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通常称为**《CARES法案》**,是美国于2020年3月27日颁布的一部联邦法律,公法编号为116-136。该法在COVID-19大流行引发经济冲击的初期通过,授权实施一项规模通常被描述为约2.2万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其主要措施包括向个人直接发放款项、扩大失业救济、提供可获豁免偿还的小企业贷款、支持医院及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援助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为企业和金融市场提供融资机制。
该法综合运用了多种财政政策工具,而非仅实施一项支出计划。拨款和税收抵免直接转移资源;贷款担保和财政部投资支持信贷供给;临时性法律保护则减轻了部分即时付款义务。这些机制既旨在弥补收入损失,也力求在工作、出行和商业活动受限期间维系经济关系。
《CARES法案》成为联邦政府第一阶段疫情经济应对措施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并不涵盖全部应对措施。此前的立法已为公共卫生措施和紧急休假提供资金,后续法律则为该法下的许多项目补充资金、延长实施期限或重新设计。因此,要理解该法的影响,就必须区分原始法案与后续修正内容,并区分联邦支出与联邦支持所可能撬动的、规模大得多的信贷。
立法过程与法律框架
疫情导致经济活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骤然中断,这部法律正是在此背景下出台的。公共卫生限制措施、民众自愿保持社交距离,以及生产和出行受阻,同时冲击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企业收入锐减,却仍须承担租金、债务本息和工资等支出。劳动者则遭遇裁员、工时缩减,或因患病、承担照护责任以及工作场所关闭而无法工作。
这场危机的发展速度之快,令常规经济统计难以及时全面反映。2020年3月,首次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激增至数百万。金融市场也承受了巨大压力,连通常被认为流动性极高的市场都出现了紧张局面。因此,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远不止像应对一般经济衰退那样刺激消费:政府还力图保障家庭生计、维系雇佣关系、为医疗卫生提供资金,并防止暂时性的收入损失引发大范围企业倒闭。
《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出台之前,美国已于3月6日颁布《冠状病毒防范与应对补充拨款法案》,并于3月18日颁布《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对法案》。参议院于3月25日以9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众议院于3月27日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当天签署。该法案以H.R. 748号法案的形式正式成为法律;这一法案原先涉及的内容已被这套紧急援助方案所取代。
法律的结构反映了受疫情影响的各类机构之广泛。A编载有涉及小企业、个人、医疗卫生、经济稳定及冠状病毒救济基金的主要条款。B编则为联邦机构和公共服务提供紧急补充拨款。执行工作由财政部、国税局、小企业管理局、劳工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及其他众多机构分担。许多援助措施依托现有的州级体系或私营金融中介机构落实,而非完全由联邦政府直接管理。
广为引用的约2.2万亿美元总额,并不等同于联邦政府的即时支出,也不是对赤字影响的最终估算。这一总额涵盖了预算处理方式各异的措施,包括补助、税收调整和信贷支持。国会预算办公室于2020年4月估计,该法案将在2020年至2030年间使联邦赤字增加约1.7万亿美元。预计能够收回的贷款,以及用于吸收潜在贷款损失的资金,在预算核算中的处理方式与无需偿还的转移支付并不相同。在将该法案与后续拨款,或与美联储各项融资机制所能支持的放贷规模进行比较时,理解这一区别至关重要。
向个人直接发放款项及退休账户相关规定
该法面向家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是首轮经济影响补助金。在法律上,这些款项属于2020纳税年度可退还所得税抵免的预付款:符合条件的个人最高可获1,200美元,符合条件且联合报税的已婚夫妇最高可获2,400美元,每名符合条件的17岁以下子女还可获500美元。这项措施旨在迅速提供收入支持,而非补偿有证明材料的失业损失。
对于大多数单身报税人,补助金从调整后总收入达到75,000美元起开始递减;户主报税人的起点为112,500美元,联合报税已婚夫妇的起点为150,000美元。收入每超过相应门槛100美元,补助金就减少5美元。因此,没有符合条件子女的单身报税人,收入达到99,000美元时便无法领取补助金;没有符合条件子女的已婚夫妇,对应的收入上限则为198,000美元。由于符合条件的子女会增加最初的抵免额度,补助金完全递减至零时所对应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
美国国税局通常依据2019年的纳税申报信息发放补助金;如无2019年的申报资料,则使用2018年的资料。发放方式包括银行账户直接入账、支票和预付借记卡。相关安排还使许多社会保障福利及某些其他联邦福利的领取者,无须另行提交纳税申报表即可收到补助金。符合条件但实际领取金额低于应得金额的人,可以通过2020纳税年度的“复苏退税抵免”申领差额。反过来,这种预付机制通常也不会仅仅因为领取者后来的收入上升,就要求其退还款项。
资格规定留下了一些重要的覆盖缺口。可被其他纳税人申报为受抚养人的个人,不能以本人名义领取补助金;受抚养的学生及其他年满17岁的受抚养人,也不能使申报人获得最初规定的500美元子女补助。非居民外国人不在适用范围内。除军人相关例外外,原法通常要求纳税人及联合报税的配偶持有有效的社会保障号码,因此许多夫妻双方移民身份不同的家庭被排除在外。后续立法追溯修改了其中一些规定,但这些修改并不属于3月最初通过的法律。
该法还暂时放宽了部分退休账户规定。2020年提取的、符合条件的冠状病毒相关款项,在合计不超过100,000美元的限额内,可免缴通常针对提前提取款项征收的10%附加税。相关应税收入通常可分摊至三年计税,符合条件的缴回款项也可享受优惠处理。该法还临时提高了某些退休计划的贷款限额,并豁免了特定退休账户2020年的最低强制提取要求。与直接发放补助金不同,这些规定主要惠及已经持有退休资产的家庭,涉及的是动用已积累的储蓄,而非统一发放现金。
扩大失业补偿
《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大幅扩大了失业补偿的覆盖范围,提高了补偿金额,并延长了领取期限。常规失业保险由各州在联邦框架下管理,领取资格和待遇标准因管辖地区而异。这项紧急立法在原有制度中增设了由联邦政府出资的项目,使既有的自动稳定器成为规模大得多的收入替代工具。
“联邦疫情失业补偿”在符合条件的失业待遇基础上,每周额外发放600美元。这笔补助采用固定金额,而非按失业前收入的一定比例计算,适用于多项失业保障计划中符合条件的领取者,也包括新设的疫情相关计划。补助覆盖截至2020年7月31日或之前结束的失业周;由于各州的待遇计发周通常在周六或周日结束,最后一个受覆盖的星期通常截至7月25日或7月26日。对许多低薪劳动者而言,失业待遇总额一度超过了他们此前的周收入。
疫情失业援助将支持范围扩大到不符合常规失业待遇领取资格、但满足特定疫情相关条件的人群。覆盖对象可包括自雇者、独立承包人,以及工作经历不足以满足常规资格要求的人。该计划最初提供最长39周的待遇,但须遵守法定规则,并与其他失业补偿项目协调。申请人必须符合明确列举的情形之一,例如确诊新冠肺炎、承担规定的照护义务,或工作场所因这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直接关闭。能够远程办公并领取薪酬,或在相关期间享有带薪休假的人,通常不在适用范围内。
“疫情紧急失业补偿”最初为已经领完常规失业待遇的人额外提供最长13周的补偿。其他条款则支持各州的短工时补偿安排:当雇主选择缩短工时而非裁员时,劳动者可领取部分失业补偿金。该法还提供资金,旨在鼓励各州取消领取待遇前的等待周,并为某些与失业有关的费用提供资助。
实施过程暴露了行政管理能力的薄弱之处。各州不得不改造老旧的计算机系统,为传统受雇形式之外的劳动者建立资格审核程序,并处理数量空前的申请。一些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遭遇严重延误,而申请人自行声明符合条件的做法和快速付款要求,也为不当申领和身份盗用留下了漏洞。后续立法延长了待遇期限,并加强了证明材料要求,但不应将这些后来的规定与最初的制度设计混为一谈。
其经济影响既涉及收入保障,也涉及就业激励。在许多岗位无法提供就业机会,或在当时条件下从事相关工作并不安全的时期,定额补助维持了民众的购买力。与此同时,超过失业前收入的待遇也可能改变劳动者接受现有工作的经济回报。这两方面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当地限制措施、职位空缺、家庭状况以及重启经济活动的时间,因此,仅凭待遇优厚程度不足以完整解释就业结果。
小企业援助与薪资保护计划
薪资保护计划是该法案支持小型雇主的主要工具。该计划纳入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体系,最初获批的贷款额度为3,490亿美元。银行及其他获准的贷款机构负责发放由联邦政府担保的贷款,联邦政府则制定资格条件和贷款豁免规则。首批拨款迅速耗尽,2020年4月通过的一项法律又追加了资金。
符合资格的企业通常须不超过500名雇员,但现行的行业规模标准和特别规则也会影响资格认定。某些非营利组织、退伍军人组织、部落企业、独资经营者、独立承包人和自雇人士也可符合条件。住宿和餐饮服务企业以及特定的关联关系另有专门规定。因此,该计划的覆盖范围并非简单地以500名雇员为统一上限。
最初的贷款额度通常最高为平均月度薪资支出的2.5倍,且不超过1,000万美元。计算薪资支出时,每名雇员折算年薪超过10万美元的部分不予计入,但符合条件的雇主支付福利则按计划规则另行处理。贷款可用于支付薪资和指定的非薪资支出,包括符合条件的租金、公用事业费用和抵押贷款利息。该计划最主要的激励措施是贷款豁免:符合资格的借款人如将资金用于获准用途,并满足雇用和薪酬方面的要求,即可获免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
原始法条将可计入贷款豁免的支出期间设为八周,并规定雇员人数或薪酬下降时须相应削减豁免金额,同时设有特定的恢复条款。最初的行政规则要求,获豁免金额中至少75%须用于薪资支出。2020年6月5日颁布的《薪资保护计划灵活性法》随后将许多情况下的适用期间延长至24周,并将薪资支出占比要求降至60%。这些后续修订实质性地改变了该计划,不应将其视为《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颁布时已有的规定。
该法案还扩大了经济损失灾害贷款计划,并授权提供最高1万美元、通常无须偿还的紧急预付款。小企业管理局在实施时采用了与雇员人数挂钩的预付款计算办法。此外,该法还拨款,在有限期间内代为支付某些现有小企业管理局贷款的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从而减轻借款人眼前的偿债负担。
该计划在设计上牺牲了援助对象甄别的精细程度,以换取实施速度。已有的银行业务关系帮助部分企业迅速获得贷款,而缺乏此类关系的较小企业则面临贷款获取障碍。由于资格认定通常不要求企业准确证明实际收入损失,获得援助的企业在需求程度上差异很大。因此,评估该计划时,需要区分其在保住就业岗位、维持企业经营、向业主和劳动者转移收入等方面的成效,以及欺诈或不合资格借款造成的成本。
企业援助与金融市场稳定
该法第四编授权提供最高5,000亿美元,用于稳定经济,资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直接援助特定行业,另一部分支持覆盖面更广的信贷工具。其中,为客运航空公司及相关符合条件的企业预留最高250亿美元,为货运航空公司预留40亿美元,为被认定对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企业预留170亿美元。其余4,540亿美元,加上上述预留类别中未使用的资金,可用于支持美联储贷款工具。
财政部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之间的关系是这一安排的核心。财政部资金可向特殊目的载体提供股本或其他损失吸收支持,使这些载体能够利用美联储贷款购买资产或发放信贷。这一安排将财政承担风险的机制与《联邦储备法》第13(3)条赋予中央银行的贷款权限结合起来。这并不意味着全部潜在放贷能力都属于拨款支出,也不意味着每项工具都必然用尽其获授权的额度。
这些工具支持企业信贷、市政债券以及向符合条件的中型企业发放的贷款。一级市场企业信贷工具和二级市场企业信贷工具旨在改善企业融资条件,市政流动性工具则为符合条件的州和地方政府发行人提供后备支持。大众企业贷款计划通过购入贷款参与份额,支持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的贷款。各项工具的资格标准、定价、期限及风险分担安排各不相同,财政部也未将法定授权资金全额投入这些工具。
这些工具旨在应对流动性受阻和信贷获取困难,而非保证每个借款人都能存续。贷款可以缓解暂时的现金短缺,但也可能加重收入持续下滑企业的债务负担。流动性与偿付能力之间的区别,有助于解释贷款计划与补助为何发挥不同作用。支持措施公布后,市场状况也有所改善,因此,最终购入的资产规模本身并不能完整衡量一项工具的影响。
该法另行提供最高320亿美元,为客运航空公司、货运航空公司及航空业承包商提供薪资支持。这项援助有别于为航空业及国家安全相关企业预留的460亿美元贷款授权。援助条件包括与雇佣相关的限制,以及对高管薪酬、股票回购和股息的限制,具体要求因计划而异。某些援助还涉及认股权证或其他金融工具,旨在使联邦政府有机会获得回报。
美联储在危机期间采取的行动远不止由该法支持的工具,还包括降息和大规模购买证券。这些措施属于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应急操作,而不是该法创设的支出。在确定由哪个机构承担风险、哪项法律授权支持某笔交易时,有必要区分这些干预措施。
医疗卫生拨款与公共卫生条款
《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为医疗卫生系统提供了大量资源,当时医院及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正同时面临诊疗需求增加和收入损失的双重压力。该法的紧急拨款包括向后来被称为“医疗服务提供者救济基金”的项目拨付1,000亿美元。这笔资金用于支持符合资格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弥补因冠状病毒造成的医疗相关支出或收入损失,但须遵守项目规定的条件。它并非单纯按照收治的新冠患者人数支付补偿的基金。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通过普遍分配和定向分配两种方式发放这笔资金。早期的普遍分配部分依据联邦医疗保险按服务付费的报销金额,后来则采用了覆盖范围更广的患者服务收入指标。定向分配面向疫情严重地区的医院、农村医疗服务提供者、承担医疗安全网职能的机构以及其他符合资格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分配方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各机构在患者群体、资金结构及受此次紧急状况影响的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
该法还向公共卫生与社会服务应急基金拨款270亿美元,用于医疗应对措施、物资供应和应急准备等活动。其他拨款则支持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立卫生研究院、退伍军人事务部及社区卫生中心等机构。这些拨款分别用于研究、监测、采购、临床服务能力建设和维持医疗服务连续性等不同职能,不应全部算作可自由支配的医院援助资金。
若干条款调整了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保险的规则。该法在《家庭优先法》的基础上,扩大了新冠诊断检测的保险覆盖要求,确立了承保检测项目的支付规则,并要求提供此类检测的机构公布自费价格。对于符合条件的预防服务,该法还加快了保险覆盖要求的落实;相关疫苗在适用的建议发布后,也纳入这一范围。
在联邦医疗保险方面,该法将部分新冠住院病例的支付标准提高了20%,暂时停止了强制减支机制下2%的支付削减,并扩大了预付款和加速付款的适用范围。后两项措施提供了短期现金支持,但所付款项通常仍须通过后续结算收回,因此不同于医疗服务提供者救济基金的补助。该法还扩大了紧急状况期间远程医疗的法定灵活性,与允许更多服务通过远程方式提供的行政调整相互配合。
其他条款涉及药品和医疗器械供应信息、药品短缺以及非处方药监管。这些较少受到关注的内容表明,该法并不只是一个经济转移支付方案。它还调整了规范公共卫生、医疗筹资和医疗产品监管的部分法律框架,其实施并未止于最初几轮紧急资金的发放。
州、地方、教育和住房救济
冠状病毒救济基金为州、地方、领地和部落政府提供了1500亿美元。其中,80亿美元专门拨给部落政府,30亿美元拨给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国各领地。各州的拨款分配考虑了人口因素,同时保证每州至少获得12.5亿美元;直接支付给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的款项,则从其所在州的拨款额度中扣除。人口超过50万的地方政府可获得直接拨款资格。
该基金用于支付因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产生、且未列入政府截至2020年3月27日最近一次批准预算的必要支出。最初规定的支出适用期为2020年3月1日至12月30日,后经立法延长。该基金最初并非用于不受用途限制地弥补一般税收损失。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指引明确了允许的用途,包括某些公共卫生、公共安全、薪资和经济支持支出。这些限制使其有别于2021年立法设立、使用上更为灵活的州和地方财政复苏资金。
教育领域通过规模约为307.5亿美元的教育稳定基金获得支持。该基金主要包括州长紧急教育救济基金、中小学紧急救济基金和高等教育紧急救济基金。这些项目资助的机构各不相同,适用的资金分配规则也有所不同。面向学校的资金可用于维持正常运作,以及应对教学中断;高等教育资金则既包括对院校的援助,也包括直接向学生提供的紧急援助。
该法还暂时停止了符合条件、由联邦政府持有的学生贷款的还款,并将利率设为零,最初规定持续至2020年9月30日。对相关贷款的强制追收也一并暂停。这项暂停措施并未涵盖所有由联邦政府担保的贷款:由商业机构持有的联邦家庭教育贷款计划贷款,以及许多由院校持有的珀金斯贷款,均不在最初自动适用的救济范围内。此后,行政部门多次延长暂停期限,但这些延期措施与最初法定的截止日期是分开的。
住房条款将还款救济与临时执行限制相结合。持有联邦支持的住宅抵押贷款、且因疫情遭遇经济困难的借款人,可申请最长180天的暂缓还款,并可应申请再延长最多180天。暂缓还款只是推迟付款,并不意味着债务自动免除。对于联邦支持的多户住宅抵押贷款,另有专门规定,包括业主获准暂缓还款时须遵守的租户保护要求。
一项为期120天的暂停驱逐措施,限制了针对适用房产因欠租而提起的特定驱逐诉讼;适用房产包括参与某些联邦住房项目或附有联邦支持抵押贷款的房产。该法还规定了相关的通知要求。这并非涵盖所有出租房产的全面驱逐禁令。补充拨款还支持住房援助、无家可归者援助项目、社区发展、公共交通及其他地方服务,体现了此次紧急事件影响家庭和公共机构的多种途径。
雇主和企业税收减免
《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改善企业现金流,并鼓励企业维持雇佣关系。雇员留任税收抵免允许符合条件的雇主抵免特定的雇佣税,抵免额超过应纳税额的部分可予退还。适用对象包括因符合规定的政府命令而全部或部分暂停经营,或营业总收入下降达到规定幅度的雇主。根据2020年最初实施的规则,抵免额为合格工资的50%,其中包括某些医疗保险计划支出;每名雇员每年可计入的合格工资上限为10,000美元,因此每名雇员的最高抵免额为5,000美元。
雇主规模决定了哪些工资可被认定为合格工资。对于2019年平均全职雇员人数超过100人的雇主,最初的抵免通常仅适用于向因上述符合条件的情形而未提供劳动的雇员支付的工资。规模较小的雇主通常可以将支付给雇员的工资计入,无论雇员是否实际工作。该法最初规定,获得薪资保障计划贷款的雇主不得申请此项抵免。2020年12月通过的立法随后追溯取消了这一普遍性限制,但禁止以同一笔工资同时享受两项优惠。
该法还允许雇主延期缴纳2020年特定期间内应由雇主承担的社会保障工资税。递延税款的一半须在2021年12月31日前缴清,其余部分须在2022年12月31日前缴清。部分自雇税也适用类似规定。这是一项调整缴税时间的措施:与税收抵免或补助不同,延期缴税减少了当期现金流出,但未必会减少最终应纳税额。
该法对净经营亏损规则作出调整,允许将始于2018年、2019年或2020年的纳税年度所产生的亏损向前结转五年,但须遵守特别规定。该法还暂时放宽了一项限制,即通常只能以某些亏损抵扣不超过应税所得80%的金额。亏损向前结转可使企业获得此前盈利年度已缴税款的退税,从而将过去缴纳的税款转化为当期流动资金的来源。因此,各企业获益的程度取决于其以往利润、当前亏损和税务状况。
其他条款暂时提高了企业利息支出的扣除上限,在适用年度通常由调整后应税所得的30%提高至50%,并对合伙企业作出特别安排。一项技术性修正将合格改良财产的成本回收期设为15年,使符合条件的财产能够适用额外折旧。该法还暂时调整了慈善捐赠扣除限额,并允许未采用分项扣除的个人,就符合条件的现金捐赠享受有限扣除。
这些措施发挥经济作用的途径各不相同。雇佣税收抵免补贴符合条件的用工成本;延期缴税改变付款日期;亏损向前结转将可用于税收抵扣的亏损转化为近期退税;折旧规则的调整则加快了扣除进度。不能仅凭2020年释放的现金规模推算这些措施的财政成本,因为部分条款主要是将税收收入在不同年度之间调整,而另一些条款则会永久减少税收收入。
行政管理、监督与项目合规
《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的实施速度和规模,使各机构不得不在尚未建立起规模较小、推进较慢的项目通常具备的全部管控措施之前,就开始发放资金。立法者设立了多项监督机制,以审查该法的执行情况,包括国会监督委员会、疫情复苏特别监察长,以及疫情应对问责委员会。这些机构的职责范围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
国会监督委员会重点监督该法中经济稳定条款的落实情况,包括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相关活动。疫情复苏特别监察长设于财政部内,负责对财政部特定援助项目开展审计和调查。疫情应对问责委员会汇集了各机构的监察长,协调对疫情相关支出的监督,并提高支出透明度。美国政府问责局和各机构原有的监察长仍承担着重要的独立职责。
项目合规问题表现为多种形式。欺诈涉及蓄意欺骗,例如虚构企业、提供虚假工资信息或盗用身份。不当支付也可能源于行政失误、证明材料不足,或向不符合资格的领取者付款,而未必已被认定存在欺诈。这些类别不能混为一谈,针对某个项目或某一时期作出的估算,也不能直接套用于整部法律。
薪资保护计划和疫情失业救济的制度设计,使这一区分尤为重要。两者都涉及数量庞大的申请者,要求快速处理申请,并依赖难以即时核实的信息。私人贷款机构负责处理薪资保护计划(PPP)的申请,各州机构则依据联邦规则管理失业救济项目。数据分散、核验做法不一致以及系统陈旧,都加大了跨机构、跨辖区识别重复或可疑申请的难度。
透明度也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提高。各机构陆续公布借款人信息、支出数据、项目指引和审计结果,诉讼与国会审查也影响了信息披露方式。公开数据使人们能够按地区、行业、企业规模及其他特征分析援助的分配情况。然而,仅仅在数据库中查到某笔拨款或贷款,并不能证明领取者违反了项目规则。
行政调整贯穿实施过程,并非偶发情况。随着实施工作的推进,财政部、小企业管理局、国税局及其他机构陆续发布规章、常见问题解答和解释性指引。此后,国会又修改了重要的法定条款。因此,要准确说明某项行为是否合规,必须依据交易发生时适用的规则,而不能仅以项目最终定型时的规则为准。
经济影响与后续立法
在疫情初期的经济收缩中,《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促成了市场收入与家庭可用资源之间罕见的背离。就业和劳动收入大幅下降,但联邦转移支付和失业救济金支撑了可支配收入。一些家庭将援助资金用于即时消费,另一些则增加储蓄或偿还债务。活动限制以及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也制约了新增资金转化为支出的速度。
不同受助群体和项目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直接付款覆盖面广,发放方式也相对简单,但并未严格针对实际收入损失进行定向分配。扩大的失业补偿则将援助集中于申报失业的人,以及因疫情相关原因工作中断且符合资格的人。薪资保护计划(PPP)试图维持企业存续和雇佣关系,而医疗服务提供者资金和面向州政府的援助则支持了提供基本服务的机构。因此,不能仅凭发放支票的数量或发放贷款的笔数等单一指标来评价这部法律。
经济研究考察了消费支出的反应、就业岗位保留、企业存续、信贷状况以及分配效应。因果识别的一个核心难题在于,该法的各项措施与美联储的干预、各州的限制措施、感染率变化、人们的自发行为以及后续联邦法律同时发挥作用。法律实施后出现经济复苏,并不能说明各项条款分别促成了多大程度的复苏。同样,某项信贷工具使用率较低,可能意味着需求有限、条款限制过严、市场状况改善,也可能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相关的财政乘数也取决于具体情境。向面临即时现金约束的家庭提供转移支付,能够迅速支撑支出;而在停摆期间储蓄下来的资金,则可能在之后影响需求。贷款和担保能够维持融资渠道,却不一定带来联邦采购的即时等额增长。公共卫生限制使许多交易暂时无法进行,因此,基于常规经济衰退得出的传统估计,不能直接套用于这种经济环境。
该法增加了联邦借款,并推动公共债务大幅扩张,但后来的宏观经济变化不能仅归因于这部法律。例如,疫情期间的通货膨胀是在需求结构变化、供应中断、能源价格波动、货币环境变化以及额外财政措施等背景下形成的。2020年3月这部法律的独立贡献有多大,是一个需要实证研究的问题,不能仅凭其公布的授权总额作出判断。
后续立法多次调整了应急政策框架。2020年4月24日颁布的《薪资保护计划与医疗保健强化法》补充了小企业支持资金,并增加了医疗保健和检测拨款。2020年12月颁布的《综合拨款法》授权新一轮直接付款,延长失业救济项目,并修订了薪资保护计划和税收条款。2021年3月11日颁布的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法又提供了一套大规模援助方案,其中包括向家庭追加付款,以及采用不同机制的州和地方财政援助。这些法律在延续应对措施的同时,也改变了2020年3月确立的资格规则、福利水平和支出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