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让定价是指为同一企业各部门之间,或处于共同所有权或控制之下、法律上相互独立的企业之间的交易,确定价格及其他条件。这类交易包括商品销售、服务提供、技术和品牌许可、贷款、担保,以及业务转让。在管理会计中,转让价格有助于衡量各部门的业绩并协调决策。在国际税收领域,转让价格决定了收入和费用如何归属于跨国企业的不同成员,进而决定其在不同税收管辖区之间的归属。
对于经营活动跨越组织或国界的企业而言,转让定价是其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身并不等同于避税。核心难点在于,关联企业未必会像独立企业那样进行谈判。因此,大多数国家的税制采用独立交易原则评估受控交易:交易条件应与独立企业在可比情形下会达成的条件一致。运用这一原则,需要分析实际经营活动、合同安排、资产、风险以及可获得的市场证据,而不只是查找发票上的价格。
经济范围与历史发展
由多个事业部或子公司组成的企业,必须为内部交易确定价值。制造子公司可能向分销子公司销售产成品;集团内集中管理技术的公司可能向运营公司授予软件使用许可;集团资金管理公司可能向关联企业提供贷款。转让定价不仅涵盖列明的价格,还包括付款条件、担保、信用期限、费用分摊以及其他影响交易各方收益的条件。尽管国际税收领域对此尤为关注,但如果境内关联实体适用不同税率、享有不同免税待遇,或受到不同的亏损抵扣限制,境内交易的转让定价也可能十分重要。
这些安排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源于生产的组织方式。纵向一体化以企业内部交易取代部分市场交易,而全球价值链则可能将设计、采购、制造、分销和售后支持分散到多个国家。企业集团作为一个合并整体,从外部客户取得收入,但各个独立法律实体分别申报自身的收入和费用。转让价格将这些实体层面的账目与一体化经营联系起来。转让价格会影响集团在何处申报利润,却未必改变其税前商业利润总额。
国际转让定价规则随着公司分别纳税制度和双边税收协定的发展而形成。美国《1928年税收法》包含一项分配条款,成为《国内税收法典》第482条的重要前身。第482条允许在必要时,对处于共同控制之下的组织之间的收入等项目进行分配,以防止逃税或清晰反映所得。国际联盟时期开展的国际性工作,推动确立了独立企业法。此后,《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范本》第9条成为税收协定中体现关联企业独立交易原则的核心条款。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79年发布《转让定价与跨国企业》报告,并于1995年发布其现代《转让定价指南》的首个版本。后续修订涉及业务重组、无形资产、金融交易和文档资料。经合组织与二十国集团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特别是2015年的第8至10项行动和第13项行动,强化了对经济活动的重视,并引入协调一致的文档资料框架。联合国于2013年出版首版《发展中国家转让定价实用手册》。这些文件为各国实践提供指引,但其法律效力由国内立法和适用的税收协定决定。
内部定价与管理者激励
从管理角度看,转移价格既是一种协调工具,也是一个会计数字。它决定供应部门计入多少收入,以及接收部门承担多少成本。即使集团总利润不变,较高的转移价格也会改善供应方账面上的业绩,同时降低购买方的账面业绩。如果管理者的薪酬或投资决策权限取决于部门利润,定价规则就可能影响生产、采购和资本支出。这就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管理者可能以牺牲企业整体利益为代价,追求本部门考核业绩的最大化。
转移定价大致有三种方法:以市场为基础、以成本为基础,以及协商定价。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采用可比产品的外部价格,并在必要时根据销售费用、运输、质量或合同条款的差异作出调整。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可以采用变动成本、完全成本、标准成本,或成本加成。协商定价则允许各部门管理者在总部规定的范围内议价。各种方法服务于不同目的。市场价格有助于维持市场约束,而标准成本有助于将运营效率与实际支出的意外变动区分开来。协商赋予部门自主权,但可能耗费管理时间,而且奖励的可能是议价能力,而非生产效率。
内部转移在经济上可接受的最低价格取决于产能及其其他用途。一条常见的决策规则是:
如果供应部门有闲置产能,且没有其他对外销售机会,其机会成本可能为零,此时增量生产成本就是相关的短期价格下限。如果产能已得到充分利用,内部供货可能挤占对外销售,因此还必须考虑由此损失的边际贡献。例如,某部件的生产成本为40,对外售价为70;如果内部转移意味着放弃一笔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对外销售,那么最低转移价格就是70。如果内部供货可以节省5的对外销售费用,相应的价格下限就降为65。
当连续生产环节的内部价格都包含利润加成时,就会出现一个主要难题。接收部门可能将供应方的加成视为真实的增量成本,因而将产量压低至集团利润最大化所需水平以下。两部制收费、集中决定产量或双重定价有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双重定价下,供应方和购买方分别按不同的内部价格入账,差额由总部记录。此类安排属于绩效衡量范畴,不一定决定法定发票的开具金额。因此,跨国企业可以分别维持管理定价体系和税务定价体系,前提是两套体系之间的差异调节受到管控,且各法律实体的账目能够支持其实际交易和报告义务。
独立交易原则与交易的准确界定
独立交易原则考察的是,独立企业在可比情形下会商定怎样的交易条件。这一原则并不假定跨国企业的每项经营活动都能在外部找到完全对应的交易,而是将参与交易的各实体视为独立企业,并根据具有经济相关性的特征评估其交易。许多双边税收协定的第9条规定,如果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条件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条件,并因此减少了原本应当产生的利润,缔约国便可对利润作出调整。控制关系的定义、税款核定权限、时效期限及处罚等事项,则由国内规则确定。
在选择定价方法之前,必须准确界定交易。书面合同是分析的起点,但分析也要考察各方的实际行为。功能分析旨在识别各方履行的功能、使用的资产和承担的风险。相关活动可能包括产品设计、制造、采购、广告宣传、存货管理、客户支持和融资。资产既包括机器设备和营运资本,也包括技术、品牌和商业专有知识。风险分析考察经营活动中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不确定性,包括需求、产品责任、存货过时、信用风险敞口以及研发失败等。
风险分配不能仅凭合同中关于某一实体承担所有不利后果的规定来确定。根据经合组织的框架,承担风险的实体必须具备承受该风险的财务能力,并对该风险实施控制。这里的控制,是指具备就接受风险及应对风险作出决策的能力,并实际履行这些决策职能。日常的风险缓释活动可以外包,但相关决策职能仍然十分重要。例如,一家公司虽被描述为承担存货风险,但如果生产数量、产品停产以及存货积压的应对措施实际上均由另一家公司决定,那么前者未必有理由获得与该风险相应的回报。
分析还应考虑各方现实可行的选择。在综合考虑商业环境和经营战略后,独立公司通常不会接受明显劣于其他可行方案的条件。不过,不能仅仅因为独立公司很少采用完全相同的安排,就不予认可某项交易。经合组织指引将不予认可交易的适用范围限定于特殊情形,即有关安排在商业上不合理,以致无法确定可接受的价格。另一个需要单独考察的问题是,独立经销商是否可能为进入某个市场而接受初期亏损:这种策略在商业上可能有其合理性,但其持续时间、预期收益和成本分配均须有证据支持。无论是持续亏损还是高额利润,单凭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认定受控交易的定价不当。
确定独立交易结果的方法
经合组织框架认可五种主要的转让定价方法。可比非受控价格法(CUP)将受控交易中的价格与独立交易方之间可比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比较既可以采用内部可比交易,即纳税人自身与外部交易方的交易,也可以采用外部可比交易,即非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在合同条款具有充分可比性的情况下,可比非受控价格法能够为标准化产品或金融交易提供尤为直接的证据。不过,质量、交货地点、交易量、信用条件或定价日期的差异,都可能使看似简单明了的报价必须经过调整才适合用于比较。
再销售价格法以从关联企业购入的产品向独立客户转售时的价格为起点,扣除适当的毛利并作出相关调整。这一方法通常用于未对产品作出实质性改造的分销活动。成本加成法以供应方的相关成本为基础,加上适当的毛利加成,可适用于某些制造或服务交易。这两种方法都要求会计分类保持一致:将某项支出在销售成本与营业费用之间重新归类,即使不改变业务本身的经济实质,也会改变毛利率。
交易净利润法(TNMM)考察营业净利润相对于销售额、成本或经营性资产等适当基数的比例。可以将分销商的营业利润率,或服务提供商相对于相关成本的利润率,与非受控业务活动取得的结果进行比较。选定的“被测试方”通常是能够最可靠地应用该方法的一方,往往是业务较为简单的实体。美国的可比利润法在实际运用上与之相近,但其定义依据美国自身的法规。与价格比较法相比,净利润率方法对某些产品差异的容忍度更高,但仍然容易受到功能差异和会计处理不一致的影响。
交易利润分割法根据能够反映各方贡献且在经济上合理的依据,分配相关合并利润。当双方均作出独特且有价值的贡献、业务高度整合,或共同承担紧密相关的重大经济风险时,这一方法可能较为适用。在剩余利润分析中,可以先为能够进行基准比较的活动分配回报,再依据有充分支持的贡献衡量指标分配剩余利润。利润分割法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选取分配比例。选择方法时,应综合考虑各方法的优缺点、数据可得性和可比性,采用最适合具体情况的方法。经合组织指南规定,当传统交易法与交易利润法同样可靠时,应优先采用传统交易法;当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与另一种方法同样可靠时,应优先采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可比性、基准分析与经济调整
只有观察到的独立交易活动与受控交易活动具有足够的可比性,比较基准才有参考价值。主要的可比性因素包括合同条款、职能与风险、财产或服务的特征、经济环境以及经营策略。拥有高价值技术的制造商,与按照另一实体的规格要求开展生产的合约制造商,存在本质差异。同样,在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经营的分销商,未必能为一家在特殊监管或供应条件下推出新产品的企业提供可靠的比较依据。因此,行业分类只是分析的起点,不能代替完整的经济分析。
基准分析通常通过检索企业数据库或交易数据库展开,并对检索过程加以记录。分析人员在评估候选可比对象之前,会先明确受测试活动、地域范围、独立性标准、财务数据可得性以及排除规则。内部可比对象可能尤其有用,因为企业可能掌握有关合同条件和成本的详细信息。与保密的交易价格相比,外部企业数据更容易获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净利润率方法为何被频繁采用。然而,公开财务报表可能将多项业务合并列报、缺少分部明细,或采用不同的费用分类方式,使看似精确的比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参考价值。
如果能够以足够可靠的方式计量重大差异,就适宜进行调整。营运资本调整用于处理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存货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融资需求和营业回报。其他可能的调整涉及产能利用率、会计分类或交货条件。假设两家在其他方面具有可比性的分销商利润率不同,部分原因是一家给予客户90天的信用期,另一家则即时收款。融资调整可能使比较更为合理。但不能仅仅因为有现成公式就进行调整:依据薄弱的假设可能让结果表面上更精确,却降低其可靠性。
转让定价分析通常得出的是一个区间,而非唯一正确的结果。一些司法管辖区使用包括四分位区间在内的统计指标,以处理仍然存在的可比性局限;另一些则适用不同的法律标准。四分位区间并不天然就是普遍适用的独立交易区间,中位数也并非在所有司法管辖区都必然是正确的调整依据。多年数据可以揭示商业周期、初创阶段的影响以及异常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多年平均值替代相关年度的结果。对于亏损的可比对象,也应当调查,而不是自动排除。持续亏损可能表明可比性不足,但独立企业确实也可能发生真实亏损。区间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其背后的经济证据,而非筛选完成后采用的统计程序。
无形资产与创新收益的分配
无形资产带来了尤为棘手的问题,因为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技术、品牌、客户关系和专有知识可能具有独特性,而且很少以可观察的条件进行交易。其价值也可能取决于互补性资产和未来发展。转让定价分析并非仅以某一项目是否在财务报表中列为资产,或是否受到正式法律保护为依据。例如,内部开发的专有知识即使未按适用的会计准则确认为单独入账的资产,也可能具有可观的商业价值。反过来,为失败项目发生的支出也不一定会形成有价值的无形资产。
经合组织的指引分析了无形资产的开发、价值提升、维护、保护和利用,这五项活动通常简称为 DEMPE。法律所有权仍然重要,但仅凭法律所有权并不能确立享有全部相关收益的权利。集团其他成员必须就其履行的职能、使用的资产和承担的风险获得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报酬。一家公司即使为研究提供资金,如果不对相关开发风险实施控制,也不会自动获得技术成功所带来的剩余利润。分析时须区分资金提供、财务风险控制,以及对创造和利用无形资产的经营活动的执行或控制。
估值可以采用可比许可交易、利润法或现金流折现法。采用收益法时,须以反映相关风险的折现率对预期未来现金流进行折现。估值结果可能对销售额预测、利润率、使用寿命、技术过时情况以及有关法律保护的假设高度敏感。因此,如果不明确许可权利的内容、地域范围、排他性、开发阶段和各方义务,仅以销售额百分比表示的特许权使用费并无实际意义。成熟品牌的许可与实验性技术的许可,可能需要截然不同的经济处理方式。
在无形资产的商业前景尚未明朗时将其转让,不确定性尤为突出。经合组织关于难以估值的无形资产的指引允许税务机关在特定情形下,审查最初定价假设的可靠性时,将事后结果用作推定性证据。这并非简单地规定,正确价格一律由事后情况决定;该框架针对交易发生时可获得的证据,设定了相应条件和例外。成本分摊安排也涉及相关问题。参与方共同作出贡献并分担风险,以换取预期收益,因此,仅按员工人数或当期收入分配支出可能并不恰当。对于各方贡献、平衡支付以及加入或退出安排时的支付,需要分析所取得的收益和权利,而不能只看研究与开发的支出金额。
服务、融资与业务重组
集团内部服务涵盖薪资处理、信息技术支持,以及专业工程和战略管理等领域。首先需要判断,是否确实提供了一项独立企业愿意付费购买或自行开展相应活动的服务。这通常称为受益测试。仅因母公司持有所有者权益而开展的活动,例如母公司层面的某些股东报告义务,通常不构成向子公司收费的合理依据。重复性工作以及因集团成员身份而附带获得的利益,也需要与可明确识别的服务仔细区分。在难以直接收费的情况下,分摊标准应合理反映预期受益情况,而不能仅以操作便利为依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针对符合条件的低附加值集团内部服务提出了简化方法:在相关成本池的基础上加成5%,且无须就这一加成率另行开展可比性基准分析。该方法的适用范围有限,不涵盖核心业务活动、承担重大风险的活动,以及涉及独特且有价值的无形资产的活动。各国采纳这一方法的情况并不一致。在计算收费金额时,还需要妥善处理转付成本和股东活动。这体现了一项更普遍的区别:为简化征管而制定的规则,并不等同于对一般市场状况的认定;5%这一数值并不意味着所有服务,甚至各地所有行政服务,都应获得这样的回报。
金融交易既需要分析定价,也需要分析交易安排本身。对于集团内部贷款,相关因素包括币种、期限、还款安排、抵押担保、受偿顺位、借款人的信用状况,以及贷款人可选择的其他方案。即使没有明确担保,借款人隶属于实力较强的集团这一事实,也可能通过隐性支持影响其信用评级。是否应收取担保费,需要考察担保是否提供了超出此类隐性支持的、可明确识别的利益。现金池还涉及参与方的账户余额、流动性收益以及现金池管理方的职能等问题。仅承担日常协调职能的实体,并不一定有理由获得借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全部利差。
业务重组可能在集团实体之间转移职能、资产、风险或获利潜力。例如,全风险经销商可能转变为佣金代理商,或者制造业务可能集中到另一个国家。分析时,应将重组本身的补偿与重组后交易的报酬区分开来。某一实体预期利润下降,并不自动意味着其有权获得补偿;还需考察所转移的权利或资产、合同终止条款,以及现实中可行的其他选择。反过来,将重组描述为合同变更,也不会使所转移的技术、客户关系或持续经营业务的价值消失。后续收益的分配必须反映各实体实际保留的活动和风险。
文档、报告与实务执行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第13项行动框架确立了三个相互配套的文档组成部分:主体文档、本地文档和国别报告。主体文档从集团层面介绍业务、组织架构、无形资产、融资及整体转让定价安排。本地文档提供涉及特定纳税人的重大交易的详细信息,包括功能分析、方法选择、可比对象和财务数据勾稽。国别报告按税收管辖区汇总披露收入、所得税前利润、税款、员工人数、资本、累计收益,以及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以外的有形资产等信息,同时列明集团成员实体及其业务活动。
经合组织的国别报告标准通常适用于上一财政年度合并收入不低于7.5亿欧元的跨国企业集团,具体适用取决于各国国内实施规定及相关货币规则。税务机关可根据适用安排交换报告。这些报告旨在用于高层次风险评估及相关分析,而非替代交易层面的分析。某个税收管辖区利润丰厚而员工寥寥,可能值得进一步调查,但仅凭这一情况并不能认定定价不当。国别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属于另一套法律安排,其范围、内容和时间要求可能与向税务机关保密报送的制度有所不同。
实务执行是将定价政策落实到发票、会计分录和监控程序中。集团若为承担常规职能的分销商设定目标营业利润率,可能需要在年内跟踪销售额、产品成本、当地费用和特殊项目。年末调整可以使账面结果与政策保持一致,但各税收管辖区对这类调整的税务、法律和会计处理并不相同。在一国确认为收入的调整,在其他国家未必能获得相应扣除。因此,系统必须将交易数据与实体层面的账目衔接起来,而不能将转让定价视为脱离账簿独立进行的计算。
文档质量取决于合同、人员决策、交易记录和财务结果之间是否一致。如果某实体实际上开发具有高价值的技术并作出战略决策,那么将其描述为低风险服务提供商的报告就缺乏说服力。还必须区分税务账目与合并财务报表;在合并财务报表中,集团内部的收入、费用、余额和未实现利润通常会被抵销。海关估价和增值税也可能带来额外要求。较高的进口价格可能增加关税,同时减少进口商的应税所得,而所得税调整并不会自动带来相应的海关估价或间接税调整。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妥善保留解释这些差异所需的数据和勾稽资料。
调整、双重征税与争议解决
转让定价调整会改变归属于某一实体的应税结果。如果原交易条件被认定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初次调整可能会增加卖方收入,或减少买方的税前扣除额。如果另一税收管辖区不对交易对方作出相应调整,集团内的同一笔经济所得实际上就可能被征税两次。相应调整可以消除这种经济性双重征税,但并不一定会自动进行。根据以第9条为基础的协定安排,另一缔约国会评估初次调整在原则和金额上是否合理。
相互协商程序(MAP)允许协定双方的主管当局处理不符合协定规定的征税问题。纳税人通常根据相关税收协定发起该程序,并须遵守协定规定的条件和时限。随后,主管当局寻求解决方案,其中可能包括作出相应调整,或采用双方商定的其他分配方式。相互协商程序不同于国内税务申诉:它是一项政府间程序,其与法院诉讼的衔接取决于相关法律框架。有些协定规定可通过仲裁解决未决问题,但并非所有协定都设有仲裁机制,能否申请仲裁取决于所适用的法律文书。
预约定价安排(APA)为特定期间内所涵盖交易的转让价格确定标准。这些标准可能包括定价方法、可比对象、受测方、财务指标和关键假设。单边预约定价安排仅涉及一个税务机关,对另一税收管辖区不具有约束力。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相关主管当局,能够在所涵盖事项上提供更有力的保障,避免双重征税。有些制度还允许通过追溯适用程序,将商定的方法用于以前年度。预约定价安排通常并不是不顾实际情况而固定企业的纳税总额;其能否继续适用,取决于安排的条款和假设。
罚款、利息和二次调整可能对核定征税的后果产生重大影响。有些税收管辖区会因未履行文档义务而处以罚款,或根据调整的金额或性质处以罚款,同时也认可基于合理行为或同期资料提出的抗辩。二次调整将初次调整产生的差额视为另一笔交易,例如视同股息、资本投入或贷款,因此可能产生预提税或利息方面的后果。这些规则因地区而异,差异很大。争议税款的征收进程也可能与协定救济的协商进程不同。因此,争议所涉经济金额、法律上的调整,以及程序进行期间的现金流影响,是同一案件中不同的层面。
政策争论与其他分配制度
转让定价体现了经济活动一体化与法律上分别征税之间的张力。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协同活动创造价值,而这些活动在独立市场中可能找不到十分接近的对应交易。然而,各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通常对居民实体和境内营业机构分别征税。独立交易原则试图通过可比的市场行为衔接这两种结构。其优点在于能够与独立实体的会计核算保持衔接,并可对单项交易进行评估。其局限性在以下情况下最为明显:独特的无形资产、一体化决策和共同承担的风险,使得可靠可比交易的识别或剩余利润的归属难以确定。
各国税率的差异会产生将应税利润转移至低税辖区的动机,但在实证分析中,区分定价的影响与真实经济差异并非易事。集团在不同国家报告的盈利水平不同,可能源于资本密集程度、产品组合、经济周期、风险,或确实具有价值的资产。因此,对利润转移的总体研究需要依赖假设,无法据此确定某个特定纳税人的正确交易价格。反过来也同样如此:即使某项交易的定价有详尽资料支持,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解决提供劳动力、资本、消费者或基础设施的各国之间应如何分配征税权的所有政策问题。
一种替代方案是公式分摊法,即将界定范围内的集团利润合并,再按销售额、工资总额或资产等因素进行分配。这减少了对合并范围内每一项内部交易逐一定价的依赖,但也带来了集团边界、共同税基的计算、分配因素的定义以及亏损处理等问题。不同公式可能对同一笔利润得出截然不同的分配结果。一些地方层级的税收制度采用了公式分摊制,但国际上并不存在取代独立交易原则的通用公式。交易利润分割法不应与这一方法混淆:前者根据相关受控交易的经济情况分配利润,而不是按某个通用公式机械地划分集团的全部所得。
近期的国际举措分别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支柱二的全球最低税框架通过按税收管辖区计算有效税率及征收相关补足税,力求限制低税负现象;它并未消除转让定价的必要性。支柱一的金额B方法于2024年纳入经合组织指南,在规定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条件下,为符合资格的基础营销和分销活动提供简化框架。它不同于金额A方案,后者拟对某些大型集团的部分剩余利润重新分配征税权。这些举措仍留下了一些有待持续解决的技术问题,包括可比数据的获取、特定经营地点条件的处理、税收征管能力,以及适用不同规则的税收管辖区之间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