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劳动投入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通常以每名劳动者的产出或每工时产出来衡量。它是衡量生产绩效的核心指标,也是决定长期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在整个经济体层面,通常用经通胀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总工作时数来计算。在行业或企业层面,产出则可以用实际增加值、生产总值或实物数量来衡量。
尽管名为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并不单独衡量劳动者的努力程度或能力。它反映的是设备、基础设施、技术、技能、管理、中间投入和生产组织的综合作用。即使付出同样的努力,操作自动化生产线的劳动者每小时的产出,也可能远高于使用手工工具的劳动者。当就业从一类活动转向每工时产出不同的另一类活动时,这一指标也会随之变化。
劳动生产率将企业和行业分析与经济增长、工资、国际竞争力及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解读这一指标时,需要关注产出和工作时间的计量方式、生产活动在各部门之间的分布,以及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如何在劳动者、消费者、所有者和政府之间分配。
定义、范围与基本关系
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定义为
其中, 表示产出, 表示劳动投入。如果劳动投入按总工作时数计量, 就是每小时产出;如果按就业人数计量,则是每名就业人员的产出。两种指标都有用,但回答的问题不同。人均产出同时反映每小时生产率和每名劳动者的工作时数;每小时产出则能更清楚地将生产表现与工作时间变化区分开来。
设 表示工作时数, 表示就业人数,则有
因此,如果平均工作时数增加,即使每小时产出没有提高,一个经济体的每名就业人员产出也可能上升。反过来,如果工作时数减少,即使每小时生产率提高,每名就业人员产出也可能停滞不前。各国及不同时期在非全日制就业、带薪休假和加班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进行跨国和跨期比较时,这一区分尤为重要。
劳动生产率是衡量生产率的局部指标,因为它只考察产出与一种投入之间的关系。全要素生产率则试图衡量产出相对于多种投入组合的水平,这些投入通常包括资本和劳动。即使各种投入组合使用的效率没有变化,仅仅因为劳动者配备了更多或更好的设备,劳动生产率也可能提高。这两种指标都不应直接等同于技术效率:价格、产能利用率、产出构成以及计量惯例都可能影响估算结果。
平均劳动生产率还必须与劳动边际产量区分开来。平均生产率是总产出除以劳动投入;边际产量则是在指定的其他投入保持不变时,增加一单位劳动所带来的额外产出。在生产函数 中,平均生产率为 ,边际产量则为 。两者通常并不相同。这一区分对于雇佣和工资决定理论十分重要,因为这些理论往往关注边际贡献,而非平均贡献。
劳动生产率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另一个恒等式来表达。如果用 表示人口,则有
因此,人均产出取决于每小时劳动生产率、每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作时数,以及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生产率有所提高,人口老龄化或就业率下降也可能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放缓。反之,即使生产率增长没有加快,就业规模扩大也可能暂时提高人均产出。不过,从长期来看,每小时产出的持续增加,是在不持续延长工作时间的情况下提高物质消费水平的主要基础。
产出与劳动投入的衡量
全经济的生产率衡量以国民经济核算和劳动统计为基础。分子中的产出通常采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而行业层面的估算则经常采用实际增加值。增加值是从总产出中扣除中间消耗后的数额,可避免某个生产者的产出成为另一个生产者的投入时出现重复计算。例如,面包店购入的面粉属于中间投入;如果不作调整,直接将面粉生产的全部价值与面包销售额相加,就会将部分生产价值计算两次。
产出必须按物量衡量,才能区分生产增加与通货膨胀。如果名义销售额增长了8%,而相关产出价格也上涨了约8%,那么仅凭销售额的增长,并不能说明实际生产率有所提高。统计机构利用详细的价格指数、支出信息和生产数据编制物量指标。链式衔接指标会随时间更新权重,以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不过,在参照期之外,各组成部分相加通常并不恰好等于公布的总量。
行业增加值的衡量对产出价格和中间投入价格的处理方式尤为敏感。采用双重缩减法时,先分别对总产出和中间消耗进行价格缩减,再据此计算实际增加值。当投入价格与销售价格的变动不一致时,这一点十分重要,例如能源密集型制造商面临燃料成本大幅上涨的情况。使用单一价格指数可能无法准确反映产出物量的变化,进而导致生产率变化的衡量失真。
分母中的劳动投入则面临另一类难题。从概念上说,实际工作时数比付酬时数更合适,因为带薪休假、病假及其他带薪但未工作的时间并不属于生产时间。相关工作时数应涵盖雇员和自雇人员的劳动,也应包括可计量的无偿加班。住户调查、单位调查、行政记录和人口普查分别提供不同方面的信息,由统计机构加以协调衔接。兼有多份工作、非正规就业和自雇等情况,使口径一致的总量统计更加复杂。
产出与劳动投入的覆盖范围必须一致。在跨境通勤规模较大的情况下,将境内生产与仅涵盖居民的劳动投入指标结合,可能造成口径偏差。同样,用全经济的产出除以企业部门的工作时数,也会得出无效的比率。公布的数据序列可能涵盖整个经济、市场部门、非农企业部门或个别行业;这些指标不能相互替代。
简单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直接统计工作时数,不按劳动者的资历或经验赋予不同权重。增长核算还可能按教育程度、年龄或其他特征对劳动者分组,并通常以各组劳动报酬所占份额为权重,构建经劳动力构成调整的劳动投入指数。这样可以将劳动力构成变化的影响与生产率增长的其他来源区分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标准的每小时产出指标已经针对努力程度、技能或工作条件方面的所有差异作出了调整。
资本、技能、技术与组织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资本深化,即相对于劳动投入,生产性资本服务有所增加。机械、运输设备、建筑物、软件和通信系统使劳动者能够在既定时间内生产更多产品。使用条形码扫描和自动分拣系统的仓库工人,能够比依靠手写记录的工人处理更多货品。这里关注的是资本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而不只是资本的购置价格或会计账面价值。
一个简化的生产关系可以说明资本积累与更广泛的效率提升之间的区别:
其中, 为资本投入, 为工作时数, 表示劳动质量, 表示多要素效率,且 。两边除以工作时数,再取增长率,可得
这一分解将每小时产出的增长归因于多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本深化以及劳动力构成改善。它是一个简化的核算框架,并不能证明各组成部分都是独立决定的。技术可以改变资本的效能,而教育则可能影响新技术得到采用的速度。
人力资本通过知识、实用技能、健康和经验影响生产率。正规教育可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术水平;工作场所培训则帮助劳动者掌握特定设备和组织日常运作所需的知识。随着累计产量增加,干中学可以减少差错、缩短生产准备时间并降低材料浪费。这些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何不同工作场所即使安装了相同的机器,也未必能取得相同的成效。
技术变迁可以改进生产方法、创造新产品,并重组整个生产活动体系。电气化不只是用电动机替代蒸汽动力装置:工厂还可以重新安排机器布局和生产流程。数字技术同样影响库存控制、物流、设计、沟通与协调。生产率的提升往往依赖于对技能、数据库、管理实践及其他形式的无形资产进行配套投资。这些变革的成本可能在可衡量的收益出现前数年就已发生。
组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产由相互依赖的任务构成。更好的排程可以减少设备闲置;预防性维护可以减少故障;质量控制可以减少返工。劳动分工使专业化成为可能,而规模经济则可以将生产准备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分摊到更大的产量上。然而,过度专业化可能增加协调成本,或使生产更容易受到中断的冲击。
外部条件也决定着企业能够取得怎样的成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以及稳定的电力供应、运输和通信服务,可以减少延误,使专业化生产网络得以运转。有效的制度可以支持投资和契约交易。这些影响意味着,实际观察到的生产率并不只是劳动者或企业的内部特征:它还部分取决于生产活动所处的经济环境。
历史发展与分析传统
工作组织方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有着悠久的思想史渊源。在《国富论》(1776年)中,亚当·斯密以制针业为例,说明专业化如何大幅提高每位劳动者的产出。他强调,专业化能够提高操作熟练程度、节省转换任务所耗费的时间,并促进机器的发明。他还将生产率与市场规模联系起来:更大的市场能够支撑更精细的劳动分工。
工业化使这些关系日益显著。纺织生产机械化、蒸汽动力、交通运输的改善,以及后来的电气化,改变了劳动者可使用的设备,也改变了生产组织的规模。对历史生产率的估算,必须依据不完整的资料重建产出和劳动投入,这些资料包括生产记录、职业数据、工作时间估计和国民收入核算资料。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是否将妇女、儿童的劳动和家务劳动纳入统计,也带来了额外的可比性问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科学管理试图通过系统研究工作任务与作业方法来提高工业生产绩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于1911年出版。时间研究、工具标准化,以及计划与执行的分离,逐渐对工业管理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做法使人们更加关注可计量的单位工作时间产出,但也引发了有关劳动者自主权、劳动强度及生产率收益如何分配的争议。
现代国民经济核算和劳动统计的发展,使生产率不再主要是车间层面的衡量指标,而成为覆盖整个经济的统计概念。与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相关的研究,包括所罗门·法布里坎特和约翰·肯德里克的工作,推动了历史产出与投入序列的建立。此后,统计机构开始定期发布生产率数据,并编制更详细的行业核算资料。国际组织,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比较生产率水平及其增长提供了方法。
战后增长理论厘清了投入积累与生产效率提高之间的区别。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提出的增长模型,将资本积累和收益递减的作用形式化;他在1957年的实证研究中运用增长核算,估算了产出增长中无法由已测量的资本与劳动增加所解释的部分。这一残差成为生产率分析的核心概念,但它也包含测量误差、遗漏的投入,以及现实情况对计算残差所依据假设的偏离。
后来的研究考察了创新、知识扩散、企业异质性,以及资源在生产者之间的流动。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建模,分析研究、人力资本和知识创造能够持续推动增长的渠道。生产经营单位层面的数据集,使研究重点转向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这些研究表明,总体生产率不仅取决于现有企业内部的技术进步,也取决于企业的进入、退出、扩张、收缩,以及就业和资本在不同生产者之间的配置。
总量汇总、结构变化与国际比较
即使各行业的生产率都没有提高,总体劳动生产率也可能发生变化。设 表示部门 的每小时产出, 表示该部门工时占总工时的比重。当产出指标可以相加且采用一致的估值方法时,总体生产率可表示为
因此,总体生产率的变化既反映各部门生产率的变化,也反映就业份额的变化。实证分析中的具体分解方式,因所采用的指数编制方法以及对这些效应之间交互作用的处理方式而异。
这一区分是理解结构转型的关键。劳动力从产出较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或服务业,可以提高总体人均产出。但这种效果并不会自动出现:劳动者也可能转入低生产率的城市服务业或非正规经济活动。此外,统计中各部门人均增加值的差异,也可能部分源于工作时长、价格、资本密集程度,或阻碍资源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的壁垒。
行业内部也会发生类似的资源再配置。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可能扩张,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可能收缩,新设经营单位则可能引入改进的方法或产品。竞争、需求状况、融资渠道和调整成本都会影响这些变化。低生产率经营单位关闭所带来的总体生产率提高,与所有企业普遍改善所带来的提高并不相同。两者都会提高平均值,但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增长的意义可能不同。
国际比较还涉及价格换算问题。按市场汇率换算产出,可能使生产率水平随金融状况波动,即使国内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变化。比较时通常使用购买力平价,即采用考虑了购买力差异的价格来比较产出。相较于细分行业的换算系数,整个经济体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更容易获得,因此部门层面的比较尤其困难。
产业构成的差异同样重要。一个拥有庞大资本密集型采矿业的国家,可能录得较高的每小时国内生产总值(GDP),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每个行业的企业都具有特别高的生产率。自然资源收入和跨国企业的活动也会影响统计中的增加值。如果知识产权、合约制造或利润分配安排使大量产出被记入某一司法管辖区,该地区的每小时GDP就可能相对于居民家庭收入指标或当地就业规模异常偏高。
无论是较高的生产率水平,还是较快的生产率增长,都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在所有经济层面上表现更好。生产率较低的经济体可以通过技术追赶实现更快增长,而接近技术前沿的国家则可能水平更高、增长更慢。如果就业机会有限的人被排除在就业之外,较高的平均生产率也可能与较低的就业水平并存。因此,国际比较通常会将每小时产出与就业率、工作时长、部门结构和收入指标结合起来考察。
工资、价格与经济周期
劳动生产率为实际劳动报酬的提高提供了经济空间,但并不决定这一空间如何分配。一个有用的会计恒等式将每小时劳动报酬与生产率及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若 表示名义劳动报酬, 表示产出价格指数,且 ,则有
因此,以产出价格衡量的实际每小时劳动报酬,等于劳动报酬份额乘以每小时产出。如果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稳定,那么在采用一致定义的情况下,劳动报酬与生产率会同步变动。如果这一份额发生变化,两者的增长率就可能出现分化。
劳动者的购买力通常用消费价格而非产出价格来衡量。若 为消费价格指数,则以消费价格衡量的实际劳动报酬为
这一恒等式揭示了三种不同的影响因素:生产率、劳动收入份额,以及产出价格相对于消费价格的变动。将工资中位数与平均生产率进行比较,还会涉及工资差距、现金工资与总劳动报酬之间的差别等问题。因此,有关“薪酬与生产率”的论断,取决于所选取的人群、价格指数、时间区间和劳动报酬指标。
单位劳动成本衡量每单位实际产出所对应的劳动报酬:
单位劳动成本的增长率,近似等于名义每小时劳动报酬增长率减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因此,生产率增长加快,可以容纳更快的名义薪酬增长,而不致使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出现同等幅度的上涨。不过,单位劳动成本并不能完整解释通货膨胀。进口价格、非劳动成本、利润率、税收和需求状况也会影响销售价格。
生产率会随经济周期而变化,因为产出、就业和工时并不会同步调整。在需求暂时下降时,企业可能会留用受过培训的员工,这种做法通常称为劳动力囤积。此时,员工花在等待工作、维护和培训上的时间增加,每小时产出因而可能下降。当需求回升时,产出可能在企业恢复招聘之前就已增加,使统计上的生产率迅速增长,却未必伴有相应的技术突破。
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如果低生产率活动中的就业下降幅度相对更大,总体生产率就可能在经济衰退期间上升。COVID-19大流行期间一些行业停业的情况表明,突发的构成变化能够主导短期生产率走势。这类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继续经营的生产者改进了生产方法。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持续的生产率增长会影响潜在产出、财政能力,以及需求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生产率增长可以缓解供给约束,但统计中生产率的短暂跃升,并不足以证明生产能力得到了永久性提升。因此,在解读季度和年度统计数据时,必须将趋势性增长与周期性的产能利用变化及构成效应区分开来。
企业绩效、技术采用与政策分析
在企业层面,生产率衡量有助于比较不同工厂、生产线和时期的表现。当产出较为同质时,实物指标可以提供有用信息,例如每劳动小时生产的钢材吨数、每班次处理的包裹数量,或每名员工完成的交易笔数。但当产品在质量、复杂程度或所需服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时,这些指标的作用就会减弱。处理疑难问题的维修车间,每小时完成的维修任务可能较少,但创造的经济价值可能高于专门处理简单任务的车间。
人均营业收入常被用作一种便捷的企业经营指标,但它并不等同于实际劳动生产率。销售价格上涨、产品组合变化,或企业获得更强的市场势力,都可能使这一指标上升。因此,基于营业收入的生产率指标可能同时反映生产效率以及需求和加价幅度的差异。当企业面向不同市场或生产差异化产品时,比较尤其困难。
企业的边界同样重要。如果企业以外购服务替代内部的保洁、物流或计算机技术人员,其人均产出可能上升,但整个生产链的效率未必相应提高。增加值指标会扣除外购中间服务,不过,企业层面的比较仍需关注外包、员工统计范围和合同安排。总产出生产率可能对此类边界变化尤为敏感。
技术采用通常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投资事件。企业在安装企业软件时,初期可能面临停工、培训成本,以及新旧系统并行运行等情况。只有在重新设计工作流程、职责分工和信息系统之后,效益才可能显现。因此,关于数字化投资的研究会区分设备购置与有效使用设备所需的组织能力。人工智能也带来了类似问题,涉及任务重新设计、核验、配套技能,以及单项任务提速与整个组织产出提高之间的区别。
公共政策分析考察影响投资、技术扩散和资源配置的各种渠道。教育和培训影响技能;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影响进入市场的便利程度;研究与开发能够产生新知识;竞争则影响企业进入和扩张。这些渠道相互作用。当企业缺乏吸收新技术所需的技能或资金时,科研支持的效果可能有限;而竞争加剧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收益的同时,也可能造成过渡期损失。
生产率目标也会产生围绕衡量指标的激励。仅按处理案件的数量奖励员工,可能促使他们挑选较简单的案件、未完成工作便计为完成,或降低工作质量。这体现了古德哈特定律:当一项衡量指标成为目标时,它所提供的信息可能就不再那么可靠。因此,企业评估往往会将产出数量与缺陷、及时性、安全性、客户成效和资源使用情况分别考察。否则,账面上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可能掩盖被转嫁给客户、供应商、员工或后续时期的成本。
测度前沿与未决问题
服务业面临一些最棘手的生产率测度问题,因为服务产出往往具有多个维度。学校的产出不能简单地用授课时数衡量,医院的产出也不能简单地用诊疗次数衡量。个案的复杂程度、服务质量、实际成效和可及性都很重要。对于缺乏可观察价格的非市场服务,过去往往根据投入来估算产出。基于投入的方法难以识别生产率的变化,因此统计机构一直在探索直接衡量产出实物量的方法,并在可行时进行质量调整。
有些服务在缩短完成特定表演所需的劳动时间方面,空间也很有限。一场弦乐四重奏的现场演出,仍然需要四位乐手全程参与。这个例子说明了鲍莫尔成本病:生产率增长相对缓慢的行业,在与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行业争夺劳动力时,工资也可能上涨,从而推高其相对成本。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服务业的技术都停滞不前。即使某场现场演出所需的时间几乎不变,录音、广播、排期优化和数字化传播仍能大幅改变服务规模和可及性。
数字产品带来了另一类核算边界问题。搜索引擎、开源软件以及由广告资助的在线服务,即使不向用户直接收费,也能带来可观的收益。国民经济核算依据既定边界衡量生产,而不是衡量消费者所获收益的全部价值。部分数字活动通过广告、订阅、软件投资及相关交易纳入核算,但消费者剩余的变化并不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因此,生产率统计指标无论改善还是恶化,都未必能充分反映用户福利的变化。
许多发达经济体在200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引发了广泛研究。提出的解释包括投资疲弱、先进企业的技术和实践向其他企业扩散放缓、竞争状况与企业活力发生变化、早期信息技术进步的贡献减弱,以及开发互补性无形资产所需的成本。测度困难带来了一部分不确定性,但没有哪一种解释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行业和时期。如何将持久的技术变革与金融冲击、人口结构变化和周期性疲弱的影响区分开来,仍是实证研究面临的挑战。
传统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全面衡量可持续性或生活质量的指标。产出可能上升,但污染、资源耗竭或无偿家务劳动却未被纳入计算。一家工厂如果通过消耗更多能源来提高每小时产出,按劳动投入衡量可能显得更具生产力,但能源利用效率却可能下降。环境核算和更广泛的福利指标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取代劳动生产率。
最后,新兴技术也使衡量其成效的时点更难确定。计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最初可能表现为新能力、试验性应用或质量提升,而非统计上每小时产出的增加。它们最终对总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取决于采用程度、配套投资、组织变革、替代效应以及新活动的创造。要确定这些影响,需要口径一致的产出和工时数据、可信的反事实比较,以及足够长的时间,以区分持续的生产率提升与生产和就业的短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