渐减少。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于1881年出版的《数学心理学》发展了运用无差异曲线的几何方法。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推动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需求理论可以从偏好排序出发,而无须测量心理感受的强度。约翰·希克斯与R. G. D. 艾伦于1934年发表的论文,以及希克斯随后于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巩固了序数消费者理论。在这一框架中,关键信息在于:与另一个消费束相比,某个消费束是更受偏好、较不受偏好,还是无差异。
另一条发展脉络涉及不确定性。约翰·冯·诺伊曼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于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为彩票上的期望效用提供了公理化基础。伦纳德·萨维奇于1954年出版的《统计学基础》将分析扩展到涉及主观不确定性的选择。这些发展并未逆转一般消费者理论中的序数转向,而是确立了不同选择领域适用不同数值结构这一点:任意严格递增变换都能保持确定性选项的偏好排序,而期望效用表示则只允许正仿射变换。
偏好与数值表示
设 为备选方案的集合,用 表示对 的偏好至少不低于对 的偏好。当满足以下条件时,效用函数 就表示了这一关系:
严格偏好记作 ,对应于 ,而无差异则对应于效用值相等。这一定义关注的是备选方案的排序,而非形成该排序的原因。偏好可以涵盖物质消费、道德承诺、便利性或对他人的关切。
两个标准的一致性假设是完备性和传递性。完备性要求,对任意 和 , 或 至少有一个成立,也可以同时成立。传递性要求,若 且 ,则 。两者共同定义了一个完全预序关系。在有限的选择集上,这种关系总能用实数表示:可以将彼此无差异的备选方案归为一组,再按照偏好从低到高的顺序为各组赋予递增的数值。
对于无限选择集,则需要更加谨慎。仅凭完备性和传递性,并不能保证在所有定义域上都存在实值表示。对于有限维欧几里得空间中的消费集,偏好的连续性是一项标准的附加条件,可用来保证连续表示的存在。直观地说,连续性排除了商品组合发生任意微小变化时,偏好突然逆转的情形。热拉尔·德布鲁在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在明确的拓扑假设下确立了一些影响深远的表示定理。
字典序偏好说明了这些限定条件为何重要。假设一个人无论商品2的数量有多少,总是偏好更多的商品1,只有在商品1的数量相同时才考虑商品2。这种排序具有完备性和传递性,但在通常的两种商品定义域上无法用连续效用函数表示。在整个正方形 上,它甚至不存在任何实值效用表示。有限近似可以模拟这种优先次序,却无法复现其精确的数学结构。
通常的效用表示是序数性的。如果 表示某种偏好,而 在其值域上严格递增,那么 也表示相同的偏好。例如, 和 对各商品数量均为正的商品组合给出的排序完全相同。因此,效用值为20通常并不意味着其满足程度是效用值为10时的两倍。效用的差值、比值或零点也都没有内在含义。理解这种变换的自由度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区分哪些结论取决于偏好本身,哪些仅仅取决于所选用的数值表示方式。
几何性质、边际效用与替代
对于一个商品组合 ,效用函数为整个商品组合赋予一个数值。在两种商品的图示中,无差异曲线由满足 的商品组合构成。更一般地说,无差异曲面是该函数的一个等值集。在两种商品都是越多越好的常规假设下,越靠右上方的曲线代表越受偏好的商品组合。如果无差异曲线对应于同一一致偏好排序下真正不同的效用水平,它们就不可能相交。
当效用函数可微时,商品 的边际效用为
其正负号可以表明,增加某种商品的数量是否会使商品组合变得更好。然而,其大小取决于所采用的效用表示。严格递增变换会改变导数,却不改变偏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边际效用递减通常不是序数性质:数值指标的曲率可以发生变化,而所有偏好排序保持不变。
边际替代率则有所不同。当相关导数存在且 时,无差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为
它描述了在局部范围内,增加一单位商品1可以补偿多少商品2的减少。对效用函数施加导数严格为正的可微变换时,分子和分母中共同的变换因子会相互抵消。因此,边际替代率描述的是偏好本身的几何性质,而非任意选取的效用尺度。
凸偏好以一种精确的方式表达了相较于极端组合更偏好混合组合的倾向:由所有至少与某个给定商品组合一样好的组合构成的上轮廓集是凸集。表示凸偏好的效用函数是拟凹函数。严格凸性强化了这一条件,通常有助于确立最优商品组合的唯一性。凸性并不意味着任意混合组合都严格优于两个端点;它意味着,同样受偏好的商品组合混合后不会变差,而在严格凸性下,只要这些组合不同,混合后的组合就会更好。
凹性是某个特定效用表示所具有的更强性质。每个凹效用函数都是拟凹的,但拟凹函数未必是凹函数。例如, 在正象限上是拟凹的,却不是凹函数,而其等价表示 则是凹函数。这一区别在数学优化中很重要:凹性能够支持强有力的充分性结论和计算结果,但序数消费者理论通常只要求偏好具有较弱的几何性质。
常见函数形式
经济学家选择不同的函数形式,以表达特定的替代模式,并使模型易于求解。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的形式为
这些指数可以归一化,使其总和为一,而不改变函数所表示的偏好。在价格和收入均为正的条件下,其需求的内点解将总支出的 分配给商品 。这种支出份额恒定的性质虽然方便,却也具有局限性:实际支出模式往往会随收入发生系统性变化。
线性函数
表示边际替代率恒定的完全替代品。若 ,在商品可任意分割、购买数量不受限制且没有其他商品的假设下,全部支出都会用于商品 1。若这两个比值相等,则预算线上的每一个可负担商品组合都是最优的。相比之下,列昂惕夫形式
表示按固定比例消费的完全互补品。当其中一种商品构成制约时,仅增加另一种商品的数量并不会提高效用。由此得到的无差异曲线具有折点,而不是平滑的切点。
不变替代弹性(CES)函数族将几种常见情形联系起来:
在标准的凸偏好情形下,,其中零值情形通过极限定义。替代弹性为 。当 时,其极限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当 时,趋近于完全替代品情形;当 时,在适当的归一化下趋近于固定比例形式。CES 设定使研究者能够在不改变模型整体数学框架的情况下调整商品之间的可替代程度。
准线性效用,如 ,对于计价商品 是线性的。如果计价商品的价格为一,且其消费量始终处于内点,则对 的需求不存在收入效应。这使得该形式适用于局部均衡分析和以货币衡量的福利分析。这一限定条件很重要:当计价商品消费量的非负约束成为紧约束时,收入效应可能重新出现。
这些设定包含实质性限制,而不仅仅是便利的数学表示。柯布—道格拉斯偏好、线性偏好、列昂惕夫偏好和标准 CES 偏好都具有位似性,因此收入扩展线是从原点出发的射线,在价格不变时,收入增加不会改变消费比例。相比之下,包含基本生存需求的函数形式可以产生随收入变化的支出份额。因此,函数形式的选择会影响对替代品与互补品、分配反应以及重大政策变动效应的预测。
消费者选择、需求与对偶性
标准的消费者问题是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
其中, 是由正价格组成的向量, 是消费者可用于支出的金额。连续性保证了效用函数在由此形成的紧预算集上存在最大值。局部非饱和性则保证最优选择会用尽预算。这两个假设都不要求将效用视为一种心理量。
在满足正则条件的可微内点最优解处,一阶条件意味着,对每一种被消费的商品,都有
因此,各种商品每单位支出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边际替代率也等于相应的价格比。乘子 是以所选效用单位衡量的、放宽预算约束的影子价格。如果效用的表示方式发生变化,其数值大小也会随之改变。对于角点解或存在折点的偏好,则需要采用不等式条件或直接比较;常见的相切条件并非普遍适用。
最优消费组合定义了马歇尔需求,又称普通需求,记为 。将其代入效用函数,便得到间接效用函数: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将达到指定效用水平所需的支出最小化:
这一问题的最优解就是希克斯需求,又称补偿需求。在标准条件下,这两个最优化问题互为对偶:只要满足局部非饱和性及相关可行性条件,达到收入 所能实现的效用水平所需的最低支出,就等于 。
对偶性可以导出一些重要的实证与理论恒等式。在满足可微性条件时,根据谢泼德引理,补偿需求等于 。罗伊恒等式则可以从间接效用函数中还原普通需求:
随后,斯勒茨基方程将价格变动引起的需求反应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这解释了为什么某种商品涨价通常会促使消费者转向其他商品,而价格变动对需求的总效应,还取决于购买力下降如何改变消费。
支出函数还可以为福利变化提供精确的货币度量。补偿变差衡量的是,在某项变化发生后,为恢复原有效用水平而需要调整的支出;等价变差衡量的则是按原有价格计算的相应支出调整。与直接计算效用差不同,这些指标以货币表示,并且在效用函数经过递增变换后保持不变。不过,将这些指标用于实证分析,仍然取决于偏好、初始资源以及所采用的参照价格。
期望效用与风险态度
在不确定条件下,备选方案可能是彩票,而非确定的商品组合。彩票为各个结果 赋予概率 。期望效用理论用以下形式表示偏好:
这里, 是针对结果的效用指标,而 用于评价彩票。关键假设并不是人们最大化期望货币收益,而是人们通过 评价各个结果,再以概率为权重,将所得数值线性加总。
冯·诺依曼—摩根斯坦表示可由适当彩票域上的一组公理推出,包括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和独立性。独立性要求:如果彩票 优于 ,那么将二者分别与同一个第三种彩票按相同比例混合后,这一偏好排序仍然保持不变。这一要求为效用关于概率的线性性质提供了依据。与普通的序数效用表示不同,期望效用指标仅在正仿射变换意义下具有唯一性,即 ,其中 。一般的递增非线性变换可能改变彩票之间的偏好关系。
对于货币结果,在期望效用理论中, 的凹性表示风险厌恶。由詹森不等式可得:
因此,与具有风险的财富分布相比,决策者至少同样偏好确定获得该分布的期望财富。确定性等价 满足 ,风险溢价则为 。这些定义区分了风险方案的价值与其平均货币收益。
肯尼斯·阿罗和约翰·普拉特提出了衡量风险厌恶的标准局部指标。绝对风险厌恶系数为:
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则为 。对于均值为零的小额货币风险 ,在满足这一近似所需的光滑性和小风险条件时,风险溢价近似为 。指数效用具有恒定绝对风险厌恶特征。幂效用具有恒定相对风险厌恶特征,对数效用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极限情形。
这些模型是分析保险、投资组合配置和金融风险分担的基础。对模型的解释取决于结果变量及其背景条件:针对最终财富的效用,并不必然等同于针对收益、消费,或扣除未投保风险后财富的效用。萨维奇的框架还在其自身公理体系下推导出主观概率。阿莱悖论、对模糊性敏感的选择等实证挑战表明,期望效用并非普遍适用的描述性理论,尽管它仍是一项基础性基准。
跨期效用与动态选择
许多决策涉及一系列随时间展开的结果,而非单期的消费组合。标准的时间可分离终身效用函数为
其中, 为消费, 为贴现因子。弗兰克·拉姆齐于1928年对最优储蓄的分析,以及保罗·萨缪尔森于1937年提出的贴现效用模型,是现代跨期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进展。在无限期模型中,需要额外的假设,以确保求和与最优化问题具有明确的数学定义。
指数贴现使相邻时点之间的相对权重保持不变。在偏好稳定且信息不变的条件下,它能够保证动态一致性:今天更受偏好的计划,在未来的决策时点到来时仍然更受偏好。这一结论针对的是贴现模式,并不是说实际计划永远不会改变。新信息、约束条件的变化或偏好的改变,都可能使决策者理性地作出不同的选择。
在一个具有内点解的简单确定性储蓄模型中,欧拉方程为
其中, 为实际利率。放弃一单位当期消费,会损失 的效用,但能为下一期提供 单位的消费。等式使这些边际价值达到平衡。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右侧变为包含未来边际效用和回报率的条件期望。借贷约束可能使这一等式变为不等式。
一种常见的单期效用函数形式为
当 时,。在标准的时间可加期望效用模型中, 衡量相对风险厌恶程度,而 是跨期替代弹性。这种关联具有局限性:对不确定消费的厌恶程度与在不同时点之间替代消费的意愿,在概念上是不同的。递归偏好模型能够将两者分离,其中包括20世纪8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爱泼斯坦—津偏好模型。
其他扩展模型则着眼于行为和制度特征。习惯形成使当期效用部分取决于过去的消费或某个参照存量。现时偏差模型赋予即时结果额外的权重,可能使同一决策者在不同时点的自我之间产生分歧。这些模型有助于分析储蓄、退休选择和承诺安排。在宏观经济学中,跨期效用还将家庭的消费和闲暇决策与资本积累、资产价格及经济周期反应联系起来;分析结果取决于模型如何刻画家庭异质性与市场不完备性。
策略互动与社会福利
效用函数可以表示涉及他人的结果。在博弈论中,每位参与者都有一个收益函数,用来评价所有参与者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收益不一定等于金钱,也可以涵盖付出的努力、地位、公平或他人的消费。对于仅涉及确定性结果的决策,序数排序可能就已足够。当参与者采取随机化策略,并通过期望效用评价收益时,正仿射变换能够保留相关的策略偏好,而任意递增变换通常不能。
在委托—代理问题的模型中,效用通常同时包含报酬带来的效用与努力带来的负效用。劳动者的效用可以写成 ,其中工资 带来价值,努力 则产生成本。如果努力程度不可观测,合约就必须同时满足激励相容条件和参与约束。风险厌恶使风险保障与激励之间产生权衡:与绩效挂钩的工资能够激励劳动者付出努力,却也会使其承担自身无法控制的风险。具体预测取决于信息条件、可采用的合约以及努力影响结果的方式。
仅凭个人效用函数,并不能确定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函数引入了一项额外规则,用于评价分配状况或政策结果。伯格森—萨缪尔森形式可以写为
加权功利主义形式对个人效用进行加权求和,而最大最小形式则以最低效用水平作为评价依据。这些公式对信息的要求各不相同。不能仅仅因为每个人的偏好都有序数效用表示,就认为将不同人的效用相加具有意义:任意改变效用的尺度,都可能使社会排序发生逆转。
帕累托效率通过考察能否在不使任何其他人境况变差的情况下改善某个人的境况,避开了部分人际比较。然而,许多差异极大的分配方案都可能具有帕累托效率。因此,这一概念既不能解决公平问题,也不能确定一个唯一最优的配置。福利经济学将这些效率条件与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排序所需的额外判断区分开来。
偏好的汇总还涉及另一项区分:一类是基于效用信息定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另一类是汇总偏好排序的社会选择规则。肯尼思·阿罗于1951年提出的不可能定理,讨论的是后一类规则在一组特定要求同时成立时所面临的限制;这些要求包括偏好组合不受限制、帕累托条件、无关选项独立性以及非独裁性。该定理并不是说所有集体决策程序都不可能存在。在应用性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支付意愿提供了一种以货币进行比较的方式,但由于支付意愿依赖于收入,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对分配保持中立的社会价值衡量标准。
估计、显示偏好与识别
效用通常无法直接观测。研究者通过观测选择、价格、预算和特征,探究哪些偏好模型能够产生这些观测结果。显示偏好理论由萨缪尔森于1938年开创,旨在不预先指定具体效用公式的情况下,寻找可检验的约束条件。如果消费者在有能力购买商品组合 时选择了商品组合 ,那么,在偏好稳定且选择集描述准确的条件下,这一观测便为“ 至少与 一样好”提供了证据。
西德尼·阿弗里亚特于1967年提出的定理,为有限数据的分析提供了一项强有力的结果。在标准的消费者选择情境下,满足广义显示偏好公理的数据集,可以由一个连续、单调且凹的效用函数来合理化。这一结果将行为的一致性、不等式组与效用表示联系起来,但并不能识别出唯一的心理效用函数。不同的函数可能同样能够解释完全相同的有限观测数据,而未观测到的行为仍可能只能得到部分确定。
对于离散的备选方案,研究者常使用随机效用模型:
其中, 是系统性成分, 则反映分析者未能观测到的因素。丹尼尔·麦克法登的条件逻辑斯蒂框架为这一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扰动项独立同分布、服从Ⅰ型极值分布,并进行适当的尺度归一化时,选择概率可表示为多项逻辑斯蒂形式:
这一模型广泛用于分析交通方式、产品、区位及其他离散选择。
识别需要进行归一化,因为给所有备选方案的效用加上同一个常数,并不会改变选择概率。除非施加额外限制,否则效用的尺度也无法与未观测扰动项的尺度分离。在涉及货币的选择模型中,即便绝对效用水平没有可解释的含义,估计系数的比值有时仍能识别出支付意愿。不过,这些比值仍取决于模型设定、价格效应的识别,以及对偏好异质性的处理。
估计还必须将偏好与约束条件及信息区分开来。一个人减少购买某种商品,可能是因为商品质量下降、获取变得困难、信念发生变化或收入减少,而非该商品对其本身的吸引力发生了变化。未观测到的质量可能使价格在统计上具有内生性。实验、重复观测,以及价格或可获得性方面具有可信来源的变动,有助于区分这些机制。仅有良好的模型拟合还不够:灵活的效用函数设定或许能够重现已观测到的选择,但在估计所依据的环境之外,其预测可能并不可靠。
行为层面的挑战与解释的限度
只有在偏好、信息和可行选项都明确给定时,传统的效用最大化框架才会对选择施加约束。对于任何一次单独的选择,往往都能在事后给出一种效用最大化的解释。这一框架的科学内涵来自对多次选择所施加的约束:例如,偏好排序保持稳定,对预算变化的反应具有一致性,或者仅凭有限数量的参数就能预测新情境下的行为。扩展模型以纳入所有情境特征,或许能提高描述的准确性,却也可能减少模型可供检验的推论。
行为经济学记录了对某些标准假设构成挑战的行为模式。将结果描述为收益还是损失,可能因框架效应而改变人们的选择。损失厌恶意味着,相对于某个参照点,同等大小的损失比收益具有更大的权重。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于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将参照依赖的价值评估与对概率的非线性处理结合起来。1992年发展出的累积前景理论对累积概率进行概率加权,能够处理范围更广的风险前景。其价值函数并不只是一个曲率不同的、以最终财富为自变量的普通效用函数。
依赖情境的选择也可能使稳定偏好的表示变得复杂。引入一个看似无关的选项,可能会改变人们在原有选项之间的选择;此时,注意力、比较过程或人们所感知的信息都可能发挥作用。有限理性强调信息处理和深思熟虑能力的局限。决策者可能采用经验法则,有选择地搜寻信息,或在找到可接受的选项时便停止搜寻。这类行为有时可以通过纳入信息成本或决策成本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来刻画,但这是一项需要实质检验的假说,并不意味着二者自然就能协调一致。
经济模型中的效用还必须与实际体验到的福祉区分开来。选择某个选项,并不能证明它按照所有评价标准都会带来更多快乐、更好的健康状况或更好的生活。选择可能反映错误的信念、习惯、承诺或约束。生活满意度调查和情绪体验指标所提供的信息,与需求数据不同。可行能力方法进一步区分了一个人拥有的资源、这些资源所带来的机会,以及最终实际实现的生活状态。
用一个代表性效用函数概括众多家庭时,也会出现相关问题。不能仅仅因为每个家庭都分别追求效用最大化,就认定这样的函数必然存在。精确加总要求偏好和资源分布满足严格的条件。即使总收入和价格保持不变,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仍可能改变总需求。因此,总量模型中使用的代表性主体效用函数通常是一项建模假设,而不是对社会偏好或社会福利的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