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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

储蓄是未用于当期消费的收入,将家庭财务决策、资本积累、公共财政与国际经济收支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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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收入中未用于当期消费的部分。在经济学中,储蓄是按月、季度或年度衡量的流量,而不是累积财富的存量。家庭的消费低于可支配收入时,就产生储蓄;企业通过留存收益形成储蓄;政府的当期收入超过当期消费支出时,也会形成储蓄。储蓄可用于购置金融资产、投资生产性资产或偿还债务。

储蓄将有关当前与未来生活水平的决策,同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所需资金的筹措联系起来。储蓄的影响取决于具体情况。家庭可以通过减少支出来改善自身财务状况,但如果投资或其他支出没有增加,整个经济体增加储蓄的努力就可能导致产出和收入下降。国民储蓄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是依靠国内资金为投资融资,还是利用国外资源。

因此,储蓄这一主题涉及家庭行为、金融机构、企业财务、政府账户和国际交易等多个领域。其中的重要区分包括:储蓄与财富、总储蓄与净储蓄、计划储蓄与实际储蓄,以及个人金融资产的积累与整个经济体生产性资源的创造。

定义与核算边界

最简单的家庭储蓄恒等式为

Sh=Yd−C,S_h=Y_d-C,

其中,ShS_h 为家庭储蓄,YdY_d 为可支配收入,CC 为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是计入当期税收和转移收支后可供支配的收入,包括工资、财产收入和相关福利。官方家庭账户还可能纳入养老金权益变动调整,以确保养老金积累得到一致的核算。一个家庭若年可支配收入为50,000个货币单位,消费为45,000个货币单位,则储蓄为5,000个货币单位,储蓄率为10%。

储蓄并不等同于把钱存入储蓄账户。购买证券、积累养老金权益、购置住宅或偿还贷款本金,都可能伴随着储蓄。反过来,把钱从活期账户转入储蓄账户,本身并不构成新增储蓄,而只是改变了现有资产的构成。家庭也可以在借款的同时进行储蓄,只要其资产购置额超过相关负债的增加额。关键在于比较收入与消费,而不是存款与取款。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总储蓄是在扣除固定资本消耗之前计量的储蓄。固定资本消耗是指固定资产因正常使用、过时及相关原因而发生的估计价值减损。净储蓄则扣除了这部分消耗。因此,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形成有很大一部分只是用于替换损耗的建筑物、机器及其他固定资产,那么即使其总储蓄相当可观,净储蓄也可能很少。为保持口径一致,应将总储蓄与总投资比较,或将净储蓄与净投资比较。

核算中消费与投资的界限不同于日常用法。家庭购买汽车、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大多计为消费,尽管这些商品能够提供多年的服务。购买住宅计为固定投资;此后产生的住房服务则计为消费,其中也包括自有住房居住者获得的估算住房服务。教育支出虽然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但在核心账户中通常计为消费,而非投资。这些核算惯例会影响储蓄的计量结果,却未必符合人们对于“为未来做准备”的直观理解。

储蓄还必须与净值的变动区分开来。股票价格或房价上涨可以增加财富,却不产生储蓄,因为在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账户中,持有收益不属于当期收入。资本转移、资产毁损以及资产物量的其他变化,也会引起财富变动。因此,一个家庭可能储蓄很少,财富却有所增加;也可能储蓄很多,但由于资产价格下跌,核算得到的财富反而减少。

家庭储蓄动机与消费理论

家庭储蓄的目的往往相互交织,包括养老、应急、教育、购房、创业以及向后代转移财富。这些动机会使家庭对收入、不确定性和政策作出不同反应。为近期支出积累的资金,通常比养老资产需要更高的流动性;而预防性储备即使财务回报较低,也可能继续保留。有些积累则源于合同约定或强制要求,例如强制性养老金缴款或住房抵押贷款本金偿还。

一种奠基性的解释是生命周期假说,由弗兰科·莫迪利亚尼和理查德·布伦伯格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该模型认为,个人会在预期的一生中安排消费,而不是机械地让支出与当期收入相匹配。年轻人可能借债或很少储蓄;处于工作年龄的家庭积累资产;退休者则可能逐步消耗这些资产。该理论最简单的形式预测,储蓄取决于年龄、预期终身资源以及退休期的长短。现实行为更为多样,因为还受到寿命不确定性、养老金制度、住房、医疗保健支出和遗赠动机的影响。

米尔顿·弗里德曼并不是这一概念的恰当链接写法;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57年在《消费函数理论》中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该理论区分了相对持久的收入与暂时性的收入波动。因此,与当期金额相同的永久性收入增长相比,一次性款项更有可能被储蓄起来。这并不意味着暂时性收入从不用于消费:具体反应取决于预期、财富、信贷可得性,以及这笔款项如何改变人们对终身资源的判断。

预防性储蓄源于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当消费水平过低会带来尤其严重的后果时,家庭可能积累一笔缓冲资金,以应对失业、疾病或经营失败。借贷约束会强化这一动机,因为家庭不能指望依靠未来借款来应对每一次不利事件。缓冲存量模型将不确定性与偏好当期消费的倾向结合起来:家庭会根据自身资源水平维持一定储备;当财富充裕、明显高于这一缓冲水平时增加消费,而在遭遇冲击后重新积累储备。

其他动机会使这些模型变得更加复杂。遗赠意愿可能使人们在晚年仍保留财富,而购买不可分割资产的愿望则可能导致先快速积累一段时间,再一次性提取大笔资金。家庭决策也可能反映成员之间的协商,而非单一、统一的偏好。这些解释会产生不同的可观察模式,因此研究者利用收入变化、退休前后的转变、政策改革和家庭面板数据来区分它们。没有任何单一动机能够充分解释所有家庭或人生各阶段的储蓄行为。

利率、通货膨胀与跨期选择

储蓄涉及机会成本:放弃今天的消费,以换取未来可能实现的消费。在一个不考虑不确定性的简单两期模型中,家庭预算约束可写为

c1+c21+r=y1+y21+r+a0,c_1+\frac{c_2}{1+r} = y_1+\frac{y_2}{1+r}+a_0,

其中,c1c_1 和 c2c_2 分别为两期的消费,y1y_1 和 y2y_2 为两期的收入,rr 为实际利率,a0a_0 为以第一期资源计量的初始财富。利率决定了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

更高的收益率不一定会增加家庭储蓄。替代效应使当期消费相对于未来消费变得更加昂贵,因而往往会鼓励储蓄。对于已有储蓄的人,收入效应则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更高的收益率意味着,只需减少当期储蓄,就能达到期望的未来财富目标。已有借款的人受到的影响有所不同,因为利率上升会增加偿债成本,从而可能减少其可支配资源。因此,总体结果取决于资产负债状况、信贷可得性、预期以及财富分配。

通货膨胀使区分名义收益率与实际收益率变得至关重要。如果一项投资的名义收益率为 ii,同期物价上涨率为 π\pi,那么其实现的实际收益率为

r=1+i1+π−1.r=\frac{1+i}{1+\pi}-1.

当利率和通胀率均不高时,r≈i−πr\approx i-\pi。若名义收益率为 4%,通货膨胀率为 3%,则扣除税费前的实际收益率约为 0.97%。在事先作出决策时,相关的是预期通货膨胀率,而非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意外的通货膨胀会在固定名义债权的持有人与其债务人之间重新分配购买力。

税收待遇可能使宣传的收益率与购买力的实际增幅进一步偏离。如果名义利息需要纳税,那么部分税款可能是针对通货膨胀补偿征收的,而不完全是针对实际收入征收的。费用、提前支取罚金和交易手续费也会降低实际到手的收益率。复利会使持续存在的收益率差异产生显著影响:若年收益率恒为 rr,且收益用于再投资,则初始金额 A0A_0 在 nn 年后将增长至 A0(1+r)nA_0(1+r)^n。实际收益率可能波动,因此这一表达式并不构成对未来财富的保证。

除了平均收益率,风险也很重要。存款、政府证券、公司债、股票和房地产会使储蓄者面临不同组合的违约风险、价格波动、通货膨胀风险和流动性不足风险。家庭可以在维持相同储蓄率的同时,大幅改变其风险敞口。因此,储蓄行为与投资组合选择虽有关联,但在分析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决定当期收入中有多少不用于消费,后者决定积累的资源以何种形式持有。

金融工具与机构

储蓄可以直接以现金形式持有,也可以通过存款、养老基金、保险产品、证券和投资基金等渠道配置。金融中介将资金持有者与借款人及投资项目联系起来,同时提供支付服务、风险评估、风险分散和流动性。这些功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储蓄的经济影响不仅取决于其规模,也取决于资金所经由的机构。

银行存款是存款人的资产,也是银行的负债。银行通过资产负债表持有贷款、证券、准备金及其他资产,同时受到融资成本、资本要求、流动性约束和信贷需求的制约。银行发放贷款通常会创造相应的存款;银行并不是每发放一笔新贷款,都要先等待家庭积累起等额存款。不过,稳定的存款资金来源对单家银行可能十分重要,而整个银行体系仍受到资本、结算要求、监管以及是否有足够合格借款人等因素的制约。

存款保险在规定的限额和条件下,为符合资格的存款提供保障。它可以减少存款人进行可能引发金融动荡的提款的动机,但并不能消除储蓄面临的所有风险。超过保障限额的余额仍可能面临损失,通货膨胀可能侵蚀购买力,而银行销售的投资产品也不一定属于受保存款。存款保险安排还需要监管和资金筹措机制,因为保障承诺可能改变存款人和银行双方的行为激励。

包括共同基金在内的集合投资工具将资产汇集起来,使投资者能够投资于个人可能难以自行构建的投资组合。基金份额仍然面临底层投资的风险;分散投资可以降低某些特定资产的风险,却无法消除整体市场风险。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通常需要管理较长期的偿付义务,但其资产与负债对利率和市场波动的敏感程度可能不同。制度设计会影响所提供的流动性水平,以及由谁承担损失。

不同群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服务的机会并不均等。在金融包容性不足的环境中,家庭可能持有牲畜、存货、珠宝或现金,也可能参加轮转储蓄互助组织。这些安排可以帮助参与者坚持储蓄并提供互助支持,但也可能面临盗窃、保管成本、当地风险相互关联以及提款受限等问题。数字账户和移动货币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其实用性取决于服务可靠性、费用、身份核验要求、消费者保护,以及能否将电子余额兑换为商品或现金。仅仅拥有正规账户,并不能说明用户能够安全或定期地储蓄。

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

国民储蓄不仅包括家庭储蓄。广义而言,企业储蓄是收入扣除相关分配及其他经常账户项目后的留存部分。留存收益为存货、机器设备、研发、收购、偿还债务或购买金融资产提供内部融资来源。一家盈利的企业即使几乎不新增生产性投资,也可能积累大量储蓄;反过来,一家快速扩张的企业可以通过借款或发行股票,使投资超过自身储蓄。

企业储蓄与家庭储蓄通过所有权和收益分配相互联系。企业将收益留存而非支付股息,会增加自身储蓄,并减少向股东分配的现金。股东可能通过调整消费或出售资产作出应对,因此,私人储蓄总额的变化未必等于企业留存收益的变化。法律上的所有权结构、税收、养老基金持股,以及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差异,都使这种关系更加复杂,不能简单地把企业视为家庭的透明延伸。

在国民账户中,政府储蓄通常是政府可支配收入与最终消费支出之差。它并不等同于总体预算差额或借款需求。政府投资与当期消费分开核算,因此,政府即使通过借款为资本形成融资,储蓄仍可能为正。反之,出售资产或进行金融交易可以改善现金融资状况,却不代表产生了新的储蓄。

简化的公共财政分析常将政府储蓄写作 T−GT-G,其中 TT 为净税收收入,GG 为政府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这一表达式的含义取决于所采用的口径:如果 GG 包含公共投资,那么它更接近简化的财政收支差额,而非国民账户中的政府储蓄。细致的分析必须区分经常性支出、资本支出、转移支付、利息支付以及金融资产交易。政府预算与国民账户所回答的问题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

私人部门的行为可能部分抵消政府储蓄的变化。李嘉图等价与大卫·李嘉图关于债务融资的讨论及罗伯特·巴罗于1974年所作的分析有关,探讨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家庭会因预期未来需要纳税以偿付减税所产生的债务,而将减税所得储蓄起来。强形式的李嘉图等价需要对前瞻能力、借款机会、税制设计和代际联系作出严格假设。家庭面临信贷约束、未来税收不确定、规划期限有限以及税收具有扭曲性,都会削弱这种抵消效应。因此,一般既不能假定政府赤字不会改变国民储蓄,也不能假定赤字每增加一元,国民储蓄就减少一元。

投资、资本积累与长期增长

储蓄与投资是两种不同的活动。储蓄是未用于消费的收入;投资则是用于新生产的资本品、存货变动及某些其他非金融资产的支出。在日常金融用语中,购买已发行的股票或现有建筑物也称为投资,但这种行为本身并不会为经济创造新资本。这类交易只是转移所有权,不过,相关服务以及后续的建造或改良活动可能会对当期生产和资本形成作出贡献。

在封闭经济中,国民储蓄等于投资,这是一个会计恒等式。在简化的支出框架下,

Y=C+I+G,Y=C+I+G,

将国民储蓄定义为 S=Y−C−GS=Y-C-G,便可得出

S=I.S=I.

这里,对政府支出和投资的处理方式必须保持一致。该恒等式适用于实际发生的数量,并不意味着家庭和企业事先计划的储蓄额与投资额必然相等。如果产量超过最终销售量,未售出的产品就会计入存货,并被记作投资,这可能促使企业削减后续生产。

罗伯特·索洛和特雷弗·斯旺于1956年各自独立提出的索洛—斯旺模型,将储蓄率置于资本积累的核心位置。在标准的连续时间表述中,人均资本按下式变化:

k˙=sf(k)−(n+δ)k,\dot{k}=s f(k)-(n+\delta)k,

其中,kk 为人均资本,ss 为储蓄率,f(k)f(k) 为人均产出,nn 为人口增长率,δ\delta 为资本折旧率。储蓄增加会提高投资,并在该模型的假设下,提高稳态时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

由于资本存在收益递减,在这一基本模型中,储蓄率的永久性提高并不会使人均产出的增长率永久提高,而是使经济逐步过渡到更高的人均产出水平。在这一框架内,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需要技术进步。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允许对知识、创新或其他可再生产要素的投资产生不同的长期效应,但具体结果取决于相应的机制和假设。

储蓄更多并不意味着每个时期的消费都会更多。积累资本需要将一部分资源从当期消费中留出,而维持更大的资本存量则需要重置投资。在简单的索洛框架中,使稳态消费最大化的资本存量称为黄金律水平,其条件为 f′(k)=n+δf'(k)=n+\delta。理论上,经济体积累的资本可能超过这一水平。此外,如果资金流向低回报项目、维护不善的基础设施或无助于生产的金融活动,而不是用于提高生产能力,那么即使储蓄水平很高,经济增长也可能乏力。

总需求与节俭悖论

单个家庭通常可以通过减少支出来增加储蓄,而其收入不会受到明显影响。但不能把同样的逻辑机械地套用于所有家庭,因为一个人的支出构成了另一个人的收入。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正是节俭悖论的基础;这一悖论尤其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其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密切相关。

假设家庭试图减少消费,而企业并未增加投资,政府支出和国外需求也保持不变。企业销售疲软,可能会削减产量、就业和工资。总收入随之下降,家庭可用于储蓄的资源也因此减少。实际储蓄的增幅可能低于预期,也可能保持不变,甚至下降,具体取决于经济中其他方面的反应。这一悖论讨论的是所有人同时试图增加储蓄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说一切储蓄都会损害经济。

一个简单模型可以说明这一机制。设消费为

C=a+cY,C=a+cY,

其中,aa 为自发性消费,0<c<10<c<1 为边际消费倾向。在投资 II 和政府支出 GG 固定的情况下,均衡收入为

Y=a+I+G1−c.Y=\frac{a+I+G}{1-c}.

自发性消费下降会通过支出乘数效应降低收入。在封闭经济模型中,尽管家庭原本打算增加储蓄,实际实现的国民储蓄仍然等于投资。调整是通过收入变化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投资自动增加来实现的。

当其他支出作出反应时,结果就会不同。利率下降可能刺激投资,或刺激对利率敏感的消费。汇率变动可能增加净出口。政府赤字可以支撑收入,而自动稳定器则通过税收收入减少和符合领取条件的转移支付增加,缓冲经济下滑的影响。如果借贷成本已经很低、银行运作受损、企业预期销售疲软,或许多国家同时削减支出,这些抵消作用就可能受到限制。

在经济衰退期间,较高的意愿储蓄可以与低投资和就业疲软并存。然而,当经济达到或接近生产能力上限时,减少消费可以释放劳动力和原材料,供投资使用,而不会产生同样的紧缩效应。这里的区别在于,经济究竟受需求不足约束,还是主要受可用资源约束。这也体现了短期调整与长期资本积累之间的区别:储蓄能够支持未来生产能力的提升,但如果没有相应支出来弥补,意愿储蓄突然增加就会压低当前需求。

国民储蓄与国际资本流动

开放经济体可以利用外国融资,使投资超过储蓄;也可以通过取得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债权等金融资产,使储蓄超过投资。其核心关系为

CA=S−I,CA=S-I,

其中,CACA 为经常账户余额,SS 为国民储蓄,II 为国内投资。在这一表述中,储蓄以国民可支配收入为基础,因此经常账户不仅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还包括跨境初次收入和经常转移。在与净贷出进行详细核对时,还须计入资本转移以及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交易。

因此,经常账户赤字对应着国内投资超过国民储蓄;经常账户盈余则对应着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无论是赤字还是盈余,单凭这一余额都无法判断经济政策是否适当,也无法判断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是否正在提高。赤字既可能为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也可能支持最终难以持续的消费。盈余则可能伴随着较高的收入、预防性积累、疲弱的国内投资,或抑制消费的制度性因素。

国际融资采取何种形式十分重要。外国直接投资涉及持久的所有权权益,除了提供资金,还可能带来管理能力或技术。证券投资中的股权投资与按约定支付本息的债务,在风险分担方式上有所不同。短期外币借款可能使借款人面临再融资风险和汇率风险,尤其是在其收入以本币计价时。这些区别成为分析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核心内容。

国际资本流动并不意味着国内储蓄与投资会变得毫无关联。马丁·费尔德斯坦和查尔斯·霍里奥卡在1980年的研究中发现,各国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由此产生了费尔德斯坦—霍里奥卡之谜。后续解释考察了资本流动的不完全性、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共同因素、国家规模、政策反应以及长期偿付能力约束。因此,这种相关性并不是一种无需假设便可直接衡量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指标。

在全球层面,除统计误差外,储蓄与投资原则上必须相等。各国不可能同时提高彼此之间的经常账户盈余。本·伯南克于2005年提出的“全球储蓄过剩”观点强调,意愿储蓄和对国际资产的需求增加,有助于解释长期利率偏低以及资本流向赤字经济体的现象。这类解释涉及储蓄与投资决策的相互作用:投资意愿疲弱也会对利率产生类似的下行压力,而国际资金的配置则取决于金融机构、对安全性的判断以及政策制度。

分配、人口结构与社会保障

不同家庭的储蓄状况差异很大。高收入家庭的储蓄占当期收入的比例通常高于低收入家庭,不过,估算结果会因考察时期、收入定义以及对非常规收益的处理方式而异。低收入家庭可能几乎没有推迟消费的余地,有些家庭在借款、接受援助或动用资产时会出现负储蓄。因此,家庭部门的总体储蓄率很难反映普通家庭抵御财务冲击的能力。

在解读这些现象时,区分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十分重要。一个家庭在退休、求学或暂时停工期间被观察到收入较低,其支出可能超过当期收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反过来,暂时性的高收入也可能使测得的储蓄率偏高。研究人员利用纵向数据、消费指标和终身收入指标来区分这些影响。调查对富裕家庭的覆盖不足,以及金融收入报告不完整,都增加了比较的难度。

如果收入向储蓄倾向较高的家庭转移,收入不平等就可能影响总体储蓄。这种影响的大小并不固定:借款机会、资产价格、公共转移支付和投资反应,都可能抵消或强化这一影响。财富不平等又增添了一个维度,因为富裕家庭可以通过动用资产来支付开支,也可能获得不计入储蓄的大额资本利得。流动性财富的分布可能与住房财富或养老金财富的分布截然不同。

人口结构也很重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较大可能有利于储蓄,而人口老龄化可能增加资产消耗。但总体结果并不像这一简单预测所暗示的那样机械。预期退休生活更长,可能促使人们在劳动年龄阶段积累更多资产;老年人可能保留财富,以应对长寿风险或留下遗产;公共养老金则在代际之间重新分配收入。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退休年龄、人口迁移和家庭构成的变化,也会进一步影响这种关系。

社会保障可以减少出于某些动机的预防性储蓄,同时改变退休资源的积累渠道。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主要依靠当期缴费或税收支付当期待遇,而基金积累制养老金则通过积累资产来履行未来的支付义务。不同制度之间的转换可能带来巨大的过渡期融资需求。如果家庭减少其他储蓄,或政府增加借款,基金积累制账户虽然可能增加账面养老金资产,却未必能使国民储蓄等额增加。因此,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取决于家庭反应、公共融资和待遇设计的综合作用。

行为影响、政策与实证测量

实际观察到的储蓄行为,并不总是符合那些假定人们信息充分、规划始终一致并追求终身最优配置的模型。行为经济学研究注意力有限、惯性、框架效应和现时偏差等因素的影响;现时偏差是指人们赋予即时回报的权重,相对于未来回报而言过高。一个人可能打算以后开始储蓄,却一再推迟行动。心理账户也可能使家庭因资金被归为工资、奖金、退税款或退休账户余额,而对等额资金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制度中的默认设置提供了重要证据。布丽吉特·马德里安和丹尼斯·谢伊于2001年对美国一家雇主的退休计划开展研究,发现自动加入机制显著提高了参与率,而且许多员工一直沿用默认的缴费率和投资配置。理查德·塞勒和什洛莫·贝纳茨在2004年介绍的“明天储蓄更多”计划,将事先作出的承诺与未来加薪挂钩。这些发现表明,即使不改变正式提供的可选方案,加入程序和时机也能影响记录在案的退休储蓄缴款额。

某个账户的缴款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总储蓄等额增加。参与者可能减少其他账户的余额、增加借款,或者将原本就打算缴存的资金转入该账户。税收优惠账户也带来了类似的测量问题:享受税收优惠的资产增加,可能源于新增储蓄、资产重新配置、投资收益,或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从全国层面看,其影响还包括税收减免带来的财政成本。因此,评估一项政策时,需要考察总资产、负债、消费和政府财政状况,而不能只看账户参与情况。

影响储蓄的政策包括所得税制、养老金规则、配套缴款、金融服务可及性、社会保险以及提款限制。这些政策的目标各不相同。承诺机制可能有助于保全退休储蓄余额,却会降低紧急情况下动用资金的便利性;流动性很高的账户允许随时提款,但防止计划外支出的作用较弱。这些体现的是制度设计中的权衡,并不说明某一种安排对所有家庭都同样适用。不同收入群体的反应也有所不同,已经在储蓄的人与没有可随时动用储备的人之间同样存在差异。

储蓄测量依赖国民账户、住户调查、税务记录和金融行政管理数据。每种资料反映的行为侧面各不相同。国民账户能够提供全面的部门总量数据,却很少直接反映个人具体状况;调查能够揭示家庭之间的差异,但可能低报收入、支出和财富。储蓄通常由两个较大数值相减得出,因此对误差和数据修订较为敏感。进行国际比较时,需要特别注意养老金核算、折旧、住户部门的界定,以及总额与净额的定义。特殊情况也可能改变数据的解读方式:在新冠疫情期间,消费限制和收入支持措施提高了许多经济体的家庭储蓄率,但由此积累的储蓄余额在家庭之间分布并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