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供给是指在技术、生产资源、生产成本、制度和预期等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数量与总体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它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通常与总需求结合起来分析,用以解释实际产出、就业和价格的变化。这个术语有时也指在某一特定价格水平下的产出供给量,但必须将这一数量与其背后的供给关系区分开来。
总供给在不同时间跨度内的表现有所不同。短期内,支出变化能够影响生产,因为工资和价格不会立即调整,企业存在闲置产能,信息也不完全。长期来看,可持续的生产水平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本、技术,以及规范这些要素使用的制度。这些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支出扩张最初可能增加产出,但最终主要引发通货膨胀,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生产受到干扰时,物价可能上涨,经济活动却同时萎缩。
总供给无法作为单一的统计序列被直接观测到。它是一种理论关系,需要根据生产数据、劳动力市场状况、价格、调查和经济模型加以推断。因此,对总供给的理解取决于所采用的模型,尤其取决于模型对价格调整、预期、竞争,以及当前经济活动与未来生产能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假设。
经济含义与衡量
总供给分析中的产出变量通常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即一个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通过境内生产创造的、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增加值。采用增加值可以避免重复计算中间投入。例如,面包店购买面粉的价值已经包含在其销售额中;如果简单地把所有交易金额相加,就会高估最终产出。这里的统计范围取决于生产是否发生在境内,而不是生产者的国籍或其股东来自哪里。
常规总供给图的纵轴衡量的是总体价格水平,而非某一种产品的价格。从概念上说,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适合用来衡量这一价格水平,因为它涵盖境内生产的最终产出。相比之下,消费者价格指数追踪的是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既包含进口消费品,又不涵盖大量投资品和出口产品的生产。当进口价格变化时,这两项指标可能出现显著差异。例如,进口燃料价格上涨既可能直接推高消费价格,也会增加国内生产者的成本。
因此,总供给不同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供给曲线。当小麦价格相对于工资、化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时,小麦生产者可以作出相应反应。但整个经济体的所有价格普遍上涨,并不一定会增强生产者的生产激励,因为其投入品价格和工人的生活成本也可能随之上涨。因此,要解释总供给,就必须明确哪些价格会调整,哪些价格暂时保持不变,以及预期如何作出反应。一般而言,不能在假定所有投入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仅靠将各行业的供给曲线相加来推导总供给曲线。
在开放经济中,“总供给”还可能具有另一种核算含义。在供给使用表中,国内产出与进口共同构成可用于中间使用、消费、投资和出口的货物与服务。这一核算定义不应与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给曲线混淆,后者通常描述的是国内实际产出。进口增加了可用资源,但其本身并不属于国内增加值。
观测到的产出是均衡结果,而不是对供给的独立观测。工厂减产可能是因为机器故障、订单减少,也可能是因为无法获得融资。因此,同样的产出下降记录,可能反映生产约束、需求疲弱,或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统计恒等式确保生产、收入和支出相互一致,但仅凭这些恒等式,无法识别变化背后的经济原因。
生产能力与长期总供给
长期总供给描述工资、价格和预期均已适应经济状况之后可持续实现的生产水平。在教科书的标准图示中,长期总供给曲线是一条位于潜在产出水平的垂直线。这并不意味着产出无法增长,或不能暂时超过正常水平,而是说,总体价格水平的变化本身并不能永久增加经济体可利用的实际资源,也不能永久提高生产效率。当这些根本决定因素发生变化时,这条垂直线也会随之移动。
分析通常从一个总量生产函数入手:
其中, 是潜在产出, 代表生产效率, 是资本存量, 是在可持续利用水平下的劳动投入。劳动投入不仅包括就业人数,还包括工作时长和技能。资本包括生产设备、建筑物及相关无形资产。这个表达式是一种建模工具:将各不相同的劳动者和资产汇总为少数几个变量,需要对计量方式和替代关系作出假设。
潜在产出并不是让所有机器持续运转、要求劳动者超长时间工作所能达到的技术极限。这种生产水平或许可以短暂实现,但会带来设备维护问题、劳动者疲劳以及成本上升。潜在产出也不意味着失业为零。即使在运转正常的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职业转换以及职位空缺与求职者之间的不匹配仍然存在。因此,可持续的就业水平并不等于人人都有工作。
长期生产能力通过劳动供给增加、资本形成、人力资本改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扩大。更完善的交通连接可以缩短交货时间,更好的管理可以减少浪费,新的生产方法则可以利用现有投入提高产出。增长核算将测得的要素积累贡献与一个余项区分开来;这个余项通常被解释为生产率增长,但也反映了计量误差和未纳入分析的影响因素。
垂直的长期总供给曲线以特定的制度和经济结构为前提。税收、竞争、劳动参与率或融资可得性的变化,可能改变生产能力,而不只是使经济沿着一条固定曲线移动。此外,“长期”并不是固定的若干年。工资合同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调整,而基础设施、教育和产业重组所需的时间则长得多。长短期的区别在于哪些调整过程已经完成,而不在于一个普遍适用的日历时间界限。
为什么短期总供给曲线可能向上倾斜
短期总供给曲线通常画成向上倾斜的形状:当某些成本或预期暂时固定时,较高的产出价格水平对应着较大的产量。一种解释是名义刚性,即货币工资或产品价格调整缓慢。雇佣合同、工资谈判的时间安排、管理成本、客户关系以及不确定性,都可能延缓调整。这些调整滞后使名义支出的变化能够影响实际经济活动,而不是立即被价格变化完全吸收。
假设一家企业的货币工资 暂时固定。如果其销售价格 上升,而工资保持不变,那么其实际工资成本 就会下降。在竞争条件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用工量取决于实际工资与劳动边际产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存量固定、追加劳动带来的收益递减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下降可能使增加用工和扩大生产变得有利可图。这一机制以工资调整滞后于产出价格调整为前提;如果所有相关名义价格都立即按相同比例调整,这一机制就不复存在。
第二种解释强调产品价格的黏性。一些企业能够迅速调整价格,另一些企业则受合同约束,或很少调整价格。当名义需求增加时,价格未变的企业可能会发现销量上升,并通过增加产出来应对。价格灵活的企业则可能选择提价。从总体上看,产出和价格水平都会上升。在垄断竞争模型中,企业的意愿定价取决于预期需求、竞争对手的价格以及边际成本,因此,价格和产出的调整方式构成了一个一般均衡问题。
信息也可能发挥作用。生产者起初可能将自身销售价格的上涨理解为相对价格的提高,而不是普遍价格上涨的一部分。在获得更多信息、改变这一判断之前,他们会扩大产出。这种解释不同于合同刚性的解释:价格可能是灵活的,但经济主体无法立即区分总体经济扰动与自身市场特有的变化。这一机制在现实中的重要程度取决于信息环境和扰动的性质。
短期总供给曲线的斜率未必恒定。当工厂存在闲置产能、劳动力也容易获得时,新增订单可能带来显著的产出增长,而价格上涨压力相对较小。当关键设备、专业劳动力或运输能力已得到充分利用时,进一步增产的成本就会提高。加班工资溢价、拥堵以及投入品短缺,都可能使曲线变得更陡。因此,近乎水平的区段和受产能约束而陡峭的区段,都可以作为有用的近似,但任何一种都不能普遍描述所有经济体。
预期、通货膨胀与动态供给关系
短期总供给的一种常见静态表达式为
其中, 表示在作出相关决策或签订合同时所预期的价格水平。在模型的其他假设成立的条件下,当实际价格水平高于预期水平时,产出会超过正常水平。预期价格水平上升会使这一关系发生位移:工人和企业会在生产发生之前就寻求更高的名义工资和价格。这个方程是一种简化描述,而不是会计恒等式,也不是普遍适用的经验规律。
分析持续通货膨胀时,经济学家常使用预期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而不是价格水平图:
其中, 为通货膨胀率, 为预期通货膨胀率, 为产出缺口, 则表示产出缺口未能反映的成本压力。系数 衡量通货膨胀对经济闲置程度的敏感性。与前一个方程不同,这一表达式关注的是价格的变动,因此,若不对预期和时间安排作出额外假设,就不能将两者视为可以互换的表达式。
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通常采用如下形式的前瞻性关系:
这里, 是基于当前信息对下一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期, 是贴现因子。在基础版本中,这一关系的形成源于:能够重新定价的企业会考虑预期的未来边际成本,而其他企业则无法立即重新定价。更直接地说,这些模型将通货膨胀与实际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要用产出缺口来表达这一关系,还需要额外的结构性假设。
预期形成机制对调整过程十分重要。在适应性预期下,过去的通货膨胀会影响当前的预测,因此通货膨胀可能表现出较强的惯性。在理性预期下,经济主体以符合模型的方式利用可得信息,但其预测不一定在每一期都正确。这两种假设都不意味着所有家庭和企业掌握的信息完全相同。调查证据往往显示,各方的预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而且企业的定价预期可能不同于家庭对消费价格的感知。
因此,政策可信度可能影响降低通货膨胀的代价。如果宣布的政策调整降低了通货膨胀预期,工资和价格的设定便可能随之调整,所需的产出降幅也可能小于预期保持不变时的降幅。然而,仅靠可信度并不能消除现有合同、协调问题或特定部门的短缺。动态供给关系的斜率和持续性取决于这些制度细节,因此,单一且稳定的通货膨胀—产出系数往往不足以描述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的情况。
供给冲击与生产网络
供给冲击是指生产可能性或生产成本受到的意外扰动,其最初起因并非总支出的变化。不利冲击的例子包括农作物歉收、能源供应中断、资本损毁以及关键中间投入品供应中断。有利冲击的例子则包括技术突破、运输可靠性提高,以及重要投入品成本持续下降。在标准的短期图示中,不利供给冲击会使总供给曲线向上或向左移动:在给定价格水平下,能够盈利的产出量减少。
能源清楚地展示了这种传导机制。燃料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运输、制造和供暖的运营成本,也会提高其他企业所供应投入品的成本。企业可能提高售价、接受较低的利润率、削减产量,或转而采用能源密集程度较低的生产方式。最终影响取决于合同安排、竞争状况、技术替代和政策应对。石油价格上涨还可能降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因此其影响并不限于供给侧。
区分暂时性的成本上升与持久性的产能损害至关重要。短暂的航运中断可能延误生产,却不会损毁机器设备或造成知识流失。相比之下,长期电力短缺可能导致设备劣化、抑制投资,并迫使企业关闭。同样,自然灾害可能减少当期产出和未来资本存量,而随后的重建又会增加支出和统计所衡量的经济活动。这些不同渠道的作用时间跨度各不相同,无法用一次永久性的曲线移动来完整表示。
生产关联会放大某些扰动。在投入产出分析中,各行业相互采购中间产品,因此某个节点的短缺可能蔓延至整个系统。一枚半导体芯片的缺失,就可能使一辆其他零部件均已齐备的汽车无法完工。当投入品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时,一个相对微小的零部件短缺,就可能限制规模大得多的最终产出。存货、替代供应商、闲置产能和产品重新设计能够缓冲这些影响,但通常也会带来成本。
国际供应链还涉及地理专业化分工、边境手续、运输网络和汇率风险。货币贬值在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同时,也可能推高进口投入品的本币成本。反过来,更便利地获取国外零部件,可能提高生产效率,并增强应对本地供应中断的韧性。总体结果取决于网络结构,而非仅仅取决于开放程度。
并非每一次相对价格上涨都意味着整个经济的供给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反映全球需求异常强劲、生产中断,或两者兼而有之。识别其根本原因很重要,因为同样的价格变动,既可能伴随世界产出扩张,也可能伴随世界产出收缩。因此,总供给分析需要考察数量、时序、存货以及扰动来源等方面的证据。
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及随时间推移的调整
在总需求—总供给框架中,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一个经济体的短期产出和价格水平。总需求概括了不同价格水平下的支出状况,总供给则概括了生产状况。这一框架体现了一般均衡的推理方式,不过,其二维图形将众多市场和行为关系压缩在了一起。因此,解读产出变化时,必须考察引起需求、供给或二者同时变动的扰动。
假设政府购买增加,而短期供给曲线保持不变。需求上升可能使产出增加、价格上涨,两者各自变化的幅度取决于可用产能和价格调整情况。如果产出超过可持续水平,劳动力市场趋紧、投入成本上升,就可能逐步推高工资和预期价格水平。短期供给曲线随后向上移动。在生产能力不变的传统模型中,产出最终会回到潜在水平,而价格水平则高于原先。持续通货膨胀要求价格持续上涨,而不只是价格水平一次性上升。
不利的供给扰动会造成另一种局面:产出下降,价格却上涨。这种组合通常称为滞胀。相比之下,需求收缩通常会使产出下降,同时减轻价格上涨压力。这些方向性特征是有用的诊断线索,却不能作为确切识别冲击的检验标准。多种冲击同时发生、调整滞后、汇率变动以及政策干预,都可能使实际观察到的组合偏离教科书中的简单情形。
区分沿曲线移动与曲线本身的移动尤其重要。需求增强所伴随的价格水平上升,可能使经济沿既定的短期供给曲线移动。工资、预期价格水平或进口投入品成本上升,则会改变供给关系本身。同样,技术进步既可能使短期供给曲线移动,也可能改变长期生产能力。把每一次产出增加都称为“总供给增加”,会掩盖企业究竟是在响应需求,还是获得了更强的生产能力。
实际调整未必能使生产能力回到原有的发展路径。需求长期疲弱可能抑制投资、降低就业匹配程度,并使劳动者的技能退化。这类滞后效应机制会使暂时性的经济低迷对供给产生持久影响。反过来,持续扩张可能促使原先未参与劳动的人员就业,或鼓励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这些影响的大小和持续时间,仍有待实证研究确定。
另一个复杂之处在于基准本身。“自然产出”“潜在产出”和“有效率产出”彼此相关,却并不总是相同。存在垄断加价或其他扭曲的经济体,在价格灵活调整时的产出,可能低于实现福利最优资源配置所需的产出。因此,垂直的长期供给曲线并不能证明,其对应的产出水平能够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总供给理论的发展
早期政治经济学从劳动、资本积累、专业化和资源配置等角度考察生产能力。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强调了劳动分工,而大卫·李嘉图则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分析了分配和收益递减问题。这些贡献为后来的供给分析提供了启发,但两位作者都未曾构建以整个经济体的价格总水平为对应变量的现代总供给曲线。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使用了“总供给函数”一词。这一函数将就业量与使企业家认为雇用相应数量的劳动者有利可图所必需的预期收益联系起来。它与总需求函数的交点决定了有效需求。这种表述不同于后来教科书中将实际产出与价格总水平直接联系起来的图示。将两者视为完全相同的理论构造,会掩盖分析语言的一项重要变化。
战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将短期经济活动由需求决定的解释,与长期生产受资源可用量约束的观点结合起来。工资和价格的调整成为协调这两种观点的关键。A. W. 菲利普斯于1958年报告的失业率与工资通胀之间的关系,为劳动力市场压力与名义变量调整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实证依据。后续研究将这一关系转化并拓展为有关价格通胀、预期和总供给的模型。
埃德蒙·菲尔普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由于预期的作用,通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可被长期利用的权衡关系。如果劳动者和企业适应了更高的通胀率,那么,要使产出持续高于其自然水平,就需要进一步出现超出预期的通胀,而不能仅仅依靠一个长期较高但稳定的通胀率。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供应中断和滞胀进一步推动了对供给冲击的明确分析,不过这些事件也涉及需求状况和政策应对。
罗伯特·卢卡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研究建立了一类模型,其中,不完全信息和理性预期使名义冲击引发暂时性的实际经济反应。后来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强调技术和跨期选择是经济波动的来源,其中尤以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1982年的研究为代表。这些模型并不依赖传统凯恩斯主义解释所采用的那类名义刚性。
新凯恩斯主义研究则为工资和价格黏性提供了基于最优化行为的理论基础。吉列尔莫·卡尔沃于1983年提出的交错价格调整模型影响尤为深远,因为它能够推导出便于分析处理的总体通胀方程。现代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这些机制与投资、国际贸易、金融状况相结合,有时还纳入细致的生产网络。因此,并不存在一种脱离具体假设而得到公认的单一总供给理论;这一术语涵盖了对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和定价所作的若干相互关联的解释。
对稳定政策与结构性政策的启示
供给状况会影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当需求疲弱、大量生产能力闲置时,增加支出可以提高产出,而短期内引发的通胀压力有限。当生产受到严格约束时,同样幅度的名义需求增长则更可能推高价格。因此,财政乘数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技术常数,而是部分取决于产能利用率、货币政策的反应、经济开放程度、融资条件以及政府支出的构成。
不利的成本冲击会使稳定政策面临权衡。通过扩大需求来缓冲冲击,可能有助于维持就业和产出,却也可能加剧价格压力。抑制需求可能限制通胀的次生效应,但也会加重产出损失。在只有需求冲击、且不存在相关扭曲的简单模型中,稳定通胀也能稳定产出缺口。成本推动型扰动打破了这种一致性,要求政策制定者在通胀调整速度与经济活动波动之间作出权衡。
中央银行无法直接生产燃料、修复港口或培训更多技术人员。其政策工具主要通过融资条件、支出、汇率和预期发挥作用。不过,中央银行能够影响暂时性的相对价格冲击是否会演变为持续、普遍的通货膨胀。因此,区分投入品价格最初的上涨与随后工资和价格的反应,是货币分析的核心。经济后果取决于预期和合同调整,而不只是最初的扰动是否被归类为“供给侧”冲击。
财政措施对需求和供给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转移支付可以保障家庭收入,却不一定增加稀缺商品的实际可供数量。公共投资可能在初期增加需求,随后扩大生产能力。生产补贴可能降低企业的实际成本,但需要筹措资金,也可能使资源从其他用途转移过来。价格管制可以抑制统计记录中的价格上涨,但如果管制价格低于市场出清水平,也可能造成短缺、配给;若同时实施补贴,还可能带来财政成本。
较长期的供给政策涉及劳动参与、技能、基础设施、科研、竞争以及资本配置。研究与开发可能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交通条件改善可以扩大有效市场范围;监管变化则可能影响市场进入和投资。这些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实施情况、初始条件、配套制度和时滞。一项政策被称为“供给侧”政策,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能增加总供给;名称相近的政策,也可能通过截然不同的机制发挥作用。
分配问题也会影响对政策效果的解读。扩大总体生产能力的变化,可能对不同行业、地区和家庭产生不均等的影响。总产出本身并不衡量闲暇、环境质量、家庭生产或收入分配。因此,所衡量的供给向外移动,回答的是生产方面的问题,而非福利或公共政策的所有问题。
估计、识别与尚待解决的问题
估计总供给,需要将生产能力的变化与需求变化及暂时性的产能利用变化区分开来。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都无法直接观测。统计滤波法从实际测得的产出中提取平滑趋势,生产函数法则估计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各自的贡献。多变量方法还会利用通货膨胀、失业、工资和产能利用率等信息。每种方法都需要对哪些波动是暂时的、哪些反映了持久变化作出假设。
在经济转折点附近,这些假设的影响尤为重大。生产率增速永久性放缓后,根据以往增长情况估计的趋势可能会高估生产能力。反过来,如果把严重的经济衰退视为潜在产出永久下降的证据,就可能低估闲置资源的规模。随着新数据的公布,估计结果通常会被修订,而修订可能改变历史产出缺口的估计大小,甚至使其正负号发生变化。因此,实时政策分析面临着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在事后修订的数据集中并不那么明显。
计量经济学识别则是另一个问题。产出与价格是共同决定的,因此仅凭两者的相关性,无法揭示总供给曲线的斜率。研究人员利用结构性约束、外部工具变量、事件研究、行业层面的证据以及预期模型,来区分不同的冲击。例如,假定需求冲击对产出没有永久影响,有助于识别模型;但如果需求会持续影响投资或劳动者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这一约束就值得质疑。
成本的衡量同样困难。总体工资指标无法全面反映福利、劳动力构成变化或招聘稀缺技能人才的成本。劳动收入份额有时被用作实际边际成本的代理指标,但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取决于生产技术、加成率以及对中间投入的处理方式。市场势力的变化可能改变成本、价格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行业差异则进一步增加了用一个全经济统一系数进行分析的难度。
一个重要的实证争论是:通胀与经济闲置程度之间的关系为何显得平坦或不稳定。通胀对闲置程度的敏感性较低,可能反映了预期得到锚定、闲置程度存在测量误差、国际竞争、工资制定制度变化,或某些只有在接近产能极限时才显现的非线性反应。某一时期两者关系较弱的证据,并不能说明生产约束已经消失。同样,通胀突然上升本身,也不能证明经济已经超过了某个可精确测量的潜在产出水平。
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凸显了这些识别难题。经济活动限制、疾病、工作安排调整以及运输瓶颈改变了生产条件;与此同时,家庭在商品和服务之间的支出分配大幅转变,财政和货币措施也影响了需求。总量数据将所有这些变化混合在一起。因此,行业层面的产出数量、交货时间、职位空缺和投入品价格,成为传统产出缺口指标的重要补充,尤其是在特定产品短缺无法用一条总供给曲线充分概括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