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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III

巴塞尔协议III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制定的国际框架,旨在强化银行资本、杠杆约束、流动性及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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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III是一套国际审慎监管标准,旨在增强银行及银行体系抵御冲击的能力。该框架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制定,提高了对可吸收损失资本的要求,限制过度杠杆,并确立了国际统一的流动性标准。其核心目的是降低银行亏损或融资中断演变为危机、进而需要公共部门提供非常规支持的可能性。

该框架是巴塞尔协议的组成部分,接续并大幅修订了巴塞尔协议I和巴塞尔协议II。首批巴塞尔协议III资本与流动性一揽子方案于2010年12月发布;此后又陆续出台了更多标准,其中包括2017年12月定稿的一项重大一揽子方案。业内有时将这些后续改革称为“巴塞尔协议IV”,但巴塞尔委员会将其视为巴塞尔协议III的最终完善。

巴塞尔协议III既不是国际条约,也不是可直接强制执行的全球银行法。它由一系列最低标准构成,各参与司法管辖区通过本地立法和监管规则予以实施。因此,其运行既依赖共同的国际框架,也取决于各国对适用范围、实施时间、监管及执法所作的决定。

起源、目标与制度设计

金融危机暴露出此前资本监管未能充分应对的薄弱环节。银行即使公布的监管资本比率达到要求,也可能缺乏足够的高质量股本来吸收严重损失。一些银行在其披露的资产负债表之外积累了大量风险敞口,严重依赖短期批发融资,或使用内部模型,对某些头寸设定较低的资本要求,而这些头寸的风险直到市场承压时才显现。融资撤回、资产被迫出售以及交易对手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了抵押贷款相关证券造成的损失。

2004年发布的巴塞尔协议II提高了资本要求对计量风险的敏感度,并确立了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审查和市场纪律。然而,更高的风险敏感度也带来了对模型、信用评级和历史数据的依赖。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即使杠杆和共同风险敞口不断积累,计量出的风险仍可能下降。一旦形势恶化,风险估计值上升和资产价格下跌就可能促使银行同时收缩信贷或出售资产。

巴塞尔协议III保留了三大支柱结构,但调整了其具体内容。它提高了银行资本的质量和数量要求,引入了不以风险为基础的杠杆率约束,并增加了最低流动性标准。它还更加明确地关注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各自看来理性的行为,可能破坏整个体系的稳定。资本缓冲、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要求,以及对机构间关联性的关注,补充了对单个机构的监管。

巴塞尔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其成员为各成员辖区的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机构。委员会通过技术研究、定量影响研究、征求意见及成员间协商一致来制定标准。二十国集团的政治支持为危机后的改革方案增添了权威,但委员会和国际清算银行均不承担全球银行监管机构的职能。

这些标准主要面向开展国际业务的银行,并原则上以并表方式适用,以免银行集团内部的风险仅因分布在不同法律实体中而被忽视。各国主管当局往往会将部分或全部要求扩大适用于更广泛的机构,也可以实施比国际最低要求更严格的标准。因此,“符合巴塞尔协议III”并不意味着全球每家银行都遵循完全相同的规则,而是指适用的国内制度安排在当地的适用范围和监管架构下落实了相关国际标准。

资本质量、最低比率与损失吸收

资本通过吸收损失来保护债权人。资本不同于现金或银行准备金:银行可能持有大量流动资产,却缺乏吸收损失的能力;也可能拥有充足的权益,却面临迫在眉睫的融资短缺。巴塞尔协议III主要通过资本要求保障偿付能力,并通过单独的流动性要求增强融资韧性。其在资本方面的主要创新,是将普通股权益确立为监管资本吸收损失的基础。

核心一级资本(CET1)主要由合格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构成,并通过监管扣除项和过滤调整进行调整。该框架要求扣除可能无法可靠吸收损失的项目,包括商誉及某些其他无形资产。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和对金融机构的投资须按规定扣除、适用门槛规则,或接受其他特定处理。这些调整意味着,监管资本未必等于按照一般会计规则报告的权益金额。

其他一级资本(AT1)包括符合条件的资本工具:这些工具须具有次级性、无固定到期日,并能在特定条件下吸收损失。其收益分配必须由发行人自主决定;对于被归类为负债的工具,还必须包含规定的转股或减记机制,在触及相关CET1触发条件时启动。二级资本提供额外的损失吸收能力,尤其是在银行无法持续经营时。合格的二级资本工具通常须具有至少五年的初始期限,且在到期前最后五年内,可计入监管资本的金额逐步递减。

以风险为基础的最低资本要求为:CET1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不低于4.5%,一级资本不低于6%,总资本不低于8%。一级资本由CET1和AT1组成;总资本则在此基础上加上二级资本。这些要求层层包含,而不是需要相加的独立金额。银行不能仅靠发行更多二级资本债务来弥补CET1的不足。

基本计算公式为:

CET1 ratio=eligible Common Equity Tier 1 capitalrisk-weighted assets.\text{CET1 ratio} = \frac{\text{eligible Common Equity Tier 1 capital}} {\text{risk-weighted assets}}.

如果一家银行的CET1为90亿货币单位,风险加权资产为1,000亿货币单位,其CET1比率就是9%。但仅凭这一数字,不能认定该银行满足所有适用要求:还必须考虑资本缓冲、监管附加要求和杠杆率。

巴塞尔协议III还要求,合格的非普通股资本工具须根据特定合同条款或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制度,在银行无法持续经营时吸收损失。此举旨在防止被计入监管资本的工具仍受到保护,而损失却由公共资源承担。不过,一项工具的实际处理方式取决于其合同条款、适用法律和相关处置框架;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分类本身并不确立普遍适用的债权人受偿顺序。

资本留存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与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缓冲

最低资本要求划定了监管底线,但银行体系需要在机构触及这条底线之前留有吸收损失的余地。因此,巴塞尔协议III要求银行在最低要求之上持有额外的普通股一级资本(CET1)缓冲。这些缓冲旨在正常时期积累,在压力时期动用。其制度设计将资本抵御损失的能力与限制资金流出银行的分配行为联系起来。

资本留存缓冲为风险加权资产的2.5%。加上4.5%的最低普通股一级资本要求,普通股一级资本的基准门槛达到7%,尚未计入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或其他适用的附加要求。银行资本水平落入资本留存缓冲区间,并不自动意味着违反了最低普通股一级资本要求,而是会受到分级递增的分配限制,涉及股息、股票回购以及酌情发放的员工奖金等。银行资本水平越深入缓冲区间,必须留存的收益比例就越高。

逆周期资本缓冲旨在应对信贷过度增长所带来的全系统风险积累。按照标准的国际框架,监管当局通常可以将缓冲比率设定为风险加权资产的零至2.5%,但各司法管辖区也可规定更高的要求。一家银行适用的缓冲比率取决于其相关信贷风险敞口的地域分布。互惠安排有助于确保,向某一司法管辖区提供贷款的银行,无论总部设在何处,都须遵守相当的缓冲要求。

监管当局会参考信贷与GDP比率缺口等指标,即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偏离其长期趋势的程度,但这一框架并不将任何单一统计指标作为机械式决策规则。监管当局还会评估贷款标准、资产估值、融资状况以及其他证据。在经济下行期间释放缓冲,可以减轻银行收缩信贷的压力。因此,它是一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而不只是对个别机构提出的额外要求。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须满足额外的普通股一级资本要求,因为它们一旦陷入困境,可能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格外高昂的代价。评估指标分为规模、关联性、可替代性或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复杂性以及跨司法管辖区活动等类别。银行按评估结果被划入不同的附加资本档次,系统重要性越高,附加资本要求就越高。另有一套独立框架,用于指导各国监管当局识别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这些缓冲各有用途,也可以同时适用。资本留存缓冲提供一般性的抗风险能力,逆周期资本缓冲应对全系统状况的变化,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缓冲则针对机构倒闭可能造成的后果。它们的实际效果部分取决于能否真正动用。即使监管规定允许动用缓冲,银行管理层仍可能有所顾虑,原因包括分配限制、监管预期,或担心市场将资本比率下降解读为银行实力转弱的迹象。

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与资本底线

风险加权资产将不同的风险暴露换算为统一的监管计量基础。对于信用风险,一笔贷款计入风险加权资产的金额取决于其风险暴露金额、适用的风险权重以及获认可的信用风险缓释措施。简化的计算公式如下:

Risk-weighted assets=∑iexposurei×risk weighti.\text{Risk-weighted assets} = \sum_i \text{exposure}_i \times \text{risk weight}_i.

实际规则更为复杂,尤其是在担保、衍生品、资产证券化和表外承诺方面。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总额还包括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对应的金额。

巴塞尔协议III的最终改革修订了信用风险标准法,以提高风险区分度,并减少对外部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房地产风险暴露的处理更加细化,区分因素包括贷款价值比、房地产类型,以及还款是否实质上依赖于房地产产生的现金流。公司、银行、零售和专业贷款风险暴露各有相应的分类。在允许使用外部评级的情况下,银行必须开展尽职调查,而不能机械地套用评级。

内部评级法(IRB)允许获准采用该方法的银行在计算信用风险资本要求时,使用规定范围内的内部估计值。相关参数包括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2017年的改革限制了某些风险暴露类别使用模型,并为部分估计参数设置了下限。例如,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和大型公司的风险暴露不再适用高级内部评级法,股权风险暴露也不再适用内部评级法。这些变化旨在减少银行之间资本计算结果中缺乏合理依据的差异。

操作风险涵盖因流程、人员、系统不完善或失效,或因外部事件而造成损失的风险。最终改革以标准化方法取代了此前的各类方法,包括基于模型的高级计量法。该方法将业务规模指标与反映历史操作风险损失的组成部分相结合,但各国监管机构可自行决定损失部分的具体适用方式。由此形成的框架涵盖欺诈、业务处理失误及部分法律损失等风险,但其正式定义不包括战略风险和声誉风险。

资本底线限制了基于模型计算的风险加权资产总额低于标准法基准的幅度。完全实施后,其计算方式为:

RWAapplicable=max⁡(RWAbefore floor,0.725×RWAstandardized benchmark).\text{RWA}_{\text{applicable}} = \max\left( \text{RWA}_{\text{before floor}}, 0.725 \times \text{RWA}_{\text{standardized benchmark}} \right).

因此,如果一家银行基于模型计算的风险加权资产为500亿,而标准法基准为1,000亿,那么完全实施后的资本底线会将适用金额提高至725亿。这一底线是对所涵盖风险类别的总体约束,并不要求每一笔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都至少达到其标准法风险权重的72.5%。它在保留一定模型风险敏感性的同时,限制了模型选择降低整体资本要求的幅度。

交易账簿、交易对手与估值风险

金融危机表明,即使计算得出的资本要求不高,交易头寸仍可能造成巨额损失。危机也暴露了银行账簿与交易账簿之间界限的缺陷。经济风险相近的头寸,可能因归类不同而适用不同的资本要求,从而产生监管套利的动机。在更全面的巴塞尔协议III改革完成之前,名为“巴塞尔协议2.5”的过渡性修订已加强了交易账簿和证券化的相关要求。

交易账簿基本审查(FRTB)全面修订了市场风险资本标准。其主要版本于2016年发布,并于2019年修订。该框架强化了两类账簿之间的界限,限制头寸在两者之间转移,并提供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两种计量方法。内部模型的使用须以交易台为单位获得批准,审批取决于一系列测试,旨在评估模型能否充分反映相关头寸的风险。

方法上的一项重大变化,是在内部模型计算中以预期损失取代风险价值。风险价值给出特定置信水平下的损失阈值,却无法描述超出该阈值的损失平均有多严重。预期损失则着眼于这些尾部损失。FRTB对这一指标采用97.5%的置信水平,纳入压力情景校准,并采用不同的流动性期限,以反映退出不同风险头寸或对其进行对冲所需的时间。对于缺乏足够可观测市场数据的风险因子,则将其作为不可建模风险因子单独处理。

巴塞尔协议III还提高了对金融衍生工具、证券融资及相关交易所产生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普通贷款的本金金额通常基本预先确定,而衍生工具则可能随着市场价格变化,在资产与负债之间转换。因此,风险敞口取决于当前重置成本、潜在未来风险敞口、净额结算安排以及抵押品。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标准法(SA-CCR)于2014年发布,用于取代此前不采用模型的计量方法。

信用估值调整(CVA)反映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对衍生工具价值的影响。即使没有发生违约,交易对手信用利差扩大也可能使银行遭受CVA损失。巴塞尔协议III引入了专门的CVA资本框架,并在随后对其进行了修订。它还针对错向风险作出规定,即风险敞口随着交易对手信用质量恶化而增加的情形;例如,向一家同样高度暴露于相关基础风险的机构购买信用保护。

对中央对手方风险敞口的要求,是上述措施的补充。符合资格要求的中央清算可以通过多边净额结算和抵押品安排减少部分双边风险敞口,但并不能消除风险。违约基金出资、保证金要求以及风险向清算机构集中,会形成各具特点的风险敞口渠道,需要分别采取相应的监管处理。

杠杆率:不以风险为基础的兜底约束

风险敏感型监管要求依赖于风险计量的准确性。相对于股本,被赋予较低风险权重的资产组合可以支撑规模庞大的资产,而看似安全的资产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变得风险重重。因此,巴塞尔协议III引入了杠杆率,不根据各项风险暴露被认为具有的信用质量赋予不同权重,而是直接约束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它的定位是兜底约束,而非取代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要求。

巴塞尔杠杆率的计算公式为:

Leverage ratio=Tier 1 capitaltotal exposure measure.\text{Leverage ratio} = \frac{\text{Tier 1 capital}} {\text{total exposure measure}}.

国际最低标准为3%。恰好处于这一门槛时,风险暴露总额约为一级资本的33.3倍。这不应被理解为简单的会计债务权益比率:分子是监管口径下的一级资本,分母则按详细的风险暴露规则计量,而非采用通常的资产负债表总额。

风险暴露总额包括表内资产、衍生品风险暴露、证券融资交易,以及经转换后的表外承诺。衍生品需要进行调整,因为较小的账面价值可能同时对应着巨大的潜在未来风险暴露。回购协议和其他证券融资交易也有专门的处理规则,包括限制可通过净额结算减少所计量风险暴露的情形。表外项目按规定的信用转换系数计入,防止银行仅通过将已出资的资产替换为承诺来规避约束。

假设一家银行的一级资本为60亿,风险加权资产为600亿,杠杆率风险暴露总额为2,400亿。其以风险为基础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但杠杆率仅为2.5%。因此,尽管按风险加权口径看似资本充足,该银行仍低于巴塞尔杠杆率的最低要求。这说明了框架为何同时采用这两项约束:两者各自都能发现另一项未能识别的脆弱性。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还须满足额外的杠杆率缓冲要求,其水平设定为该银行风险加权口径下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的50%。因此,一家适用2%风险加权附加资本要求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除3%的最低杠杆率要求外,还须持有1%的杠杆率缓冲。未满足该缓冲要求时,银行将受到分配限制,从而将系统重要性与基于风险和不基于风险的两类要求联系起来。

杠杆率也带来了取舍。由于它广泛适用而不采用细化的风险权重,一些利润率低、计量信用风险也低的业务,例如部分政府债券中介业务或担保融资业务,可能因此承担相对较高的成本。如果杠杆率成为主导约束,监管对银行选择较低风险资产的激励可能减弱。杠杆率被定位为补充性的兜底约束,体现了简单易行、抵御模型误差与反映经济风险这几个目标之间的张力。

流动性覆盖与稳定资金

危机之前,巴塞尔框架中并没有像资本标准那样在国际上统一的流动性量化最低要求。巴塞尔协议III引入了两项核心指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这两项指标针对不同的时间跨度:前者关注银行能否抵御短期内的严重融资冲击,后者则关注资产期限与资金来源稳定性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流动性覆盖率(LCR)的定义为:

LCR=stock of high-quality liquid assetstotal net cash outflows over 30 calendar days≥100%.\text{LCR} = \frac{\text{stock of high-quality liquid assets}} {\text{total net cash outflows over 30 calendar days}} \geq 100\%.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HQLA)必须不受权利负担限制,并且能够在压力情景下变现。这类资产包括符合条件的现金、中央银行准备金以及某些可交易证券,具体须符合相应的资格规定。二级资产须适用折扣率和构成比例限制;二级资产整体通常不得超过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总量的40%,其中二级B类资产还受到更严格的子限额约束。

分母按照规定的压力假设,计算存款、批发融资、衍生品、承诺及其他项目的现金流。稳定零售存款的假定流出率低于稳定性较差的存款或某些批发性负债。预期现金流入通常以预期现金流出的75%为上限,以确保银行不能仅靠合同约定的现金收入满足标准。压力情景包括部分存款被提取、无担保批发融资流失以及被要求追加抵押品等情况。

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的定义为:

NSFR=available stable fundingrequired stable funding≥100%.\text{NSFR} = \frac{\text{available stable funding}} {\text{required stable funding}} \geq 100\%.

可用稳定资金根据资本和负债在一年期内的预期可靠程度,对其赋予不同权重。期限较长的资金来源和稳定性较高的存款通常获得较高权重。所需稳定资金则反映资产的流动性特征、剩余期限和权利负担情况,同时纳入规定的表外风险敞口。与随时可用的现金相比,流动性不足的长期贷款通常需要更多稳定资金支持。

修订后的流动性覆盖率标准于2013年1月发布,并于2015年至2019年分阶段实施;净稳定资金比例的最终标准于2014年10月发布,巴塞尔框架规定的实施日期为2018年1月。各司法管辖区的实际落地时间则遵循各自的时间表。这两项比率都是对定性流动性监管的补充,后者包括压力测试、应急融资计划和融资集中度监测。

流动性覆盖率明确允许银行在压力时期动用流动性储备。银行可以消耗其流动性资产储备,使该比率暂时降至100%以下,但须接受监管评估。如果在危机期间将这一门槛视为不可突破的硬性约束,可能会促使银行抛售资产、争夺资金,反而有悖于该指标的初衷。两项比率都不能保证银行在所有情景下都能生存:实际资金流出可能超过假设水平,资产变现可能在操作层面遇到困难,而以某种货币持有或位于某一法律实体内的可用流动性,也未必能够转移至另一种货币或另一法律实体。

监管审查、信息披露与危机管理的边界

巴塞尔协议III并不只通过量化比率发挥作用。在第二支柱下,监管机构评估最低要求可能未能充分涵盖的风险,并判断银行的资本、治理和风险管理是否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银行开展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监管机构则审查这些评估,并可提出额外要求或采取整改措施。集中度风险、银行账簿利率风险以及内部控制缺陷,都是无法单靠一个标准化比率解决的问题。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体现了这种区别。银行可能持有长期固定利率资产,却以利率会迅速重定价的负债为其融资。即使借款人继续正常还款,利率上升仍可能降低这些资产的经济价值,并压缩净利息收入。巴塞尔标准通过监管审查、计量要求和信息披露来应对这种风险,而不是简单地将所有此类头寸视为交易账簿市场风险。2023年的银行业动荡使这一区别尤为突出。

监管机构开展的银行压力测试考察不利情景可能如何影响资本和流动性。这些情景可以综合考虑经济衰退、失业、房地产价格下跌、信贷损失和市场冲击。其价值在于考察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当前比率未能明显反映的潜在脆弱性。不过,各司法管辖区的监管压力测试制度并不相同;巴塞尔协议III并未规定全球完全一致的测试,也未要求对所有不利测试结果采取统一的资本处理措施。

第三支柱旨在通过公开披露强化市场约束。标准化表格和模板涵盖资本构成、风险加权资产、杠杆、流动性以及其他风险敞口。提高可比性,有助于投资者、交易对手和分析师区分哪些变化源于业务活动,哪些变化源于模型或监管调整。信息披露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但其效果取决于数据的质量、及时性,以及使用者解读复杂银行头寸的能力。

巴塞尔协议III与银行处置安排密切相关,但两者并不相同。金融稳定理事会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的总损失吸收能力标准,要求银行具备可在处置过程中用于吸收损失和重建资本的工具。部分监管资本可以计入这些要求,但符合处置要求的负债并不会自动成为普通股一级资本(CET1)、其他一级资本(AT1)或二级资本。处置权限、债权人保障以及银行集团的组织结构,仍由其他法律框架规定。

同样,该框架也不能取代存款保险或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资本监管降低银行对损失的脆弱性;流动性监管增强融资韧性;存款保障和紧急贷款则应对其他不稳定因素。这些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重要,因为公共安全网可能引发道德风险,而危机管理安排不足,则可能使原本可控的损失演变为破坏稳定的挤兑。

实施、过渡安排与国际一致性

巴塞尔协议III是分阶段形成的,并非在某一日期一次性推出的完整规则。最初的资本方案于2010年12月发布,并于2011年6月修订。根据国际时间表,资本留存缓冲于2016年至2019年间逐步实施。杠杆率先后经历监测和信息披露阶段,于2018年成为第一支柱的最低要求。流动性标准则有各自的发布和过渡时间表。

2017年12月的一揽子方案完成了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杠杆率框架及风险加权资产产出底线的重大修订。该方案原定于2022年1月实施,产出底线则通过多年过渡逐步达到最终水平。2020年3月,在新冠疫情期间,巴塞尔委员会的监督机构将相关实施日期推迟了一年。按照修订后的国际时间表,实施工作于2023年1月启动,产出底线计划于2028年1月达到72.5%。

这些日期指的是巴塞尔标准的实施时间,并不意味着它们会自动成为各国的法律义务。各司法辖区需要通过立法、制定规章或采取监管措施来落实。主管部门必须决定如何使这些规则与当地的会计制度、银行结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及现有监管安排相衔接。一些司法辖区对国际活跃银行与规模较小的本土银行作出区分;另一些司法辖区则将框架中的大部分内容适用于更广泛的银行,有时也会简化要求。

例如,欧洲联盟通过第三版《资本要求条例》(通常称为CRR III)落实了最终改革方案中的主要内容,其中多数条款自2025年1月起适用。相关立法方案包含过渡安排及针对该司法辖区的具体规定。这类例子说明,如果不明确所指的是哪个组成部分、哪个司法辖区,以及国际目标日期还是在当地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笼统地说“巴塞尔协议III于2023年开始实施”可能会产生误导。

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监管一致性评估计划”(RCAP)监测实施的一致性。针对各司法辖区的评估将当地规则与巴塞尔标准进行比较,专题研究则考察各银行计算出的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差异。委员会还利用银行数据开展定量监测,以估算资本和流动性状况以及改革的影响。这些评估不能取代各国的执法工作,但能使重大偏差更加显著。

过渡安排可以降低银行为满足更高要求而骤然收缩信贷的风险。银行可以留存收益、发行资本工具、调整业务模式,并等待原有工具到期。不过,漫长的过渡期也会推迟全面实施,并增加比较的难度。在逐步实施期间,所报告的资本比率可能受到临时确认规则的影响,或反映出尚未达到最终水平的产出底线,因此,“过渡期口径”与“完全实施口径”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实质性差异。

经济影响、局限性与持续评估

巴塞尔协议III的经济学依据在于,银行危机造成的成本不仅由倒闭机构的股东和债权人承担。支付中断、信贷收紧、资产价格下跌以及公共救助成本,都可能影响更广泛的经济。这些外部性意味着,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偏好的杠杆水平,可能高于社会合意的水平。提高资本和流动性要求,旨在降低此类冲击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

增加股权资本的成本,并不等同于实际观察到的债务回报率与股权回报率之差。银行杠杆率较高时,股权风险也更高;降低杠杆可以减少股东和债权人承担的风险。不过,税收、存款担保、隐性公共支持以及信息摩擦,都会影响银行的资本成本。面对更高的监管要求,银行可能通过留存利润、发行股权、调整贷款定价、减少利润分配、出售资产或调整资产组合来应对。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整期的长短以及银行的初始状况。

官方影响研究通常认为,这些改革能够在长期内提升银行体系的韧性,但对贷款和产出影响的估计,则取决于有关融资成本、危机发生概率和银行应对方式的假设。因果评估较为困难,因为改革实施的同时,还发生了货币宽松、会计改革、处置立法以及危机后重组等其他变化。仅凭资本充足率上升,无法判断银行究竟是增加了资本、缩减了资产、转向了风险较低的敞口,还是受益于计量风险权重的变化。

这一框架也会产生需要持续监测的激励。基于模型的要求,可能促使银行着力优化所报告的风险指标;标准化规则则可能使经济实质相近的风险敞口受到截然不同的处理。资本底线限制了部分由模型导致的差异,但也使标准化分类的影响更加重大。业务活动可能从银行转移至影子银行等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从而降低受监管机构内部的风险,却未必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银行仍可能通过授信额度、衍生品和担保融资,与这些活动保持联系。

流动性和资本措施也可能与市场运行相互作用。对交易商资产负债表的约束,可能影响证券市场和融资市场中的中介活动,而对高质量流动性资产(HQLA)的需求,则会改变合格金融工具的相对吸引力。另一方面,更稳健的银行可能更有能力在压力时期维持贷款和做市业务。这些影响因机构及市场状况而异,因此,不能仅凭某项要求是否提高银行眼前的私人成本,就推断其整体影响。

2023年的银行业动荡表明,符合监管比率要求,并不能消除快速发生的银行挤兑、高度集中的业务模式、薄弱的公司治理或管理不善的利率风险敞口。这场动荡也使未受保险保障的存款、数字化提款的速度,以及以资产作担保获取流动性的实际操作能力,再次受到关注。这些事件并未对完整的巴塞尔协议III框架构成统一检验,因为受影响机构适用的各国规则不同,而且并非所有机构都须遵守巴塞尔协议的每一项流动性标准。相反,这些事件凸显出,监管判断、可信的风险计量,以及正式要求与银行实际倒闭机制之间的关系,仍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