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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金融与投资 / credit-rating

信用评级

信用评级是对发行人或金融债务信用状况的评估,通常以有序的评级等级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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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是对借款人按照约定条款履行财务义务的能力和意愿所作的评估。评级对象可以是企业或政府等发行人,也可以是某项特定的债务工具。大多数公开评级由专门的信用评级机构出具,并以字母等级表示。评级主要关注信用风险,而非某项投资在特定价格下是否具有吸引力;它既不保证债务得到偿还,也不是对投资风险的全面评估。

评级有助于金融市场参与者比较不同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否则,这些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和法律义务可能难以评估。评级会影响借款成本、投资资格、合同要求,以及某些监管体系下的资本要求。评级的重要性也带来了潜在风险:评级错误的影响可能通过投资组合和监管规则扩散,而评级下调则可能引发抛售或追加抵押品的要求。因此,理解一项评级,需要关注其评级体系、方法、制度背景及局限性。

含义、适用范围与评级体系

发行人评级通常评估某个实体的整体信用状况,或其履行某一特定类别债务的能力。债项评级则针对某一特定债券、贷款或其他财务承诺。两种评级不一定相同。一家公司既可能发行对资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有担保债务,也可能发行更早承担损失的次级债务。因此,同一借款人可能拥有多个债项评级,反映出各项债务在法律受偿顺序、担保物、保证安排以及违约后预期回收水平上的差异。

主要国际评级机构采用的长期评级体系大体可比,但并不完全相同。标普全球评级和惠誉评级通常采用 AAA、AA、A、BBB、BB、B 和 CCC 等级,其后还有与极度财务困境或违约相关的更低等级。穆迪评级采用 Aaa、Aa、A、Baa、Ba、B、Caa、Ca 和 C 等级。标普和惠誉通常用加号和减号细分同一等级内的档次;穆迪则在 Aa 至 Caa 等级中使用数字 1、2 和 3 进行细分。各机构的具体定义有所不同,对违约的处理方式也不例外。

投资级与投机级的惯常分界线,在标普和惠誉的体系中位于 BBB− 与 BB+ 之间,在穆迪的体系中则位于 Baa3 与 Ba1 之间。这种划分是制度惯例,并不意味着信用状况在此处存在天然的断层。刚好高于分界线的债务并非绝对安全,刚好低于分界线的债务也不一定濒临违约。不过,这条分界线仍然十分重要,因为一些投资授权要求和监管框架会对这两类债务作出严格区分。

短期评级体系评估较短期限内的债务,不能机械地换算为长期评级。国家级评级体系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市场内的信用状况进行排序;国家级评级体系中的 AAA 并不一定等同于全球评级体系中的 AAA。计价货币也很重要:一国政府履行本币债务的能力,可能与其获取外币的能力不同。因此,每项评级都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包括受评债务、适用的评级体系以及相关假设。

评级展望表明评级在指定的中期期限内可能变化的方向,而列入观察名单或接受评级复核通常意味着,评级机构将针对特定事态发展,在更短时间内重新评估评级。这两者本身都不构成评级变动,也不保证评级一定会发生变化。撤销评级也不同于违约评级。最后,评级机构的评级不同于消费者信用评分;后者通常利用统计模型和个人信用记录来估计还款行为。这两套体系服务于不同的市场,其数值含义也不通用。

分析方法与评级流程

评级分析综合运用财务计量、经营评估、法律解释和前瞻性判断。对于非金融企业,分析师通常会考察行业状况、竞争地位、多元化程度、管理政策以及财务抗压能力。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提供了重要的分析依据,但在比较不同公司之前,往往需要调整报表数据。租赁义务、养老金缺口、担保、收购成本和非经常性收益,都可能影响报表所列债务和盈利在经济层面的含义。

财务分析通常会考察财务杠杆、利息保障程度、现金创造能力和流动性。债务与盈利之比有助于衡量财务债务相对于某一盈利指标的规模,而利息保障倍数则将盈利或现金流与利息支出进行比较。这两类比率都不存在脱离行业状况而普遍适用的阈值。收入可预测、受监管的公用事业企业,与面临需求波动的制造企业,所能承受的债务负担可能不同。分析师还会考察债务到期安排、银行承诺授信额度,以及现金使用所受的限制。

评级流程通常始于发行人提出申请并提供财务和经营信息。分析师可能与管理层会面、审查预测,并构建不利情景。随后,评级委员会依据评级机构的方法体系审议分析结果。委员会程序旨在减少对单一分析师判断的依赖,并促进不同发行人之间评级的一致性。在评级公布前,发行人可能有机会指出事实错误或补充信息,但具体程序因评级机构和评级类型而异。

信用状况既涵盖偿付能力,也涵盖按期付款的能力。一家拥有高价值资产的企业,如果无法为到期债务再融资,或无法及时将资产变现为可用现金,也可能违约。反之,如果借款人流动性充裕,且债务到期安排可控,暂时的盈利疲弱并不一定意味着违约。因此,分析师会区分短期融资压力与长期债务承受能力的恶化。子公司之间调拨现金若受到法律限制,集团层面的现金总额就可能产生误导。

评级通常通过持续跟踪来维护,而不是在下一次融资交易之前一直保持不变。业绩公告、收购、诉讼、财务政策变化以及经济状况恶化,都可能触发评级复审。许多长期评级方法力求不受经济周期暂时波动的影响,从而作出比快速变化的市场价格更稳定的评估。然而,稳定性也意味着一种权衡:对每次波动都作出反应的评级可能充斥噪声,而只有在状况持续恶化后才调整的评级,则可能发出滞后的预警。不同评级机构和评级产品对这一权衡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主权、企业与金融机构评级

主权评级评估一国政府偿还债务本息的能力和意愿。其分析范围超出传统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范畴,因为政府拥有征税权、立法权,并负有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职责。相关因素包括制度有效性、经济结构、财政表现、债务负担、对外收支状况以及货币政策灵活性。政治和法律安排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对政策执行和债务偿还的影响,但主权评级并不是对一国政治制度或社会状况的综合排名。

公共债务的变化轨迹,部分取决于借款成本、经济增长和基本财政收支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简化框架中,

Δd≈r−g1+gdt−1−p,\Delta d \approx \frac{r-g}{1+g}d_{t-1}-p,

其中,dd 为债务与产出之比,rr 为有效名义利率,gg 为名义产出增长率,pp 为基本财政盈余占产出的比重。汇率变动、银行救助、资产交易及其他调整因素,都可能显著改变结果。因此,在不同的期限结构、融资条件和制度安排下,高债务率所代表的风险也有所不同。

外币债务带来的约束,与本币债务面临的约束并不相同。政府通常无法创造外币,其偿债能力可能依赖出口收入、市场融资渠道和外汇储备。货币主权可以为本币融资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但并不能消除违约风险:法律争议、政策选择、操作失误以及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仍可能影响债务偿还。主权风险也可能通过资金转移限制或本国金融体系的动荡,对境内企业形成制约,不过,一些企业的评级仍可高于其所在国的主权评级。

企业评级侧重于经营风险、财务政策以及债权人在集团内部的受偿地位。母公司的债务可能在结构上劣后于经营性子公司的债务,因为子公司的债权人对其资产和现金流享有优先受偿权。担保可以改变这种关系。评级也可能反映实力更强的母公司或政府所提供的支持,但仅凭所有权关系,并不能认定这种支持会及时到位、在法律上能够提供,或足以满足需要。

对于银行,信用分析尤其重视资产质量、融资稳定性、资本充足程度和风险管理。银行业务固有的期限转换特征,可能使信心和流动性成为决定性因素,即使账面资本看似充足也是如此。评级方法可能区分银行的独立信用实力,以及将潜在外部支持纳入考虑后的信用状况。危机后的处置框架也要求关注哪些负债可以吸收损失。对于保险公司,分析还会考察承保业绩、准备金充足性、投资风险,以及相较于其他债权人,保单持有人享有何种法律保护。

结构化融资与回收的重要性

证券化工具的评级,针对的是由金融资产池支持的债权,而非仅仅依靠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偿付的债权。例如,以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应收款或企业贷款为支持的证券。基础资产产生的款项按照合同规则分配给不同类别,即不同档次的证券。即使资产池中单项资产的信用风险要高得多,这种结构也能形成获得高评级的优先级债权。

其核心机制是信用增级。次级档先于优先档吸收损失;储备账户、超额利息收入、担保或超额抵押也可提供进一步保护。以一个简化的资产池为例,其面值为100,由80的优先档和20的次级档融资构成。如果损失先分配给次级档,那么在不考虑时间因素、费用和其他复杂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只有当资产池损失超过20时,优先档的本金才会遭受损失。

这种保护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资产的联合表现。当违约同步增加时,分散化的效果就会减弱。即使抵押贷款池在地域上较为分散,仍可能共同受到房价下跌、贷款审批标准放宽或整体经济收缩的冲击。因此,模型需要对违约频率、回收情况、借款人之间的相依性以及现金流的时间分布作出假设。有关极端相依性的假设即使只有微小变化,也可能显著改变对优先档安全性的估计。

违约概率与违约后遭受的损失之间存在重要区别。预期损失的一个简化表达式为

EL=PD×LGD×EAD,\mathrm{EL}=\mathrm{PD}\times\mathrm{LGD}\times\mathrm{EAD},

其中,PD为特定期限内的违约概率,LGD为违约损失率,EAD为违约风险暴露。这个表达式只是示意性的:完整计算可能需要考虑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依性以及损失发生的时间。不同评级方法对违约可能性与预期回收的结合方式有所不同,因此,看似可比的评级并不总是代表完全相同的底层衡量指标。

回收分析考察抵押品、债权人的受偿顺序、适用的法律管辖体系,以及企业或资产池在陷入困境时的价值。合同约定的现金流支付瀑布机制,也可能在资产表现恶化时改变现金流向,在保护某一类别的同时减少向另一类别支付的款项。因此,结构化融资评级既取决于资产表现,也取决于交易的法律与运营设计。2007—2009年危机期间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表现表明,公司债务与结构化债务即使使用相同的评级符号,也不意味着它们面临相同程度的模型误差、相关性损失或突发恶化风险。

历史发展与信用评级行业

现代信用评级起源于十九世纪的商业资信报告业务和证券市场的扩张。商人和贷款人长期以来一直收集交易对手的信息,而介绍铁路财务状况的出版物则为投资者提供了大量发行人信息。亨利·瓦纳姆·普尔有关美国铁路的著述,包括他于1860年出版的铁路与运河史著作,构成了这一发展的部分背景。1909年,约翰·穆迪推出铁路债券评级,以标准化的判断来评估证券;对于分散各地的投资者而言,单独调查这些证券的发行人及其经营状况十分困难。

信用评级行业由多家出版和分析企业逐步发展而来。标准统计公司于二十世纪初开始开展评级业务,1941年,标准统计公司与普尔出版公司合并,成立标准普尔公司。惠誉成立于1913年,并于1924年推出从AAA到D的评级体系。随着时间推移,评级对象从铁路债券扩展到工业企业、公用事业企业、地方政府、主权国家、金融机构及结构化产品。评级的覆盖范围随着资本市场的扩张和国际化而不断扩大。

商业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早期评级机构主要向投资者出售出版物和信息。二十世纪期间,尤其是自1970年代起,发行人付费评级在主要公开债务市场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在这一模式下,发行人向评级机构付费,由其评估自身的信用状况,通常还包括持续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开发布使这些信息能够被广泛获取,而发行人支付的费用则为分析工作提供了资金;否则,由于未付费的投资者同样可以从已公布的评级中受益,这类分析可能难以获得充足资金。

尽管许多司法管辖区都有区域性评级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运营,信用评级行业仍高度集中于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家机构。声誉、历史数据库、投资者的熟悉程度以及监管认可,共同构成了较高的进入壁垒。新评级机构必须先让投资者相信其判断具有价值,发行人才会有较强的动力购买其服务。现有机构则受益于既有的分析覆盖范围,以及其评级在合同、投资授权要求和信息系统中的应用。行业集中本身并不能证明个别评级不准确,但它会影响竞争激励和市场结构。

评级被纳入监管体系,进一步强化了评级机构的重要性。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引入“全国认可统计评级机构”这一类别,最初用于证券经纪交易商的资本规则。此后,评级又被纳入许多其他金融监管要求。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大量获评高等级的结构化证券遭到大幅降级并蒙受严重损失,评级的作用因此引发了尤为激烈的争议。这场危机使政策关注的重点从评级是否有用,转向评级的形成过程、监管地位及其使用方式如何可能造成风险的集中积聚。

市场功能、定价与评级下调的影响

信用评级有助于缓解借款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详尽的信用分析成本高昂,对持有数百乃至数千家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机构而言尤其如此。标准化评级将部分分析结果浓缩为易于识别的等级,便于比较和沟通。评级机构还能够获取普通市场参与者无法获得的保密信息。由此形成的评级意见,可以帮助借款人接触到原本因资源或信息不足而无法对其进行评估的投资者。

评级与借款成本有关,但并不能单独决定借款成本。债券的信用利差,即其收益率相对于适当基准的差额,可以反映预期违约损失、不确定性、风险厌恶程度、交易流动性、税收待遇和合同特征。因此,即使两只债券的评级相同,其交易利差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它们的期限、计价货币、担保情况和所处市场条件可能各不相同。评级是对信用状况的序位评估,而价格则体现了持续变化的估值以及对多种风险的补偿。

因果关系也可能双向存在。财务状况恶化既可能导致利差扩大,也可能导致评级下调,因此,两者之间的关联并不能证明借款成本上升完全是由评级下调造成的。市场可能提前预判评级变化,使价格在评级公告发布前就发生变动。不过,评级行动仍可能传递新信息、协调投资者的反应,或触发原本不会适用的规则。评级行动本身的独立影响有多大,取决于投资者此前的预期,以及相关的合同安排和制度环境。

投资级的分界线可能产生尤为重要的影响。被下调至投机级的债券通常被称为“堕落天使”;被上调至投资级的债券则被称为“明日之星”。一些基金、基准指数和机构投资授权会根据评级限制持仓。因此,即使信用质量的实际变化很小,跨越某一评级门槛仍可能引发投资组合再平衡。被迫抛售可能压低价格,尤其是在许多投资者面临相同约束、而潜在买家的承接能力又有限的情况下。

贷款协议、衍生品合同和流动性安排中也可能包含与评级相关的条款。评级下调可能触发追加抵押品、提高融资成本或终止融资额度使用权等要求。这些条款可以保护单个交易对手,却也可能加剧被下调评级的借款人所承受的压力。这种反馈机制构成了系统性风险的一条潜在传导渠道:信用质量下降触发合同要求,这些要求消耗流动性,由此产生的压力又进一步削弱信用状况。因此,要理解评级的经济影响,就必须区分评级作为信息的作用与其作为合同触发条件的作用。

利益冲突与监管

发行人付费模式带来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接受评估的机构同时也是评估费用的支付方。评级机构可能面临维持商业关系的压力,尤其是在发行人安排大量交易的情况下。当发行人在多家评级机构中寻求最有利的评估,甚至可能只选择公布自己满意的评级时,就会出现“评级选购”。如果评级机构评估的是一种可以反复调整以达到目标评级的金融结构,这一问题可能尤为突出。

这些激励并不意味着所有由发行人付费的评级都有失偏颇。评级机构同样依赖投资者的信任,不准确的判断可能损害其声誉和业务基础。不过,声誉约束发挥作用可能较为缓慢,尤其是对于很少发生违约的高评级债务,或缺乏足够历史表现记录的新产品。其他筹资安排也各有难题。投资者付费的研究可能限制公众获取信息,并引发涉及大型订阅投资者的利益冲突;而公共资金支持则会引出独立性、资源保障和政治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监管通常通过治理和程序要求来应对利益冲突,而不是由官方批准每一项评级。相关措施包括将分析工作与商务谈判分离、要求披露利益冲突、记录评级方法、保存档案,以及公布评级表现信息。在美国,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为全国认可统计评级组织确立了法定注册与监管框架。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增加了进一步要求,并指示联邦机构审查和删除监管规定中对评级的特定引用。

在欧洲联盟,第1060/2009号条例(EC)为信用评级机构建立了专门的监管框架。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于2011年开始对已注册评级机构承担直接监管职责。此后的修订涉及利益冲突、信息披露、主权评级程序以及对评级的依赖等事项。监管框架通常将对合规情况和分析流程的监督,与政府对具体信用意见的干预区分开来,从而在监管与个别评估的实质内容之间保持界限。

巴塞尔协议体现了利用评级与避免机械依赖评级之间的矛盾。在某些银行资本标准法下,外部信用评估可以作为确定风险权重的依据,但须遵守各司法管辖区的实施规定和资格要求。金融危机后的改革强调,银行必须自行开展尽职调查,不能将外部评级当作信用分析的替代品。减少监管对评级的依赖可以缓解评级跨越门槛时引发的突变效应,但这也要求金融机构和监管者采用其他衡量指标,而这些指标本身也存在建模、可比性和激励方面的问题。

表现衡量、不确定性与分析局限

评级表现通常通过违约研究、评级迁移研究,以及与其他信用风险指标的比较来评估。违约研究追踪各初始评级类别中的发行人或债务在指定期间内发生违约的比例。评级迁移研究记录评级类别之间的变动,包括违约;视研究设计而定,也可能包括评级撤销。良好的区分能力意味着,在足够广泛的样本中,初始评级较低的对象,其后续违约率较高。这并不要求每一个高评级借款人的表现都优于每一个低评级借款人。

评级迁移矩阵概括了不同评级状态之间的迁移概率。如果 PijP_{ij} 表示一年内从等级 ii 迁移至等级 jj 的估计概率,那么简化的时间齐次马尔可夫模型使用

P(n)=PnP^{(n)}=P^n

来表示 nn 年内的评级迁移。实际评级变动未必符合这一模型:迁移概率会随经济周期、处于某一等级的时长、行业状况以及此前的评级变动而变化。因此,机械外推可能会错误估计长期风险。

区分能力与校准程度必须加以区别。评级机构可能能够较为合理地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进行排序,但某一特定等级对应的违约率仍会随时期而变化。全球评级符号通常并不承诺每一个发行人在每一种期限下都具有固定的违约概率。即使是历史违约频率,也取决于观测统计以发行人还是单项金融工具为单位、如何处理已撤销的评级,以及样本是否包括困境债务交换。违约的定义可能涵盖某些强制性债务重组,即便当时并未直接发生未按期付款的情况。

由于违约属于罕见事件,对最高评级等级进行统计评估尤其困难。少量已观察到的违约事件,可能不足以为极端尾部风险提供充分证据,而金融结构的变化又可能降低较早数据的参考价值。违约之间的相关性也意味着,数千项债务未必能提供数千个独立观测值。新的融资工具和新型合同安排还会带来额外问题,因为它们可能缺乏长期的表现记录。因此,字母评级看似具有的精确度,可能超过其背后实证证据所能支持的程度。

评级的适用范围也有明确设定的界限。除非评级产品明确涵盖相关因素,否则评级并不衡量市场价格波动、交易流动性、特定投资者承受的汇率损失,也不判断某项证券按现价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回报。当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和治理等问题影响偿债能力、现金流、资产价值或融资渠道时,它们就会被纳入信用分析;但信用评级并不因此成为对可持续性或治理水平的综合评分。借款人即使造成环境破坏,也可能仍然保持良好的信用状况;同样,能够带来理想社会效益的活动,也可能存在很高的偿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