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要货币政策决策机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委员会决定全国货币政策的立场,最显著的方式是设定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同时还负责指导美联储所持证券的交易。其决策影响美国的借贷成本、金融状况、就业和通货膨胀,也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委员会由美联储理事会的七名理事和五名拥有投票权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组成。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均参与政策讨论,但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五人拥有投票权。这一架构将联邦层面的理事会与代表全国不同地区的机构结合起来。委员会通常每年召开八次例会,也可在形势需要时于会议间隙采取行动。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法定职责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长期利率为核心。其工作不仅是确定短期利率,还包括制定证券购买及资产负债表政策、传达对未来政策的判断,以及评估金融领域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委员会的制度沿革反映了美国银行业、货币制度以及中央银行可用政策工具的历次变迁。
起源与法律沿革
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确立了一个中央银行体系,由设在华盛顿的管理委员会和十二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组成,但并未设立现今形式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早期的货币操作较为分散,各联邦储备银行买卖政府证券,部分是出于管理自身投资组合和收益的考虑。到了20世纪20年代,官员们日益认识到,这些交易也会改变整个银行体系的准备金水平和全国的信贷状况。因此,一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证券购买行为,可能产生远超其辖区范围的影响。
各联邦储备银行通过先后建立的协调机制,逐步加强合作。1923年成立了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随后又于1930年成立了公开市场政策会议。这些机构力图协调地区性操作与整个体系的货币政策目标,但其权限仍然有限。大萧条、大批银行倒闭,以及公众对美联储应对措施的不满,使要求进一步集中决策权责的呼声日益高涨。1933年的《银行法》依法设立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由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的代表组成,同时由联邦储备委员会保留重要的监督权。
1935年的《银行法》确立了现代委员会的核心架构:由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七名理事和联邦储备银行的五名代表组成。改组后的委员会于1936年开始运作。1942年通过的后续立法确立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永久投票席位,以及沿用至今的基本轮值安排。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2A条,各联邦储备银行必须按照委员会的指示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这一安排将影响全国货币状况的操作统一置于一个决策机构的管辖之下。
委员会在实际运作中的自主权,也是在与财政部的关系演变中逐步形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美联储通过支持政府证券价格,帮助维持较低的融资成本。随着通胀压力上升,这项承诺制约了货币调控。1951年3月达成的财政部—美联储协议终止了战时的利率支持安排,成为货币政策独立性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因此,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既不是一家独立的中央银行,也不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它是美联储的法定组成部分,拥有明确的决策权限。其历史演变使证券操作的控制权趋于集中,同时保留了地区参与,由此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纯粹政府性质的货币管理部门,也不同于仅由中央银行高管组成的委员会的机构。
成员构成、地区代表性与投票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依法设有十二个投票席位:美联储理事会的七个席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席位,以及由其他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按年度轮流担任的四个席位。理事会席位空缺时,实际在任的投票成员人数可能少于十二人。理事由美国总统提名,经参议院确认。理事的法定完整任期为十四年,各任期交错安排,旨在避免理事会人员构成发生骤变。
纽约以外的十一家联邦储备银行分为四个轮值组,每年从各组中选出一位行长担任投票成员。这四组分别为:波士顿、费城和里士满;克利夫兰和芝加哥;亚特兰大、圣路易斯和达拉斯;明尼阿波利斯、堪萨斯城和旧金山。任期从当年首次例行会议开始。没有投票权的行长仍会出席会议、陈述评估意见、接收政策材料并参与讨论。因此,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投票权,而非一方是掌握信息的内部人士,另一方是不参与决策的旁观者。
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任命程序与理事不同。行长由所在银行具备遴选资格的董事选任,并须经美联储理事会批准;经选举产生、代表成员银行的董事不参与行长遴选。行长任期五年,可以连任。这些安排体现了美联储兼具不同机构性质的组织结构,同时保留了地区领导人选须获联邦层面批准的要求。
委员会选举产生主席和副主席。按照长期惯例,美联储理事会主席同时担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主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则担任副主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承担着独特的操作职责,其交易台负责执行委员会有关国内证券交易的指令,以及经授权的外汇操作。该行的永久投票席位与这项操作职责彼此独立,但在制度上存在联系。
每位投票成员均有一票。决策通常经过充分讨论后作出,主席在拟订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提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反对票会被记录在案,其理由可能是主张采取更紧缩或更宽松的政策,也可能是反对声明或操作决定中的特定内容。全票通过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与会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或对政策路径的偏好完全一致。
地区代表的参与为委员会提供了有关各地就业、信贷、工业、农业和商业状况的信息。不过,委员会制定的是面向全国经济的政策。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并不各自掌握单独适用于本辖区的利率工具,其职责也不是为争取适合本地区的货币政策设置而讨价还价。这种组织结构的作用,是将多样化的信息和观点纳入全国统一的决策之中。
法定目标与货币政策策略
《联邦储备法》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促进“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长期利率”。这一表述通常被称为双重使命,因为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被视为政策操作的两大核心目标;持续的物价稳定也有助于维持适度的长期名义利率。法律条文并未规定具体的失业率目标、固定的利率规则,也没有规定应对每一种经济冲击的具体方式。
充分就业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观测到的常量。它会随着人口结构、劳动力参与率、技术、制度以及劳动者与岗位的匹配效率而变化。因此,委员会会考察广泛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包括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失业状况、劳动参与情况、职位空缺、工资变化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仅凭失业率较低,并不能断定就业水平已高到不可持续的程度;同样,由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失业率下降,也未必意味着状况有所改善。
物价稳定则有了更明确的量化解释。2012年1月,委员会首次发布《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认定长期保持2%的通胀率最符合法定使命。所选用的衡量指标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的年度变化率,而不是消费者价格指数。这两个指数在覆盖范围、权重和计算方法上有所不同。尽管政策制定者密切关注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通货膨胀,但长期目标针对的是整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这份策略声明也经历了演变。2020年8月,在完成一次公开的政策框架评估后,委员会采用了一种新做法:如果通胀率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低于2%,此后的政策很可能会以使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2%为目标。此次修订还强调了就业相对于充分就业水平的“缺口”。这些条款描述的是当时采用的政策框架,而非一成不变的法定要求。即使国会不改变其根本使命,委员会也可以修订其策略声明。
当各项目标指向不同方向时,政策制定就会变得尤为困难。不利的能源或供给冲击可能在推高通胀的同时削弱生产和就业。收紧政策或许能够抑制需求,防止通胀持续,但无法直接增加能源、半导体或劳动力的供给。委员会必须评估冲击可能持续的时间、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以及应对力度过大或行动过慢的风险。因此,其决策既要以长期名义目标为依据,也要结合对不确定条件下经济调整过程的判断。
会议、信息与决策过程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通常每年召开八次例会,一般间隔六至八周。会议通常为期两天,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委员会也可在例会之间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召开会议。紧急行动并不受例行日程限制:例如,2020年3月金融状况急剧恶化,促使委员会在正常例会之外作出重大决策。
早在与会者聚集之前,筹备工作就已开始。美联储理事会和各联邦储备银行的工作人员会分析生产、支出、就业、物价、信贷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理事会的保密简报材料称为**《青皮书》**,将经济评估与货币政策分析及备选方案汇集在一起。它由此前称为《绿皮书》和《蓝皮书》的两份出版物发展而来。这些材料提供了共同的分析基础,但与会者在各自工作人员的支持下,仍可能提出不同的预测和解读。
另一份公开报告**《褐皮书》**汇总了从十二个联邦储备区收集的定性信息,其来源包括与企业、社区组织、经济学家及其他方面的联系。这类信息可以在全国统计数据尚未清楚反映变化之前,揭示经济状况的转变,例如招聘计划的调整或交货延误的缓解。不过,它并非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调查,也不能取代官方数据提供的系统性证据。
会议首先听取工作人员简报和金融市场操作报告,随后讨论经济前景及政策备选方案。与会者会考察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住房、工资、通胀及金融状况的变化。他们还会审视基准预测面临的风险,包括发生概率较低、但可能造成高昂代价的事件。随后,主席推动委员会就政策立场及配套沟通达成决定。有投票权的委员正式批准相关政策行动及指令。
这一过程必须考虑到数据存在滞后、不完整以及后续修订的情况。就业或产出的初步估计值日后可能大幅调整,而经济的可持续生产能力等重要变量又无法直接测量。因此,决策反映的是当时能够获得的信息,而非多年后才掌握的更完整资料。
公开声明和实施说明将会议讨论转化为操作指令,并对决策作出解释。其措辞十分重要,因为它能够区分当下采取的行动与对未来行动的有条件预期。声明还会记录表决结果,并列明持异议者。尽管主席是委员会最受公众关注的发言人,决策仍由委员会集体作出。
利率调控与操作框架
联邦基金利率是符合条件的机构之间开展准备金余额隔夜交易的利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通常不直接设定每笔交易的利率,而是设定一个目标区间,并通过相应的操作框架,使市场利率保持在该区间内。这一区别体现了政策目标与实施工具之间的不同。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依靠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管理银行准备金的供给。在准备金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供给量的微小变化就可能影响隔夜利率。纽约联储交易台通过买入、卖出及临时性交易来调节准备金,并将现金需求、财政部现金流等因素纳入考量。委员会通常以单一目标利率来表明其政策立场。
2008年之后的大规模资产购买大幅增加了准备金余额。在准备金充裕的环境下,对准备金数量进行微调已无法像以往那样可靠地调控隔夜利率。美联储逐步转向充裕准备金框架,在这一框架下,管理利率发挥主要作用。准备金余额利息使符合条件的银行能够从存放在央行的资金中获得回报,从而影响这些银行在货币市场上愿意接受的利率。
并非所有重要的货币市场资金出借方都能获得准备金余额利息。因此,隔夜逆回购协议工具提供了另一种手段:符合条件的交易对手可以向美联储隔夜融出资金,以证券作为担保,并获得规定的回报。这项工具有助于为隔夜市场利率确立下限。不过,有效联邦基金利率不一定等于准备金余额利率,因为市场准入、监管成本及机构差异都会影响交易。
货币政策的实施职责由美联储体系内的不同机构分担。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设定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并指导公开市场操作。美联储理事会决定准备金余额利率。贴现窗口的一级信贷利率由各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制定,须经理事会审查和核定。这些决策相互协调,但在法律上各自独立;将美联储的所有利率都称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利率,会掩盖这种职责划分。
准备金稀缺与准备金充裕之间的区别,也解释了为什么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政策立场发生同等程度的变化。当准备金仍然充裕时,美联储可以提高短期利率,而无须先出售足够多的证券,使准备金变得稀缺。反过来,为维持充足准备金而进行的技术性购买,也不一定代表新一轮货币刺激计划。一项操作的意义,取决于其目的、规模、沟通方式及所处的操作框架。
证券持仓与资产负债表政策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指导通过美联储系统公开市场账户(SOMA)开展的证券操作。该账户的投资组合包括美国国债,以及金融危机后大量持有的机构债务证券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纽约联储根据委员会的授权和指令,代表整个联邦储备系统执行交易。委员会还可以授权开展外汇操作,但这类操作有别于常规的国内货币政策实施。
证券购买会改变私营部门的资产构成。美联储购买证券时,交易结算通常会增加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余额。卖方交出证券,并通过结算过程获得存款或其他流动性债权。从整体来看,私营部门持有的所购种类证券减少,而持有的中央银行负债增加。这并不意味着银行会机械地将每新增一美元准备金按固定倍数转化为贷款:放贷还取决于资本、风险、借款人需求、融资条件和预期盈利能力。
大规模资产购买通常称为量化宽松,旨在常规短期降息受到限制或市场运行受阻时影响金融条件。购买较长期证券可以减少投资者承担的久期风险,并降低期限溢价。购买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可以影响抵押贷款市场的利差和融资条件。相关公告还可能传达有关宽松政策预计持续时间的信息。这些渠道的相对重要性因时期而异。
投资组合政策还包括再投资和到期处置决策。将收到的本金偿付款用于再投资,可以使持仓规模保持大体稳定;而允许证券到期后不予全额补充,则会使投资组合规模逐步缩小。因此,资产负债表缩减通常被称为量化紧缩,可以通过被动到期缩减而非直接出售证券来推进。设置每月到期缩减上限,可以控制缩减速度,并提高这一过程的可预测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还存在一个额外的复杂因素,因为其本金偿付部分取决于抵押贷款再融资和住房交易情况。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除准备金余额外,还有其他负债,尤其是流通中的货币和财政部账户余额。即使没有买卖证券,这些项目的变化也可能改变准备金水平。因此,证券持仓减少,不一定会同时带来等额的准备金减少。准备金在各机构之间的分布也会影响市场运行。
投资组合的收益和亏损属于会计结果,而非独立的货币政策目标。在美联储为其负债支付的利率上升后,较长期证券可能仍在产生相对较低的收益。按照美联储的会计处理方式,在支出超过收入的时期,可能会形成递延资产,并暂停向财政部上缴收益。这类会计结果本身并不妨碍委员会实施政策,但这意味着,在履行公共问责责任时,需要考虑资产负债表决策带来的财务后果。
对经济的传导及国际影响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策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经济,而不是直接控制家庭支出或企业投资。政策利率上调通常会推高短期市场利率,也可能影响对未来利率的预期。较长期的借贷成本还取决于通胀预期、风险溢价以及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因此,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变动,并不会使每一种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公司债券收益率或银行贷款利率都发生同等幅度的变化。
预期实际利率的简化关系式为
其中, 为名义利率, 为相关时期的预期通胀率。这一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名义政策利率在不同通胀环境下可能意味着不同程度的紧缩。因此,政策分析会考察实际借贷成本和更广泛的金融条件,而不只是看名义利率相对于历史水平是高还是低。
融资成本上升可能减少住房需求,抑制对利率敏感的投资,并改变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激励关系。它还可能影响资产估值和银行信贷的可获得性。这些反应会影响总需求、就业,并最终影响价格制定。各个传导渠道的作用强度和见效时间,会因债务结构、固定利率合同、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及家庭财务状况而异。对通胀的影响通常要经过较长且不确定的时滞才会显现。
预期使政策能够在利率实际调整之前就影响经济和金融状况。如果投资者预期紧缩将持续,收益率和汇率可能立即作出调整。前瞻性指引正是有意识地通过沟通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来影响这些预期。不过,市场反应取决于决策背后的原因:如果一次意外加息被解读为经济前景更强劲的信号,其后果可能不同于被解读为应对通胀恶化的加息。
由于美元广泛用于贸易计价、借贷和金融交易,国际传导尤为重要。美国利率的变化可能影响资本流动、美元融资成本以及其他货币的汇率。对于收入以其他货币计价的借款人,美元升值可能提高其偿付美元债务的成本。其他中央银行可能会针对由此引发的国内通胀和金融条件变化作出反应,但在法律上并无义务跟随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政策。
委员会的职责范围限于美国国内,但履行职责所需的信息来自全球。海外经济衰退、大宗商品价格变化、金融压力和供应中断,都可能反过来影响美国的就业和通胀。因此,国际影响是委员会经济评估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委员会另有一项面向全球的法定货币政策职责。
沟通、预测与问责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沟通方式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加透明。1994年以前,政策调整通常不会立即公布,市场参与者往往要从美联储的操作中推断政策变化。1994年2月,委员会开始在调整政策立场后立即发布公告。此后,政策声明的内容逐步扩充,投票情况和决策理由的披露更加充分,沟通也日益成为政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议纪要通常在每次例行会议结束三周后公布。纪要概述经济形势讨论、政策考量以及与会者的不同观点,而不是逐字记录会议内容。会议逐字记录通常在约五年后公布。这种安排既能较为及时地解释决策,又能推迟披露详细的讨论内容,以免妨碍坦诚讨论或泄露敏感信息。
每年发布四次的经济预测摘要(SEP)公布与会者对产出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和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利率预测于2012年加入其中。广为人知的“点阵图”展示了各位与会者对适宜政策的判断,也包括当年没有投票权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判断。公布的各个点并不标明其对应的具体人员。
经济预测摘要并不是委员会一致认可的一份统一预测。每位与会者都以自己对适宜政策和经济前景的看法为前提作出预测。因此,利率预测的中位数既不是具有约束力的决策,也未必是任何可明确识别的与会者群体所偏好的利率路径。此外,不同变量的中位数可能来自不同的与会者,因此,将这些中位数组合起来,并不必然构成一个内在一致的经济情景。预测的修订可能反映了新信息,而非委员会最终目标的改变。
主席新闻发布会始于2011年,最初每季度举行一次,自2019年起则在每次例行会议后举行。与简短的政策声明相比,新闻发布会可以提供更充分的解释,包括讨论不确定性以及可能改变前景的条件。公开演讲、国会证词、会议记录和研究出版物也提供了更多信息,但个别官员的言论并不当然代表委员会的立场。
这些做法都处于中央银行独立性这一更广泛的议题框架之下。国会确定美联储的法定职责,并可修改其法律框架,而货币政策决策无须总统或财政部长批准。因此,独立性意味着决策权的授予,而不是免于问责。报告要求、任命程序、公开解释、财务审计和国会监督提供了不同形式的监督审查;与此同时,既有法律限制将对美联储运作的监督与对货币政策审议过程的审查区分开来。
重大政策事件与操作方式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以及保罗·沃尔克任内的政策转向,体现了委员会操作方式的变化。1979年10月,美联储宣布将更加注重控制银行准备金,以实现货币总量目标,并允许联邦基金利率在更大范围内波动。此后一段时期,利率处于极高水平,经济严重疲弱,其间发生了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通胀大幅回落,但这段经历也表明,在通胀已根深蒂固后恢复价格稳定,需要付出经济代价。到1982年,委员会已不再严格以非借入准备金为操作目标。
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货币政策操作的规模和构成。从2007年9月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始下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当时该利率为5.25%;到2008年12月,委员会已将其设定为0至0.25%的目标区间。在常规政策空间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委员会转而采用前瞻性指引,并大规模购买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机构债券和较长期美国国债。美联储还依据其法律框架中其他部分的授权,推出紧急贷款计划,作为这些措施的补充。要理解此次危机应对,就必须区分委员会的货币政策行动与美联储理事会的紧急贷款权限。
随着经济状况改善,委员会于2015年12月开始上调目标区间,并于2017年开始缩减证券持有规模。随后,2019年9月货币市场出现的紧张局面表明,准备金总量、准备金的分布以及制度约束,都会影响对隔夜利率的控制。美联储通过回购操作和购买短期国债作出应对,旨在维持充足的准备金。这些购买操作与此前主要旨在压低较长期收益率的计划有所不同。
新冠疫情冲击促使政策再次迅速转向。2020年3月3日和3月15日,委员会两次下调目标区间,使其回到0至0.25%。随着市场运行状况恶化,委员会还扩大了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规模。3月23日,委员会宣布,将根据支持市场平稳运行和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需要,确定购买规模。在实施货币宽松的同时,美联储还设立了支持信贷市场和美元融资的工具;这些工具涉及的权限和机构职责,并非仅属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此后,在经济重启带来的需求增长、供应中断及其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通胀急剧上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于2022年3月开始上调目标区间,并于6月开始通过所持资产到期不再续投等方式缩减资产负债表。到2023年7月,目标区间已升至5.25%至5.50%。本轮紧缩周期不同于2008年之后的时期,因为政策需要应对的是高通胀,而非通胀持续低于目标。这也体现了利率政策与准备金数量在操作层面的分离:尽管银行体系仍持有大量准备金,委员会依然大幅提高了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