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均衡是指,在由相互关联的市场构成的整个体系中,消费者、生产者及其他经济主体的决策彼此相容的状态。在其标准的竞争形式下,家庭在支付能力范围内选择最偏好的消费组合,企业选择使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计划,而价格则协调这些决策,使其与可用资源相适应。相应的分析框架研究价格、生产、消费和收入如何共同决定,而不是逐一孤立地考察各个市场。
一般均衡的重要性源于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依存。能源价格的变化不仅影响能源消费,还会影响生产成本、工资、家庭购买力、投资和国际贸易。由于一个市场中的支出会成为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收入,仅追踪最初的反应可能会遗漏重要后果。一般均衡分析明确揭示这些联系,并提供一个共同框架,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及定量政策分析联系起来。
一般均衡不一定是唯一的、稳定的、公平的,也不一定能准确描述现实经济。这些是不同的问题,需要额外的假设和证据才能回答。因此,这一领域既包括构建内部逻辑一致的经济模型,也包括探究这些模型的局限性。
历史发展与思想基础
一般均衡的核心问题是:当每个市场都依赖于许多其他市场时,分散的决策如何得到协调。早期关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讨论,见于重农主义的经济循环分析,以及古典经济学关于生产与分配的论述。亚当·斯密强调通过交换和专业化实现协调,但用数学形式表述各市场如何同时决定价格与配置,则始于十九世纪。
莱昂·瓦尔拉斯在《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中建立了早期最具影响力的一套体系,该书于1874至1877年间首次分册出版。他的方程组通过统一的价格体系,将消费者需求、生产性服务、生产和交换联系起来。最终产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投入的价格,而对投入的需求又取决于消费者希望购买的产出。这种循环依赖关系意味着,不宜将每一种价格都独立确定。瓦尔拉斯还提出了一种后来被称为“试探过程”(tâtonnement)的价格调整程序,用以描述超额需求如何引导价格趋向均衡。
瓦尔拉斯的方法不同于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相联系的局部均衡方法。局部均衡将某个特定市场单独拿来分析,同时把选定的外部条件保持不变。当其他市场的反馈较小,或所研究的问题仅涉及某一狭窄范围内的边际变化时,这种方法能够提供很有价值的认识。一般均衡则要求分析者说明,这些外部条件本身是如何决定的。因此,两种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所纳入的反馈范围,而不在于是否使用数学,或是否假定经济主体采取竞争性行为。
其他经济学家也为这一理论提供了重要组成部分。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通过可行配置的几何表示来分析交换与议价。维尔弗雷多·帕累托阐明了效率与人际福利比较之间的区别。亚伯拉罕·瓦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了重要的均衡存在性结论。约翰·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1939年)中,将一般均衡推理与需求理论、预期和跨期选择联系起来。
1954年,肯尼思·阿罗与热拉尔·德布勒发表《竞争经济均衡的存在性》,标志着一个决定性阶段的到来。莱昂内尔·麦肯齐也独立确立了密切相关的存在性结论。这些贡献不再依靠计算方程数量来论证均衡的存在,而是通过严格的数学论证,证明均衡在特定条件下存在。此后,德布勒的《价值理论》(1959年)以公理化方式论述了竞争均衡,其中包括按日期和情境加以区分的商品。
后续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唯一性、稳定性、不完全金融市场、信息问题以及计算。这一发展改变了人们对该理论的理解:证明分散的计划在特定假设下能够彼此相容,并不等于证明现实经济会达到那种状态,也不意味着观察到的结果具备这一基准模型的全部性质。
竞争模型:经济主体、商品与市场出清
竞争性一般均衡模型需要明确一个经济中的商品、经济主体、技术、所有权和交易机会。商品的定义必须足够精确,以确保同一市场中的各单位商品可以相互替代。因此,今天在某地交付的小麦,与明年在另一地点交付的小麦,可能属于不同的商品。家庭具有偏好和初始资源持有量,企业具有可行生产集,而价格则为商品赋予价值。
考虑一个包含 种商品的有限经济,以 表示家庭,以 表示企业。家庭 拥有初始捐赠基金向量 ,选择消费向量 ,并持有企业 的份额 。如果偏好可以用效用函数表示,其选择问题可写为
其中, 是商品价格向量, 是企业 的利润。所有权份额通常满足 。在经济学意义上,根本的是偏好,而不是某个特定的数值效用表示。
企业从其可行集 中选择净生产向量 :
的正分量表示产出,负分量表示投入。采用这一约定,便能用一个表达式涵盖劳动力使用、中间品购买、联合生产和最终产出。即使某项生产计划涉及大量产出和投入要素支出,其利润仍可能为零,因为净收益的计算已包含全部成本。
均衡由一组价格和各主体的最优选择构成,同时还须满足总量上的可行性要求。在市场严格出清时,
允许自由处置的模型则可以容许资源闲置。在一种常见的表述中,对每种商品 ,总超额需求 满足
只有均衡价格为零的商品才可能有剩余;价格为正的商品必须实现市场出清。
在标准的竞争假设下,家庭和企业将价格视为给定,而不考虑自身对价格的影响。这就是完全竞争中的价格接受者假设。策略性定价、讨价还价或数量设定,都需要采用不同的行为设定。因此,竞争性一般均衡并不只是说每个可观察到的市场都有某个价格;这些价格还必须使整个经济中各主体的最优化决策彼此相容。
模型决定的是相对价格,而不是绝对价格。将所有价格乘以同一个正数,不会改变预算约束下实际可选择的消费组合。计价物用于确定价格尺度,例如将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设为一。这种标准化只是一种记账上的选择,本身并不构成关于货币或总体价格水平的理论。
存在性、凸性与瓦尔拉斯定律的逻辑
存在性定理考察的是:是否至少有一组价格和配置满足均衡条件。列出与未知数数量相同的方程,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方程组可能不相容,解可能要求价格或消费量为负,个体的最优化问题也可能无解。因此,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证明需要将经济条件与有关连续映射或对应的数学结果结合起来。
标准的充分条件包括偏好满足适当的连续性条件、非饱和性、消费可能集合的凸性,以及适当的资源可用性条件。关于生产的假设通常排除凭空无限创造有价值产出的可能性,并要求生产集合满足闭性和凸性条件。不同定理的具体要求各不相同:不存在一份简短的条件清单,能够适用于所有交换经济、生产经济,或对边界价格的各种处理方式。这些条件的共同目的,是确保个体选择存在,并使总体行为具备足够的正则性,从而能够运用不动点论证。
凸性的作用尤为重要。偏好的凸性意味着,两个消费束的混合至少不劣于其中较差的那个。生产集合的凸性意味着,可行生产计划相互组合后仍然可行。这些性质有助于避免需求或供给出现可能妨碍市场出清的突变。它们也将这一基准模型与存在显著不可分性、启动成本或强烈规模经济的经济区分开来。一家工厂如果必须先支付高额固定成本才能投产,就可能造成竞争性价格难以协调的非凸性。
主要的存在性证明都使用不动点定理,通常采用布劳威尔定理或角谷定理的某种形式。简而言之,一条数学上的调整规则将归一化价格集合映射到其自身。在相关假设下,可以证明这条规则的不动点对应着一组使所有市场的超额需求均不为正的价格。这种证明确立的是逻辑上的相容性,并不一定描述某种实际制度或一系列合理可行的交易过程。
一项核心的核算约束是瓦尔拉斯定律。当偏好具有局部非饱和性,且家庭用尽预算时,总超额需求的价值为零:
即使各个市场并未出清,这一恒等式在容许的价格向量下仍然成立。它由家庭预算方程加总,并将企业利润及其所有权归属纳入核算而得出。如果所有拟议购买支出都以禀赋和生产的价值来支付,那么经济中就不可能所有市场都存在价值为正的超额需求。
如果除一个市场外的所有市场都已出清,那么,只要剩下这个市场的价格严格为正,瓦尔拉斯定律就意味着它也会出清。这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出清方程中往往有一个是冗余的。价格为正这一限定条件很重要:价格为零的商品出现超额供给,并不违背上述价值恒等式。因此,瓦尔拉斯定律并不是说每个市场总会出清;对于存在配给、价格刚性或其他非瓦尔拉斯特征的模型,它也不排除失业或短缺。
唯一性、价格调整与全经济范围的反馈
均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均衡具有唯一性。同一组偏好、技术和初始禀赋可能支持多个均衡价格向量和配置方案。相对价格的变化既会改变替代的可能性,也会改变持有不同资源的家庭的购买力。这些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可能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不止一种市场出清结果。
一个简单的交换例子可以说明其中的反馈机制。假设一个家庭最初拥有的主要是食品,另一个家庭拥有的主要是服装。食品相对价格上涨会促使人们转向服装,但也会使持有食品的家庭变得更富裕,并降低持有服装的家庭的购买力。总需求取决于这两个家庭如何支配变化后的收入。因此,不能在加总个体需求反应时,假定收入分配保持不变。在生产经济中,工资、利润以及各部门投入品需求的变化还会带来进一步的反馈。
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索南夏因—曼特尔—德布鲁定理表明,仅凭个体理性,对总超额需求所能作出的推断极为有限。大致而言,在适当的定义域上,即使满足连续性、价格的零次齐次性和瓦尔拉斯定律,总超额需求仍然可以呈现极为多样的形态。因此,对家庭行为施加限制,并不会自动使市场系统具有唯一确定的均衡,或在全局上表现出良好的性质。这些结果并不是说每个经济体都存在多个均衡,而是说明了为什么要保证唯一性,就必须引入额外的结构性条件。
总替代性就是这样一种附加条件:按照相应的定义,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不会减少对其他商品的超额需求。较强的替代性假设可以支持关于唯一性和收敛性的结论。不过,这些假设远比“某些商品存在替代品”这一通常的说法更为严格,也排除了许多涉及互补关系或显著收入效应的情形。
稳定性关注的是某个特定调整过程的运行表现。在试探过程中,价格随超额需求而变化,通常可示意性地表示为
当意愿购买量超过可供给量时,价格上涨;当供给超过需求时,价格下降。按照经典解释,在达到均衡之前,不会发生具有约束力的交易,因此非均衡状态下的交易不会改变初始禀赋。
即使均衡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也可能不稳定,调整路径可能循环往复,而不是收敛。此外,现实中的交易往往在所有市场出清之前就已发生,从而改变存货、财富和合约头寸。因此,价格调整规则是一个额外的模型,而不是均衡定义本身所包含的内容。
这些区别也会影响比较静态分析,即比较参数变化前后的均衡。即使全局模型允许存在多个均衡,税收或生产率冲击在某个正则均衡附近仍可能具有明确的局部效应。要判断哪一种结果具有现实相关性,可能需要了解预期、制度、调整动态或历史条件。
效率、分配与福利定理
一般均衡为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提供了分析框架。这些定理将分散的竞争性配置与帕累托效率联系起来。按照帕累托效率这一标准,不存在一种可行的重新配置,能够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差的同时,使至少一人的境况变好。帕累托效率的适用范围是刻意限定的:它既不比较不同人的得失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也不判定某种分配是否公平。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在适当的假设下,竞争均衡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其论证依据是个人最优化、企业最优化以及可行性。如果另一种配置能使所有人的境况至少不变,并使至少一人的境况严格改善,那么,支持均衡的市场价格就意味着,实现该配置所需的支出与可用资源及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安排不相容。偏好的局部非饱和性是一项标准要求。凸性虽然在许多均衡存在性结论中至关重要,但第一定理本身通常并不要求凸性。
这一结论取决于商品和市场体系涵盖的范围。如果污染损害了家庭的利益,却没有作为一种对环境资源的使用而被定价,那么私人最优化就不会考虑所有相关影响。因此,外部性、公共物品、市场势力和信息不对称都可能切断竞争性决策与效率之间的联系。该定理是否成立,取决于模型如何刻画经济,其中包括是否涵盖了所有与社会有关的机会和后果。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在更强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凸性条件下,确立了一个逆向结论。在一种标准表述中,经过适当的初始财富再分配后,帕累托有效配置可以由竞争性价格支持。从技术上说,有些表述首先确立一个由价格支持的准均衡,再借助附加条件得到完整的竞争均衡。其核心经济含义在于区分两个环节:选择一种分配,以及让分散交换来协调各方的选择。
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再分配很容易,也不意味着它没有成本。所需的转移通常是一次总付式的:转移额不能随个人选择而变化,以免改变边际激励。政府通常无法掌握实施理想转移所需的全部信息,而现实中的税收会影响工作、储蓄、投资和申报行为。因此,理论上的禀赋再分配不能与任何特定的所得税或转移支付方案等同起来。
一般均衡还解释了为什么税收的实际负担可能与法律规定的承担者不同。向企业征收的税可能降低所有者的回报、推高消费价格、改变工资,或促使生产在部门之间转移。其税收归宿取决于替代可能性、要素流动性、市场结构和考察的时间范围。相关的福利比较必须考虑这些由征税引发的变化,而不能将税收收入视为纯粹的资源损失。
即使所有均衡都有效率,分配仍然重要。不同的初始所有权格局可能对应差异极大的消费配置和收入不平等程度。评价这些结果,需要采用帕累托效率之外的标准,例如某个明确设定的社会福利函数,或明确的分配目标。
时间、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
一般均衡可以将其他方面完全相同、但交付日期不同的商品视为不同商品,从而把时间纳入分析。今天的一单位电力与明年冬季的一单位电力,用途和稀缺程度各不相同,因此价格不必相同。跨期价格协调当期消费、投资与未来生产,将家庭的储蓄与企业对生产性资源的需求联系起来。
阿罗—德布勒模型不仅按交付日期,还按世界状态区分商品,从而将这一思路扩展到不确定性情形。承诺在歉收后交付粮食,与承诺在丰收后交付粮食并不相同。因此,状态依存商品指的是以某个特定事件发生为条件的商品交付。通过交易此类索取权,家庭可以将购买力转移到消费对其尤为重要的情形中。
在完全市场的表述中,存在足够多的合约,可以在所有相关状态之间配置资源。因此,分析竞争均衡所用的逻辑,与分析包含多种商品的静态经济基本相同。这在数学上是一项重大成果:引入时间和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必须采用一种全然不同的均衡概念。不过,对这一表述作出经济解释所需的条件很强,因为合约必须涵盖相关的各种可能情形,并且能够得到执行。
序贯交易提供了另一种表述方式。经济主体并非在初始时点就购买所有按日期和状态区分的商品,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交易证券并在现货市场上买卖。在适当条件下,足够丰富的证券组合能够实现完全状态依存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仅在某个指定状态下支付收益的证券,通常称为阿罗证券。更一般地说,关键在于,所交易证券的收益向量能否张成实现各状态间所需转移的空间。
在不完全市场中,某些风险无法通过交易得到充分转移。劳动收入风险、私人才能观察到的事件以及合约限制,都可能使家庭无法为其期望的消费计划获得充分保险。此时,均衡配置不仅取决于偏好、禀赋和生产机会,也取决于实际可用的证券。增加资产种类可能改变风险分担和实体经济决策;完全市场下的福利结论不能直接套用。
金融约束会引入更多反馈机制。资产价格下跌可能降低抵押品价值,收紧借款额度,迫使借款人出售资产或削减投资。由于个别借款人未必会考虑自身交易如何影响整个经济的抵押融资条件,竞争性结果可能出现基准模型中不存在的低效率。研究此类机制的模型,将一般均衡与金融稳定及危机分析联系起来。
动态宏观经济模型进一步纳入资本积累、预期、冲击和政策规则。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常采用递归结构,而不是明确列出每一种按日期和状态区分的商品。新凯恩斯主义版本还纳入名义刚性和不完全竞争。因此,广义的一般均衡方法并不要求每个劳动市场或商品市场都通过竞争即时出清;它要求的是,模型中的行为规则与总量约束能够同时成立、彼此一致。
计算、校准与政策应用
存在性证明通常无法给出现实经济中的具体价格或数量。因此,应用分析需要算法、数据以及明确的函数形式假设。赫伯特·斯卡夫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工作,推动了求取近似均衡的构造性方法的发展。此后出现的方法包括不动点算法、非线性方程求解方法、适用于特定模型类别的优化方法,以及混合互补问题表述。
互补方法直接表达价格与超额供给之间的关系。价格为正的商品,其市场必须出清;而供给充裕的商品,价格则可以为零。类似条件也适用于生产活动:当单位收益等于单位成本时,某项活动可以开展;而无利可图的活动则不会开展。这种表述能够处理角点解,而假定每种价格、数量或生产活动水平都严格为正的方法,往往难以处理这类解。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全经济范围的核算关系转化为定量的反事实分析。这类模型通常区分行业、家庭、生产要素、政府以及国外贸易伙伴。社会核算矩阵记录这些主体之间的流量,其编制通常借助国民经济核算和投入产出分析。基准数据需要经过协调,以使收支满足会计恒等式。
校准是指选取参数,使模型能够重现某个基准均衡。支出份额可以用来确定需求函数中的分配参数,而在选定函数形式的前提下,观测到的投入份额有助于识别技术参数。替代弹性等关键行为参数,往往来自计量经济学研究或外部假设。因此,校准并不等同于通过独立证据证明模型能够描述经济对尚未观测到的政策变化的反应。
模型闭合方式决定哪些变量可以调整,哪些变量由外部给定。模型可以设定劳动供给固定、工资灵活调整,也可以设定实际工资固定、就业内生决定。它可以在保持政府支出不变的同时调整税收,也可以在保持税率不变的同时允许预算余额变化。国际资本流动和对外收支平衡也需要明确处理。不同的闭合方式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假设,可能显著改变同一政策实验的结果。
应用领域包括关税改革、能源征税、农业政策、基础设施投资和气候政策。降低关税不仅影响进口价格,还会影响国内生产、出口竞争力、政府收入和要素收入。碳收费会改变能源需求和生产方式,其结果部分取决于收费收入如何返还。一般均衡分析的贡献,在于将这些相互关联的反应置于一个资源与收入相互一致的体系中加以追踪。
所报告的结果始终以模型设定为条件。基准比较通常是相对于某一指定基线估计反事实情景,而不是给出无条件预测。敏感性分析考察结果如何随行为参数、闭合方式和政策实施方式而变化。分配分析可能需要区分多种家庭类型,或与微观模拟相结合,因为单一的代表性家庭无法揭示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得失格局。
理论解读、实证局限与拓展
一般均衡提供的是一套保持一致性的分析准则,而不是一项普遍成立的实证断言。它要求支出有资金来源,生产使用资源,一个经济主体的交易在其他主体那里有相应的交易与之对应。这些约束可以揭示政策论证中的疏漏,但并不能证明某一组特定的偏好、技术、市场制度或预期是正确的。
加总是一个主要局限。代表性家庭可以简化分析,但不同家庭在财富、收入来源、借贷约束和支出反应方面通常存在差异。因此,即使总收入不变,收入分配的变化也可能改变总体行为。现代异质性主体模型在保持一般均衡一致性的同时,明确刻画了这些差异,但往往需要付出相当高的计算成本。
制度同样重要。劳动合同、议价、搜寻摩擦和雇用成本,都可能使失业存在于整个经济的均衡之中。当贷款人面临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时,可能出现信贷配给。企业也可能策略性地定价,而不是被动接受既定价格。这类模型以明确的替代设定取代某些特定的竞争性假设,但并未放弃个体决策与总量约束必须相互协调的要求。
对货币的处理体现了基准模型与完整理论之间的区别。一个不存在摩擦且拥有完备或有市场的体系,可以协调交换,却无法解释经济主体为何持有不付息的交换媒介。为解释货币安排,模型会引入交易服务、结算需求、现金约束或其他摩擦。分析货币政策还需要一种机制,将名义政策工具与价格联系起来,并在相关情况下将其与实际经济活动联系起来。
实证评估不能止于拟合基准年的核算表。模型可以通过政策变化后的实际反应、历史事件、横截面特征,或未用于校准的统计矩来检验。参数的不确定性和不同的模型设定都很重要,因为不同机制可能重现相似的基准观测结果。卢卡斯批判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一种政策体制下估计出的行为关系,可能随着政策体制的改变而变化,尤其是在预期和激励随之调整时。
当调整过程本身成为研究对象时,均衡分析也面临局限。比较两个均衡,可能会忽略过渡期间的失业、破产、产能瓶颈,或建设新基础设施所需的时间。动态模型可以刻画这些过程,但前提是设定更多的状态变量、约束条件和调整机制。如果长期收益与短期冲击指向过渡过程的不同阶段,那么二者并不矛盾。
因此,研究采用了多种相互补充的方法:包含异质性主体和不完备金融市场的模型;沿供应商关系追踪冲击传导的生产网络模型;研究迁移与区位选择的空间模型;以及包含策略互动或有限理性的模型。每一种拓展都会改变模型所刻画的反馈机制,以及仍然保留的简化假设。一般均衡模型是否有用,取决于这些选择能否捕捉到与所研究问题相关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