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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冲击

石油供应、需求或价格的骤变,通过生产成本、家庭支出、通胀及国际收入流动影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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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冲击是指石油的可获得性、需求或价格发生重大且往往出乎意料的变化,从而扰乱经济活动。在日常用语中,这一术语通常指油价急剧上涨或供应中断,尤其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两次危机。但在经济分析中,它也涵盖油价暴跌,以及由需求而非供应变化引发的冲击。油价突然下跌可能使消费者受益,却会严重削减石油生产国的投资、就业和财政收入。

石油冲击之所以影响重大,是因为石油既是全球交易的商品,也是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和石油化工的重要投入品。短期内能够替代石油的选择往往有限,因此相对较小的扰动也可能引发价格大幅波动。石油冲击的后果取决于价格为何变化、扰动持续多久,以及家庭、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因此,石油冲击的历史涉及地缘政治冲突、市场组织形式的变化、经济发展、技术适应以及通货膨胀管理。

石油市场与冲击的含义

原油并不是一种性质完全一致的产品。不同品级的原油在密度和含硫量上各不相同,炼油厂加工这些原油的能力也有差异。与北海石油生产及更广泛定价体系相关联的布伦特原油,以及在俄克拉何马州库欣交割的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都是重要的价格基准。各品级原油的价格还反映了运输成本、品质、仓储可用性和地区需求。因此,一次扰动可能导致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出现截然不同的变动,而非全球价格以同一幅度上涨。

石油市场容易受到冲击,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与需求在短期内的调整能力较弱。驾车者无法立即更换车辆,货运企业无法瞬间重组配送网络,生产商也无法迅速开发一处新的海上油田。当消费和生产对价格的反应都很小时,即使短缺规模相对有限,也需要价格大幅上涨才能使市场恢复平衡。而在较长时期内,消费者可以购买能效更高的设备,生产商也可以开发更多资源。

一个简化的局部关系可以说明这一机制。如果意外的供应损失相当于初始消费量的 ss,那么,在一些严格的假设条件下,价格上涨的比例近似为

ΔPP≈sεs+∣εd∣,\frac{\Delta P}{P}\approx \frac{s}{\varepsilon_s+|\varepsilon_d|},

其中,εs\varepsilon_s 是其余供应商的短期供给价格弹性,εd\varepsilon_d 是需求价格弹性。这是一种分析上的近似关系,而非可靠的预测法则:库存、预期、生产约束和非线性反应都可能使结果发生显著变化。

石油市场的产能在地理分布和组织层面也高度集中。1960年在巴格达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负责协调成员国的生产政策。该组织影响价格的能力取决于成员国的产能、对协议的遵守程度、其他竞争性供应商以及市场状况。闲置产能,即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投入生产的产能,在供应受扰时尤为重要。与已经接近产能极限的市场相比,闲置产能充足的市场更容易弥补损失的供应量。

有必要区分价格变动及其背后的原因。战争导致的减产属于供给冲击;工业快速扩张可能引发石油需求冲击;对未来短缺的担忧则可能增加储油需求。这些因素都可能推高当前价格,但它们所对应的经济其他领域的变化各不相同。反过来,价格下跌既可能反映新增供应充裕,也可能反映经济衰退期间支出骤减。因此,仅凭价格变动的方向,无法判断一次冲击对世界经济究竟有利还是不利。

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1974年

战后和平时期的第一次重大石油危机,是在石油生产国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石油消费迅速增长,西欧和日本尤其如此。美国原油产量于1970年达到一个此后数十年都未被超越的峰值,这削弱了美国弥补其他地区供应中断的能力。产油国政府日益寻求掌握石油开采的控制权,并争取更大份额的石油收入。

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1973年10月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宣布减产,并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选择性禁运。禁运由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相关的阿拉伯出口国实施,并非欧佩克的集体行动。与此同时,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提高了石油官方价格。这些相互叠加的行动常被笼统地称为一次“欧佩克禁运”,但其参与者、所用手段和地理覆盖范围并不相同。

从1973年末到1974年初,阿拉伯轻质原油这一基准油种的标价从每桶约3美元升至近12美元。标价是用于税收和商业安排的行政参考价格,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现货市场报价。尽管如此,这次涨价仍意味着收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产油国转移。减产、预防性采购以及对未来供应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推高了油价。

危机的影响体现在加油长队、限售和紧急节能措施上。美国于1974年实施全国每小时55英里的最高限速。欧洲数国临时限制驾车出行,日本则采取紧急措施抑制石油消费。国内的价格管制和配给规则有时阻碍了价格与供应流向的调整,反而加剧了局部短缺。因此,加油排队并不能简单地直接反映国际石油供应究竟短缺了多少。

阿拉伯国家的禁运大部分于1974年3月结束,但油价并未回到此前的水平。这场危机有助于巩固产油国的控制权,加快了国有化进程和参股协议的达成,也暴露出石油进口国对少数供应国的依赖。危机发生时,更广泛的通胀压力、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汇率动荡,以及经济活动放缓等问题也交织在一起。1974—1975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不能仅归因于石油。

在制度层面,这场危机促使石油进口国共同加强应急准备。国际能源署(IEA)于1974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内成立。其创立时的制度安排着重于紧急情况下的石油共享、储备、需求抑制以及能源政策合作。这些措施标志着一种转变:石油不再主要被视为普通的商业投入品,而是被视为经济在战略层面上的脆弱环节加以管理。

第二次石油危机与1986年的逆转

第二次重大石油危机始于1978—1979年伊朗革命前后的动荡。罢工和政治剧变导致伊朗石油产量与出口量锐减。其他产油国增加了产量,因此全球供应的减少幅度小于伊朗自身的减产幅度。尽管如此,不确定性仍促使买家寻求更多船货并增加库存。由此引发的现货争购进一步推高了油价。

1980年9月爆发的两伊战争又造成了一次重大冲击。两国都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国,其生产和出口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导致交付量下降。1979—1980年间,广泛采用的国际原油价格指标上涨了一倍以上,以当时美元计价,达到每桶30美元以上。与1973年的价格进行比较时需要谨慎,因为价格基准、交易安排以及美元购买力都已发生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的这两次冲击,与本已容易出现通货膨胀的国际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燃料和运输成本上升推高了消费价格,家庭购买力则随之下降。1980年,美国全年消费价格通胀率达到13.5%。自1979年8月起由保罗·沃尔克担任主席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采取了大幅收紧的货币政策立场。高利率、信贷紧缩与需求走弱共同促成了1980年及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石油是这一连串变化中的重要因素,但经济收缩也反映了当局为抑制通胀而有意采取的政策应对。

与1973年危机刚发生后的情况不同,此后的调整显著削弱了石油需求。工业用户转用其他燃料,电力系统降低了对石油的依赖,车辆燃油效率也得到提高。经济衰退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结构性变化。在供应方面,北海、阿拉斯加、墨西哥及其他欧佩克以外地区的石油产量不断增加。高油价提升了投资吸引力,这些投资最终增加了可用供应,不过相关项目的开发需要数年,而非数月。

欧佩克试图通过限产维持油价。沙特阿拉伯承担了调节市场供需的产油国角色,为此大幅削减自身产量。到1985年,随着其他供应国维持或扩大销售,承担这一角色的代价越来越高。沙特阿拉伯随后改变了销售和生产策略,由此增加的供应推动了1986年的油价暴跌。主要原油基准价格从1985年末的每桶约30美元,跌至1986年某些时段的每桶10美元左右,甚至更低。

这次逆转表明,石油冲击并不一定表现为价格上涨。较低的油价增强了石油进口经济体的购买力,却损害了石油出口地区的石油投资、就业和公共财政。它也揭示了石油行业固有的滞后反馈机制:高油价鼓励节约用油和新增产能,但这些应对措施可能要等到需求增长已经放缓后才见效。由此造成的供应过剩可能持续存在,因为即使油价已低到不足以支持新项目,现有油井继续运营仍可能具有经济效益。

后续供应中断、需求激增与价格暴跌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两国的石油出口脱离正常贸易渠道,并引发了对海湾地区出现更大范围供应中断的担忧。油价急剧上涨,部分基准油价一度超过每桶40美元。随后,其他地区增产,加上市场对军事行动的预期,缓解了价格上涨压力。这一事件体现了实际减产与潜在减产威胁之间的区别:油价不仅反映了已经损失的供应量,也计入了该地区规模大得多的石油供应可能受损的风险。

2000年代,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持续增长推高了石油需求,而闲置产能则不断收窄。投资和生产无法立即作出调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又加剧了市场紧张。2008年7月,主要原油基准价格在盘中交易时逼近每桶147美元。随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市场对工业生产、运输和国际贸易的预期恶化,油价暴跌。这一迅速逆转凸显了全球需求的重要性,而不能简单地用实物资源不断减少来解释油价变化。

2014至2016年的油价下跌则由另一组因素共同促成。美国通过水力压裂和水平钻井技术迅速扩大产量,从页岩及其他致密地层中增加了大量供应。需求增长放缓,而欧佩克在2014年11月决定不实施大规模集体减产,也强化了市场对供应将持续过剩的预期。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14年年中每桶100美元以上,跌至2016年年初的每桶30美元以下。石油出口国政府面临巨额收入损失,负债累累的生产商则削减投资,其中一些进入破产程序。

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引发了一次非同寻常的需求冲击。出行限制和航空运输活动的骤减使燃料消费大幅下降。主要出口国之间的生产合作最初破裂,加剧了供需失衡,之后各方才就更大规模的协调减产达成一致。2020年4月20日,即将到期的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5月期货合约以每桶负37.63美元结算。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地所有石油的价格都为负值,而是反映了该特定合约的交割义务,以及库欣储油能力严重不足的状况。

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再次引发重大冲击。制裁、企业撤出、航运与保险限制,以及俄罗斯出口的不确定性,共同推高了油价,也加剧了价格波动。当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超过每桶120美元。此后,贸易流向发生调整,包括俄罗斯增加了对亚洲买家的销售,因此,这场冲击并未一比一地转化为全球供应同等规模的永久性损失。

2022年的事件还凸显了成品油市场的重要性。柴油供应状况、炼油能力、原油品质和区域物流,都能在原油总供应量之外独立影响价格。欧洲同期发生的天然气危机加剧了整体能源压力,但在分析上仍应与石油冲击区分开来。纵观这些事件,看似相近的价格变化,其成因却各不相同,包括战争、工业扩张、金融收缩、技术变革和公共卫生限制措施。

对产出、就业和通货膨胀的传导

不利的石油供给冲击会通过多个相互关联的渠道影响石油进口经济体。企业在运输、燃料和石油衍生材料上的支出会增加。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情况下,维持现有产出水平的生产成本便会上升。在总供给分析中,这可能导致产出下降、价格水平上升。经济活动疲弱与通货膨胀高企并存的现象,通常称为滞胀,在20世纪70年代尤为突出。

家庭的购买力也会下降。除非劳动收入或转移支付增加,否则汽油或取暖支出越多,可用于其他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就越少。这种影响并不均衡:通勤距离较长的人、居住在保温性能较差住房中的居民,以及缺乏切实可行的替代交通方式的家庭,受到的冲击更大。非能源商品支出的减少,可能压低石油部门以外行业的销售和就业,即使这些行业直接使用的石油相对较少也是如此。

资源重新配置也是冲击的来源之一。消费者突然转向节油型汽车,可能使现有的大型汽车库存及其专用生产设备贬值。劳动力和资本在行业或地区之间转移并非没有成本。不确定性也可能使车辆、机械及其他耐用品的购买推迟。这些渠道有助于解释,为何石油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可能超出仅凭石油在总支出中的直接占比所推算的程度。

通货膨胀的传导分为几个阶段。燃料价格直接计入消费者价格指数,而货运费用和生产成本则间接影响其他价格。一次性的油价上涨即使不会使通货膨胀持续加速,也可能暂时推高年度通胀率。通胀能否持续,部分取决于工资谈判、定价行为和通货膨胀预期。如果家庭和企业预期价格会反复上涨,并据此调整合同,最初的冲击就可能在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中固化下来。

货币政策的应对会影响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提高利率可以抑制支出,防止更广泛的通胀持续下去,但无法增加原油供给。相反,如果政策充分容纳名义支出的增加,可能会减轻短期产出损失,却也可能让通胀扩散。因此,在进行恰当的分析比较时,需要将石油市场的直接冲击与政策应对所产生的后果区分开来。

这些影响的大小和方向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世界需求强劲引发的油价上涨,可能伴随着出口和生产扩张,从而部分抵消进口成本上升的影响。供给因素推动的涨价则未必带来这种补偿。同样,供给充裕导致的油价下跌,也不同于经济衰退导致的油价下跌。汇率、燃油税、受管制的零售价格,以及经济体的石油净进出口状况,还会进一步改变冲击在国内的传导。因此,同样幅度的美元计价油价变动,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出口国、进口国与国际金融

油价上涨会在国际间重新分配收入。对于给定数量的石油,净进口国需要支付更多费用;而对净出口国来说,只要价格上涨的影响超过出口量下降的影响,其收入就会增加。这会改变贸易条件,也就是一国出口所能换取的进口商品数量。不能简单地把进口国增加的支出视为等额的全球损失,因为其中一部分会转化为出口国的收入。不过,经济活动受扰、调整效率低下和产出减少,确实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实际成本。

支出反应如何分布也很重要。燃油开支上升时,进口国的家庭可能迅速减少购买,而出口国政府则可能将部分新增收入储蓄起来,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施新的投资项目。这种不对称性可能在短期内削弱全球需求。反过来,出口国也可能利用意外增加的收入,从进口国购买机械设备、基础设施服务和消费品,通过贸易使部分收入回流。

1973年以后,大量石油收入被存入国际银行,并投资于金融资产。这一过程被称为石油美元回流。银行扩大了对各国政府和其他借款人的贷款,其中包括为弥补不断扩大的对外收支赤字而寻求融资的石油进口型发展中经济体。这种安排将石油市场与国际信贷状况联系起来。此后,全球利率上升、出口收入疲弱以及借款方自身的脆弱性,共同促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并使其在1982年急剧恶化。

石油出口国也面临自身的调整难题。政府预算可能高度依赖石油开采权使用费、税收或国有企业上缴的收入。因此,油价暴跌可能导致公共投资、公共部门工资、转移支付以及整个国内经济的需求下降。借债或许能缓解眼前的调整压力,但也会带来未来的偿债义务。汇率贬值可以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所带来的本币收入,同时却会推高进口价格,加重外币债务负担。

当石油收入推高国内支出和实际汇率,使其他可贸易品行业的竞争力下降时,长期繁荣就可能助长荷兰病。这些影响取决于储蓄行为、劳动力流动性、货币制度安排和公共支出。它们与更广义的资源诅咒有关,但并不相同;后者关注的是资源依赖可能带来的制度与发展困境。拥有石油并不必然导致这两种结果中的任何一种。

一些出口国利用稳定基金或主权财富基金,将波动较大的石油收入与当期支出分隔开来。挪威的石油基金于1990年设立,1996年首次获得资金注入,是将资源收入转化为多元化金融资产的著名范例。这类安排改变的是支出的时点,而非消除风险敞口:其成效取决于财政规则、累积资产的规模以及价格冲击的持续时间。无论在进口国还是出口国,石油生产者、消费者、劳动者和资产所有者所受到的影响都可能截然不同。

应急管理与长期调整

面对实物供应中断,政府通常综合运用储备投放、需求抑制、替代采购和国际协调等措施。战略石油储备所储存的石油用于应对非常规的供应中断,而非日常商业周转。美国依据1975年《能源政策与节约法》获准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国际能源署(IEA)的石油进口成员国通常有义务持有相当于至少90天净进口量的应急储备,但各国履行这一义务时,采用的公共部门与行业储备安排组合各不相同。

投放储备可以弥补供应中断后、替代货源运抵前的临时缺口。其作用取决于储备地点、原油品质、提取能力、与炼油厂的适配程度以及运输基础设施。名义上庞大的库存,并不等于可以立即使用、无限供应的石油。投放储备还可以通过展示政府弥补供应缺口的能力来影响市场预期,但反复动用储备无法永久抵消持续存在的结构性短缺。

需求侧措施包括向公众提供信息、减少政府用油、实施限速,以及强制实行配给制。行政分配可以为基本公共服务保留供应,但需要就供应资格、优先次序和执行方式作出决定。价格上限可能使部分购买者暂时免受涨价影响,却也会刺激消费并抑制供给。如果管制价格持续低于市场出清水平,短缺就可能表现为排队、营业时间受限或非正规转售。

财政措施会重新分配负担,却未必能降低其根本成本。降低燃油税或普遍提供补贴,可以降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但也可能增加公共支出或减少财政收入,并削弱节约用油的动力。按照收入或其他标准定向发放现金,不会直接削弱燃油价格信号,但行政实施的覆盖范围和发放时机会变得十分重要。由于石油价格具有全球性,维持一国消费的措施也可能影响其他地区的调整。

长期应对措施既会改变石油需求量,也会扩大可选择的供应来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工业化国家提高了车辆燃油效率要求,改善了建筑保温隔热性能,并减少了发电用油。美国于1975年通过立法,确立了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法国扩大核电规模,日本提高工业能源利用效率,也都降低了特定领域对石油的依赖,不过电力部门的变化并不能直接替代所有交通运输燃料。

供应多元化包括发展国内生产、开辟替代进口路线、提高炼油灵活性,以及用其他能源替代石油。每一种方式都需要成本和时间。新建管道或炼油厂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工,而应急采购可能意味着更长的航程和更高的运费。因此,政策设计需要区分短期供应的连续性与结构性韧性。一个经济体即使仍是石油进口大国,只要单位产出所需的石油减少,并能在不造成重大扰动的情况下调整消费,其脆弱性就可以降低。

经济研究、衡量方法与脆弱性的变化

早期关于石油冲击的研究,着重探讨油价上涨与经济衰退之间的历史关联。詹姆斯·D. 汉密尔顿在1983年的研究中,记录了油价上涨与战后美国经济衰退之间的关系。后续研究考察了产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应对,以及油价上涨与下跌所产生影响的差异。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石油冲击究竟独立引发了经济收缩,还是恰好与其他已经影响经济的力量同时出现。

识别因果关系十分困难,因为油价本身也会对经济状况作出反应。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会推高石油需求,因此,观察到的油价上涨可能部分是经济扩张的结果,而非引发衰退的外部原因。卢茨·基利安的研究,包括一项被广泛引用的2009年研究,区分了石油供给冲击、全球总需求冲击和石油特定需求冲击。这些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幅度相近的油价上涨会对工业生产和通货膨胀产生不同影响。

研究人员利用历史记录、生产数据、航运指标、库存和统计模型来识别冲击。每种方法都有局限。冲突期间的产量损失可能已在一定程度上被预见;库存变化可能既反映预期需求,也反映对供应中断的担忧;已公布的生产数据也可能被修订。对短期供需弹性的估计同样会因时期和方法而异。因此,声称某一百分比的价格上涨必然导致固定幅度的产出下降,通常过于武断。

衡量过程还带来了其他复杂因素。比较相隔数十年的不同事件时,必须对以美元计价的名义价格作通货膨胀调整。对于石油进口经济体而言,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放大或抵消国际价格的变动。消费者支付的燃料价格包含炼制、分销、零售加价和税收,因此未必与原油价格同比例变动。经济受冲击的程度还取决于石油用量,而不仅仅是价格;石油强度通常以石油消费量与实际产出之比来衡量。

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石油强度有所下降,而更具公信力的货币政策框架,也降低了能源价格暂时上涨演变为持续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这些变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后来的一些冲击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较小。但它们并未消除脆弱性。交通运输、航空、航运、农业和石油化工等行业仍易受冲击,而财政能力有限或进口依赖度高的国家,依然可能经历痛苦的调整。

能源转型正在改变这种风险敞口的构成。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能够减少对石油的直接需求,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则会影响投资预期以及石油生产资产的未来价值。与此同时,需求下降并不意味着价格必然持续下跌:生产投资的收缩可能并不均衡,现有油田的产量会递减,剩余产能也可能变得更加集中。电气化还会将一部分风险转移至电网、设备供应链和关键矿产领域。研究正日益关注这些相互作用,而不再将石油依赖视为经济中一个孤立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