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年7月26日—1924年7月13日)是英国经济学家,也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经济学原理》于1890年首次出版,将需求、生产成本、价格和产业发展的分析整合为一个理论框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经济学教学。1885年至1908年,他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其间还推动了经济学成为独立的大学学科,并培养了一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马歇尔将古典经济学对生产、分配和长期发展的关注,与19世纪后期兴起的边际分析相结合。他最著名的贡献包括阐明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区分不同的调整时期、系统运用价格弹性,以及分析产业集中和外部经济。他将这些分析方法视为理解不断演变的社会的工具,而非一套完备、自成一体的数学体系。贫困、产业组织、教育以及实现经济进步的现实可能性,始终是他研究的核心议题。
早年生活与思想形成
马歇尔出生于伦敦伯蒙德西,父亲威廉·马歇尔是英格兰银行的职员,母亲名叫丽贝卡·奥利弗。他的父亲为他安排了严格的学习日程,并希望他日后成为神职人员。马歇尔就读于麦钱特泰勒斯学校,接受了扎实的古典教育,但他最突出的天赋在于数学。此后,他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并于1865年以数学荣誉考试第二名的成绩毕业。随后获得的学院研究员职位,为他探索更广泛的思想问题提供了基础。
他是逐步转向经济学的。19世纪60年代后期,他研习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同时开始质疑自己成长过程中接受的宗教信仰。在经济理论成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之前,他就已对心智活动、道德行为与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阅读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著作,以及考察劳动者的生活境况,使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促成智力与道德发展的物质条件。经济学为他提供了一种研究途径,用以探究为什么有些人拥有过上充实生活所需的资源,而另一些人却没有。
数学训练始终是马歇尔学术工作的根基,但他并不因此认为仅凭形式演绎就已足够。在德国旅行期间,他接触到了不同于当时英国主流的哲学与历史研究方法。他对工业区的走访,以及1875年的美国之行,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机器、企业组织和大型企业发展的兴趣。对实际生产与就业状况的观察,在他的经济学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技术与组织的变革不断改变着理论模型所描述的条件。
1877年,他与玛丽·佩利结婚。玛丽是一位经济学家,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并在那里教授经济学。按照当时学院关于已婚研究员的规定,马歇尔婚后必须辞去剑桥的研究员职位。同年,他出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兼政治经济学教授。1879年,夫妇二人共同出版了《产业经济学》,这是一部介绍生产、分配与交换的入门著作。
健康状况不佳是他于1881年离开布里斯托尔的原因之一。此后,他曾在国外休养并从事研究,随后于1883年至1884年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任教。1885年,他获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些早期经历使他的研究形成了一种始终贯穿其学术生涯的结合:运用数学分析,秉持伦理关怀,关注产业实践,并坚持认为,经济学结论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加以理解。
剑桥生涯、主要著作与学科制度建设
马歇尔在剑桥大学担任教授,为他重塑英国经济学提供了制度平台。当时,经济学教学仍隶属于以道德哲学和历史为主的课程体系,尚未形成完全独立的培养方案。他主张,深入研习经济学,既需要持续接受经济推理训练,也需要了解产业与社会状况。在他的推动下,剑桥大学于1903年设立了独立的经济学与政治学荣誉学位考试,这是该校经济学走向专业化的重要一步。
教学是这一事业的核心。马歇尔希望培养能够将理论论证与公共议题、实地调查相结合的学生。他通过讲课、个别指导、通信以及提供研究建议,广泛发挥影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跟随他学习经济学,阿瑟·塞西尔·庇古则于1908年接替他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由此形成的剑桥传统并非一套一成不变的学说,但其共同特点是重视运用分析工具,研究产业运行表现和社会福利问题。
《经济学原理》于1890年出版,在马歇尔生前共出过八版,第八版出版于1920年。该书开篇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人类日常生活事务的学问,既关注财富,也关注通过自身活动创造和使用财富的人。全书将家庭需求、生产、企业组织、市场定价和分配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书中的图示和附有严谨限定条件的命题,对大学教学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
这部书被标为第一卷。马歇尔原计划进一步探讨国际贸易、货币和经济波动等主题,但这些计划推进缓慢,且一再修改。他最终没有完成与第一卷相配套的第二卷,而是先后于1919年出版《工业与贸易》,于1923年出版《货币、信用与商业》。前者考察了产业领先地位、企业组织,以及英国、德国和美国地位的变化;后者则汇集了他在货币和商业问题上的成熟见解。
马歇尔在大学中的地位,也使他对教育进步的理解中存在的矛盾显露出来。尽管玛丽·佩利·马歇尔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女性也已成为剑桥学术生活的重要参与者,他仍在1897年反对授予女性剑桥大学正式学位的提案。因此,他一方面支持女性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却抗拒在大学制度内实现男女平等。这一事件与他推动经济学成为专门职业的贡献一样,都是其影响力历史的一部分。
方法:演化中经济的均衡
马歇尔通常被视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但他的学术构想远不止一套均衡方程。他希望保留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和发展的关注,同时吸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莱昂·瓦尔拉斯所推进的边际分析。他不赞成仅凭生产成本或效用就能对价值作出普遍解释的观点。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以及允许调整的时间长短。
他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是局部均衡分析。这种方法考察某个特定市场,同时暂时假定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例如,研究鱼的价格时,可以先不考虑家庭收入、其他食品价格以及远处其他行业状况的变化。这些假设有助于辨明因果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市场无关紧要;相反,只是暂时排除它们的影响,以便研究复杂系统中的某一部分。
这与一般均衡分析不同,后者同时考察多个市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马歇尔承认这些相互依存关系,但认为,与一个包罗万象的形式化体系相比,范围适度、便于处理的问题往往能带来更有用的认识。他的方法需要不断限定适用条件:适合分析某一市场价格调整的假设,在考察产业扩张、技术变革或整个经济的收入分配时,可能就不再成立。
数学是探索和检验的工具,而非他首选的阐述语言。马歇尔将大量形式化分析放在附录中,在正文中则使用图示和日常语言。在1906年致A. L. 鲍利的一封著名书信中,他描述了一套步骤:先将数学推理转述为英语,再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加以说明。他的目的不是放弃严谨性,而是防止形式上的优美掩盖论证的经济含义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
时间是使问题复杂化的核心因素。马歇尔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来比较不同的均衡状态,却又反复提醒,经济发展会改变这些比较所依赖的条件。技能不断积累,企业不断学习,偏好发生变化,各产业也逐渐形成专门的制度。他所奉行的“自然不作飞跃”这一格言,体现了他对连续性和渐进变化的重视,但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危机或突变不可能发生。均衡分析工具与对演化过程的关注之间的张力,是马歇尔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征。
需求、弹性与消费者剩余
马歇尔的需求分析将消费者希望购买的数量与其面临的价格联系起来。需求曲线表示在特定条件下价格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这些条件包括对收入和其他商品价格的假设。边际效用递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个人通常只有在价格降低时才愿意增购商品。一般认为,一个人已经拥有的某种商品越多,再增加一单位该商品所满足的需要就越不迫切。
他将弹性发展为一种系统衡量反应程度的指标。用现代符号表示,需求价格弹性为
其中, 为需求量, 为价格。由于需求量通常随价格上涨而下降,这个表达式的值通常为负;讨论时往往取其绝对值。弹性能够区分数量变化幅度的大小,而不受任一变量计量单位的影响。仅凭需求曲线在图上的斜率,无法进行这种不受计量单位影响的比较。
马歇尔将弹性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当一种商品用于满足迫切需要、在支出中所占比重较小,或缺乏相近的替代品时,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往往较小。如果消费者有时间改变习惯或寻找替代选择,需求对价格的反应则可能变大。这些判断是有条件的,并非普遍适用。一种商品的需求弹性可能随价格区间、收入群体和调整期限而变化,因此不宜将弹性视为商品本身固定不变的属性。
他对消费者剩余的分析,衡量的是消费者为购买一定数量商品所愿意支付的金额与实际支付金额之间的差额。设反需求函数为 ,市场价格为 ,购买量为 ,其常见表达式为
这一面积为讨论交换带来的收益以及价格变化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方法。后来,它成为应用福利经济学和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组成部分。
这一指标的解释取决于所作的假设。需求曲线以货币表示支付意愿,但货币对富人和穷人的意义未必相同。即使对同一个人而言,较大的价格变动也可能改变其实际购买力,进而改变货币的边际效用。马歇尔认识到了这些困难,并认为只有在此类变化较小时,这一指标才最为可靠。后来,运用补偿需求的分析进一步厘清了可观察到的需求反应与以货币精确衡量福利之间的区别。
供给、生产成本与经济时间
马歇尔在解释价格时,将需求与生产者供给商品的条件联系起来。他以著名的剪刀比喻指出,追问究竟是效用还是生产成本决定价值,就如同追问究竟是哪一片剪刀刃剪开了纸。两者都发挥作用,只是在特定情形下,其中一方的影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思路将需求分析与古典经济学对生产的重视结合起来,而非全盘取代后者。
调整期的长短决定了哪些成本和数量能够发生变化。在市场期内,可供出售的商品存量实际上可能是固定的。马歇尔以鱼市为例说明,当渔获已经上岸时,易腐商品的价格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期需求影响。生产者无法即时改变当天的供给量。因此,由此形成的价格未必与再次生产该商品的正常成本十分接近。
在短期内,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现有设备的利用强度来调整产量,但生产能力中的一些重要部分仍然固定不变。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企业即使收入不足以弥补全部成本,仍可能继续生产。按照现代竞争理论的表述,只要生产收入能够弥补相关的可避免成本,企业就会将产量选定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上。这种表述概括了马歇尔推理的一部分,不过,他的讨论置于对经营判断和产业状况更为广泛的论述之中。
在长期内,企业可以更换机器、调整工厂规模,也可以进入或退出某个行业。因此,短期与长期分析所指的是经济安排的可调整程度,而非固定的几个月或几年。长期正常价格反映了供给为适应需求而作出的更充分调整。马歇尔还考察了更长时期内人口、知识、组织和习惯的变化,这些变化会改变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
他提出的准租金概念,描述的是供给难以迅速扩大的生产性资产所获得的暂时收益。一台已经安装投入使用的机器,其收入可能高于当期运营支出,因为同类机器无法即刻到位。在更长的时期内,新增投资和竞争可能使这部分收益减少。因此,准租金将与地租有关的推理,延伸到了受短期约束的可再生产资本上。
马歇尔还分析了收益递减与收益递增。向固定的农业资源追加劳动和资本,最终可能带来越来越小的产量增量;而工业扩张则可能促进专业化和组织改进。这两种相反的趋势,使供给曲线的构建和长期均衡的解释变得复杂。推动一个行业沿着假定曲线移动的增长过程,也可能同时改变该行业的技术和结构。
企业、产业区与外部经济
马歇尔并不将生产仅仅看作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机械组合。组织本身就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源泉。劳动分工、管理协调、专用机器以及积累的经营经验,都可以提高单位资源的产出。企业家的职责包括在不确定条件下预判需求、选择生产方法、筹措资金,以及协调工人和供应商。
他区分了企业内部的经济与单个企业之外、但可随产业或地区发展而获得的经济。当企业自身的扩张使其能够采用更专业化的设备或组织方式时,就会产生内部规模经济。当企业受益于周边产业环境时,则会产生外部经济。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效率的提高并不总是要求将全部生产集中到一家庞大的公司之中。
马歇尔对产业地域集中的论述,揭示了如今在集聚经济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机制。企业集聚能够支撑专业化供应商的发展,形成拥有相关技能的劳动力储备,并促进实用知识的传播。雇主更容易找到训练有素的工人,而工人则受益于有多家潜在雇主可供选择。由于附近众多企业都有需求,专业化服务和设备的供应也就具备了经济上的可行性。
知识通过观察、工人流动以及日常接触而传播。马歇尔用产业技能“弥漫在空气中”的说法,表达了共享生产环境的重要性。现代的知识溢出概念涵盖了这一论点的一部分,但他的分析还包括制度、商业关系和代代相传的工艺传统。这些机制对围绕纺织、金属加工及其他专业化制造业形成的产业区尤为重要。
他的“代表性企业”概念,旨在将个别企业的生命周期与成熟产业的状况联系起来。它不只是所有企业的算术平均,也不是后来教科书中那种代表所有生产者的同质主体。它所代表的是一家具有适当存续年限、效率水平,并能享有正常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企业。借助这一分析工具,马歇尔得以讨论正常供给,而不必假定所有现存企业都具有相同的成本或前景。
然而,这一概念也暴露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如果较大的企业始终享有较低的成本,竞争就可能促成生产集中和垄断,而不是维持一个稳定的企业群体。如果外部经济源于整个产业的扩张,那么单个企业的决策与全产业状况之间的界限就更难维持。马歇尔将企业比作森林中的树木,描述其成长、成熟和衰落;这些生物学类比有助于理解企业的兴衰更替,却未能在形式分析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贫困、劳动与经济进步的目的
马歇尔将贫困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不只是作为背景存在的社会状况。他关注的是,收入不足、工作繁重、住房条件恶劣和受教育机会有限如何限制人的能力。物质匮乏可能损害健康和学习能力,进而减少获得收入的机会。因此,经济上的不利处境可能通过超出单次交易或工资谈判范围的过程不断延续。
马歇尔对劳动的论述不同于那种将工人视为可相互替换的生产投入单位的观点。技能、健康、品格和教育水平都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往往依赖于家庭在劳动者就业之前所作的投入。用现代术语来说,这些关切与人力资本有所交集,不过马歇尔所使用的伦理和社会概念更为宽泛。人们从事熟练工作的能力,部分取决于他们成长时的生活条件。
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代际问题。收入低的父母可能无力为子女提供能提高其生产能力的教育。改善学校教育的收益可能惠及家庭之外的其他人,而成本却必须提前承担。因此,马歇尔认为,教育在提高生产能力和拓宽机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经济进步不仅意味着物品的积累,也意味着人的发展。
马歇尔在分析劳动力市场时认识到,劳动者在谈判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劳动力不像某些商品那样可以储存起来留待日后出售,而家庭又常常迫切需要收入。雇主则可能拥有更充裕的资金储备,并且更了解市场状况。尽管如此,马歇尔仍然将工资置于一个涉及劳动需求、生产率、资本和特定技能供给的更广泛体系中加以分析,而不是仅用谈判能力来解释工资水平。
他认可工会和集体谈判的作用,同时也根据具体条件考察其后果。有组织的谈判可以抵消某些不利因素,改善劳资关系;但那些降低效率或将部分劳动者排除在外的限制措施,则需要另作审视。总的来说,他既不赞同竞争结果必然令人满意的说法,也不赞同任何干预都必然能改善这些结果的主张。
马歇尔支持社会改良,但对全面重组所有权和生产的方案保持谨慎。他倾向于将经济增长、教育、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和有选择的公共行动结合起来。收益如何分配十分重要,因为同样增加一单位收入,对贫困家庭的意义可能大于对富裕家庭的意义。与此同时,他强调,必须考察再分配和监管如何影响激励、储蓄及生产组织。因此,福利与生产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目标之间的取舍。
货币、信贷、贸易与经济政策
尽管后来的教科书主要将马歇尔与价格理论联系起来,但他也广泛研究了货币、银行业和国际商业。他的货币思想推动了剑桥现金余额学说的形成,该学说关注的是人们希望以货币形式持有多少购买力。用后来通行的符号表示,这一关系可写为
其中, 为货币存量, 为价格水平, 为实际收入, 为人们希望持有的货币余额与名义收入之比。这一表述强调持有货币的需求,而不只是货币转手的频率。
这一方程是梳理分析思路的关系式,并不意味着货币量的变化必然会机械地、立即引起价格同比例变化。人们希望持有的货币余额可能随制度、信心、支付惯例和预期而变化。因此,马歇尔的分析将货币数量论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联系起来。庇古及其他剑桥经济学家后来以更明确的形式发展了这一思路。
马歇尔还考察了信贷状况、信心与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经济扩张期间,乐观预期可能鼓励借贷和投资;随后,信心的变化又可能导致借贷和投资收缩。价格变动会影响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以货币确定的债务,其实际价值会随着购买力的变化而改变。这些问题将货币稳定与产业活动以及经济收益和损失的分配联系起来。
在政策讨论中,他提出采用以指数为基础的计价标准,减轻一般价格水平变动对长期债务的影响。这类方案旨在解决货币单位的购买力可能无法长期保持稳定的问题。他还在有关金属货币制度的争论中考察了不同方案。他的关切既有理论层面,也有实践层面:货币制度既应为可靠的契约和商业往来提供支持,也应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扰动。
在国际经济学领域,马歇尔考察了相互需求、贸易关系以及各国交换商品的条件。他的研究借助提供曲线,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图形分析;提供曲线表示一国在不同相对价格下愿意交换的商品数量。贸易结果既取决于需求,也取决于生产条件,这进一步体现了他一贯的主张:市场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地加以理解。
在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关税改革争论中,他总体上捍卫自由贸易,同时也分析例外情形和过渡时期的具体情况,而不是把政策当作口号。《工业与贸易》将商业政策置于各国产业能力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英国早期在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德国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发展,以及美国企业的规模,都说明了竞争地位如何随时间演变。因此,他的贸易分析将价格关系与技术能力、商业制度和产业史结合起来。
影响、批评与马歇尔学派传统
马歇尔的影响力,部分来自其分析工具广泛的适用性。供求图、弹性、消费者剩余和调整期等工具,可以用于分析从农产品价格到产业税收的种种问题。它们至今仍在入门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它们能够清晰地区分那些往往同时起作用的机制。不过,要有效运用这些工具,就必须牢记使这种区分成为可能的假设。
一条主要的批评思路涉及收益递增与竞争均衡。皮耶罗·斯拉法在1926年的一篇文章中,对马歇尔竞争条件下成本分析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质疑。如果一家企业能够通过扩大规模大幅降低成本,那么,认为其规模仍小到不足以影响价格的假设就难以成立。如果成本下降转而取决于多个行业的共同变化,局部均衡分析所要求的独立性又会受到削弱。这些批评促使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不完全竞争以及其他企业理论。
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爱德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均出版于1933年,两部著作建立了企业面临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分析框架。他们的研究并非简单地取代了马歇尔,而是承接了马歇尔的分析所揭示的问题,包括产品差异化、销售条件,以及企业规模与市场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产业组织研究为这些问题建立了更明确的模型。
另一种转变随着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发生。凯恩斯保留了剑桥分析传统中的许多重要内容,但对一种研究思路提出了挑战:这种思路将整个经济的就业问题视为个别市场调整的简单延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使市场层面的推理与总量结果之间的界限更加清晰。因此,即使在大幅偏离马歇尔框架的研究中,他的影响仍然延续着。
他的产业分析也在传统价格理论之外重新受到关注。有关区域发展、产业区和创新的研究,重新审视了他对专业化供应商、熟练劳动力集聚以及知识在本地传播的解释。这些机制仍有助于理解,为何即使交通和通信不断改善,生产活动仍可能持续在地理上集聚。现代研究往往选取马歇尔从历史和制度角度描述的某些作用机制,将其形式化。
因此,对马歇尔思想的接受呈现出两种不同倾向。教科书往往保留一套由曲线和均衡条件构成的简化分析工具,而思想史学者和研究者则强调他对组织、累积性变化以及抽象方法局限性的关注。如何理解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有待阐释的问题:他的分析技术使经济学更为系统,但围绕这些技术提出的种种限定条件,同样是理解他试图用这些技术解释的问题时不可或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