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MNE)是指在不止一个国家开展经营、并跨越国界协调各项活动的企业或关联企业集团。其典型特征不只是向国外销售产品或服务,而是对境外经营活动保持持久的影响力,通常通过拥有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来实现。跨国企业涵盖制造商、银行、零售商、矿业公司、专业服务公司和数字平台企业等多种类型。它们可以是私人所有的企业、上市公司,也可以是国家控制的企业。
跨国企业是全球化的核心组织。它们组织外国直接投资,在各国之间布局生产与研发,并通过国际网络将供应商与客户联系起来。它们的决策影响着就业岗位的地域分布、技术的扩散、应税利润的分配,以及关键物资供应的韧性。要理解跨国企业,既需要区分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集团与其开展经营所依托的各个独立法律实体,也需要考察跨境协调带来的效率提升,以及在多个国家司法管辖之下经营所产生的监管问题。
定义、所有权与统计计量
跨国企业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法律定义。统计机构、投资条约、税务机关和竞争监管机构各自采用符合其特定目的的定义。经济学中一种常见的表述是:跨国企业是在至少两个国家拥有或控制创造价值活动的企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跨国企业准则》中采用了灵活的界定方式,将跨国企业描述为在不止一个国家设立、彼此相互联系并能够协调经营活动的实体。规模庞大或采用某种特定公司形式都不是必要条件:一家规模相对较小、在境外设有开发子公司的软件公司,也可以属于跨国企业。
区分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十分重要。按照国际统计标准,如果投资者持有另一经济体居民企业至少10%的投票权,通常就被认定为存在直接投资关系。这一门槛表明投资者具有重大影响,但不一定拥有控制权。持有过半数股权通常意味着拥有控制权,而持股比例在10%至50%之间,则可能构成联营关系。因此,直接投资的统计范围比持有多数股权并加以控制的跨国关联企业范围更广。商业影响力也可以在不持有股权的情况下产生,但独立的境外经销商并不会自动成为销售方企业的一部分。
母企业所在国通常称为母国经济体,关联企业所在国则称为东道国经济体。当一个企业集团的中间控股公司、最终控股母公司和运营总部各自位于不同司法管辖区时,这些称谓就不再那么明确。一家公司的注册地、税收居民地、股票上市地和主要管理机构所在地可能各不相同。因此,在将投资归属于其实际来源时,识别受益所有权和最终控制权十分重要。
不同的统计体系反映跨国经营活动的不同方面。国际收支记录直接投资交易,包括股权投资、收益再投资以及符合统计标准的公司间债务。直接投资头寸衡量某一时点尚未结清的债权和债务。境外关联企业统计则通过就业人数、销售额、资产和增加值来描述经营活动。这两类指标不能相互替代: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可能拥有庞大的投资头寸,却只雇用极少的人员。
进行比较时,还需要注意核算范围。集团营业收入不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后者衡量的是增加值,而非销售总额。将多家关联企业的销售额相加,可能导致中间交易被重复计算。此外,合并财务报表会抵销集团内部交易,而各国统计则必须将经营活动分配到各居民实体。特殊目的实体以及经由多个国家转投的投资,可能使统计记录中的跨境金融头寸虚增,而当地的工厂、就业或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增加。
历史发展
早在现代跨国公司出现之前的几个世纪,长途贸易商和银行商号就已跨越政治疆界开展经营。早期贸易组织在海外设有代理人、仓库,并建立商业伙伴关系,但其组织的延续性和控制机制与当代企业集团有所不同。特许公司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过渡形态。1600年获颁特许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海外贸易与垄断特权结合起来,并在部分地区拥有行政或军事权力。它们的活动与殖民扩张密切相关,而非仅仅是在独立东道国监管下进行的私人投资。
19世纪出现了与现代跨国企业更为相近的组织形态。工业化催生了一批能够将自身技术、品牌和管理能力运用于海外的企业。蒸汽运输、电报通信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降低了协调远距离经营活动的难度。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制度的发展,有助于为持有长期海外资产的企业筹集资本。胜家公司于1867年在格拉斯哥设厂生产缝纫机,展示了制造商如何在母国以外复制其生产和销售能力。
1914年以前,国际商业活动已涵盖对铁路、采矿、石油、公用事业、银行业和种植园的大量投资。其中一些投资主要是为由当地人员管理的企业提供资本,另一些项目则由外国投资方持续掌握经营管理权。制造业跨国企业也不断扩张,尤其是在运输成本、进口关税或客户服务需求使当地生产更具吸引力的地区。这一时期表明,跨国企业并非到1945年之后才出现,不过此后数十年间,其组织覆盖范围和所涉行业的多样性确实大幅增加。
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外汇管制和政治动荡扰乱了国际商业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发挥了突出作用,随后欧洲企业重新加快海外扩张,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日益提高。战后建立的制度、重建进程、收入增长以及更稳定、可预期的国际支付安排,为这一扩张提供了支撑。与此同时,非殖民化进程和国家发展战略促使许多东道国政府限制外资所有权、要求设立合资企业,或将特定行业收归国有。
自20世纪80年代起,投资自由化、私有化、通信费用下降以及协调成本降低,使生产活动得以在地理上更加分散。此前受限市场的开放,以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国际生产网络,扩大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可选择的经营区位范围。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也开始向海外扩张,其中包括收购成熟的外国企业。此后,数字化提高了跨境服务交付和数据密集型商业模式的重要性,但实体基础设施、当地监管和组织实体的布局,仍持续影响这些企业能够在哪里开展经营。
跨国企业的经济学解释
核心理论问题在于:企业为什么要拥有或控制境外业务,而不是通过出口、许可授权或独立承包商来服务国外客户?走向海外会带来额外成本,包括不熟悉的法规、语言差异、组织上的距离,以及对当地客户了解不足。成功的跨国企业必须具备某些优势或协调能力,以弥补这些不利条件。因此,相关解释综合考虑了企业特有的资源、特定区位的特点,以及在企业内部而非通过市场组织交易的相对成本。
斯蒂芬·海默于1960年完成、197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有助于将直接投资与单纯的金融资本国际流动区分开来。他的分析强调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控制权和企业特有优势。拥有强大品牌、专有技术或卓越组织知识的公司,可能有能力与已在当地立足的企业竞争。这些优势不一定是有形资产:生产惯例、客户关系以及协调复杂系统的能力,同样可能十分重要。
彼得·巴克利和马克·卡森于1976年对内部化理论作出了重要发展。该理论从中间产品市场,尤其是知识市场的不完善出发,解释企业为何拥有境外业务。如果买方在技术披露前无法判断其价值,或者合同保护不充分,技术许可就可能难以达成。将相关活动纳入企业内部所有权之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限制未经授权的知识转移,并协调相互配套的投资。这一思路借鉴了与罗纳德·科斯相关的、更广泛的企业理论。不过,内部化并非没有成本:管理中的官僚作风和沟通问题,可能使某些活动采用外部承包方式更有效率。
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通常称为OLI框架,将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结合起来。所有权优势解释企业具备哪些条件;区位优势解释某项活动为何适合在特定国家开展;内部化优势则解释企业为何应自行控制这项活动。例如,一家制药公司可能拥有专有研发能力,将生产设在靠近专业科研人才和监管机构的地方,并保留所有权以保护制造知识。如果母国的区位优势更强,出口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如果内部化优势较弱,许可授权或许就已足够。
后来的模型将跨国经营活动与生产率差异及服务国外市场的成本联系起来。出口需要承担运输和贸易成本,而在国外生产则涉及设立经营实体所需的大量固定成本。在埃尔赫南·赫尔普曼、马克·梅利茨和斯蒂芬·耶普尔于2004年发表的模型中,生产率足够高的企业能够承担通过境外关联企业开展生产所需的较高固定成本。其他研究路径则强调,随着企业不断积累国外市场知识,学习、组织能力以及逐步增加的投入承诺会发挥作用。这些解释相互补充,而非彼此排斥:同一家跨国企业可能出于不同原因,将研发纳入内部、收购分销资产,并将标准化制造业务外包。
投资动机、进入方式与区位决策
跨国投资通常按其主要目标分类。市场寻求型投资将生产或分销活动布局在靠近客户的地方。资源寻求型投资旨在获取石油、矿产、农业用地或其他在地理上集中分布的投入要素。效率寻求型投资根据成本和能力,将不同活动配置到不同地点。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旨在获取技术、品牌、专业人才或分销网络。这些类别相互交叉:一次收购可以同时带来客户、专利和熟练劳动力。
另一种相关的划分是将投资分为横向投资与纵向投资。横向投资是在多个国家开展大体相似的活动,例如汽车制造商在多个大型市场组装汽车。这可以节省运输成本、适应当地偏好,或规避关税。纵向投资则将生产的不同阶段分布在不同国家,以利用要素成本、专业能力、资源或配套基础设施方面的差异。它与纵向一体化密切相关,不过,对前后相继的生产阶段拥有所有权,并不意味着必须将这些阶段布局在不同国家。许多当代生产网络将横向布局的最终组装与纵向分布的零部件生产结合起来。
企业可以通过新建设施进入国外市场,这通常称为绿地投资;也可以通过收购现有企业进入。新建设施使投资者能够自行设计设施、流程和企业文化,但取得许可、招聘员工和建立供应商关系都需要时间。收购能够让投资者立即获得运营资产和客户,但也可能带来整合问题,或使其承担未披露的债务与责任。这两种方式对发展的影响都并非一成不变:新工厂可能直接增加产能,而收购则可能挽救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或为后续扩张提供资金。
所有权安排也各不相同。全资子公司使母公司拥有广泛的控制权,但也要求母公司承担全部资金投入。合资企业则与另一家企业共享所有权和治理权,有时是因为合作伙伴能够提供当地知识,有时则是因为法规限制外资持股。许可经营、特许经营和管理合同等契约安排,为股权投资提供了替代选择。企业往往会结合使用这些方式:一家酒店集团可能拥有部分酒店,受托管理另一些酒店,并将其品牌特许给独立持有的酒店使用。
区位决策所依据的因素不只是工资或税率。相关考量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供应的可靠性、交通运输条件、供应商体系的完备程度、法律环境的可预期性、市场规模以及获取专业人才的便利程度。即使工资水平相对较高,集聚经济也能使成熟的产业集群具有吸引力。加入关税同盟或获得区域市场准入,可以改变某一区位的商业价值。政府可能提供补助或税收优惠,但投资的额外性——即在没有这些措施的情况下,该投资在多大程度上不会发生——往往难以确定,尤其是在企业同时与多个潜在东道国谈判时。
企业组织、管理与财务
跨国企业通常是一个经济集团,而非单一法人。母公司可以控制多家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又可能拥有下属子公司。境外分公司通常与总公司属于同一法律实体,而子公司则独立注册成立。这一区别会影响责任承担、税务、报告义务和破产程序。独立法人资格可以限制母公司对子公司债务承担的直接责任,但担保、法定义务以及某些特定法律原则也可能使母公司承担额外责任。
管理结构必须兼顾全球协调与因地制宜。按国际产品事业部组织的企业,或许能够保持技术和品牌的一致性,却可能忽视各国的特定要求。按地区划分的组织结构更容易适应当地客户和制度环境,但可能在不同地区重复设置职能。矩阵式结构将多条汇报关系结合起来,例如同时向产品经理和国家经理汇报,但也可能造成职权冲突。具体选择取决于产品、技术、监管和客户偏好在不同地点之间的差异程度。
决策权限的分配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总部可能缺乏当地管理人员掌握的信息,而当地管理人员追求的目标也可能与集团整体目标相冲突。因此,绩效考核制度会影响投资和经营决策。若仅以短期利润评价一家关联企业,就可能抑制有益于其他单位的研发或培训。反过来,给予管理层广泛裁量空间的支持,也可能掩盖持续不佳的经营状况。内部预算、审计制度、管理人员任命和共同技术标准,都是协调这些矛盾的机制。
跨国集团可以运作内部资本市场。集团资金管理中心可以归集资金、安排对外借款,并通过股权投资或公司间贷款向关联企业提供资金。这既能降低融资成本,也能在当地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支持投资。但这种安排也可能传导冲击:陷入财务困境的母公司可能撤回对原本具有生存能力的关联企业的支持。跨境担保和集团内部债权会使破产程序更加复杂,因为债权人的权利针对的是特定法律实体,而非一个不区分归属的全球资产池。此外,金融监管还可能限制银行和保险集团内部的资金划转。
企业会通过交易、财务报告和竞争环境承受汇率波动风险。子公司可能以一种货币销售产品,却以另一种货币支付进口投入品的费用或偿还债务。企业可以采用收入与成本相匹配等自然对冲方式,或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部分风险。即使当地经营业绩没有相应变化,汇率波动也会在合并境外财务报表时改变报告结果。公司治理还必须跨司法管辖区协调网络安全、合规和信息系统;有关数据治理和跨境数据传输的限制,可能使这些职能无法完全集中管理。
生产网络、知识与技术变革
跨国企业是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组织者。在全球价值链中,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物流、营销和售后服务分布于不同企业和国家。所有权只是协调活动的一种方式。主导企业可能只掌控少数高价值活动,而将大部分实物产品的生产交由独立供应商完成。因此,跨国企业所影响的经济网络可能远远超出其合并报表涵盖的企业集团范围。技术规格、认证要求或对某一主要买家的依赖,都可能使供应商形成依附关系。
这些网络的组织方式取决于知识和生产的性质。高度标准化的零部件通常可以通过竞争性采购获得。对于需要反复开展联合设计的复杂零部件,长期供应关系或共同所有权可能更为适宜。当专用性投资在某一特定关系之外几乎没有价值时,就可能出现敲竹杠问题:任何一方都可能担心,在成本已经投入且无法收回后,另一方会要求重新谈判。合同、关系性承诺和所有权都能用于管理这种风险,但各有局限。
跨国企业也会在国际范围内布局研究与开发活动。海外实验室可能负责调整产品以适应当地条件、利用当地科研集群,或开发供整个集团使用的技术。知识并不总是从母公司向外流动;海外关联企业也可能率先形成某些能力,随后被其他地区的企业采用。制药研究、汽车工程和半导体开发都表明,地理上集中的专业知识十分重要。不过,知识产权的归属地与研究人员的所在地可能并不一致,因此很难仅凭专利归属来推断发明活动的地理分布。
知识可以通过员工流动、供应商扶持、示范和竞争等途径传播到企业边界之外。这些知识溢出并不会自动发生。本地企业需要具备足够的吸收能力,包括技术技能、管理体系和融资能力,才能运用不熟悉的方法。跨国企业可能有意培训供应商,使其达到质量标准,同时限制其接触最具商业价值的工艺流程。数字通信使某些知识更容易传递,但蕴含于团队和生产惯例中的隐性知识,往往仍需要通过直接互动来传递。
网络效率也可能带来脆弱性。将生产集中在少数专业化工厂能够降低单位成本,却也会加大遭受自然灾害、运输中断、出口限制或工厂停产冲击的风险。2011年日本地震及海啸和新冠疫情暴露了汽车、电子和医疗物资供应网络中的依赖关系。应对措施包括增加库存、采用多来源采购、推行区域化生产,以及更全面地梳理下层级供应商。这些措施需要权衡取舍,并非不付代价就能带来改善:冗余配置需要投资,而迁移最终组装环节,也可能丝毫未改变对同一批上游零部件的依赖。
对就业、竞争与发展的影响
跨国经营活动可以通过资本形成、就业、出口、纳税和技术能力等方面影响东道国经济。这些影响的程度及其分布,取决于投资所属行业、投资项目与本土企业的联系,以及东道国的制度。出口导向型组装业务、外资银行和矿产开采项目,在就业和本地采购方面形成的格局截然不同。因此,仅凭统计记录中的投资流入量,无法全面衡量其对发展的影响。
外资附属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和工资往往高于同一大类行业中的本土企业。这一现象可能由多种机制解释:技术更先进、规模更大、人均资本更多、管理能力更强,或外资选择收购本已经营成功的企业。工资差异不一定是外资所有权带来的因果效应。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可能不同,外国投资者也可能收购生产率特别高的企业。采用雇主—雇员匹配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等方法的研究,试图区分这些作用渠道,但研究结果因国家和行业而异。
就业影响也不限于附属企业直接雇用的人员。本土供应商可能获得订单并提升能力,而竞争企业则可能流失销售额或熟练员工。投资还可能增加对物流、专业服务和当地基础设施的需求。相反,如果某项业务以“飞地”形式运营,大部分投入品依赖进口,产出未经加工便出口,那么它与本土经济建立的联系可能相对有限。培训能够增强人力资本,但其能否带来更广泛的收益,部分取决于劳动者的流动性,以及所学技能能否用于该企业以外的工作。
对竞争的影响同样取决于具体条件。高生产率外资企业的进入可以降低价格、丰富产品选择,并促使本土企业改进。但如果外资通过收购进入市场,或者强势品牌、专有技术和网络优势将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也可能提高市场集中度。市场势力不仅可能影响消费者,也可能影响供应商:占据主导地位的买方可以向较小企业提出苛刻的交易条件。因此,相关评估应着眼于具体市场和经营行为,而非外资所有权本身。
对母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只是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反面。境外生产可能替代部分国内经济活动,但也可能增加对母国生产的机械设备、设计、管理服务和中间品的需求。境外就业与国内就业究竟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取决于具体业务和经营战略。即使总体生产率上升,收益在不同劳动者和地区之间的分配也可能不均。环境结果同样取决于技术、执法情况和行业构成:境外业务可能引入更清洁的工艺,也可能扩大污染密集型生产。对此类外部性的分析,需要与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分析分开进行。
税收、转让定价与利润归属地
跨国企业的税收问题首先涉及如何在不同税收管辖区之间分配所得。各国通常依据企业的居民身份、所得来源地,或同时依据两者征税,并通过税收协定和国内税收减免规定,协调重叠的征税权。境外子公司通常被视为独立纳税人,而分支机构一般按照将利润归属于常设机构的规则纳税。各地在定义、免税规定、预提税和扣除项目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同一笔所得被重复征税,也可能在某些安排下使其实际税负很低。
关联实体之间的交易需要采用转让定价。这些交易包括零部件、制成品、服务、贷款、担保以及知识产权许可。根据独立交易原则,税务机关力求使交易结果符合独立企业在可比情形下本会达成的结果。如果存在可靠的市场可比交易,这一原则相对容易运用。但对于独特技术、一体化业务,或风险分配取决于复杂合同和管理安排的情形,运用这一原则就更加困难。
因此,应税利润的地域分布可能与员工、销售额或有形资产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企业集团可能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知识产权所有权或融资职能设在低税收管辖区。利息扣除、特许权使用费支付、税收协定待遇的享有,以及各国法律定性上的差异,都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有关。这些问题必须与避税天堂的投资统计数据区分开来:在低税收管辖区持有大规模金融头寸,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违法行为,也不能说明相关交易的目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制定了包含15项行动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一揽子方案,并于2015年定稿。这些措施涉及税收协定滥用、利息扣除、有害税收实践和文档要求等事项。国别报告制度要求适用范围内的大型企业集团,向税务机关提交按税收管辖区划分的收入、利润、税款、员工及其他指标信息。这类报告有助于风险评估,但其本身并不能确定正确的应纳税额。税务机关也可通过预约定价安排和相互协商程序,处理不确定性与争议。
此后的一项国际倡议建立了通常称为“支柱二”的全球最低税框架。其主要规则通常针对年度合并收入至少为7.5亿欧元的企业集团,在进行详细调整并适用排除规定后,按税收管辖区计算15%的最低有效税率。一些税收管辖区于2024年开始实施该框架,但各国的采纳情况和具体施行规定有所不同。这一最低税并不只是统一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其运行取决于涵盖税种、所界定的所得税基、补足税,以及国内和国际征税规则的适用顺序。
公共监管、问责与地缘政治约束
跨国企业在相互交叠的各国法律体系中运营,而非受单一的全球性企业监管机构管辖。东道国对公司设立、雇佣、环境表现、税收、消费者保护及市场行为进行监管。母国则可能规定报告义务,或制定规范境外活动的规则。区域性机构,尤其是欧洲联盟,还会提出额外要求。由此形成的制度框架既造成了义务重叠,也留下了执法空白;当相关活动、证据、资产及受影响人群分处不同司法管辖区时,情况尤其如此。
国际经济规则对部分政府措施构成约束,但并不赋予企业不受限制的投资自由。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协定规范相关贸易措施,但世贸组织并没有一项全面放开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综合性协定。双边及区域投资条约可能保护其适用范围内的投资者,使其免受某些特定待遇,并有时允许诉诸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保护范围取决于条约的具体措辞,包括投资的定义、例外情形,以及有关征收或公平与公正待遇的条款。
负责任商业行为框架所关注的影响不限于财务披露。《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于1976年首次通过,最近一次修订于2023年,涵盖人权、雇佣、环境、贿赂、信息披露及供应链尽职调查等领域。2011年获认可的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区分了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以及获得救济的途径。这些框架并不等同于一部可直接强制执行的统一全球企业法典,但国内立法可以规定相关义务。
当损害涉及独立供应商而非受控子公司时,问责尤为困难。需要考察的相关问题包括买方在合同关系中的影响力、对风险的了解程度、采购做法,以及对相关行为的参与程度。审核可以发现某些问题,却可能遗漏隐蔽的分包安排,或检查时段之外的实际状况。因此,尽职调查意味着持续识别、预防和减轻不利影响,并说明如何应对这些影响,而非仅仅取得一份证书。未履行相关义务的法律后果,取决于适用的法律和司法管辖区。
国家安全政策日益影响跨境收购、技术转让及敏感生产活动的选址。投资审查可能考察对关键基础设施、个人数据、先进技术或战略性物资供应的控制。制裁和出口管制可能限制那些仍具有商业吸引力的交易,而竞争主管机关则可能依据另一套法律标准审查同一项收购。因此,企业必须在每个相关司法管辖区内,区分商业上是否可行与法律上是否获准。在相互对立的监管体系中开展业务的企业集团,可能面临有关信息披露、数据访问、所有权或技术转让的互不相容的要求,从而限制其作为一体化全球组织开展运营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