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准备金要求是指法律或监管规定要求银行或其他吸收存款的机构,针对特定负债(通常为客户存款)持有规定数量的合格准备资产。这一要求通常以规定负债基数的百分比表示,称为存款准备金率。合格资产通常包括存放在中央银行的资金;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也包括银行的库存现金。具体规则因国家和时期而异。
存款准备金要求具有多种用途:增强公众对存款可兑换为现金的信心,形成对银行准备金的稳定需求,影响银行融资成本,以及服务于货币政策或金融稳定政策。其重要性取决于所处的制度框架。一些中央银行会主动调整准备金率,另一些则实行零准备金要求,但仍能有效调控短期利率。
必须区分法定准备金与其他银行保障机制。准备金是主要用于支付和结算的流动资产;银行资本用于吸收损失;而更广泛的流动性监管则着眼于银行抵御融资压力的能力。因此,不能将存款准备金要求简单理解为要求银行将每笔存款的固定比例留存不动的规定,也不能将其视为对贷款规模普遍适用的机械性限制。
法律框架与计算方法
法定准备金要求包含四个主要要素:适用的机构、纳入准备金计提基数的负债、合格的准备资产,以及考核合规情况的期间。这些具体规定与名义上的准备金率一样,都会决定该要求的实际效果。仅适用于本币交易性存款的要求,与涵盖定期存款、批发融资和外币负债的要求,有着实质性差别。
最简单的法定准备金计算方式为:
其中, 表示法定准备金金额, 表示适用的准备金率, 表示须计提准备金的负债基数。如果一家银行有10亿货币单位的适用存款,准备金率为5%,则其法定准备金为5000万。较为复杂的制度会对不同负债类别适用不同的准备金率、扣除一定的豁免额度,或豁免规模低于规定门槛的机构。其一般化表达式为:
其中, 表示允许扣除的豁免额度。这只是用于说明的会计计算框架,并非普遍适用的法定公式。
准备金计提基数可以不包括对其他同受该准备金制度约束的机构所负的债务。如果不作此类排除,一笔同业存款就可能使最初接收客户存款的银行,以及随后接收同业存放款项的银行,都承担计提准备金的义务。其他排除规定则可能体现有关长期限融资、跨境交易或特定账户类型的政策选择。
合格资产也必须加以仔细区分。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余额,是其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同时也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库存现金是银行拥有的实物货币。政府证券虽然可能具有很高的流动性,但通常不计入中央银行准备金余额,除非法律框架明确允许将其作为准备资产。因此,另行规定的政府证券持有要求,并不一定属于狭义货币操作层面的准备金要求。
许多制度采用准备金维持期内的平均余额进行考核,而不要求每天持有相同余额。在这种情况下,准备金义务可表示为:
其中, 表示第 天的合格余额。计算期用于确定计提准备金所依据的负债;随后的维持期则规定相应准备金必须在何时持有。滞后计算使准备金义务具有可预测性,而更接近同期计算的安排,则使其与近期存款变动的联系更加紧密。报送规则、准备金不足的处罚,以及对超额或不足部分跨期结转的限制,共同构成这一框架的其余部分。
准备金需求与货币政策实施
准备金要求使银行对央行账户余额的需求中有一部分变得可以预测,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银行也需要这些余额来结算支付、满足现金提取需求,以及应对意外的资金流出。因此,银行对准备金的总需求既来自监管义务,也来自日常运营需要;取消前者并不意味着后者也随之消失。
在准备金稀缺体系下,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及其他工具提供准备金余额。如果准备金总供给相对于需求偏少,银行就会在货币市场上争相获取资金,推动隔夜利率上升。如果供给相对于需求过多,利率则往往会下降。央行可以根据对支付资金流、现金需求、政府交易和准备金义务的预测,调整操作规模,使市场利率维持在政策目标附近。
平均考核机制使银行在准备金维持期内能够更灵活地安排准备金持有量。如果银行预计明天的隔夜融资成本较高,就可能在今天持有更多准备金,前提是这些余额可计入平均准备金要求。反之,如果预计之后的融资成本更低,银行今天就可能维持较低的余额。这种跨期替代可以缓和利率的日常波动。临近维持期结束时,银行必须在所剩不多的天数内弥补此前累积的缺口,调整的灵活性也随之降低。
在准备金充裕体系下,准备金供给超过满足最低准备金要求和日常结算需求所需的数量。此时,市场利率主要受央行设定的利率引导,包括准备金余额利率,以及央行贷款或存款便利的利率和相关条件。不同机构能否使用这些工具也很重要:无法直接在央行获得利息的非银行资金出借机构,可能愿意接受较低的市场利率;而银行可能面临资产负债表成本,因而无法实现完全套利。
降低准备金要求本身并不会增加银行体系在央行的准备金余额总量。如果银行体系持有的准备金为2,000亿,而法定要求从1,500亿降至1,000亿,那么最初的准备金总量仍为2,000亿;其中500亿只是从法定准备金重新归类为超额准备金。此后,央行可能回笼部分准备金,银行也可能调整其意愿持有量。反过来,提高准备金要求也不会实际抽走准备金,而是增加银行依法必须持有的数量。这一变化是否会使准备金市场趋紧,取决于央行如何应对。
这一区别在量化宽松之后尤其重要,因为大规模资产购买可能使银行持有大量准备金余额,而这些余额的规模并不取决于准备金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准备金率可能改变准备金的监管分类或付息待遇,却不会造成以往操作框架下的准备金稀缺状况。
银行放贷与货币乘数解释
介绍准备金要求时,经常会用到货币乘数。最简单的教科书模型假设,银行不持有超额准备金,公众不持有现金,所有存款均适用同一准备金率,且中央银行将准备金总量固定。在这些假设下:
其中, 为存款总额, 为准备金总额。准备金率为 10% 时,理论上的存款乘数为十。贷款发放后又存回银行,如此反复,便展示了存款总额如何能够超过支撑银行体系的中央银行货币数量。
这一模型是在严格的行为假设下建立的会计框架,并不能完整描述现代银行如何作出放贷决策。银行发放贷款并将款项记入借款人账户时,通常会同时创造一项贷款资产和一笔等额的存款负债。银行一般不会在这一时刻将等额的中央银行准备金转给借款人。存款货币的创造与使用中央银行货币结算支付,是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两个过程。
如果借款人向另一家银行的客户付款,准备金通常会从贷款银行转移至收款人所在的银行。贷款银行必须管理由此产生的融资与结算需求。它可以吸收存款、向其他机构借款、出售资产,或在满足适用条款及抵押品要求的情况下获得中央银行信贷。单家银行不能假定自己总能以可接受的价格获得准备金,但银行体系也无法仅靠成员银行之间相互拆借准备金,就增加全体系在中央银行的余额总量。
放贷决策还取决于预期盈利能力、借款需求、信用风险、资本要求、融资条件以及银行的风险偏好。准备金充裕的银行可能因为缺乏合适的借款人,或受到资本约束而不愿放贷。银行若发现有利可图的放贷机会,也可能在批准贷款后再安排融资,前提是能够履行监管与支付义务。
教科书中还有一种更一般的关系式,将现金持有量与超额准备金纳入考虑:
其中, 是广义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比的简化形式, 是公众持有的现金与存款之比, 是银行超额准备金与存款之比。这一表达式说明,仅看法定准备金率的倒数并不足够。不过,它仍然依赖于简化的制度结构,也没有解释其中各项比率是如何确定的。
在以利率为目标的体系中,中央银行通常会按照符合其操作目标的条件供应准备金,而不是将准备金数量永久固定、不作调整。因此,准备金要求可能更直接地影响银行融资的价格与构成,而非为贷款总量设定一个稳定的数量上限。
融资成本与货币政策传导
当法定准备金余额的收益率低于可比低风险资产的收益率,或低于为其融资的边际成本时,准备金要求就可能带来成本。因此,其经济负担取决于准备金率、计息规则、市场利率以及纳入计提基数的负债。在市场利率接近零时,不付息的准备金要求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可能很小,但随着利率上升,这一成本可能大幅增加。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家银行以利率 吸收一单位须计提准备金的存款,将其中比例为 的部分作为法定准备金持有,获得收益率 ,并将其余部分配置于生息资产。不考虑资本成本、运营费用、违约损失和税收,为支付存款利息所需的资产收益率为:
如果存款成本为4%,准备金率为10%,且准备金不计息,那么其余资产的收益率必须达到约4.44%,才刚好足以支付存款利息。如果准备金也获得4%的收益率,相应所需的资产收益率就是4%。这个例子仅单独呈现了准备金要求造成的融资成本差额;实际贷款定价还包含若干其他因素。
由于不付息的准备金要求可能降低银行收益,它有时被描述为一种类似税收的工具。它通常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税收,而且准备金仍是银行的资产,并未成为直接向国家缴纳的款项。不过,低于市场水平的准备金利息可能将收入转移给中央银行,并有可能增加其净收入。最终的财政影响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费用支出、其他资产和负债,以及利润上缴安排。
这一负担不一定最终由银行股东承担。银行可能通过降低存款利率、提高贷款利率、增加收费或改变负债结构来应对。成本如何分摊,是一个税收归宿问题,受到竞争状况以及借款人和存款人对价格敏感程度的影响。豁免规定和分档准备金率也可能对不同机构产生不同影响。
准备金要求的调整通过多种渠道发挥作用。提高准备金率可能增加融资成本、提高准备金需求,并促使银行转向无须计提准备金的负债。降低准备金率则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贷款或总需求是否会出现显著变化,取决于准备金要求的实际约束程度,以及中央银行是否通过其他操作抵消其影响。
因此,降低准备金率并不必然等同于降低政策利率。它的主要作用可能是减轻监管成本、释放原先必须持有的准备金余额、适应存款的结构性增长,或抵消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其他项目引起的流动性回笼。解读这一政策,需要考察整个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而不能只看公布的准备金率。
历史发展
准备金要求源于保障银行负债能够兑换为更广泛接受的结算资产的努力。在金属货币制度下,银行需要持有铸币或金银,以兑付银行券和存款。法定准备金规则将银行的一部分负债与金属货币或其他获准资产挂钩,试图以此保障兑付承诺。这类规则可以约束单家银行,但其成效取决于准备金的构成、存放地点以及公众的信心。
在美国,1863年和1864年的《国民银行法》建立了按地理位置实行差别规定的准备金体系。位于主要金融中心以外的银行,可以将部分准备金以存款余额的形式存放于指定城市的代理银行。这种安排节省了实物现金的使用,却也形成了相互关联的债权:一家银行依法可用的准备金,可能被投资于其他地方,或转存至别处。在恐慌期间,同时出现的现金需求会使整条链条承受压力。
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为核心重组了这一体系。随后的改革将会员银行的法定准备金集中存放于各联邦储备银行。中央银行贴现窗口的发展和结算余额的集中存放,改变了准备金的含义:准备金不再主要是分散持有、用于独立应对每一笔兑付需求的储备。
准备金政策在大萧条期间尤为引人关注。1936年8月至1937年5月,美联储分三次将会员银行的准备金要求提高了一倍。政策制定者希望冻结已积累的大量超额准备金中的一部分。随后发生的1937—1938年经济收缩,使这些决定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准备金收紧的同时,还发生了其他重要变化,包括财政紧缩和美国财政部实施的黄金冲销政策。如果不考虑这些同期因素的影响,就不能将此次经济下行完全归因于准备金要求的调整。
战后的金融创新削弱了以准备金为基础的货币关系的稳定性。银行及其客户开发出不属于现有准备金规定范围的工具,包括其他类型的存款账户、离岸融资以及其他基于市场的负债。在美国,1980年的《货币控制法》将准备金要求扩展至更广泛的存款类机构,缩小了此前因是否为美联储会员而产生的差异。此后,零售存款自动转存计划根据适用规则,在不同账户类别之间重新分配余额,进一步减少了须计提准备金的交易账户余额。
20世纪后期,随着以利率为基础的政策框架占据主导地位,多个发达经济体取消了传统准备金要求,或降低了其在政策操作中的重要性。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资产购买计划,使多个司法管辖区的银行持有的央行准备金大幅增加。美国将准备金率降至零,自2020年3月26日起生效。这一调整取消了最低准备金义务,但并未取消准备金账户、银行的流动性需求,也未取消通过政策设定利率实施货币调控的做法。
不同货币体系之间的差异
各国准备金制度在法律基础、操作目标和政策调整频率上各不相同。因此,如果不比较准备金计提基数、付息安排和合格资产,仅比较名义上的准备金率,就可能产生误导。对广泛负债类别实行的5%准备金要求,可能比仅针对狭窄类别实行的更高准备金率约束更强;而对准备金全额付息,则能显著降低这两种安排的成本。
在美国,准备金要求受依据《联邦储备法》制定的D条例约束。在2020年3月准备金率降至零之前,该制度对净交易账户实行分档准备金率,并设有豁免额度和适用较低准备金率的档次。银行可用库存现金满足准备金要求,不足部分则以存放在联邦储备银行的余额补足。在充裕准备金框架下,准备金余额利息及其他由央行设定条件的操作工具,成为引导短期利率的核心手段,而正值的准备金率已不再是实现这一操作目标的必要条件。
欧洲中央银行对欧元区内符合条件的信贷机构实行最低准备金制度。自2012年1月18日开始的准备金维持期起,标准准备金率由2%下调至1%。计提基数包括指定的短期存款和债务证券负债,并适用相应的排除项和扣减项。是否达标依据维持期内的平均余额判定。此前,法定准备金按与政策利率挂钩的利率计息,但自2023年9月20日开始的维持期起,其利率被设定为零。这说明,即使准备金率不变,付息安排的变化也能改变其经济意义。
中国一直将存款准备金率作为一项积极运用的政策工具,与政策利率、借贷便利及其他流动性操作配合使用。不同类别的机构适用不同的准备金率,同时还通过定向安排支持特定类型的信贷投放。下调准备金率可以减少银行必须持有的准备金余额,但其净流动性效应取决于央行同期开展的操作及其他资产负债表资金流动。因此,不能仅用准备金乘数模型来解释中国的制度框架。
印度区分现金准备金率与法定流动性比率:前者要求列入法定名录的银行,根据指定的净活期和定期负债,在印度储备银行维持现金余额;后者则要求银行持有指定的流动资产,包括符合条件的证券。两者都是相关的监管约束,但并非可以互换的概念。前者涉及存放于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现金,后者则涵盖范围更广的资产持有义务。
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实践表明,正值的准备金率并非中央银行运作的必要条件。加拿大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取消了传统准备金要求。英格兰银行曾采用以准备金持有量及其付息安排为政策实施核心的框架,而非传统的按存款固定比例计提准备金的制度。这些差异反映的是各地在准备金需求、支付结算和利率控制方面的制度选择,而不是银行体系监管程度高低的简单区分。
与流动性监管和金融稳定的关系
准备金要求可以确保银行持有最低数量、可立即用于结算的资产,但并不等同于全面的流动性缓冲。如果为避免违反监管规定,准备金必须始终保持不可动用状态,那么其在压力时期的实际作用可能有限。平均考核条款、央行融资工具的可获得性,以及允许临时动用准备金余额的规则,都会影响准备金要求究竟是有助于增强抗风险能力,还是仅仅增加了一项约束。
巴塞尔协议三框架下的流动性覆盖率针对的是另一个问题。它要求银行持有足够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以覆盖模型估算的30天压力期内的现金净流出。其分母是基于压力情景测算的现金流出指标,而非简单地以某一固定类别的存款为基数。根据适用规则,其分子除央行准备金外,还可包括符合条件的政府证券及其他合格资产。准备金余额只有在相关框架允许其在压力时期被动用的范围内,才能计入。
资本要求又有所不同。当资产价值下降或借款人无法偿还债务时,资本用于吸收损失。准备金提供支付手段,但本身并不会增加净资产。如果银行其他资产的损失超过其资本,即使持有大量准备金,也仍可能资不抵债。反之,一家具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如果在资产变现或获得融资之前就有款项到期应付,也可能面临流动性短缺。区分偿付能力与流动性,是理解准备金规则的关键。
准备金要求也无法保证银行免遭银行挤兑。提款规模可能超过法定准备金数额,而电子转账的速度可能进一步加剧流动性需求。存款保险、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的支持、有效监管以及银行处置安排,分别应对这一脆弱性的不同方面。单凭固定准备金率,无法替代更广泛的制度框架。
尽管如此,准备金要求仍可为宏观审慎政策发挥作用。对短期负债或外币负债提出更高的准备金要求,可能提高那些存在展期风险或货币错配的融资结构的成本。准备金要求也可以随金融周期调整,不过其效果取决于替代融资的可获得性。外币准备金义务不应与央行持有的国家外汇储备混淆:前者是对金融机构施加的一项规定,后者则是货币当局持有的对外资产。
如果金融活动转向监管较宽松的机构或工具,准备金要求的审慎监管效益可能减弱。仅针对银行存款实施准备金要求,可能促使融资活动转向影子银行或离岸融资。因此,评估准备金要求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需要考察整个融资网络,包括流动性资产的分布,以及哪些机构能够在压力时期将这些资产转换为结算余额。
衡量、实证证据与政策设计
对存款准备金要求进行实证分析时,必须区分正式规定与其实际形成的约束。一个有用的切入点是考察实际准备金持有量与最低法定要求之间的差额。对于所持准备金余额远高于要求的银行,小幅提高准备金要求可能几乎不会立即带来融资压力。而准备金接近最低要求的银行可能反应更为强烈,尤其是在其获取批发融资或中央银行信贷的渠道受限时。
相关的政策变量往往不只是公布的准备金率。研究人员可以用法定准备金金额除以口径更广的存款或负债总额,计算有效准备金率;也可以根据市场收益率与准备金付息率之间的差距,估算隐性成本。这些指标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法定准备金率反映法律规定;有效准备金率体现覆盖范围;经付息因素调整的指标则近似衡量由此产生的融资成本差额。但这些指标都无法全面反映机构豁免、对未来政策的预期,或银行获取替代性负债融资的能力。
识别因果效应并不容易,因为准备金要求的调整本身就是对经济状况的政策回应。当局可能在信贷快速扩张时提高准备金要求,在经济放缓时予以降低。因此,简单的相关关系可能会误导人们,使其认为更高的准备金要求会促进放贷,或降低准备金要求会削弱经济活动。政策利率、外汇干预、监管规则和政府信贷计划的同期变化,也会造成进一步的识别困难。
更有助于揭示政策影响的研究设计会利用银行受政策影响程度的差异。如果一项调整因各家银行须缴纳准备金的负债占比不同而产生不同影响,研究人员就可以比较这些银行随后在融资和放贷行为上的变化。双重差分法可以用于对比受影响较大与较小的机构,前提是它们此前的变化趋势及其他相关条件具有充分的可比性。通过比较不同银行对同一借款人的放贷情况,贷款层面的数据有助于区分信贷供给收缩与借款需求下降。
对结果指标的衡量也需要谨慎。须缴纳准备金的存款减少,可能意味着资产负债表确实收缩,也可能只是反映资金转向了豁免账户或批发融资。获豁免机构增加放贷,可能抵消受监管银行放贷的减少。如果市场事先预期到政策公告,市场利率可能在政策实施日期之前就发生变化;而错开的准备金维持期则可能使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分散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发生。
因此,政策设计需要在货币调控、操作简便性、机构中立性与韧性之间作出权衡。将较广范围的负债纳入准备金要求,可以限制规避行为,但会增加报告要求,也可能影响被认为相对稳定的融资来源。采用平均准备金考核方式,可以平抑货币市场利率波动,但需要监测合规情况。对准备金付息可以减轻隐性负担,但会改变中央银行的支出,以及银行持有准备金余额的激励。分档准备金率可以兼顾机构规模差异,却也会产生将规模保持在门槛以下或重新安排负债结构的动机。最终形成的制度必须根据实际准备金需求、融资成本和行为反应来评估,而不能只看名义上的准备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