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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是一项货币政策基准,将中央银行的利率与通货膨胀和经济闲置程度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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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规则是一种设定短期名义利率的公式,用于应对通货膨胀偏离目标水平以及经济活动偏离可持续水平的情况。该规则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B. 泰勒于1993年提出,此后成为分析货币政策时广泛使用的基准。其核心主张是:当通货膨胀上升或经济运行超出产能水平时,应提高利率;当通货膨胀减弱或经济活动低于产能水平时,应降低利率。

这一规则将实际可用的政策工具与物价稳定和经济稳定的目标联系起来。它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于考察政策是否对经济状况作出系统性反应,而非由一次次孤立的决策决定。尽管最初的具体数值设定是针对美国制定的,但泰勒型规则已用于许多经济体的研究和政策分析。

“泰勒规则”既可以指泰勒最初提出的公式,也可以泛指一大类利率反应函数。这类规则可采用不同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活动指标,纳入随时间变化的均衡实际利率估计值、预测值,以及渐进式利率调整。其适用性取决于经济结构、数据质量以及中央银行面临的约束;它们不能替代完整的货币政策战略。

历史渊源与1993年的提案

泰勒在1993年发表于《卡内基—罗切斯特公共政策会议论文集》的《实践中的相机抉择与政策规则》一文中提出了他的规则。该文探讨了宏观经济学中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如何让货币政策变得可预测且具有系统性,同时又不要求政策制定者忽视经济环境的变化。泰勒并未主张维持利率不变,也没有提出固定的货币增长率,而是阐述了一项反馈规则,使政策设定随通货膨胀和经济活动的变化而调整。

早期的货币政策争论,往往将相机抉择式的调控与针对货币总量的规则相对照。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货币供给稳定增长。然而,货币总量与支出、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使货币总量目标在实际运用中面临困难。泰勒的贡献反映了短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这项规则规定的是该工具应如何调整,而不是中央银行应创造多少货币。

原论文将其提出的利率路径与1987—1992年间联邦基金利率的实际走势进行了比较。两者较为吻合,这有助于提升该公式的影响力:一个简单的表达式似乎就能概括实际政策的重要特征,而无须重现中央银行决策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其中的系数是作为一项参考了早期研究和模型比较的实用政策建议提出的,而不只是对该时段数据进行回归拟合所得到的估计值。

这项提案兼具描述性与规范性。从描述性角度看,它简明地概括了政策如何对经济状况作出反应。从规范性角度看,它提出了一种有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系统性应对方式。这两种用途并不相同:能够准确描述以往决策的规则未必最优,而理想的政策规则也未必与历史上的实际做法一致。

泰勒并未将该公式视为一套可以取代判断的指令。他在讨论中承认,某些情形下需要偏离规则,并强调了系统性政策这一更广泛的理念。这一区别至今仍然重要,因为后来的争论有时将最初的提案理解为:每次政策会议都必须执行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计算。

原始方程及其解释

原始泰勒规则的一种常见写法是

it=r∗+πt+0.5(πt−π∗)+0.5yt,i_t=r^{*}+\pi_t+0.5(\pi_t-\pi^{*})+0.5y_t,

其中,iti_t 为名义政策利率,r∗r^{*} 为均衡实际利率,πt\pi_t 为通货膨胀率,π∗\pi^{*} 为通货膨胀目标,yty_t 为产出缺口。利率和缺口均以百分点表示。产出缺口衡量的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其可持续水平或潜在水平估计值的百分比偏离,而非经济的年度增长率。

泰勒最初的数值假设将均衡实际利率和期望通货膨胀率均设为 2%。因此,方程变为

it=2+πt+0.5(πt−2)+0.5yt=1+1.5πt+0.5yt.i_t=2+\pi_t+0.5(\pi_t-2)+0.5y_t =1+1.5\pi_t+0.5y_t.

如果通货膨胀率为 2%,且产出处于潜在水平,规则给出的名义利率为 4%。这包括 2% 的实际利率以及对 2% 通货膨胀的补偿。如果通货膨胀率升至 3%,而产出缺口仍为零,规则给出的利率便升至 5.5%。如果通货膨胀率仍为 2%,但产出比潜在水平低 2%,规则给出的利率则为 3%。

最初方案采用的通货膨胀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在此前四个季度中的变动率。其经济活动指标则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根据趋势估算的潜在产出进行比较。现代应用经常用其他指标替换这些输入变量,因此,被称为泰勒规则的计算未必复现泰勒最初的设定。

通货膨胀项的系数尤其需要仔细区分。在第一个方程中,0.5 表示在一比一的通货膨胀项之外,对通货膨胀缺口的额外反应。因此,通货膨胀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名义利率的总反应是上升 1.5 个百分点。将额外反应系数与总反应系数混淆,会掩盖这一规则最主要的稳定作用。

均衡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目标均为 2%,只是原始示例中的参数设定,并非普遍适用的经济常数。改用其他通货膨胀目标或随时间变化的均衡实际利率,会改变规则给出的利率。这类替换在经济上可能是合理的,但应将其与对 1993 年规则的精确复现区分开来。

货币政策传导与泰勒原则

泰勒规则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作用。中央银行通过其操作框架影响短期市场利率,而对未来政策利率的预期则有助于决定较长期的借贷成本。这些变化会影响家庭支出、企业投资、资产估值、信贷条件,以及开放经济体中的汇率。它们的综合作用会改变总需求,并最终影响通胀。

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至关重要。两者之间的关系可简化表示为

rt≈it−Etπt+1,r_t \approx i_t-E_t\pi_{t+1},

其中,Etπt+1E_t\pi_{t+1} 表示相关时期内的预期通胀率。支出决策部分取决于这一预期实际借贷成本,而不只是名义政策利率。如果名义利率的升幅小于预期通胀率的升幅,那么即使中央银行宣布加息,货币条件仍可能变得更具扩张性。

泰勒原则指出,当通胀率持续上升一个百分点时,名义利率的升幅应超过一个百分点,从而使实际利率上升。最初的泰勒规则以总计为 1.5 的通胀系数满足了这一条件。较高的实际利率通常会抑制支出,减轻通胀压力。反之,当通胀下降时,只要政策利率未受下限约束,以更大幅度下调名义利率,就有助于防止实际利率在经济下行期间上升。

对产出缺口作出反应,提供了另一条稳定经济的渠道。当产出超过可持续的生产能力时,劳动力及其他资源承受的压力可能推高成本和价格。对产出缺口作出正向反应,可以在这些压力尚未全部体现于测得的通胀数据之前抑制需求。当产出低于潜在水平时,规则要求降低利率,以支持需求和就业。因此,这一规则既有助于维持价格稳定,也有助于稳定实体经济。

这些机制发挥作用存在时滞,也存在不确定性。利率变动并不会机械地使产出或通胀发生固定幅度的变化,金融条件也可能独立于政策利率而变动。预期同样重要:如果市场确信未来将收紧政策,那么在中央银行上调当前利率之前,这种预期就可能影响支出。因此,泰勒原则是关于系统性政策反应的论断,并不保证每次加息都能立即降低通胀。

理论基础与均衡稳定性

泰勒型规则已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将最优化行为与价格无法即时调整等名义刚性结合起来。简化模型通常包含一个总需求方程、一条菲利普斯曲线和一项政策规则。政策规则通过规定中央银行如何根据经济状况设定名义利率,使模型得以闭合。

总需求关系的一种标准表达形式为

xt=Etxt+1−1σ(it−Etπt+1−rtn),x_t=E_t x_{t+1} -\frac{1}{\sigma} \left(i_t-E_t\pi_{t+1}-r_t^n\right),

其中,xtx_t 为产出缺口,σ>0\sigma>0 描述支出对跨期激励的敏感程度,rtnr_t^n 为模型中的自然实际利率。一个简化的通货膨胀方程为

πt=βEtπt+1+κxt+ut,\pi_t=\beta E_t\pi_{t+1}+\kappa x_t+u_t,

其中各变量均以相对于模型稳态的偏离表示。这里,β\beta 为贴现因子,κ>0\kappa>0 衡量经济闲置程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utu_t 表示成本推动型扰动。

这些方程说明,政策反应的影响为何不仅限于当前需求。在理性预期下,私人部门的决策取决于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如果预期通胀上升未能引发名义利率充分上调,由此导致的预期实际利率下降就可能使需求增强、通胀上升的预期成为现实。足够有力的政策反应有助于防止这种自我实现的变动。

在许多基础模型中,满足泰勒原则有助于确保均衡的确定性:模型具有唯一的有界均衡,而非多条与私人部门预期相一致的路径。具体条件取决于政策对产出的反应、规则的时序安排、定价行为及其他结构性假设。泰勒原则并不是一条可以原封不动地适用于所有货币模型的普遍数学定理。

最优政策规则也不一定采用泰勒最初提出的系数。研究者可以设定一个损失函数,对通胀偏离、产出缺口,有时还包括利率变动施加惩罚。使预期损失最小化的系数取决于模型的结构及其所受扰动。强烈的需求冲击与不利的供给冲击未必需要相同的政策应对。

这项规则也涉及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事先宣布的政策,在私人部门作出决策后,可能不再显得合意。可信的系统性反应有助于锚定预期,但仅仅公布一个方程并不能建立公信力。财政安排、制度性承诺,以及公众对政策反应函数的理解,都会影响人们是否相信所承诺的政策反应。

衡量通货膨胀、经济闲置程度与中性利率

实施泰勒规则,需要对一些既无唯一定义、又无法完全观测的变量作出选择。通货膨胀可以用消费者价格指数、GDP平减指数、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或适合该货币制度的其他指标来衡量。总体通货膨胀包括食品和能源等波动较大的组成部分,而核心通货膨胀则剔除某些组成部分,或降低其影响。当相对价格剧烈变动时,这些指标的走势可能出现显著分化。

选择哪种指标才合适,部分取决于分析的目的。旨在解释历史政策的规则,可以采用决策者当时着重关注的指标。用于指导政策的规则,则可以采用央行的目标指标、预测值,或反映持续性通胀的指标。如果将针对某一指数设定的通胀目标与另一指数的观测值混用,而不明确考虑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可能得出具有误导性的通胀缺口。

潜在产出更难直接观测。它是对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时所能实现的产出水平的估计,而不是工程技术意义上的最大产出。估算方法包括统计趋势法、基于生产函数的估算,以及纳入劳动力市场和价格信息的结构模型。生产率、劳动参与率、资本服务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可能改变估计结果。此外,依据统计趋势计算的产出缺口,与理论模型中涉及福利的产出缺口,未必是同一个概念。

中性利率通常记为 r∗r^{*},是指在相关模型和时间范围内,与经济在可持续水平附近运行、通货膨胀保持稳定相对应的实际利率。它无法直接从某种交易中的证券价格中读取。对它的估计需要利用产出、通货膨胀和利率数据,以及有关储蓄和投资的假设。人口变化、生产率增长、全球资本流动和风险偏好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模型中使用的短期自然利率,也可能不同于对较长期中性利率的估计。

这些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计算结果。在最初的规则中,产出缺口每向上修正一个百分点,规则给出的利率就会上升半个百分点。r∗r^{*} 每向上修正一个百分点,规则给出的利率就会上升整整一个百分点。因此,将不同但同样合理的估计值组合起来,可能得出差异很大的政策建议。

数据的可获得性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GDP数据的发布存在时滞,之后还会修订,而政策决策必须依据当时可获得的信息。用最终修订数据评估规则,可能使人误以为规则提供了决策者当时实际上无法获得的指引。严谨的历史比较会区分这种事后计算与真正基于实时信息得出的政策建议。

主要扩展与替代设定

泰勒型规则这一大类规则通常写作

it∗=rt∗+πt+a(πt−π∗)+byt,i_t^{*}=r_t^{*}+\pi_t+ a(\pi_t-\pi^{*})+b y_t,

其中,it∗i_t^{*} 是规则所隐含的利率,aa 和 bb 是反应系数。不同的系数体现了不同的稳定政策侧重点,或反映了不同的经济传导模型。例如,产出缺口系数越大,政策对经济闲置的反应就越强。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通胀的关注较少,因为稳定经济活动也会影响未来的通胀。

一项重要的扩展是利率平滑:

it=ρit−1+(1−ρ)it∗,0≤ρ<1.i_t=\rho i_{t-1}+(1-\rho)i_t^{*}, \qquad 0\leq\rho<1.

这里,ρ\rho 衡量政策惯性。中央银行在每一期都只朝基础规则所指示的利率水平调整一部分。这种设定可以描述渐进式的政策调整,其原因可能是不确定性、对金融动荡的担忧,或是希望影响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在这一表述中,aa 和 bb 描述的是基础目标反应;即时反应则按 1−ρ1-\rho 的比例缩小。

前瞻性规则用预期通胀(如 Etπt+hE_t\pi_{t+h})取代当期通胀,也可能采用对经济活动的预测。其依据是,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时滞,因此,相比单纯回顾过去,未来状况更具参考意义。不过,预测本身依赖于对政策的假设。以利率保持不变为条件的预测,与纳入预期政策路径的预测并不相同,因此必须结合起来解读预测与规则。

经济活动的替代衡量指标包括:失业率相对于估算的自然失业率的偏离、产出增长,或经济闲置程度的变化。失业缺口规则需要在劳动力市场闲置与产出闲置之间进行换算,因此不能直接照搬产出缺口规则的系数。差分规则则规定政策利率的变动,通常可减少对中性利率水平精确估计的依赖。不过,这类规则仍然对通胀和经济动能的衡量方式敏感。

开放经济版本加入汇率或国外经济状况,金融方面的扩展则纳入信贷增长、借贷利差或资产价格。当这些变量能够提供基本规则未能涵盖的需求、通胀或政策传导信息时,将它们纳入规则的理由最为充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应当平抑金融市场的每一次波动。如果某个变量同时对政策利率和政策制定者试图抵消的冲击作出反应,将其纳入规则也可能使解读更加复杂。

实证估计与历史解读

实证研究既将泰勒规则用作政策基准,也将其用作待估计的反应函数。基准测算将观测到或估计出的经济变量代入选定的公式;反应函数估计则根据政策决策和宏观经济数据推断系数。前者考察某一特定规则会给出怎样的政策建议,后者则考察何种系统性关系最能描述实际观察到的政策设定。

这些分析面临识别问题。利率会影响通货膨胀和产出,但政策制定者也会根据这些变量调整利率。简单的相关关系无法区分因果方向。中央银行还可能对预测结果或研究者数据集中未包含的信息作出反应。因此,估计所得的残差可能包含被遗漏的系统性反应、测量误差以及真正出乎预期的政策变动,而非纯粹的相机抉择政策冲击。

一条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路径,比较了保罗·沃尔克于1979年出任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主席前后美国政策反应的估计结果。理查德·克拉里达、乔迪·加利和马克·格特勒于2000年发表的研究发现,有证据表明,后一时期的政策对预期通胀作出了更强的反应。这类发现有助于解释政策变化可能如何促进了通胀稳定。但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随后的宏观经济波动减弱完全由货币政策解释;冲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样重要。

实时信息可能显著改变对历史的解读。阿萨纳西奥斯·奥尔法尼迪斯关于历史政策规则的研究表明,依据事后修订的经济闲置程度估计值作出的评估,可能不同于依据政策制定者当时实际掌握的信息作出的评估。尤其是,对负产出缺口看似过度的政策反应,可能反映了当时对潜在产出的估计过于乐观,而非有意容忍通胀。

泰勒规则的比较分析也进入了有关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政策的争论。泰勒认为,在21世纪最初十年的部分时期,政策利率相对于规则基准异常偏低,并将这种偏离与住房市场的变化联系起来。其他分析则强调不同的通胀衡量指标、经济闲置程度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环境,以及信贷市场和监管方面的薄弱环节。测得的偏离幅度及其重要性取决于具体采用的规则设定。

因此,实际观察到的政策利率与规则所隐含的利率之间存在差距,本身并不能证明政策有误,也不能作为具有因果意义的政策冲击的度量。必须首先明确基准的参数、信息集和经济假设。偏离可能反映了对经济形势的不同判断、对某项未纳入规则的风险的应对,或确实不同的政策策略。

有效利率下限与非常规货币政策

最初的规则假定,央行可以将名义利率设定为公式所要求的任何水平。当公式给出的利率显著为负时,这一假设就会出现问题。不计储存和保管成本,实物现金的名义收益率通常接近于零,这限制了存款利率和市场利率能够下降的幅度。这种实际约束被称为有效利率下限,它可以低于零,但并非没有底限。

加入这一约束后的一个简单版本为

it=max⁡{imin⁡,it∗},i_t=\max\{i_{\min},i_t^{*}\},

其中,imin⁡i_{\min} 表示有效利率下限。这一表达式描述了常规利率工具所受的限制,却没有解决经济稳定问题。如果泰勒规则要求将利率设定为大幅负值,而央行无法做到,那么实际的利率设定可能比规则所意图的更具紧缩性。通货膨胀预期下降会推高实际利率,即使名义利率保持不变,也可能使这一问题加剧。

2008 年危机后,各国央行在将政策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平的同时,采用了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及其他措施。资产购买可以影响较长期收益率、市场运行以及投资组合配置。前瞻性指引可以影响市场对未来政策利率路径的预期。一些央行还实施了略低于零的政策利率。这些措施发挥作用的传导渠道,并不能由一个描述当前短期利率的公式充分体现。

研究人员有时会构建影子政策利率,以一个数值概括常规与非常规政策的整体立场。这类估计依赖于有关利率及其下限约束的模型。它们并不是家庭或企业能够据以借款的、可直接观测到的利率。同样,若估计某项资产购买计划相当于降息某个幅度,这一结论也取决于所用方法和具体情境,而不是普遍适用的换算关系。

利率下限还改变了对政策跨期作用的分析。如果未来经济下行时降息很可能受到约束,那么,市场对央行在触及下限前后将如何应对的预期,就可能影响当前需求。因此,研究者探讨了取决于历史状况的政策承诺、价格水平目标制以及平均通胀目标制等方案,将其作为常规反馈规则的替代或补充。这些方案的逻辑涉及未来的政策路径和预期,而不只是将泰勒规则给出的负利率简单替换为零。

供给冲击、金融压力与稳健性

需求扰动较为符合泰勒规则的基本逻辑。需求增强往往会同时推高产出和通胀,因此这两个分项都指向加息。不利的供给扰动则更难应对:它可能在推高物价的同时压低产出。此时,通胀项与产出缺口项可能指向相反的政策方向,而如何恰当权衡,取决于扰动的持续性、对潜在产出的影响,以及对预期的影响。

石油危机可以说明这种区别。能源价格上涨可能暂时推高总体通胀,同时降低实际购买力并增加生产成本。如果价格上涨只是暂时现象,且没有扩散至更广泛的定价行为,那么对当前总体通胀作出强烈反应,可能会造成较大的产出损失。如果通胀预期和工资随之调整,使通胀更具持续性,那么反应较弱反而可能让通胀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一项固定的、仅依据当期数据的规则,本身无法判断究竟属于哪种情形。

金融压力带来了另一重困难。家庭和企业实际承担的借贷成本,包含政策利率之上的利差。当信用风险、市场流动性不足或金融中介功能受损导致利差扩大时,即使政策利率保持不变,融资条件也可能急剧收紧。一项只对当前测得的通胀和产出作出反应的规则,可能要等到重要的传导渠道已经恶化之后才会有所行动。

因此,一些扩展方案提出,根据金融利差调整政策利率,或纳入能够反映信贷供给受阻情况的预测。不过,货币政策并不能替代所有其他金融政策。紧急流动性支持、银行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调整政策利率既无法解决所有偿付能力问题,也无法纠正导致过度借贷的每一种激励。

稳健性方面的担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某个模型中表现良好的规则,在另一个模型中可能表现不佳。对测量有误的产出缺口作出强烈反应,可能会放大误差;但过度谨慎又可能使通胀持续偏离目标。因此,研究者会在不同模型、参数估计和扰动过程下比较各种规则,而不是仅凭它们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拟合程度来评定优劣。

这些局限并不意味着简单规则毫无分析价值。一个透明的基准可以揭示,一项政策决策是否依赖于对通胀持续性、潜在产出或金融传导机制的不同寻常的判断。关键在于,偏离规则是否有逻辑一致的经济解释,而不是能否通过在方程中再增加一个变量,将每一种异常事件都纳入其中。

中央银行的实践、沟通与问责

在中央银行的实践中,泰勒规则通常用于交叉核验,而非作为自动执行的指令。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多种规则计算建议的政策利率,并将其与模型预测、金融状况和政策制定者的判断进行比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并不依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泰勒公式来确定联邦基金利率。不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报告曾列出示例性的政策规则,并讨论这些规则为何会得出不同的政策建议。

这一框架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相容,但两者并不相同。通货膨胀目标制规定了政策目标,以及涵盖预测、沟通和问责的更广泛框架。泰勒规则则规定了政策工具应如何对选定变量作出具体反应。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可以运用泰勒规则进行分析,而不必承诺采用其中的系数;研究人员也可以将这一规则用于并未正式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

以规则为基础的基准可以使政策讨论更加精确。分析不必仅仅将利率描述为“高”或“低”,而可以明确列出所假定的通胀目标、中性实际利率、产出缺口和反应系数。这样,分歧便可以追溯到具体的假设。两位分析人士可能认同总体反应原则,却因采用不同的潜在产出或通胀持续性估计而得出不同的政策建议。

要求公布参考规则并解释偏离原因的提案,旨在提高透明度并强化问责。支持者强调政策的可预测性,以及明确基准的价值。反对强制采用公式者则强调模型的不确定性、异常冲击,以及将测量不精确的变量奉为机械决策依据的风险。这一制度问题与中央银行独立性有关,但法律要求解释决策,与法律要求遵循某一个方程,是两回事。

要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就必须说明所用信息的截止日期和规则的具体设定。公布规则所建议的利率时,应说明采用的通胀数据序列、经济闲置程度的估计方法、中性利率假设、是否采用平滑处理,以及输入数据是观测值还是预测值。当利率处于下限时,还应区分规则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所隐含的利率与实际可行的政策利率设定。缺少这些细节,公布利率与“泰勒利率”之间的数值差异,可能反映的只是计算口径不一致,而非对货币政策存在实质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