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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基金利率

联邦基金利率是准备金余额无担保隔夜借贷的利率,也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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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基金利率是指存放于联邦储备银行的资金余额用于无担保隔夜借贷时所收取的利率。它是一种市场利率,而非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直接收取的利率。其重要性在于,它是美国货币政策所针对的主要短期利率:市场对其未来走势的预期发生变化,会影响借贷成本、资产价格、支出、就业以及通货膨胀。

这一名称既可指单笔交易中协商确定的利率,更常见的用法则是指有效联邦基金利率,即根据这些交易统计得出的利率指标。有效利率不同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设定的目标区间。委员会确定期望的利率区间后,美联储再通过其设定的政策工具利率和市场操作,将有效利率维持在该区间内。

尽管操作框架经历了重大变化,联邦基金利率的经济作用始终延续。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通常通过调整相对稀缺的准备金余额供给来引导这一利率。在2008年之后形成的充裕准备金框架下,利率调控主要依靠准备金余额付息,以及其他能够影响货币市场参与者可选交易机会的政策工具。

基础市场及其参与者

联邦基金是存放在联邦储备银行、可即时动用的账户余额,并非联邦政府拨款、美国财政部借款或中央银行直接提供的贷款。贷出联邦基金的机构会将其在联邦储备银行账户中的余额,直接或通过代理行安排转入借款方的账户。借款方承诺还本付息,通常在下一个营业日偿还。这笔交易使银行准备金在机构之间重新分配,本身并不改变准备金总量。

这一市场的形成,源于各机构支付资金流动和准备金需求的差异。一家银行可能收到大额付款,另一家则可能面临客户提款或证券结算所需的资金支出。出借资金使余额充裕的机构能够赚取收益,借入资金则使另一家机构能够履行支付义务,或维持其期望的流动性水平。历史上,法定准备金持有要求一直是需求的重要来源。即使准备金要求为零,各机构仍看重准备金余额在结算、预防性流动性储备和内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

市场参与者包括美国本土存款机构、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和代理机构,以及符合资格的政府支持企业。2008年之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成为这一市场中尤为重要的贷款方。它们在联邦储备银行开有账户,但不能像符合资格的存款机构那样获得准备金余额利息。这种制度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联邦基金交易利率可能低于美联储向符合资格的银行支付的准备金余额利率。

联邦基金借贷是无抵押借贷:贷款方不会获得任何作为担保的抵押品。这与以证券为交易提供担保的回购协议不同。因此,即使期限很短,交易对手限额和信用风险评估仍然十分重要。机构通常会设定双边信用额度,经纪商则可帮助借贷双方进行撮合,而不成为最终借款方。

“隔夜”并不总意味着恰好按一个自然日计息。周五发放、周一偿还的贷款通常跨越三个自然日,遇到节假日时,这一间隔还可能延长。联邦基金市场也存在期限较长的交易,但广受关注的有效联邦基金利率衡量的是隔夜市场的利率。市场规模和参与者构成随时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不应将这一利率视为涵盖所有银行融资成本的综合平均值。

目标区间与有效利率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作出货币政策决策时,会设定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在2008年12月之前的大部分时期,该目标以单一数值表示。2008年12月16日,委员会改用0至0.25%的目标区间。此后的决策通常沿用目标区间的形式,既能表明委员会的政策设定,也承认市场上的各笔交易可能以不同利率成交。

有效联邦基金利率(EFFR)衡量的是实际交易情况,而非委员会设定的政策目标。自2016年3月1日起,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根据通过FR 2420报表报送的隔夜联邦基金交易,以交易量加权中位数计算该利率。计算时,先将交易按利率排序,再根据各笔交易的美元金额确定中位数。这一方法取代了此前基于经纪商撮合交易计算交易量加权平均值的方法。

交易量加权中位数不一定是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所采用的利率,也不是各笔交易利率的算术平均值。它对应的是累计交易量达到整个分布中间位置时的利率。这种方法能够限制利率异常偏高或偏低的交易对这一中心指标的影响。纽约联储还公布交易量和分布统计数据,帮助人们区分整体市场变动与集中在市场某一小部分的变化。

有效联邦基金利率在每个营业日公布,反映前一个营业日的交易情况。因此,即使金融市场同时在对未来政策决策的预期作出反应,已公布的利率数据仍然反映的是过去的情况。由于交易对手关系、议价条件、资产负债表成本以及资金需求出现的时间不同,各家机构实际支付的利率可能高于或低于这一利率。

政策利率的调整幅度通常以基点表示。一个基点等于0.01个百分点,因此,加息25个基点会使4.00%—4.25%的目标区间升至4.25%—4.50%。这与按比例上调25%并不相同。分析人士在构建历史序列时,可能采用目标区间的上限、下限或中点,但不能将这些取值惯例与实际观测到的有效联邦基金利率混为一谈。如果在比较时交替使用这些数值,就可能呈现出实际交易中并未发生的利率变动。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如何确定政策立场

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实现美联储法定目标的主要工具,这些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长期利率。在实际政策讨论中,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通常被称为“双重使命”。委员会综合评估劳动力市场、通货膨胀、实体经济活动、金融状况以及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而不是机械地对某一项统计数据作出反应。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通常每年召开八次例会,也可在情况需要时于两次会议之间采取行动。其投票成员包括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以及按轮换制担任投票成员的另外四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所有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都参与政策讨论,无论其在某次会议上是否拥有投票权。委员会的决策通过向纽约联储交易台下达指令,以及美联储理事会采取相关行动来落实。

通胀目标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的年度变化率来界定。2012年1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正式宣布将2%设为长期通胀目标。这一指标不同于消费者价格指数,但两者都是评估物价走势的依据。充分就业没有固定的数值目标,因为可持续的就业水平会随人口结构、制度、生产率以及其他不受货币政策直接控制的因素而变化。

由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时滞,利率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预测。当前失业率较低,可能同时伴随着需求走弱;而通胀暂时上升,也可能源于供应中断,而非支出持续过度。因此,除了主要经济数据,政策制定者还会考察工资走势、劳动力参与率、职位空缺、信贷状况以及衡量通货膨胀预期的各项指标。

沟通也是决策过程的一部分。政策声明、会议纪要、新闻发布会和《经济预测摘要》传达了委员会的评估,以及与会者基于特定条件作出的前景判断。对适当政策利率的预测,即“点阵图”,反映的是各位与会者的个人判断,其中也包括没有投票权的与会者,而非对委员会具有约束力的计划。前瞻性指引可以通过改变市场对未来短期利率路径的预期,在目标区间调整之前就影响金融状况。

准备金稀缺框架下的政策实施

2008年以前,美联储通常采用准备金稀缺的操作框架。银行对准备金余额的需求取决于准备金要求、结算需要,以及日终资金不足所带来的成本。由于准备金总供给有限,可用余额的相对小幅变化就可能影响隔夜利率。美联储的操作任务是提供适量准备金,使市场交易利率维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目标附近。

主要工具是公开市场操作。纽约联储通过买卖证券或开展临时性交易,投放或回笼准备金。美联储买入证券时,会向准备金账户贷记相应金额,从而增加准备金总量;卖出证券则产生相反的效果。临时性回购协议可以在有限期限内提供准备金,而不必永久改变证券投资组合。这些操作调整的是银行体系的准备金总供给,而联邦基金交易只是重新分配既有的准备金存量。

准备金需求受到法定准备金要求相关规则的影响,也取决于是否允许以维持期内符合条件的准备金余额平均值来满足要求。平均计算机制使机构在准备金持有时点上具有一定灵活性,降低了每天维持相同余额的必要性。即便如此,临近结算截止时间或维持期结束时,随着弥补此前准备金缺口的机会逐渐减少,需求仍可能变得缺乏弹性。

交易台还必须预测那些不受其自主操作控制、却会改变准备金供给的“自主性因素”。银行从联储银行提取现金以满足现钞提取需求时,准备金余额会减少。美国财政部在美联储的账户余额变动也会影响准备金:税收收入和财政部借款可能使资金从银行账户转入财政部账户,而政府支出通常使资金向相反方向流动。预测误差可能给联邦基金利率带来意料之外的上行或下行压力。

贴现窗口提供了另一种央行流动性来源。2003年,美联储推出了面向整体状况稳健的存款机构的一级信贷计划,其利率通常高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原则上,这类贷款为获取准备金的成本设定了上限。但在实践中,抵押品要求、操作安排,以及机构因担心借款被视为经营状况不佳而不愿借款,使其无法充当完全刚性的利率上限。因此,准备金稀缺体系需要积极的日常管理,而不能只是宣布目标后,就任由市场自动向目标收敛。

充裕准备金条件下的政策实施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的操作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紧急贷款和大规模资产购买使美联储的资产规模和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余额大幅增加。2008年10月,美联储开始对准备金余额支付利息。准备金变得充裕后,小幅调整其供给量便不再能可靠地推动联邦基金利率变动,因为许多银行持有的准备金余额已超过即时结算和满足监管要求所需的水平。

准备金余额利息(IORB)由此成为主要的政策实施工具。对于符合资格的银行而言,在美联储持有准备金余额可以获得安全的隔夜收益。除非受到其他成本或制度因素的影响,否则以明显低于这一水平的利率贷出这些资金通常缺乏吸引力。美联储通过调整IORB,改变了私人部门隔夜放贷的一项重要替代选择的收益率,进而影响银行愿意接受的放贷利率。

IORB并不能构成具有完全约束力的市场利率下限。一些重要的资金出借方,包括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无法直接获得这项利息。银行可以向这些机构借入资金并将其留存在美联储,从中赚取利差,但其意愿受到资产负债表成本、杠杆率要求、内部限额和其他费用的制约。这些摩擦解释了为什么有效联邦基金利率(EFFR)经常低于IORB,但这并不意味着美联储已失去对货币政策的控制。

隔夜逆回购工具(ON RRP)向更广泛的合格交易对手提供了另一种隔夜投资选择,其中包括符合条件的货币市场基金和政府支持企业。在这类操作中,美联储出售证券,并约定于次日购回。该工具的报价利率为符合资格的现金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选择,使其不必在其他市场以更低利率出借资金,从而对货币市场利率形成支撑。由于存在交易对手资格要求和操作限额,它只是一种辅助机制,并非适用于每一笔交易的无条件利率下限。

2019年1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确认有意采用充裕准备金制度,主要通过管理利率,而不是频繁调整准备金供给量来调控利率。自2020年3月26日起,法定准备金率降至零。2021年7月,原先分别适用于法定准备金余额和超额准备金余额的两种利率,被统一的IORB利率取代。不过,“充裕”并不意味着无限:准备金仍须足以满足各机构的需求,而总量充裕也可能与分布不均或暂时性的融资压力并存。

联邦基金利率政策作用的历史演变

联邦基金市场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银行希望更高效地管理准备金头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市场的重要性有所提升,尤其是随着货币市场交易日趋活跃、银行业务惯例发生变化,隔夜准备金市场的作用更加突出。此后,联邦基金利率逐渐成为衡量货币状况的核心指标,不过美联储偏好的政策操作方式曾多次改变。

在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美联储于1979年10月6日宣布对政策操作方式作出重大调整,将重点转向控制非借入准备金,而非把联邦基金利率稳定在狭窄区间内。此举旨在抑制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此后,联邦基金利率剧烈波动,在1980年和1981年的部分时期升至约20%。随之而来的货币紧缩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初严重经济衰退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有助于降低通胀。

1982年,美联储不再严格以非借入准备金为操作目标。此后,利率管理重新占据重要地位,不过当时对外披露政策的方式仍不如今天明确。1994年2月4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始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公布政策行动,标志着政策沟通方式的一次重大变化。1995年7月,其公告明确提及了拟实现的联邦基金利率。这些变化使政策设定更易于观察,市场不必再依靠对交易台操作的解读来判断政策意图。

在2007—2009年的危机期间,目标利率从2007年9月的5.25%降至2008年12月的0—0.25%区间。由于常规降息空间已基本耗尽,美联储扩大了资产购买和政策沟通措施的运用。目标利率一直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直至2015年12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始加息。此后数次加息使目标区间在2018年12月升至2.25%—2.50%,随后又在2019年下调。

2020年3月,新冠疫情冲击经济活动和金融市场,美联储通过两次紧急降息,将目标利率重新降至0—0.25%。在高通胀背景下,新一轮紧缩周期于2022年3月启动。到2023年7月,目标区间已升至5.25%—5.50%。这些阶段既表明联邦基金利率始终发挥着政策信号的作用,也体现了实现这一利率目标所依托的制度机制不断变化。进行历史比较时,必须区分主动调整目标利率、市场波动以及操作框架变化这几种情况。

向金融条件和经济活动的传导

联邦基金利率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而不是因为大多数家庭或企业会在联邦基金市场上借款。政策利率的变动会影响其他短期利率以及对未来利率的预期。这些预期有助于决定较长期收益率,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中的支出和金融决策。

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一个简化关系式为

yt(n)≈1n∑k=0n−1Et(it+k)+τt(n),y_t^{(n)} \approx \frac{1}{n}\sum_{k=0}^{n-1}E_t(i_{t+k})+\tau_t^{(n)},

其中,yt(n)y_t^{(n)} 是期限为 nn 期的收益率,Et(it+k)E_t(i_{t+k}) 表示预期的未来短期利率,τt(n)\tau_t^{(n)} 是期限溢价。这只是近似关系,而非精确的定价方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如果市场预期某次利率变动将持续,其对较长期收益率的影响,可能大于幅度相同但预计很快就会逆转的利率变动。期限溢价也可能独立变动,因此长期利率不一定会与联邦基金利率等幅变动。

借款成本上升往往会抑制对利率敏感的支出。如果设备购置或建设项目的预期回报不再高于融资成本,企业可能会推迟这些计划。家庭可能面临成本更高的汽车贷款、浮动利率债务或新增抵押贷款。对于已有的固定利率借款,借款人起初并不会因利率变动而改变合同约定的利息支付额,因此,债务在不同借款人之间的分布及其期限结构,会显著影响政策传导的速度。

资产价格和信贷供给构成了其他传导渠道。贴现率上升可能降低预期未来收入的现值,从而影响股票和房地产的估值。随着融资成本、借款人风险和经济前景发生变化,银行可能调整贷款标准。这些效应会影响总需求、就业,并最终影响物价压力,但它们既不会即时发生,也不会与政策利率的变动机械地成正比。

汇率可以将政策影响传导至国际层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的预期利率相对于国外利率上升,美元可能获得支撑。美元走强会降低进口商品的美元成本,但也可能削弱对美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并使持有美元债务的外国借款人面临更紧的融资条件。汇率的实际走势取决于市场预期、风险情绪和海外形势,因此加息并不必然带来美元升值。由此可见,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更广泛的金融与经济环境。

实际利率、中性利率与政策规则

名义联邦基金利率并不能完整衡量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支出和投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以购买力衡量的预期借款成本。事前实际短期利率通常可近似表示为

rt≈it−Et(πt+1),r_t \approx i_t-E_t(\pi_{t+1}),

其中,iti_t 为名义利率,Et(πt+1)E_t(\pi_{t+1}) 为相应期限内的预期通胀率。因此,即使名义利率保持不变,预期通胀下降也会使其紧缩作用增强,而预期通胀上升则会使其紧缩作用减弱。

经济学家经常将实际政策利率与自然利率进行比较,后者通常记作 r∗r^*。在特定模型中,自然利率是与经济在可持续产能水平上运行、通胀保持稳定相一致的理论实际利率。它无法被直接观测。对它的估计取决于有关生产率、人口结构、储蓄、投资需求和金融状况的假设,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也会不断修正。

相应的中性名义利率可近似表示为 r∗+π∗r^*+\pi^*,其中 π∗\pi^* 为通胀目标。区分这两种利率,有助于解释为何在某一时期被视为偏高的名义利率,在另一时期可能只是适中水平。通胀高企时,即使名义利率很高,实际利率仍可能较低。反之,当通胀和均衡实际利率均处于低位时,按历史标准看并不高的名义利率,也可能产生明显的紧缩作用。

政策规则提供了系统性的参照基准。约翰·B. 泰勒于1993年提出的规则,将政策利率与通胀和产出缺口联系起来。广义的泰勒规则可写为

it=r∗+πt+a(πt−π∗)+by~t,i_t=r^*+\pi_t+a(\pi_t-\pi^*)+b\tilde{y}_t,

其中,y~t\tilde{y}_t 衡量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偏离程度,aa 和 bb 则描述政策的反应力度。泰勒最初用于说明的设定,将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系数均设为0.5,并对均衡实际利率和通胀目标作出了数值假设。

这类规则阐明了政策应对通胀和经济闲置产能的逻辑,但并不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必须遵循的指令。潜在产出、均衡利率,乃至当前经济状况,都无法得到完全准确的衡量。金融危机、供给冲击以及政策公信力的变化,也可能使简单规则无法充分涵盖实际情况。将目标利率与多个基准进行比较,有助于理解政策选择,但任何单一的数值差距都不足以毫无争议地判定政策立场。

相关基准利率、衍生工具与市场预期

美国有几种利率与联邦基金利率密切相关,但衡量的是不同类型的交易。担保隔夜融资利率(SOFR)于2018年4月首次发布,衡量回购市场中特定板块以美国国债为抵押的隔夜借款成本。相比之下,有效联邦基金利率(EFFR)衡量的是无担保联邦基金借款的成本。由于抵押品、交易对手和市场结构不同,这两种利率可能出现偏离,尤其是在结算日前后或资金面承压时。

最优惠贷款利率是商业银行自行设定的贷款参考利率。大型银行通常会随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调整而同步调整这一利率,但它并非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决定,也不是所有企业贷款或消费贷款实际支付的利率。同样,短期国债收益率反映的是市场对政府债务的定价,其中包含期限、抵押品价值、供给以及对未来政策的预期等因素。美联储的一级信贷利率则是其为贴现窗口借款设定的管理利率,而非银行间交易利率的衡量指标。

联邦基金期货使市场参与者能够针对某个日历月的平均有效联邦基金利率进行套期保值或建立交易头寸。其惯常报价方式为100减去隐含的月平均利率。因此,95.00的期货价格对应的隐含平均利率为5.00%。由于结算取决于月平均利率,月底举行的议息会议对该合约参考期内利率的影响天数,少于月初举行的会议。

将期货价格换算为特定会议政策结果的概率,需要作出若干假设。分析人士必须明确可能的目标利率结果、目标区间与有效联邦基金利率之间的关系,以及调整生效的时间。风险溢价和套期保值需求也可能影响价格。因此,报道中所说的“降息概率”是根据定价模型推算出来的,并非直接调查的结果,也不是必然应验的预测。多种不同的未来政策路径,都可能产生相同的预期月平均利率。

隔夜指数掉期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也能传递有关短期利率预期的信息。它们的定价通过套利机制与现货市场相联系,不过,资产负债表约束和交易成本可能使两者无法完全一致。期货和掉期往往会在目标利率尚未调整之前,就对就业报告、通胀数据发布以及央行沟通作出反应。它们尤其有助于区分政策决定中已被市场预期的部分,以及决定公布时可能引发资产价格变动的意外部分。

操作局限、市场压力与政策解读

传统利率政策的一个主要局限是有效下限。如果名义利率降至远低于零的水平,持有现金可能变得更有吸引力,但储存、保险和交易成本意味着实际下限不一定恰好为零。在2008年或2020年的危机期间,美联储都没有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设为负值,而是在接近零的利率基础上,辅以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和流动性措施。

利率政策也必须与资产负债表政策区分开来。资产购买可以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不立即变化的情况下,影响较长期收益率、市场运行和准备金供给。资产负债表缩减可以在目标利率不变的同时减少准备金。在准备金充裕的体系下,即使资产负债表规模很大,美联储仍然可以提高政策利率,因为其政策操作立场由管理利率决定,而不只取决于准备金的稀缺程度。

2019年9月的融资市场动荡表明,准备金是否充足并不仅仅取决于整个体系的准备金总量。企业缴税和美国国债交易结算共同推动回购利率急剧上升,而金融机构重新分配流动性的意愿和能力却受到限制。9月17日,有效联邦基金利率(EFFR)升至2.30%,超过当时目标区间2.25%的上限。纽约联储通过回购操作提供流动性,随后美联储开始购买短期国债,以维持充裕的准备金。

2021年7月,美联储设立常备回购便利,以支持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市场的平稳运行。此类工具是对政策目标的补充,而非替代。为缓解融资压力而开展回购操作,并不一定意味着作出了刺激总需求的决定。同样,旨在维持市场正常运行的紧急贷款,也可以与限制性的利率政策同时实施。

解读政策时,还需要区分政策冲击与对经济消息的反应。降息可能与股价下跌同时发生,因为两者都反映了经济前景的恶化;这种相关性并不能证明降息导致了股价下跌。研究人员利用政策公告窗口期内的价格变化、预测数据和统计识别方法,分离出未被预期到的政策变化,但要将政策行动的影响与中央银行所传递信息的影响区分开来,仍然十分困难。联邦基金利率是一项可观测的政策工具,也是一个影响力很强的参照指标,但其效果取决于预期、金融结构以及促成政策决定的具体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