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同期人口数所得的数值。它以每位居民的平均产出而非整个经济体的产出总量来表示生产水平。由于经济总量大可能仅仅是因为人口众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一种区分经济规模与平均产出水平的方法。它是经济学、发展分析以及物质生活水平国际比较中最常用的指标之一。
这一指标可以按现价计算,也可以根据国内价格变动进行调整,或采用市场汇率或购买力平价换算为同一种货币。不同计算方式回答的问题不同,得出的比较结果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不代表一般个人实际获得的收入,也不是衡量家庭财富的指标,更不是反映福祉的综合指数。如何解读这一指标,取决于产出和人口的统计方法、价格的比较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情况。
定义与核算基础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为特定时期内的国内生产总值, 为相应的人口数。按年度计算时,通常采用年平均人口或年中人口。如果一个经济体一年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为6000亿货币单位,居民人数为2000万,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是30000货币单位。这并不意味着每位居民都能获得30000货币单位的工资或其他收入:它只是将国内生产总值按全体居民人数计算得出的算术平均数,所涵盖的居民包括儿童、退休人员以及未从事有偿工作的人。
分子的核算遵循国民经济核算原则。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是常住生产单位在一个经济领土内开展的生产活动。按生产法计算,它等于各生产者的总增加值之和,加上产品税,再减去产品补贴。按支出法计算,它等于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出口减进口的净额之和。按收入法计算,它包括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总额、混合收入总额,以及生产和进口税减去相应补贴后的净额。这些方法描述的是同一个总量,不过,由于数据各自独立采集,结果之间可能存在统计差异。
“总值”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尚未扣除固定资本消耗。固定资本消耗是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固定资产因使用、正常损耗和过时而发生的价值下降所作的估计。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必须更换大量磨损的设备,即使生产总值很高,可用于增加消费或进行净投资的资源也未必同样充裕。国内生产净值扣除了这部分资本消耗,为考察该时期内所创造的资源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国内”强调的是生产发生的地点,而非收入获得者的常住地。外资工厂的生产计入其经营所在地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即使部分利润归于境外。相反,常住居民从境外生产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并不一定计入本国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则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础上,加上来自境外的初次收入净额。因此,在外资持有程度较高、跨境就业较为普遍或海外投资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收入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两个指标都不应被视为对各个家庭可支配现金的直接估计。
人口、常住地与地理边界
分母通常采用常住人口,而不只是公民、劳动者或纳税人。常住地是一个经济和统计概念,并非国籍判定标准。通常居住在某国的外国公民可以计入该国人口,而居住在国外的本国公民则可能不计入。国民账户体系采用有关常住地的约定,旨在确定一个机构单位与哪个经济领土具有最主要的经济联系。人口统计采用与之相关的操作规则,通常以惯常居住地和一年期限为判定依据,同时对学生、外交人员等特定群体作出例外规定。
人口估算以人口普查、登记资料、调查以及出生、死亡和人口迁移估算为依据。人口普查提供基准数据,但两次普查之间各年的数据仍需估算。即使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值没有变化,未被记录的人口迁移、过时的登记资料或覆盖不全,也会影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果人口估计值上调5%,而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不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会下降约4.8%。这种修订改变了统计测得的水平,却未必意味着实际生产或家庭生活状况有所恶化。
人口口径的选择也解释了为什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同于每名就业人员的产出。儿童和退休人员计入前者的人口分母,却不计入后者的就业人数分母。因此,两个经济体即使每名就业人员的产出相同,也可能因年龄结构、就业率或工作时长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学所研究的人口老龄化、生育率变化和人口迁移等现象,都会影响生产能力与其所支撑的居民人数之间的关系。
在区域和城市层面,地理边界还会带来额外的复杂性。一个商务区可能依靠居住在区外的劳动者创造大量产出。如果仅以该区的常住人口去除这些产出,便可能得出很高的人均数值,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收入全部归该区居民所有。卢森堡的情况说明,跨境通勤在国家层面也十分重要:居住在邻国的劳动者为卢森堡的国内生产作出贡献,却不计入卢森堡的常住人口。因此,解读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往往还会结合按工作地统计的就业人数、通勤流动以及按居住地统计的家庭收入。
同样的边界问题也存在于旅游中心、资源产区以及企业活动集中的大都市地区。比较这些地方时,必须采用一致的地理范围界定。一座城市的行政辖区、连续建成区和范围更广的通勤区域,其产出与人口之比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现价、实际产出与增长率
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期价格计算产出价值。其上升可能是因为经济体的产出增加、价格上涨,或产出结构发生变化。因此,名义数值的增长不足以证明人均实际产出有所增加。为了评估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分析人员通常使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对作为分子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价格调整。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期,这一区别尤为重要,因为即使产出数量停滞或下降,名义数值仍可能快速增长。
一个简化的关系式为
其中, 是以某一参照期为基准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指数。在实践中,统计机构往往利用细分的数量和价格数据编制链式物量指标,而不是用单一固定篮子的价格指数对整个经济体的产出进行平减。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涵盖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出,包括投资品、政府服务和出口。因此,它不同于消费者价格指数;后者追踪与家庭消费相关的价格,也可能包括进口消费品。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取决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人口增长:
当增长率相对较低时,可近似表示为 。如果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人口增长2%,那么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增长1.96%。反过来,如果人口下降得更快,即使总产出下降,人均产出也可能增加。因此,脱离人口变化背景来报告总量增长,可能使人们对人均产出的变化产生误解。
长期来看,增长率的微小差异会累积成显著差距。如果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约需35年翻一番;如果每年增长4%,则约需18年翻一番。这一数学关系使生产率和投资方面持续存在的差异成为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问题。它也解释了为什么相较于连续一致的时间序列,单一年度的排名对长期发展状况的说明力较弱。
短期变动则需要从不同角度解读。在经济衰退期间,即使技术和生产性基础设施基本完好,人均产出也可能因工厂开工不足和就业减少而下降。随后的复苏可能只是恢复此前损失的产出,并不代表长期生产潜力有同等程度的提升。分析人员会将这些经济周期波动与趋势增长的持续变化区分开来,并考察所报告的增长究竟反映了经济复苏、结构性改善,还是仅仅因为比较基期的表现异常疲弱。
按汇率和购买力进行的比较
进行国际比较,需要将各国的生产总值换算为可比单位。一种方法是按当时的汇率将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同一种货币,再除以人口数。以现价美元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被广泛发布,有助于按当前国际货币价值描述经济规模。不过,这一指标对金融市场波动十分敏感。即使国内生产以及居民支付的价格变化不大,货币贬值也可能使以美元计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
购买力平价通常缩写为 PPP,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一种货币在本国经济中能够购买多少可比的商品和服务?购买力平价换算因子表示,购买与一定数量的基准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相当的数量,需要多少本币单位。将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这一因子,所得结果通常以国际元表示。按定义,在相关比较中,一国际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购买力,相当于一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
购买力平价调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各国的价格水平存在系统性差异。理发、餐饮和某些建筑活动等由本地提供的服务,在低收入经济体中的价格往往低于高收入经济体。与许多制成品相比,这些服务的价格不那么容易通过国际贸易趋于一致。因此,低收入经济体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往往显著高于按市场汇率换算的数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居民能够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率购买进口机器设备或出境旅游服务。
由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的国际比较项目,汇集价格和国民支出数据,以编制基准购买力平价。欧盟统计局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为参与经济体开展相关的比较项目。这项工作需要选取有代表性的产品、采用可比的规格,并运用适当方法,将大量双边价格比较整合为一致的多边体系。政府服务和建筑活动的比较尤其困难,因为这些产品差异很大,而且往往缺乏可直接比较的市场价格。
现价购买力平价指标通常最适合用于比较特定年份各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不变价或链式购买力平价序列可用于某些跨期比较,但使用者必须区分基于实际观测的基准比较结果,以及利用各国价格指数和物量指数外推得到的估计值。新的基准结果可能改变此前对各经济体相对规模的判断。因此,按市场汇率计算的指标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指标是互补的,而非可以相互替代:前者反映按国际货币价格计算的价值,后者则旨在剔除价格水平差异后,比较各经济体的国内生产实际规模。
生产率、就业与人口结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分解为每小时产出、每名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长、就业率和人口结构四个因素。设 为总工作时长, 为就业人数, 为劳动年龄人口, 为总人口,则有:
这是一个核算恒等式,而不是因果模型。它说明,当平均工作时长较短或就业率较低时,即使每小时产出很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可能仅处于中等水平。它还说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每小时工作的生产率更高。
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劳动生产率。它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能、可用设备、基础设施、技术以及生产组织方式。资本深化提高了每名劳动者或每个工时所能使用的资本数量或质量。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增强劳动者完成复杂任务和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反映了已计量的投入增长所无法解释的产出增长,不过,这一残差也包含了计量误差、投入利用程度的变化,以及未被纳入考量的投入质量差异。
其他组成部分则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力市场及人口结构联系起来。失业率下降可以使更多人就业,从而提高人均产出。劳动参与率提高也可以产生类似效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长同样会增加所计量的年度产出,但也会减少可用于休闲和无偿活动的时间。因此,一个有酬工作时长较短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低于另一个每小时生产率相近的国家,但其福祉水平未必更低。
年龄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儿童和许多老年人并未就业。如果就业机会和生产性资源充分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就能推动人均产出更快增长。这种潜力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但它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而就业岗位创造乏力,反而可能导致失业或非正规就业增加。人口老龄化可能降低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过,延迟退休、提高劳动参与率、人口迁移和生产率提升可以抵消部分影响。
长期增长模型将这些组成部分与投资和技术联系起来。索洛—斯旺模型区分了资本积累与持续技术进步各自的作用,并强调在其假设条件下资本收益递减。内生增长理论则考察研究、知识积累和激励得以维持生产率增长的机制。这些模型有助于解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轨迹,但仅凭上述核算分解,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些制度或政策造成了所观察到的变化。
分配、家庭收入与物质生活水平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算术平均数,而平均数并不能说明资源如何分配。一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若为100万单位、居民人数为100人,那么无论生产所产生的收入是由居民广泛分享,还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是1万单位。因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同的两个国家,其贫困率、家庭收入中位数和消费模式可能截然不同。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如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可以揭示总体平均数未能反映的分配状况。
生产总值也不同于家庭实际获得的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包括营业盈余总额、政府活动,以及用于投资而非家庭当期消费的资源。企业利润可能留存在企业内部,而不作分配;国内产生的部分收入也可能归属于非居民。相比之下,家庭可支配收入反映的是计入相关税收、社会缴款和转移支付后可供使用的收入。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即使不体现为家庭收到的现金收入,也会进一步影响生活水平。
家庭之间的比较必须考虑家庭规模和共同消费。四口之家通常比一人家庭需要更多资源,但要达到相近的物质生活水平,所需资源并非四倍,因为住房、供暖和某些耐用品可以共用。等价尺度可根据这些差异调整家庭资源。等价可支配收入中位数表示经调整后的收入分布中位于中间位置者的收入,往往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能直接反映一般人的生活水平。
消费指标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实际个人消费包括个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无论这些商品和服务由家庭购买,还是由政府及非营利机构提供。因此,这一指标有助于比较医疗保健或教育供给方式不同的经济体。在一个经济体中,许多服务由家庭直接付费;在另一个经济体中,类似服务则由税收筹资提供。即使两者的消费量相近,家庭支出模式也可能不同。
尽管如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具有参考价值,因为持续的高产出能够为消费、公共服务和投资提供潜在的资源基础。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许多反映物质生活优越程度的指标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它是全面的福利指标,也不能据此确定新增产出在各种情境下的影响。评估经济增长过程时,区分平均资源水平与资源分配尤其重要:如果增长收益过多地流向特定群体,或者国内生产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的同时,收入中位数也可能停滞不前。
跨国企业与结构性扭曲
某些经济体的生产结构,使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居民物质生活状况的衡量指标时格外难以解读。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在本国创造实实在在的就业、生产和税收,但由此产生的利润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归外国投资者所有。只要这些利润来自国内生产,就会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则会根据相关的跨境初次收入流动进行调整,因此,在跨国企业部门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中,区分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总收入(GNI)尤其重要。
跨国企业还可以通过重组,改变资产和生产活动在统计上的归属地。知识产权转让、企业迁址、合同制造和跨境租赁安排,都会影响国民经济核算规则下增加值的记录地点。一项重大资产的经济所有权发生变化,可能会改变投资、固定资本消耗、出口和测算出的产出,却未必立即带来当地就业或家庭消费的相应变化。这些影响不同于普通的汇率波动,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核算数据。
爱尔兰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其最初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显示,2015年实际GDP增长了26.3%,反映出与跨国企业活动和资产迁移有关的重大变化。这一数字并不意味着爱尔兰家庭的生活水平在一年内也得到了相应程度的改善。爱尔兰中央统计局随后编制了修正国民总收入,通常记作GNI*,以剔除某些与全球化有关的影响。调整项目包括与外资持有的知识产权和飞机租赁有关的特定折旧,以及迁册公司的收入。GNI*是针对爱尔兰具体情况设计的国家统计指标,而非可普遍替代GDP的指标。
资源丰富的经济体面临的是另一种问题。高价值的石油或天然气生产能够带来极高的人均GDP,人口较少时尤其如此。资源价格变化可能导致名义GDP大幅波动,而开采量并未相应变化。资源收入的分配取决于所有权、政府收入安排、转移支付和劳动力结构。平均每位居民对应的高产出,也几乎无法说明开采还能持续多久,或已有多少收入转化为其他生产性资产。
这些情况表明,细分部门的数据至关重要。分析人员可以将GDP与国民收入、家庭消费、国内需求、就业和政府收入进行比较,或将资源部门与非资源部门的活动分开考察。在受跨国企业资产负债表变化影响的经济体中,反映本地生产和家庭收入的指标可能尤其有用。问题并不在于GDP变得毫无意义,而在于它所精确衡量的对象——在界定的国内核算边界内进行的生产——可能与人们所关注的居民状况这一具体问题存在显著差距。
统计编制、修订与历史估算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结合了两套统计体系,两者都存在不确定性。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以企业调查、税务记录、海关数据、政府账目、住户调查及其他行政资料为依据。统计机构采用多种方法协调这些来源的数据,其中包括供给使用表,用于对照产品的供给及其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情况。人口估计则有其独立的数据来源和修订周期。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出现误差,都会影响最终计算出的比值;在统计覆盖有限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可能相当大。
非正规经济中的活动,并不会仅仅因为未经登记或未被征税,就在概念上被排除在国内生产总值之外。统计机构力求利用调查、间接方法及其他证据,估算核算范围内的生产活动。自给性农业生产和自有住房服务就是重要例子:这些产出可能不涉及可观察到的市场交易,但仍通过估算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之下,家庭内部提供的大多数无偿家务和个人服务,例如为家人做饭和日常照料儿童,仍不属于核心生产范围。
随着更完整的信息陆续获得,国民账户也会相应修订。早期的季度或年度估计可能依赖不完整的调查和指标;后续发布的数据则纳入更全面的账目、税务数据和普查资料。基准修订可以更新分类、覆盖范围、方法以及所反映的经济结构。因此,估计值被修订,并不一定说明先前的编制人员犯了简单错误。修订可能反映了此前尚不存在的信息,也可能是将改进后的方法一致应用于整个历史序列的结果。
国际协调工作与现代国民经济核算同步发展。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30年代为美国国民收入的计量作出了贡献,理查德·斯通则在综合核算体系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于1953年发布了首版《国民账户体系》,随后在1968年、1993年和2008年进行了重大修订。2008年框架的诸多变化之一,是将符合条件的研究与开发支出视为投资,而非中间消耗,从而影响了核算所得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和资本存量。
历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还面临额外挑战,因为对于过去的大部分时期,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调查和账户。研究人员依据农业记录、税务资料、工资、城市化、贸易以及较晚时期的基准数据,重建产出和人口数据。安格斯·麦迪森及相关研究者的工作推动了长期国际比较资料的系统整理,但早期估计仍很容易受到所用假设和资料质量的影响。历史数据最好被理解为系统性的定量重建;随着证据愈发零散,其不确定性通常也会增大。
发展比较与政策用途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广泛用于比较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但采用何种统计口径至关重要。如果关注的是相对产出规模和国内平均购买力,通常采用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指标。研究单个经济体随时间推移的增长情况时,一般更适合采用以本币计价的实际值序列。按市场汇率换算的数据对于按国际价格进行的交易可能具有参考意义,但用来反映国内生活水平时,可能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如果混用这些指标,却不注明各自的计量单位和价格基准,就可能得出彼此不一致的比较结果。
关于趋同的研究探讨的是:低收入经济体是否往往比高收入经济体增长更快。根据某些增长模型,资本密集程度低于其长期水平越多的经济体,越可能通过投资和采用现有技术实现较快增长。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贫困经济体都会自动迎头赶上。条件趋同理论认为,投资率、教育、人口增长和制度等因素可以导致长期结果存在差异。冲突、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技术扩散不畅,都可能中断甚至阻碍追赶进程。
发展还涉及结构转型,即劳动力和资源在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转移。将劳动者从低生产率活动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岗位,即使并非所有部门的生产率都得到同等提高,也能提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工业发展以及融入全球价值链,都可能与这些变化相伴而行。这些变化的效果,取决于扩张中的经济活动能否创造具有生产效益的就业岗位,并与经济的其他部分建立联系,而非仅仅形成孤立的高产出部门。
各类机构会出于不同的行政管理目的使用人均收入指标,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时会与相关指标混淆。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依据的是采用其图表集法换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而不是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欧洲区域政策将以购买力标准表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确定资格和开展比较的重要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发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各国主管部门则将这一指标用于增长预测和比较分析。
在政策解读中,需要将统计衡量与政策目标区分开来。人均产出的增加可以扩大可用于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的资源规模,但它并不能说明这些资源如何分配,也不能说明增长是否由某项特定政策所带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某种制度特征之间存在关联,本身并不构成因果关系的证据。因此,研究会考察作用机制、历史条件、分配效应以及可信的对照组,而不是将这一指标视为无需进一步解释的政策质量评分。
福利、可持续性与补充指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是生产,而非整体生活质量。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并未纳入其生产核算范围,而与某些不利事件相关的支出却被计入其中。家庭内部的无偿照护通常不在核算范围内,但购买类似服务则会增加核算中的市场产出。灾后重建会增加当期GDP,尽管现有资产遭到毁坏意味着财富损失。这些现象源于两类衡量之间的区别:一类衡量某一时期的生产,另一类评估福利或资产的变化。
环境成本也带来了类似的局限。生产可能伴随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但这些成本并未从GDP中得到充分扣除。污染治理支出本身可能被计为产出,而相关损害却未被完整记录,或记录在其他账户中。从经济学角度看,外部性可能使生产的市场价值与其更广泛的社会成本相脱节。开采有限资源会增加当期GDP,但GDP不会自动将地下资源存量的减少,作为一项相当于生产性固定资本消耗的费用予以扣除。
环境经济核算旨在更明确地揭示这些关系。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将环境信息与经济账户相衔接,涵盖实物流量、资源存量及与生态系统相关的衡量指标。卫星账户可以拓展分析,而不取代GDP这一核心总量指标。更广义的财富指标考察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产,以评估当前活动是否伴随着可供未来生产和福祉使用的资源的维持或耗减。
其他指标则着眼于平均产出未能涵盖的维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推出的人类发展指数综合了健康、教育和收入方面的指标;其中,收入部分采用的是经购买力调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而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贫困指标描述分配格局底端人群的匮乏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住房条件、人身安全、闲暇和主观幸福感提供了更多信息,而这些信息无法从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总量中直接推断出来。
补充指标的选择取决于所要分析的问题。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有助于明确当前可用的物质资源;分配统计揭示这些资源由谁获得;环境账户描述自然资产承受的压力;生产率指标则将效率提升与工作时间延长或就业增加区分开来。因此,旨在评估生活水平的比较,所需的依据不同于关注国内生产、国际金融能力或资源利用可持续性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