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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tax-evasion

逃税

逃税是指通过隐瞒、虚假陈述或其他违反税法的手段,非法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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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税是指违法不申报、核定或缴纳依法应缴的税款。常见手段包括隐瞒收入或资产、提交虚假信息、申报虚构的扣除项目,或故意不履行申报义务。逃税不同于依据税法减轻纳税义务的合法安排,但具体行为如何定性,取决于相关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和案件事实。

逃税会影响政府可获得的财政收入、税负分配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对逃税行为的调查将会计和财务分析与行政执法及刑法联系起来。由于隐蔽的活动无法被直接观察,逃税的规模只能估算,而不能简单地通过计数确定。国内申报制度、跨境金融透明度、执法能力及程序保障,都会影响逃税行为的发现与处理。

法律含义与界限

逃税并非一种具有全球统一定义的违法行为。各国法律对申报不实、未办理税务登记或未申报、骗取退税、故意隐瞒以及欠缴税款等行为作出区分。有些违法行为会受到行政处罚,另一些则构成犯罪。仅有欠缴税款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认定构成逃税犯罪:对法律解释存在争议、会计差错、无力偿债和蓄意欺骗,都可能造成类似的税款缺口,但其法律后果各不相同。

一个核心区别在于逃税与避税的不同。避税通常是指通过交易的法律形式,或通过立法所允许的选择,作出旨在减少税负的安排。其界限存在争议,因为某项安排可能符合对法条的狭义解读,却违反一般反滥用规则或有关经济实质的司法原则。这类安排被否定后,纳税人可能需要补缴税款,但并不一定构成犯罪。反过来,将某项交易称为“税务筹划”,也不能使伪造凭证或隐瞒收入的行为免于刑事追究。

不同违法行为及不同管辖权下的法律,对所需主观要件的规定有所不同。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7201条,以企图逃避或规避税款的重罪提起指控,通常需要具备应缴税款存在缺额、故意以及实施积极逃税行为这几个要件。在1943年的“斯派斯诉美国案”(Spies v. United States)中,最高法院区分了构成重罪的逃税企图与某些不作为,并指出,设置虚假账簿或隐匿资产等行为可能构成积极行为。在1991年的“奇克诉美国案”(Cheek v. United States)中,最高法院认定,对法定义务确实存在的误解,即使不合理,也可能使故意要件不成立;但不认同税法的效力则是另一回事。

其他法律体系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分类方式有所不同。英国既设有成文法规定的罪名,也适用普通法上的欺诈公共税收罪。德国《税收通则》则区分了第370条规定的逃税行为与第378条规定的重大过失少报税款行为。这些差异使各国的起诉统计数据难以直接比较:在一个国家被归为税务犯罪的行为,在另一个国家可能主要作为行政违法行为记录。

承担责任的主体也可能不限于纳税人。根据适用的立法,顾问、公司管理人员、中介机构或组织,可能因明知而参与违法行为,或未履行特定的预防义务而受到制裁。仅凭专业人士参与其中,并不足以认定其有罪。主管机关必须证明相关个人或实体与法律界定的行为之间存在关联,并证明其具备法律所要求程度的明知、故意,或存在相应的组织管理失职。

历史发展

自税收出现以来,各种形式的逃税便一直存在,但隐瞒的机会随着税基和政府可用征管手段的变化而改变。对有形的土地或建筑物征税,与对收入、销售额或可转移的金融财富征税,所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隐瞒所有权、低报生产能力以及绕过海关关卡走私货物,都是历史上重要的逃税手段。这些行为应与针对税收作出的合法行为调整加以区分,例如减少对某种应税商品的消费。

现代所得税的发展,使收入和商业交易记录变得日益重要。英国于1799年开征全国性所得税,1816年将其废除,又于1842年恢复征收。在美国,1913年《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的批准,消除了联邦政府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摊税额而征收所得税的一项宪法障碍。随着这些税制的扩展,税收征管日益依赖纳税申报表、雇主记录、会计账簿及对财务账目的检查。

对阿尔·卡彭的起诉成为税法适用于非法活动所得的一个著名案例。1931年,他因违反联邦所得税法被定罪,判处十一年监禁。这起案件并未确立“凡来源不明的财富均自动构成逃税证据”的原则;检方仍须证明存在应税收入及相关违法行为。此案的历史意义部分在于,它表明,当其他涉嫌犯罪的行为难以证明时,所得税法可以提供独立的起诉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面向广大民众的征税,强化了在收入到达领取者手中之前便征收税款的制度。在美国,1943年《当期税款缴纳法》确立了广泛实行的工资预扣税制度,使其成为联邦所得税征收的核心机制。英国则于1944年引入“随赚随缴”制度。这类制度降低了对劳动者自行预留税款、随后在缺乏独立核实的情况下申报同一笔收入的依赖。同时,它们也将税法遵从义务集中到雇主身上,从而减少了征收环节中的收缴主体数量。

20世纪后期的金融全球化改变了隐匿行为的地理格局。跨境银行业务、跨国公司以及资本的快速流动,使人们更容易将资产置于本国税务机关难以直接触及的境外。与此同时,计算机化记录也为查处逃税创造了新的可能。因此,从纸质核定转向电子申报,并非只是增加或减少了逃税行为,而是改变了哪些活动能够被掌握、哪些中介机构持有有用信息,以及获取证据需要何种形式的合作。

主要形式与交易机制

最直接的逃税形式是漏报应税收入。企业可能不记录部分销售收入,个人则可能漏报劳务报酬、租金、投资收益或利得。如果没有独立记录可供税务机关查核,现金交易可能难以核实,但使用现金本身并不是违法的证据。关键在于,是否明知某些收入应当纳入计税范围,却仍将其排除在外。电子交易同样可能通过虚报账户、身份或记录加以隐瞒。

第二类做法是操纵可扣除成本、税收抵免或退税。虚假发票可以为从未发生的采购虚构支出;个人开支可能被不当地列为经营支出;虚构交易则可被用作申请退税的依据。这些手段不同于围绕真实支出的估值或可扣除性所产生的争议。构成欺诈通常需要存在对事实的虚假陈述,或法律明确规定的其他不诚实行为,而不只是对税法解释所持的主张未获认可。

增值税说明,税种的征收结构会如何影响其容易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企业通常在销售时收取税款,并抵扣采购时支付的符合条件的税额。这种凭发票抵扣的机制形成了可供稽核的记录链条,但也使虚报进项税额成为可能。在“失踪交易商”欺诈中,交易商向客户收取税款后,却不上缴。某些跨境逃税安排利用了这样一些交易:符合条件的供应适用零税率,或者购入方通过账务处理核算税款,而无须按通常方式向卖方实际支付税款。循环欺诈则通过反复进行交易,制造或掩盖欺诈性申报;其具体法律运作机制取决于所适用的增值税制度。

雇佣相关税费还存在另一类风险。雇主可能隐瞒部分工资支出,或不上缴已从雇员收入中代扣的款项。将劳动者认定为独立承包人,也可能影响代扣税款和社会保险缴费;不过,劳动者身份分类往往确实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不能一概视为欺诈。必须区分蓄意虚报双方关系的行为与后来被审裁机构否定的身份分类。同样,因经营失败而未能缴款,也不等同于挪用已经代政府收取的款项。

逃避关税和消费税,涉及与货物及其流转或生产相关的税费。虚报价值、数量、原产地或商品归类,可以降低核定税额,而走私则可能完全绕过申报程序。酒类、烟草和燃料的零售价格中,税款往往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这些商品经常成为非法交易的对象。上述各类逃税行为的共同机制,是交易的应税实情与征收机关掌握的信息之间存在落差,而不在于采用了某种特定支付方式或涉及某个特定行业。

离岸资产与国际商业活动

离岸持有是指在所有人所属司法管辖区之外持有资产或开展活动。这本身并不违法。个人可能因在国外工作而持有外国银行账户,企业也可能为服务海外市场而设立境外子公司。当依法应申报的收入、所有权信息或交易被隐瞒或虚假申报时,就构成逃税。账户所在地、账户内资产是否合法,以及相关税务处理是否准确,是彼此独立的问题。

跨境架构可能掩盖资产与其最终所有人或控制人之间的联系。一家公司的登记股东可能是另一家公司,而信托则将法律上的所有权与受益权益分离。因此,识别受益所有权可能需要穿透银行账户或公司登记册上记载的名义持有人。这类架构也有正当的商业、投资和财产传承用途。其存在本身不足以证明逃税;关键在于实际控制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以及收入的来源和处理方式。

国际商业活动的税收问题还涉及特殊的估值难题。转让定价涉及关联企业之间交易的定价,包括商品销售、贷款、服务和许可授权。税收制度通常适用独立交易原则,旨在使交易条件接近独立各方之间的交易条件。由于独特资产或复杂服务可能缺乏可供参照的类似市场交易,转让定价调整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不诚实行为。蓄意伪造交易或隐瞒事实,与善意地就何种估值方法适当产生分歧,性质不同。

“利润转移”一词同样涵盖法律性质不同的行为。有些安排利用各国税收制度之间的差异,另一些则违反现行规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13年在二十国集团支持下启动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旨在解决国际商业税收制度中的薄弱环节,但不能将其涉及的所有问题一概等同于刑事逃税。国别报告是该项目的措施之一,向税务机关提供跨国企业集团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收入、税款和经济活动的汇总信息;它是一种风险评估工具,而非证明某项具体税务处理违法的证据。

逃税也与洗钱存在交集,但两类犯罪在概念上仍有区别。洗钱涉及对犯罪所得的处置,而逃税涉及违反纳税义务。自2012年修订以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建议已将直接税和间接税犯罪列入洗钱上游犯罪的指定类别。各国国内法中的定义和认定门槛仍然至关重要。一项资产可能源自合法收入,只是后来被向税务机关隐瞒;由此是否涉及洗钱,以及产生何种法律后果,取决于适用法律。

经济激励与社会影响

经济分析通常首先考察纳税人如何权衡隐瞒收入的收益与被查获并受处罚的预期成本。迈克尔·阿林厄姆和阿格纳尔·桑德莫于1972年建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模型,描述纳税人在不确定是否会受到税务稽查的情况下,如何决定申报多少收入。该模型将逃税与概率、处罚、税率和风险态度联系起来。它的核心贡献在于,将不遵从税法视为在税收执法约束下作出的决策,而不是某一群体固有的特征。

即使在这一框架内,政策的影响也并非总能通过简单的机械推演得出。税率提高会增加隐瞒收入可能节省的税款,但也会改变可支配收入,以及既定处罚带来的后果。分析结果取决于罚款是以隐瞒的收入还是以未缴税款为计算依据,也取决于对风险偏好作出的假设。税务稽查的概率也很少是固定且完全已知的:纳税人作出反应的依据,可能是自己对执法力度的感知,而非客观测得的检查率。

要解释实际观察到的税法遵从行为,仅靠威慑还不够。“纳税道德”是指支持纳税的各种态度,包括对纳税义务的认同、对制度的信任,以及对公平的看法。当纳税被视为正常行为时,社会规范可以促进税法遵从;而当逃税被认为普遍存在且不受惩罚时,社会规范也可能削弱税法遵从。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打交道的经历同样重要。复杂难懂的制度可能导致错误,并增加遵从成本;而尊重纳税人、行事可预期的税务管理方式,则有助于促进自愿合作。这些关系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考察,不应将其简化为对国民性格的断言。

逃税对财政的直接影响,是使税收收入低于依法应征的水平。其更广泛的分配效应,取决于谁有能力隐瞒收入,以及政府如何应对。由雇主申报的劳动收入,通常比缺乏独立第三方申报的收入更容易被税务机关掌握,因此,经济资源相近的纳税人可能承担不同的实际税负。富裕者可以付费获得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咨询服务,并利用跨国架构,但小规模逃税也同样存在。因此,隐瞒收入的活动如何分布,是一个实证问题,不能从单个代表性案例中推断出来。

逃税还可能影响竞争和生产率。与遵从税法的竞争对手相比,不遵从税法的企业可能以更低的价格销售,或保留更多现金,从而扭曲市场运行结果。另一方面,执法方式的变化,也可能使账目记录不完善或行政管理能力有限的企业承担调整成本。逃税与非正规经济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非正规经济活动既包括登记不完整的合法生产活动,也包括违反特定法律要求的活动。不能简单地将非正规经济规模的估算视为逃税规模的估算,因为某些非正规收入低于起征门槛,或者根据相关规则并不产生纳税义务。

衡量逃税的普遍程度与税收缺口

税收缺口是指在特定衡量框架下,依法应缴税款与实际已缴税款之间的差额。税务机关通常区分总缺口与净缺口:总缺口是在计入后续执法追缴和逾期缴纳的税款之前衡量的差额,净缺口则是扣除这些入库税款后剩余的差额。具体定义各有不同,尤其是在时间范围、税款可征收性以及所涵盖的税种方面。税收缺口并不直接衡量蓄意逃税的程度:其中可能包括申报错误、未申报、已核定但尚未缴纳的税款,以及其他不合规情形,而不区分这些行为在主观意图上的差异。

美国国税局估计,2014—2016纳税年度的联邦税收总缺口平均每年为4,960亿美元。其中,约3,980亿美元源于少报,590亿美元源于少缴,390亿美元源于未申报。扣除估计的执法追缴税款和逾期缴款后,净缺口约为4,280亿美元。这些数字反映的是特定时期和特定方法下的估算结果,并非每年固定不变的金额。它们也说明了少报行为为何受到高度关注:少报占估计税收缺口的大部分。

一种衡量方法是对随机抽取的纳税人开展稽查。常规执法稽查侧重于存在疑点的对象,而随机稽查经过适当加权后,可以用于推算总体情况。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将查出的差异与纳税人的特征联系起来。其局限则在于,稽查无法发现所有问题。隐匿的境外资产、未入账的现金交易或复杂安排可能仍未被发现,因此需要在方法上作出调整,也由此带来不确定性。

自上而下的方法将估计的理论应纳税额与实际入库税款进行比较。例如,增值税缺口研究可以利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估算在适用法律制度下最终消费所对应的税额。这些方法可能发现个案稽查遗漏的差异,但其结果取决于经济统计数据的质量,以及对免税、优惠税率和其他规定的建模方式。此外,还必须区分遵从缺口与政策缺口:依法实行免税或优惠税率而放弃的收入,并不是因逃税而流失的收入。

其他研究则综合使用行政记录、住户调查、境外资产披露资料和金融数据。这里的统计学难题在于,隐匿活动既无法被直接观测,其分布又不均衡。持有复杂资产的富裕家庭在常规调查中可能代表性不足,而被查获的违法者也未必能代表所有违法者。研究人员还必须避免重复计算出现在多个数据集中的应纳税额。因此,跨国排名对定义和方法的选择十分敏感;衡量出的缺口较大,可能反映的是查核能力更强或衡量框架更广,而不能简单归因于不诚实程度的差异。

查核、征收与执法

最有力的税收遵从机制往往在调查开始前就已发挥作用。源泉扣缴在收入支付时征收税款,而第三方信息申报则为税务机关提供有关工资、利息、证券交易或其他款项的独立记录。将这些报告与纳税申报表进行比对,无须开展全面税务稽查即可发现漏报。这一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身份识别信息的准确性、申报义务的明确性,以及对相关交易的覆盖程度。在既无源泉扣缴、又无第三方信息申报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就更依赖纳税人的记录和税务检查。

税务稽查旨在核实申报数据是否与实际经济活动相符。稽查人员可以将纳税申报表与银行记录、发票、工资资料、存货变动记录,以及客户或供应商提供的记录进行比对。在直接记录不完整时,可以依法采用间接方法,根据支出、资产或经营活动推算收入。此类推算需要作出调整,考虑非应税收入、借款、赠与及其他能够解释差异的因素。数据不符是开展调查的理由,但并不自动构成故意违法的证据。

数字化税收管理扩大了数据比对的规模,也提高了比对速度。电子发票和交易信息申报可以揭示卖方申报与买方抵扣申报之间的不一致。机器学习能够识别大型数据集中的异常模式,辅助筛选高风险对象,但风险评分并不等于法律认定。历史执法数据可能过度反映那些已经接受过检查的群体;如果不加审慎分析便使用这些数据,就可能形成反馈循环。有效分析还需要可靠的记录:自动比对无法消除款项归属、时间认定或法律性质方面的所有歧义。

应对措施包括要求更正、处以民事罚款、采取征收措施,以及提起刑事诉讼。利息用于补偿延迟缴税造成的损失,而处罚则可能区分过失、故意行为与欺诈。追缴应纳税款与惩罚具有不同目的。因此,即使不提起刑事诉讼,税务机关仍可在适用的时效和程序规则范围内,核定并追缴欠税。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适用的标准以及可采纳的证据可能有所不同。

自愿披露计划和税收赦免旨在将此前隐瞒的纳税义务纳入税收体系,但其制度设计也会带来激励问题。自愿披露计划可能要求纳税人补缴税款、利息及规定的罚款,以换取明确的处理安排。反复实施大范围赦免,可能使人们预期今后仍会获得宽大处理,从而削弱日常税收遵从。因此,不能仅凭刑事起诉数量衡量执法成效。相关成效还包括额外征收的税收收入、申报行为的持久改善、行政成本、处理的一致性,以及执法干预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直接受查纳税人之外其他人的行为。

国际合作与程序保障

一国主管机关通常不能在另一国境内自由行使调查权。因此,国际合作需要依托条约、立法以及信息交换或协助税款征收的安排。双边税收条约可以为获取与特定纳税人有关的信息提供渠道。《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于1988年首次开放签署,并经2010年议定书修订,为多种形式的合作提供了更广泛的框架;具体合作须遵守公约条款及参与司法管辖区所作的承诺。

信息交换可以依请求进行,也可以自发或自动进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14年制定的《共同申报准则》规定,参与司法管辖区应从金融机构获取特定的金融账户信息,并每年与相关伙伴司法管辖区交换这些信息。首次交换于2017年进行。该准则的运作有赖于各地的国内实施、尽职调查程序、信息交换关系及保密保障。它提高了所涵盖账户的透明度,但并不能消除所有隐瞒信息的机会,也不能解决所申报资产应如何进行税务处理的问题。

美国于2010年通过《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该法案针对与美国纳税人有关的某些境外金融账户和资产确立了申报要求,并以适用于境外金融机构的规则和政府间协议作为配套。它与《共同申报准则》是不同的制度,但两者都将金融机构作为重要的信息中介。这两套制度都没有将持有境外账户本身定为违法行为;其目的在于获取信息,以便管理和执行现有义务。

获取金融信息的渠道扩大,也伴随着数据隐私、安全和合法使用方面的义务。交换的记录可能披露账户余额、身份识别信息和投资收益。主管机关必须在适用的保密限制和法定权限内行事,相关系统则必须应对身份误认、申报不准确和未经授权披露等问题。向有权机关提供所有权信息的透明度,与允许公众不受限制地获取个人金融数据,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同法律体系对此划定的界限各不相同。

调查和处罚仍须遵守正当程序。相关保障可能包括获得通知、对核定结果提出异议的机会、向独立法院寻求救济的途径,以及规范搜查和强制取证的规则。在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和适用的举证责任,限制了将指控转化为有罪认定的过程。例如,欧洲人权法院在2006年“尤西拉诉芬兰案”的判决中,认定涉案税收加征款就《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而言具有刑事性质,同时承认不同类别案件所适用的程序要求存在差异。因此,仅凭行政上的定性,并不总能确定应适用哪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