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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换债券

可转换债券兼具债务偿付安排与按约定将债券转换为股票的权利,其价值同时受信用市场和股票市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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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换债券是一种赋予持有人按合同约定将债务转换为指定数量股份的债券,这些股份通常是发行人的普通股票。在转换或以其他方式结算之前,持有人通常仍具有债权人身份,有权获得债券协议规定的款项及各项保障。转换会将部分或全部债权置换为股权,不过有些工具允许以现金结算来代替交付股份,或同时采用现金结算与股份交付。

可转换债券将借款与股权挂钩的金融衍生工具结合起来。投资者愿意接受低于同类不可转换债务通常所要求的票面利率,以换取分享股价上涨收益的机会。发行人由此能够以较低的当期利息支出获得融资,但也须承担合同义务,并可能稀释现有股东的权益。因此,这类工具的价值取决于利率、发行人的信用状况、股价、股票波动率以及具体的合同条款。

这一类别既包括可由持有人选择转换的常规债券,也包括必须转换的工具,以及旨在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时吸收损失的证券。这些形式在经济和法律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要理解某项可转换债券,就必须考察其转换权、偿付义务、结算方式、破产清偿顺位,以及任何一方可以在何种情形下改变其剩余期限。

合约结构与转股机制

常规可转换债券会规定本金金额、票面利率、到期日和转股比例。转股比例是指每份债券可转换获得的股份数量。如果本金金额为 FF 的债券可以转换为 nn 股股票,其转股价格为

K=Fn.K=\frac{F}{n}.

例如,一份本金为1,000货币单位、转股比例为20的债券,其转股价格为每股50。如果股票的市场价格为65,转股所得股份的价值便为1,300。这一金额称为转股价值或平价,用 nSnS 表示,其中 SS 为当前股价。它未必等于债券的市场价格:继续收取票息以及选择转股时机的权利,可能具有额外价值。

发行时,转股价格通常设定在当时股价之上。如果股票的交易价格为40,转股价格为50,则初始转股价格溢价为25%。另一个指标是市场转股溢价率,它将债券当前的市场价格 PP 与其当前的转股价值进行比较:

Market conversion premium=P−nSnS.\text{Market conversion premium}=\frac{P-nS}{nS}.

这两个指标回答的是不同问题。前者描述最初的合约条款;后者描述投资者当前支付的价格比立即转股所得价值高出多少。仅凭其中任何一个指标,都无法判断债券的定价是否具有吸引力。

债券可能在存续期内的大部分时间都允许转股,也可能仅在指定期间且满足特定条件后才允许转股。有些合约规定,只有股价在指定数量的交易日内超过既定门槛,才可转股。结算方式可能包括实物交付股票、支付与转股价值等额的现金,或以现金偿还本金,仅将超出本金的转股价值以股票交付。即使名义上的转股价格相同,这些差异也会影响流动性需求和潜在的股权稀释程度。

债券协议在美国通常称为债券契约,其中还会规定付息日、清偿顺位、约束性条款以及公司行为的处理方式。反稀释条款通常会针对股份拆分、某些分派或配股调整转股条款,但未必能防范所有股价下跌。持有人在转股前通常不享有股东表决权,也不会自动获得发行人的股息。此外,除非协议另有规定,转股可能导致持有人丧失应计利息,因此转股时机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赎回权、回售权与主要结构变体

发行人赎回条款允许公司在到期前按指定价格赎回债券。如果转股价值高于赎回金额,赎回便可能促使持有人选择转股,而不是接受赎回。这种做法常被称为强制转股,不过从法律上看,持有人可能仍有权在规定的选项之间作出选择。条款可能禁止发行人在最初的保护期内赎回,也可能规定只有股价达到某一门槛后才允许赎回。这类“软赎回”条款限制了发行人在股价仍相对疲弱时终止投资者所持期权的能力。

持有人回售权赋予投资者在特定日期或规定事件发生后要求发行人回购债券的权利。与根本性变化相关的回售权,可能因收购、退市或控制权变更而触发,具体取决于合同约定。有些协议还规定,在特定交易发生后,通过补偿性调整暂时提高转股比例。这些条款可能显著改变债券价值,但回售权本质上仍是对发行人的一项债权:它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发行人在投资者行权时是否有能力付款。

强制可转换证券须在指定日期前转换为股票,而不是完全由持有人选择是否按通常方式获得偿付。许多强制可转换证券采用浮动转股比例,该比例在两个股价门槛之间变化。在这一区间的部分范围内,交付的股票数量会作出调整,使其价值大致固定;超出该范围后,投资者承担股价变动的方式则有所不同。这类证券可能提供相对较高的分派,但其股票风险敞口和本金保护机制,与传统的选择性可转换债券有着根本区别。

可交换债券交付的是发行人以外另一家公司的股票,通常为母公司、投资公司或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因此,投资者承担的是一家实体的信用风险,以及另一家实体的股票风险。反向可转换债券的权利安排则不同:其条款通常允许发行人在出现规定的不利价格变动后,以股票或与股票挂钩的金额向投资者偿付,或由产品结构要求以这种方式偿付。从经济实质上看,投资者是在卖出股票下跌风险的保护,而不只是买入普通的转股期权。

或有可转换债券会在合同或监管规定的触发条件满足后转股,或遭受本金减记。银行其他一级资本工具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但并非所有此类工具都会转换为股票。它们的损失吸收条款是为了满足银行资本要求,而不只是提供自愿参与股票升值的机会。某些工具为永续工具,并允许取消票息支付。若将其视为普通可转换债券,就会忽略它们因监管干预、触发条件的定义以及银行资本状况而面临的独特风险。

估值及债务与股权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个实用的分析起点,是将普通可转换债券视为不可转换债券与一项内嵌的、可用于取得股票的期权的组合。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不附带转换权的债务价值通常称为纯债价值或投资价值。它反映的是按当前利率并考虑信用风险折现后的承诺偿付款项。这是一个估值基准,而不是市场价格的保底下限。发行人的财务状况若恶化,其股价和估算的纯债价值都可能大幅下跌。

对于一种简化的债券,假设其存续期间不支付票息,且仅允许在到期时选择收回本金或转股,那么在不发生违约的情况下,其承诺的到期支付为

VT=max⁡(F,nST)=F+nmax⁡(ST−K,0).V_T=\max(F,nS_T) =F+n\max(S_T-K,0).

这说明了债务偿付与类似看涨期权的上涨收益如何结合。实际合约中的票息、提前转股、赎回、回售、结算方式选择及违约等因素,会使这种分解更加复杂。内嵌转换权也不等同于交易所交易的期权:行使转换权会使相应的债券债权消灭,并可能导致发行人发行新股。

股价波动率上升通常会提高不受限制的转换期权的价值,因为这增加了价格大幅有利变动的可能性,而只要发行人仍具备偿付能力,持有人就仍可选择获得合约约定的偿付。股息增加可能降低期权价值,因为股东能够获得尚未转股的债券持有人未必能获得的分派。利率上升会降低债务偿付款项的现值,但可能提高普通看涨期权的价值。因此,可转换债券价值的净变动取决于其债务部分还是股权部分占主导,也取决于利率与信用状况之间的关系。

估值通常采用二叉树或其他格点方法、有限差分法以及模拟法。在每个节点上,模型都必须考虑持有人的转股或回售决策,以及发行人在适用情况下的赎回决策。考虑信用风险的模型会区分承诺的现金支付与股票交付,并对违约后的回收情况作出假设。将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支付都视为具有相同风险,可能得出误导性的结果,尤其是在发行人股价与其信用质量密切相关时。

重要的理论基础包括费希尔·布莱克和迈伦·斯科尔斯于1973年提出的期权定价框架,以及迈克尔·布伦南和爱德华多·施瓦茨于1977年、乔纳森·英格索尔于1977年分别发表的可转换债券模型。后续研究进一步处理了更复杂的信用因素和合约条款。没有任何一种模型能取代判断:对波动率、违约概率、回收率、未来股息和股票借入成本的估计,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可转换债券所报的“隐含波动率”,是以所采用的模型及其他假设为前提的。

企业融资决策与对股东的影响

对发行人而言,可转换债券最显著的吸引力在于,其票面利率低于条件相近的普通债券。但利率降低并不意味着融资没有代价:作为交换,投资者获得了一项有价值的股权挂钩权利。其经济成本包括最终可能以低于转换时市场价格的价格发行股票。因此,仅比较票息支出,会忽略通过转换期权转让给投资者的价值、发行费用、再融资风险以及相关交易的影响。

可转换债券可能适合那些预计初期现金创造能力较弱、但未来可能大幅增长的企业。科技、生物技术及其他研发密集型企业,以及为收购、再融资或一般公司用途筹资的成熟企业,都曾采用这种工具。公司可以在项目初期保留现金,同时让投资者有机会分享未来股价上涨的收益。不过,股价未能上涨并不会使债务消失:除非条款另有规定,本金仍须偿还或通过再融资来偿付。

这一工具还与公司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关。当投资者难以评估公司的价值或风险时,立即发行股票可能需要接受管理层认为不利的条件。可转换债券融资将部分股权定价结果推迟至更多信息可供参考之时确定。学术解释还强调,各方对经营风险的判断分歧,以及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解释描述的是可能的融资动机,而不是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普遍原因。

转换会改变公司的资本结构。转换通常会使债务消灭、股本增加,从而减少未来的利息偿付义务,降低与债务相关的财务杠杆。如果发行新股,现有股东的持股比例就会下降。例如,本金为1亿的债券按50的转换价格转换,在全部以股票实物结算的情况下,将产生200万股新股。如果此前已发行在外的股份为2,000万股,这些新股约占扩大后总股数的9.1%。这一持股比例计算不同于会计上的稀释每股收益计算,也不同于公司市场价值的任何变化。

发行人有时会在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同时,买入设有收益上限的看涨期权,或采用其他期权叠加策略。此类交易可以在特定股价区间内抵消股权稀释或现金支付,但保护作用止于合同约定的上限,而且会带来成本和交易对手风险。另一些发行安排则伴随股票回购,改变当下的股份数量,却未必能消除未来的稀释。评估这些安排时,需要将整套融资方案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量,而不能孤立地解读转换价格。

投资者回报与主要风险

普通可转换债券的表现可能主要接近债券,也可能主要接近股票,或兼具两者的特征。当股价远低于转股价时,转股期权的价值可能较低,债券的交易价格主要取决于偿付前景和信用利差。这类证券通常被称为“破底可转债”。当股价远高于转股价时,债券价格往往会跟随转股后可获得的股票价值变动。在这两个区间之间,债券和期权这两个组成部分都会对价值产生显著影响。

这种不断变化的敏感度通常用德尔塔(Delta)来表示,即标的股票价格小幅变动所引起的债券价值变化。德尔塔在证券存续期间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股价、剩余期限、波动率和信用状况而变化。因此,即使管理人没有进行任何新交易,一个在买入时被视为股债均衡型的投资组合,也可能在股价上涨后对股票市场更加敏感,或在股价下跌后对信用状况更加敏感。

“下行保护”这一常用说法需要加以限定。与直接持有股票相比,具备偿付能力的发行人所承担的偿付义务可以缓冲损失,但可转换债券通常并不附带保险或担保。当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时,股价下跌可能伴随着信用利差扩大,以及预期回收率下降。受偿顺位靠后、契约保护条款薄弱,以及缺乏抵押品,都可能进一步降低回收水平。若有信用评级,它反映的是评级机构依据自身方法对信用状况作出的评估;它既不能确定一项投资的整体价值,也不能消除与股票挂钩的风险。

其他风险来自合约安排和市场结构。发行人的赎回权可能缩短投资者收取票息并保有转股期权的期限。股息派发或公司重组可能影响转股的经济价值,具体影响取决于调整条款。如果债券的偿付款项、标的股票和投资者的报告货币所使用的币种不同,外币发行的债券就会带来汇率风险。即使交付股票原本可能减少再融资需求,现金结算条款仍可能使发行人承担巨额付款义务。

市场流动性也很重要。有些债券发行规模较小、采用私募方式发行,或主要集中在专业投资者手中,因此实际可成交价格可能与模型估值存在显著差异。较宽的买卖价差会增加交易成本,而交易商的资产负债表约束可能使市场承压期间的大额卖出变得困难。因此,投资组合的表现取决于票息收入、股票市场和信用状况的变化、合约约定事件以及交易成本。仅凭较低的历史波动率或看似有吸引力的转股溢价,并不足以揭示这些风险敞口。

可转债套利与市场中介活动

可转债套利通常是在买入可转换债券的同时,卖空其标的股票。股票空头头寸抵消了债券的部分股价风险敞口,使投资组合更直接地暴露于波动率、信用、合约条款及融资的定价风险。虽然这一策略冠以套利之名,但通常并非无风险交易。表面上的定价偏差,可能反映了难以观测的信用成本、流动性成本或股票借入成本。

一个简化的德尔塔对冲例子可以说明其机制。假设一张债券可转换为20股股票,但其当前的股票德尔塔相当于10股,投资者就可以卖空约10股股票来对冲该债券。股价上涨时,债券的德尔塔通常会增大,因此需要增加空头头寸来维持对冲;股价下跌时,所需的空头头寸通常会减少。当债券具有正凸性时,再平衡操作可以从实际发生的价格波动中获利,但这些收益必须足以覆盖为期权特性支付的价格、融资成本、交易成本及其他损失。

实施这种对冲需要具备卖空和证券借贷的渠道。借入股票可能需要支付高额费用,也可能出现无股可借或股票被出借方召回的情况。卖空者通常必须就股票派息等分配向出借方作出补偿,并维持足额担保品。这些成本恰恰可能在众多可转债投资者都希望采用同一种对冲方式时上升。对卖空的监管限制或结算安排的变化,也可能在不改变债券正式条款的情况下,改变交易的经济效益。

投资者还可以利用其他债券或信用衍生品进行信用对冲,但这种对冲很少能完全匹配。不同工具在偿付顺位、期限、流动性或违约回收安排上可能各不相同。股票风险敞口与信用风险敞口也相互关联:股价暴跌可能伴随违约事件,由此造成的损失可能超过股票空头对冲所能抵消的金额。临近违约时,模型误差尤为重要,因为通常关于股价连续变动的假设,此时可能并不适用。

杠杆带来了另一种脆弱性。基金可能通过有担保借款或其他安排为持有的债券融资,同时为其空头头寸提供担保品。可转债价格下跌或贷款方收紧条款,都可能触发追加保证金要求,即使基金经理认为相关头寸被低估,也不得不出售资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融资压力、投资者赎回以及交易商承接能力下降冲击了专门从事此类交易的策略,导致可转债市场出现严重失衡。这一事件表明,旨在对冲股票风险的头寸,仍可能受到融资冲击和全市场流动性冲击的影响。

会计、税务与财务报告

会计处理取决于适用的准则和具体合同条款。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固定金额转换为固定数量的发行人自身权益工具的常规债券,可以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对复合金融工具的规定。发行人在初始确认时将负债成分与权益成分分开。负债成分参照不含转换权的类似负债进行计量,发行所得款项的剩余部分则计入权益。

假设某公司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筹得1亿元,对应的不含转换权债务的初始价值估计为9,200万元。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简化示例中,初始负债为9,200万元,权益成分为800万元。此后,在支付票息的同时,负债账面价值通过实际利率法逐步增至赎回金额。因此,会计上确认的利息费用可能高于现金票息。这反映的是对初始发行所得款项的分配,而非按合同须额外向投资者支付的票息。

并非所有转换条款都符合权益分类条件。以可变数量股份结算的条款、现金结算选择权、币种条款及其他特征,都可能导致不同的分类结果。根据相关准则,嵌入衍生工具可能需要单独确认,并重新计量,其变动计入损益。美国公认会计原则采用不同的框架。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会计准则更新第2020-06号》取消了部分分拆处理模式,简化了许多可转换工具的会计处理,但并未使所有可转换债务都适用同一种处理方法。

可转换债券还会影响每股收益。按照假设转换法,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通常假设债券在报告期初即已转换;若发行时间晚于期初,则假设在发行时转换。分子需调整假设转换后本不会发生的利息费用及相关税务影响,分母则计入新增股份。只有当适用规则认定某项工具具有稀释作用时,才将其纳入计算。现金结算条款及其他合同细节也可能影响计算结果。

税务处理因司法管辖区而异,且不一定遵循财务会计上的分类。相关问题包括发行人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预提税、原始发行折价、转换时的税务处理,以及随后处置股份时的征税。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没有支付现金,转换比例的调整也可能在税务上被视为分配。因此,发行人和投资者会区分法律条款、会计列报、税务定性与经济风险敞口:看似相近的可转换债券,可能产生不同的报表费用或税务结果。

历史发展与市场组织

可转换债务工具在十九世纪的企业融资中已有应用,尤其是在铁路融资领域。铁路在其网络产生稳定收入之前需要投入大量资本,而与股权挂钩的债务既赋予投资者合同约定的债权,也使其有机会分享未来扩张带来的收益。此后,可转换债券逐渐普及至工业企业及其他行业。其发展反映了一个反复出现的融资难题:如何在寻求获得偿付的投资者与希望保留未来上涨收益的股东之间,分配增长前景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

随着期权定价方法、电子交易、证券借贷和机构投资组合管理的发展,现代可转换债券市场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交易商和投资者不再仅仅将可转换债券视为附带投机性质的债券,而是开始分别管理其对股价、波动率、利率和信用状况的敏感度。投资银行通常将承销业务与做市及衍生品服务相结合,但各项服务的可获得性因发行人、司法管辖区和发行规模而异。

新证券在一级市场出售,通常由投资银行承销,或向机构买家配售。票面利率、转股溢价、期限和保护性条款是在定价谈判中一并确定的。在美国,144A规则为向合格机构买家发行证券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这项豁免针对的是证券发行与转售的制度框架;它并不意味着无需分析发行人的信息披露、合同义务,以及适用情况下的后续注册安排。

二级市场交易可以在交易所进行,也可以通过场外市场中的交易商进行。一些市场以本金的百分比对可转换债券报价,另一些市场则采用更接近股票交易的当地惯例。不同市场的结算安排、面额、价格报告规则及散户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各不相同。相关股票市场同样重要,因为标的股票能否交易或借入,会影响交易商的对冲能力以及投资者愿意支付的价格。

发行活动随企业融资需求,以及债务、股权和波动率的相对定价而变化。较高的股票波动率可以提高转股权的价值,使发行人得以设定较低的票面利率,但严重的信用压力可能抵消这一优势。低利率环境有利于采用低票息或零票息结构,而利率上升则会提高债务部分的融资成本。这些关系并非机械对应:投资者需求、预期股权稀释程度、债务到期安排及其他融资渠道,都会影响最终的发行条款和发行规模。

监管、破产与合同争议

可转换债券同时涉及债务证券监管与股票发行规则。发行文件通常会披露发行人的业务、财务状况、募集资金用途及重大风险,并列明债券的详细条款。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内的证券监管机构负责监督适用的信息披露要求的落实。对于可能导致发行股份超过规定门槛或控制权转移的交易,证券交易所规则还可能另行要求取得股东批准。

公司法决定发行人是否有权履行转股义务,以及是否拥有足够的已获授权发行股份来履行该义务。合同还必须对合并、重组、分拆以及标的股份的变化作出安排。收购完成后,转股权可能转变为请求取得普通股股东原本可获得的现金、股份或其他对价的权利。具体结果取决于协议,而原本为简单的股份转换设计的条款,在复杂交易中可能成为重大争议的来源。

转股之前,持有人通常具有债权人身份,其受偿顺位取决于该工具的清偿顺位及适用的破产法。优先无担保可转换债券通常与具有相同法定受偿顺位的其他债权同顺位受偿,而次级可转换债券的受偿顺位则低于特定的优先债务。转换为普通股正式生效后,原债券持有人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受偿顺位通常排在债权人之后。因此,当发行人陷入财务困境时,转股的时间及其法律效力可能至关重要。

常规转股权应与针对银行的法定处置权加以区分。在与巴塞尔协议三资本标准相关的框架下,合格资本工具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转股、减记或其他适用机制吸收损失。处置机构也可能行使法定权力,而这些权力并不等同于证券的一般转股条款。债权人的债权是被减记、转为股权,还是继续存续,取决于具体工具、司法管辖区和干预框架,而不能仅凭“可转换”一词来判断。

争议可能涉及转股调整的计算、回售事件是否已经发生、赎回通知的有效性,或合并后证券的处理方式。债券及其标的股份的交易还须遵守市场行为规则,包括对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限制。由于同一笔交易可能影响债权、股东权利和衍生品头寸,界定各方义务的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不是“兼享股票上涨收益与债券保护”之类的营销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