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一类跨境投资,指一个经济体的居民投资者在另一个经济体的居民企业中拥有持久利益,并对该企业具有重大影响。按照国际统计标准,投资者持有企业至少10%的投票权时,通常即可认定存在这种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创办新企业、收购现有公司、扩大关联企业的经营规模、将收益再投资,或在跨国企业集团内部提供融资。因此,它体现的是一种所有权和组织关系,而不仅仅是资金的跨境转移。
外国直接投资是跨国企业组织生产、传播技术、进入市场和协调国际业务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将国际贸易、企业融资、就业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同时也引发有关竞争、税收收入、国家安全以及政府监管经济活动权限的问题。其影响取决于所开展的经济活动、投资者的战略、当地企业和劳动者的能力,以及投资方和接受方经济体的制度。
定义、所有权与直接投资关系
外国直接投资的核心特征是建立一种持久的关系,使投资者能够影响企业管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框架,持有企业10%或以上的表决权,通常即构成直接投资关系。持有超过50%的表决权意味着拥有控制权,而持有10%至50%的表决权通常意味着具有重大影响,但不拥有控制权。这一门槛是统一的统计报告标准,并不保证企业实际以何种方式作出决策:股权分散程度、股东协议和法律限制,都可能影响投资者在特定企业中的影响力。
外国直接投资不同于证券投资,后者通常是指在不构成直接投资关系的情况下,跨境持有股权证券和债务证券。养老基金购买外国上市公司的少量股份,通常属于证券投资;制造商收购海外生产企业的控股股权,则属于直接投资。两者都可能涉及在二级市场上买入证券,因此,区分两者的依据并不是证券是否公开交易,也不是交易是否直接为新增生产活动提供资金。
判断一项投资是否跨越经济体边界,依据的是居民身份,而非公民身份或企业所有者的国籍。外国公司在当地注册成立的关联企业,通常是其经营所在经济体的居民单位。反过来,在本国注册成立的企业,其最终控制者也可能是境外投资者。统计上的居民身份取决于机构单位的主要经济利益中心,对公司及其他实体另有具体判定规则。因此,“外国”指的是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与个别股东持有哪国护照有关。
直接投资关系会沿着企业所有权链条延伸。如果母公司控制一家海外子公司,而该子公司又控制另一家企业,那么后者也可能纳入该集团的直接投资关系之中。交易可以发生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在间接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或处于共同控制之下的同系企业之间。因此,识别集团结构至关重要:即使交易双方都没有购买新股,两家公司之间的贷款也可能因其所有权关系而被归类为直接投资债务。
单项金融工具的期限并不决定其投资分类。短期公司间贷款可以构成外国直接投资的一部分,而长期持有的少数股权证券仍可能属于证券投资。同样,并非所有受外国控制的经营活动都必然构成外国直接投资:许可经营、特许经营、分包和管理合同,可以在不存在符合标准的股权关系时,赋予外国企业相当大的商业影响力。这些非股权安排,是以所有权为基础开展国际生产的重要替代方式。
进入方式、投资动机与经济学解释
两种主要的进入方式是建立新业务的绿地投资,以及转移现有企业所有权的跨境并购。绿地项目可以建设工厂、配送设施、实验室或服务中心。收购则使投资者能够立即获得客户、员工、许可证和成熟的生产网络。实践中还有第三类方式,即扩建现有境外附属企业,无须设立新企业或改变企业所有权即可提高产能。
这些方式的直接经济影响各不相同。新建工厂通常会增加生产能力,而购买现有工厂最初只是改变其所有权。不过,收购随后可能带来大量投资、管理改善,或使企业融入更广泛的分销体系。反过来,已宣布的绿地项目也可能被推迟、缩减或取消。因此,仅凭进入方式,无法确定项目最终对产出、就业或竞争的影响。
投资动机通常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市场寻求型企业在靠近客户的地方开展经营,有时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或绕过关税壁垒。资源寻求型投资旨在确保获得矿产、农业用地、能源或专业劳动力。效率寻求型投资将不同生产环节配置到成本和能力各异的地区。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则旨在获取技术、品牌、研究团队或分销网络。一个项目可能同时服务于上述多个目的。
经济学解释关注的是,企业为何选择在海外拥有企业所有权,而不是出口或与独立生产商签约。斯蒂芬·海默的相关研究始于其1960年的博士论文,强调外国企业需要具备足够的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的劣势。这些优势可能包括专有技术、品牌知名度、管理能力或规模经济。后来的内部化理论则探讨了当外部合同成本高昂或难以执行时,企业为何将交易纳入企业内部的层级组织。
约翰·邓宁自20世纪70年代起发展的折衷范式,围绕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来整合这些解释,通常简称为OLI。所有权优势解释企业拥有什么;区位优势解释某项活动为何在国外开展;内部化优势解释企业为何保留控制权,而不是采用许可或外包方式。相关机制包括交易成本、知识产权保护、质量控制以及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协调。
横向外国直接投资是在不同国家开展相似的经营活动,而纵向外国直接投资则是将生产环节分置于不同国家。一家食品生产商在多个国家的市场附近经营类似的工厂,就是前者的例子;一家公司将零部件生产、组装和分销分别安排在不同经济体,则体现了后者。这些模式是分析范畴,而非相互排斥的商业模式。大型企业往往将横向的市场覆盖与纵向一体化及专业化的区域业务相结合。
历史发展与地理格局的变化
外资企业的出现早于现代外国直接投资统计。早在二十世纪之前,特许贸易公司、海外种植园以及由外国资本资助的采矿和交通运输项目,就已形成跨境所有权联系。这些安排往往在殖民体系内发展,商业权利与政治权力交织在一起。虽然不能将其全部直接归入现行统计类别,但它们确立了延续至今的海外所有权与控制形式。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国际投资为铁路、公用事业、采掘业和种植园农业提供了资金。大量跨境融资采取债券而非直接投资的形式,因此不能将历史上的所有资本输出都视为外国直接投资。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建立海外生产网络。胜家公司的缝纫机业务,以及电气设备和汽车制造商的海外扩张,表明专有产品和生产方法能够为跨国经营提供支撑。
大萧条、外汇管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扰乱了国际投资。1945年以后,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成为尤为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在西欧及其他地区设立或扩充制造和分销附属企业。战后重建、收入增长和消费市场扩大促进了投资。此后,欧洲和日本企业也扩大了自身的海外业务,形成了地理分布更加多元的跨国企业体系。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投资规则的放宽、私有化、通信条件的改善以及运输成本的下降,加速了企业的国际扩张。在并购浪潮中,跨境收购变得尤为重要。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促使企业面向区域市场而非仅仅面向一国市场组织生产。中东欧经济体在摆脱国家计划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吸引了投资,而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则在东亚和东南亚广泛扩张。
1978年启动改革后,中国成为主要投资目的地,经济特区和沿海生产中心将外国资本与出口制造业连接起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国际生产网络的融合。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企业也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者。其他新兴经济体则在采矿、食品加工、电信和商业服务等行业培育出跨国企业。
外国直接投资在地理分布上仍然较为集中,但不能仅凭表面排名作出判断。大型市场凭借需求、技能和供应商网络吸引投资;规模较小的金融中心则可能由于跨国企业集团通过其调拨资金,而录得巨额投资流量。服务业在统计记录的投资头寸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过,行业分类可能将制造业集团的投资归入控股公司或金融公司所属的行业。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成长使投资来源更加多元,但并未改变投资集中于主要企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的格局。
统计计量与解读
外国直接投资统计区分某一时期内发生的交易与某一特定日期的头寸。流量记录投资交易,存量(更正式的名称为“直接投资头寸”)则衡量投资资产或负债的未结余额。即使一国的流入流量为正,其外来直接投资头寸仍可能因汇率变动、股权估值下降或企业重组而减少。反之,头寸也可能在没有相应新增交易的情况下增加。
外国直接投资交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股权投资、收益再投资以及关联企业之间的债务工具。再投资收益是指关联企业留存而未分配的收益中,直接投资者所占的份额。统计时,这部分收益先记为投资者应计的投资收入,再记为流回企业的投资。因此,统计中记录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不总是涉及同期发生的跨境现金转移。
其简化关系式为:
其中, 表示直接投资交易, 表示再投资以外的股权交易, 表示再投资收益, 表示公司间债务交易。每个组成部分都可能为负值。出售股权、计入再投资收益的亏损、偿还关联企业债务或反向借贷,都可能导致净流量为负。根据国际统计规则,关联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某些债务头寸不计入直接投资。
头寸的变动则遵循更全面的调节关系式:
其中, 为期末头寸, 表示估值变动, 表示数量或分类方面的其他变动。区分交易与头寸对于解读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至关重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将历年流量相加,并不能可靠地得出当前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非上市公司的股权缺乏可观察的市场价格,因此估值尤其困难。
资产—负债列示法分别记录直接投资债权和债务。方向原则列示法则按外来投资和对外投资关系归类,对反向投资作出调整,并根据控股母公司的居民归属,处理同系企业之间的某些交易。这两种列示方法回答的分析问题不同,所呈现的总额也可能不同,但彼此并不矛盾。
特殊目的实体、控股公司以及途经中间司法管辖区的资金,使投资地域分布的解读更加复杂。直接投资方与最终控股母公司可能分属不同经济体的居民。返程投资是指资金流出某个经济体后,经由境外实体再次流回的现象;尽管最终所有权仍在境内,这类资金却可能被计为外国投资。此外,公布的绿地投资项目金额、收购交易金额和官方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也是不同的衡量指标:公布的项目金额可能描述的是未来支出,收购可能使用境内融资,而官方流量则包括再投资收益和公司间债务。这些指标都不能直接衡量新建工厂、就业或资本形成。
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可以扩大生产能力、引入新技术,并改善进入国际市场的条件。外资企业可能带来当地不易获得的机器设备、管理体系、质量控制方法和营销知识。这些投入能够提高外资企业内部的生产率,但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当地企业和劳动者能否从中获得有用的能力。一家外资企业经营获利,本身并不能证明东道国实现了广泛的发展。
一个主要的传导机制是知识溢出。接受过外资企业培训的员工可能转入本土企业,或自行创业。当地生产商可能模仿其生产做法,或通过技术交流进行学习。这类效应取决于吸收能力:企业需要具备足够的技能、设备、资金和组织能力,才能利用外部知识。较大的技术差距可能限制学习,而非自然而然地带来更大的收益。
供应商关系是另一种传导机制。外资企业可能要求当地供应商达到更严格的质量、交付、可追溯性和成本标准,也可能通过技术指导、设备支持或较长期的合同提供帮助。贝娅塔·亚沃尔奇克的研究,包括一项被广泛引用的2004年关于立陶宛的研究,发现外资企业与本土供应商之间的联系能够带来生产率收益。至于对同一行业内本土竞争者的溢出效应,研究证据则较不一致,部分原因在于外资进入也可能分流这些企业的客户和熟练员工。
就业影响同时涉及岗位创造、岗位流失以及就业质量的变化。绿地投资项目可以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并增加对供应商的需求;收购则可能维持就业、扩大就业,也可能引发重组。外资企业支付的工资通常高于本土企业,但部分差异源于企业规模、所属行业、地理位置,以及它们倾向于雇用技能更高的劳动者。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新增需求是否主要集中于熟练劳动力、培训机会是否广泛可得,以及收益如何在不同地区和职业之间分配。
竞争既可能带来收益,也存在风险。外资进入可以降低价格、丰富产品种类,并促使本土企业提高效率。但如果外资通过收购主要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或外国企业在关键行业中取得支配地位,也可能增强市场势力。因此,需要将单个企业内部的生产率提升,与市场结构及消费者福利的变化区分开来。
财政和环境方面的结果同样取决于具体条件。外资企业可以带来税收、出口和基础设施需求,但税收优惠和利润转移可能降低公共收益。环境影响取决于技术、行业、执法力度和生产规模:先进工厂的单位产出资源消耗可能较低,却也可能因产量增加而提高排放总量。评估这些结果需要设定适当的反事实情景,例如由本土企业投资、由另一家外国投资者投资,或不实施该项目,而不是将其与一种没有任何成本的假想情景进行比较。
母国经济、贸易与全球生产网络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改变东道国的生产组织方式,也会改变投资者母国的生产组织方式。企业可能将某项业务转移到国外,也可能在保留国内业务的同时增加海外产能,或通过获取新的能力来增强其国内生产。因此,对外投资并不等于将就业岗位或资本一对一地转移到国外。其影响取决于哪些职能发生转移,以及海外附属企业如何与总部、供应商和客户互动。
外国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既可能存在替代关系,也可能存在互补关系。企业在靠近海外客户的地方建厂,可能会替代原先由母国供应的出口产品。然而,该工厂也可能从母国进口机械、零部件、设计服务或软件。纵向投资往往会增加中间品贸易,因为不同生产阶段分布在不同地点。横向投资也可以促进出口,例如附属企业充当区域分销或生产中心时。
这些联系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一个产品可能在某国开展研发,采用来自其他多个国家的零部件,在另一地组装,再通过外资分销商销售。当产品规格、交货时间和保密信息难以通过独立企业间的合同加以管理时,所有权关系有助于协调。不过,许多全球价值链也依赖非关联供应商,这说明生产的国际分工并不要求每个环节都存在外国直接投资。
在核算上,区分国内产出与国民收入十分重要。外资附属企业的生产活动发生在东道国境内,因此计入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归属于外国所有者的利润计入跨境初次收入账户,并影响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即便这些利润被用于再投资,核算时仍将其视为归属于外国投资者的收入。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增加国内生产,同时将部分相关收入分配至国外。
对母国的影响还包括总部业务、研究、管理以及对专业服务需求的变化。海外扩张可以让企业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分摊研究与开发成本、获取国外技术,并在母国雇用更多高技能劳动者。同时,生产转移也可能使国内某些职业群体和地区承受调整成本。总体收益与局部地区的集中损失可能同时出现。
在企业层面,国际生产网络形成了财务和经营上的相互依赖。海外附属企业可能依赖母公司的担保、知识产权或内部融资;母公司则可能依赖附属企业提供的零部件或市场准入渠道。这意味着,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头寸只能揭示部分经济风险敞口。要理解冲击如何在跨国企业集团内部传导,需要综合考察所有权数据、中间投入品贸易、收入流动以及关键设施的所在地。
投资政策、法律保护与税收
各国政府通过准入规则、所有权限制、审批程序、竞争法以及针对特定行业的许可制度监管外国投资。有些领域允许外国投资者按与本国投资者相同的条件持有所有权,另一些领域则设定外资持股上限或要求采取合资形式。在涉及国家安全、自然资源、通信、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的领域,限制较为常见。因此,总体上对投资开放,可以与对战略性行业的严格管控并存。
投资促进与监管同时开展。政府可能设立投资促进机构、工业园区、快速审批机制,或提供财政激励。激励措施包括补助、免税期、优惠税率以及由公共资金建设的基础设施。这些措施的经济效果,部分取决于其能否吸引原本会落户其他地方的投资。对于已经决定在某地投资的企业,给予优惠主要是将财政收入转移给投资者;而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激励,则可能改变投资和就业状况。这些不同情形使激励措施所带来的额外投资效应难以衡量。
国际层面的法律保护通过投资条约、贸易协定中的投资章节、国内法和合同提供。条约的常见条款涉及征收、国民待遇、资金转移以及公平与公正待遇,但具体措辞和解释各有不同。这些保护并未形成一套全球统一的投资法典。某项具体措施是否违反义务,取决于所适用的法律文书、事实情况,以及任何例外或保留条款。
一些条约允许采用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使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能够直接对东道国政府提起请求。1965年确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公约,为此类仲裁建立了重要的制度框架。相关程序也可以依照其他规则进行。争端涉及征收、与合同有关的措施、监管变动以及投资所受待遇等问题。投资条约改革涵盖了透明度、仲裁员行为、程序成本,以及投资者保护与公共监管之间的关系。
税收既影响实际投资决策,也影响利润和金融资产在账面上的归属地。跨国企业集团的关联公司之间开展交易,因此需要针对商品、服务、融资和知识产权制定转让定价规则。独立交易原则要求参照可比的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为这些往来定价,但独特的无形资产和一体化经营可能使比较变得困难。债务在集团内部的配置和知识产权的权属安排,也可能将应税所得从一个税收管辖区转移至另一个税收管辖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二十国集团于2013年启动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旨在应对多种形式的国际避税。2021年进一步达成的协议包含一个通常称为“支柱二”的全球最低税框架,按照其具体规则,对大型跨国企业集团适用15%的最低税率。多个税收管辖区于2024年开始在国内实施相关规则。这些措施可能改变低税负架构和投资激励措施的价值,其效果则取决于各国立法、集团特征、排除适用条款,以及各国征税权主张之间的协调。
风险、安全与投资构成的变化
外国直接投资使投资者既面临商业风险,也面临跨司法管辖区经营带来的风险。需求可能下降,建设成本可能上升,当地合作伙伴的表现可能不及预期,技术也可能过时。将境外收益和资产折算为母公司的报告货币时,货币波动会改变其价值。汇率变动的影响取决于销售、投入品、借款以及竞争对手成本所使用的货币,而不只取决于境外关联企业的所在地。
政治和监管风险包括征收、资金转移限制、武装冲突以及经营条件的变化。部分风险可以通过合同、担保或政治风险保险加以应对,但这些安排无法消除所有损失或争端。由于工厂、矿山和专用网络涉及大量沉没成本,投资者可能在条件恶化后难以撤出。因此,一旦资本已经投入,就可能产生议价难题,尤其是在资产离开原址后几乎没有价值的情况下。
外国直接投资通常被认为比短期证券投资资金流动更稳定,但这一说法需要加以限定。实体工厂不像可交易证券那样容易出售或转移,经营关系也可能在金融动荡中得以维持。然而,跨国企业集团能够迅速调整集团内部借贷、股息、现金余额和所有权结构。因此,即使生产设施仍留在原地,统计记录中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也可能急剧逆转。实体经营的稳定性与资金流动的稳定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针对关键基础设施、敏感技术和个人数据访问的国家安全审查日益受到重视。美国通过《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其投资审查体系的权限。欧洲联盟于2019年通过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合作的框架条例,并于2020年10月起适用。这些机制并不取代常规的竞争审查:一项交易可能在不形成垄断的情况下引发安全担忧,也可能在不构成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引发竞争方面的担忧。
数字化正在改变投资、实体布局与市场覆盖范围之间的联系。数字服务只需较少的当地资产,就能触达境外客户;而数据中心、云基础设施、物流设施和电信网络则需要大量固定投资。无形资产在法律上的所有权所在地,可能与研发、管理或销售活动的所在地不同。因此,统计记录中的外国直接投资地理分布,可能与就业、用户和创新活动的地理分布存在差异。
能源转型和供应链重组也在影响投资格局。电池生产、半导体、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关键矿产等领域,都同时涉及巨额资本需求、政府支持和战略考量。分散供应来源或将生产迁至更接近最终市场的地方,可能会增加某些地区的投资,同时减少其他地区的投资。评估这些变化,需要区分已宣布的项目与已建成的产能,区分所有权转让与新增生产活动,并追踪那些看似已经迁移的设施对进口投入品和外国技术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