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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宏观经济与政策 / new-neoclassical-synthesis

新新古典综合

新新古典综合将前瞻性的最优化宏观经济模型与名义刚性相结合,用以解释经济波动并分析稳定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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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古典综合是宏观经济学的一种研究思路,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研究中的跨期最优化与均衡方法,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强调的不完全竞争和名义刚性结合起来。其核心主张是:实际因素决定生产能力和长期经济活动,而价格与工资的缓慢调整,使货币扰动和总需求变化能够在短期内影响生产与就业。

这一表述因马文·古德弗里德与罗伯特·G. 金于1997年发表的论文《新新古典综合与货币政策的作用》而受到广泛关注。它描述的是建模方法和货币分析上的趋同,而非某个单一模型或一套得到普遍认可的学说。其典型框架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家庭和企业作出前瞻性决策,各市场相互作用,而部分价格或工资无法即时调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综合为研究通货膨胀、经济周期和中央银行政策提供了一套颇具影响力的分析语言。其最简版本解释了为何可信的通胀稳定政策能够改善经济表现,但这些模型的结论取决于有关市场扭曲、金融安排、信息和政策约束的假设。后续研究拓展了这一框架,将金融危机、借贷限制、家庭异质性以及非常规政策工具纳入其中。

历史起源与“综合”的含义

早期的新古典综合尤其与保罗·萨缪尔森以及战后的教科书经济学密切相关,它将凯恩斯主义对需求不足的解释与新古典学派关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理论结合起来。在实际分析中,短期分析往往采用IS–LM模型,长期分析则依赖市场出清模型。这些组成部分并不总是建立在相同的个体行为假设之上。较新的综合试图构建一个更加统一的框架:在一个明确设定的跨期经济体系中,同时解释短期非中性与较长期的调整过程。

两方面的发展使这种重构变得重要。首先,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经历削弱了人们对某类政策模型的信心,这类模型将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历史关系视为稳定不变。其次,罗伯特·卢卡斯于1976年提出的政策评价批判指出,政策规则发生变化时,估计得到的行为关系也可能随之改变。如果家庭和企业理解了新的政策制度,它们就会调整预期与决策。因此,旨在比较不同政策制度的模型,需要从偏好、技术、约束和预期出发解释行为,而不能仅仅依赖在旧制度下观察到的相关关系。

20世纪80年代,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尤其是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的研究,推动了以最优化主体、随机技术和均衡资源配置为核心的量化模型的发展。新凯恩斯主义研究者则着力解释,为何即使私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价格和工资仍可能调整缓慢。重要成果包括约翰·泰勒的交错合约模型、吉列尔莫·卡尔沃的定价框架,以及将不完全竞争与名义扰动的产出效应联系起来的模型。这些研究纲领在重要机制上存在分歧,但日益采用共同的数学工具,也都强调明确的行为基础。

古德弗兰德与金在1997年的论述中,将这种逐渐形成的综合概括为跨期最优化、理性预期、不完全竞争与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的结合。理查德·克拉里达、若尔迪·加利和马克·格特勒于1999年发表的综述《货币政策的科学:新凯恩斯主义视角》,提出了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货币政策框架。迈克尔·伍德福德2003年的著作《利息与价格》则详细阐述了其理论基础。因此,“新新古典综合”这一名称所涵盖的范围超出了任何一项单独的贡献:它指的是一组相互交融的研究纲领,其实践核心后来发展为现代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

最优化、预期与均衡基础

这一综合框架以跨期决策为起点。家庭在预算约束下选择消费、储蓄和劳动供给。一个典型的设定是

E0∑t=0∞βt[Ct1−σ−11−σ−χNt1+φ1+φ],E_0\sum_{t=0}^{\infty}\beta^t \left[ \frac{C_t^{1-\sigma}-1}{1-\sigma} -\chi\frac{N_t^{1+\varphi}}{1+\varphi} \right],

其中,CtC_t 为消费,NtN_t 为劳动投入,β\beta 为贴现因子,其余参数决定偏好特征。当 σ\sigma 趋近于一时,就得到消费效用为对数形式的情形。这一设定使当前支出取决于预期的未来收入和回报,而不只是当前的可支配收入。

家庭的欧拉方程将当期消费的边际效用与经过储蓄实际回报调整的下一期消费的预期边际效用联系起来。其劳动供给条件则将实际工资与消费和闲暇之间的边际替代率联系起来。企业选择投入以最小化成本,并制定价格以最大化预期贴现利润。这些条件将总量行为与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但使用代表性家庭本身并不能证明,这种加总方式能够准确描述由不同家庭组成的总体。

预期通常被建模为理性预期:经济主体的预测与模型生成的概率分布及其掌握的信息相一致。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主体能够准确预测每一件事。冲击仍然具有不确定性,预测误差也依然存在。它意味着,经济主体不会系统性地忽视模型假定其已经掌握的信息。因此,已宣布的未来政策可能在政策工具实际发生变化之前,就影响当前的消费、投资和定价。

均衡要求个体计划彼此协调,并与资源约束和市场条件相容。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分配到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其他指定用途上。资产头寸必须满足金融市场出清条件,企业的劳动需求也必须与家庭行为相一致。然而,与完全竞争、价格灵活的模型不同,这里的均衡未必有效率。企业可能在成本之上加价定价,某些价格可能沿用前期的水平,而政策可能影响由此形成的资源配置。

因此,这一综合框架区分了讨论中有时被混为一谈的两个概念。均衡意味着决策与约束之间相互一致,并不必然意味着充分就业、最优配置或即时调整。当价格具有黏性,而政策又未能抵消由此造成的支出下降时,衰退可能是经济对冲击作出的均衡反应。不过,基础模型往往没有显式刻画求职过程和非自愿失业,因此,不应直接将这些模型中的就业波动视为一套完整的劳动力市场理论。

不完全竞争与名义刚性

垄断竞争使企业有理由自主定价,而不是接受外部给定的价格。在一种常见的模型设定中,家庭购买的是彼此不能完全替代的差异化商品。每个生产者都面临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并在边际成本之上加成定价。当替代弹性为常数 ε>1\varepsilon>1 时,弹性价格条件下的最优加成倍数为 ε/(ε−1)\varepsilon/(\varepsilon-1)。由此产生的市场势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即使所有价格都能灵活调整,产出仍可能低于有效率的水平。

名义刚性通常通过卡尔沃定价引入,其依据是吉列尔莫·卡尔沃于1983年提出的模型。在每一期,企业都以 1−θ1-\theta 的概率获得重新定价的机会,且这一概率与现行价格已维持多久无关。有 θ\theta 比例的企业无法重新定价。一个价格的预期持续时间为 1/(1−θ)1/(1-\theta) 期;例如,在季度模型中,θ=0.75\theta=0.75 意味着价格平均维持四个季度。这是所假定的调整过程的性质,并非普遍适用的实证估计。

能够重新定价的企业会考虑新价格可能持续生效的时段。因此,它所选择的价格不仅取决于当前状况,还取决于对未来成本、需求和贴现因子的预期。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可以通过这种前瞻性决策影响当前通货膨胀。如果名义支出上升,而许多企业仍保持价格不变,需求就会转向这些企业,总产出也可能随之扩大。因此,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并非中性。

价格离散是另一个重要后果。当部分企业重新定价而其他企业没有调整时,相对价格会因与生产率或消费者偏好无关的因素而出现差异。购买者会改变支出去向,而其他方面相似的生产者则会以不同规模经营。在生产技术相同的情况下,这种价格离散可能增加生产既定数量最终消费品所需的总劳动量或其他投入量。因此,除了计价单位变动带来的种种不便之外,通货膨胀还会造成资源配置成本。

卡尔沃定价便于分析,但并非唯一的调整机制。泰勒合约规定了预先确定的合约期限;罗滕伯格调整成本使快速调价产生代价;状态依存模型则允许企业在调价收益超过固定成本时调整价格。工资刚性也可以用类似方式建模,有助于解释实际工资和就业的持续变动。这些替代机制可能对重大冲击产生不同反应,尤其是在高通货膨胀改变了企业调价激励的情况下。新新古典综合并不意味着某一种调整机制适用于所有国家或所有时期。

标准三方程模型

这一综合框架可以用一个简洁的模型来表示,由跨期需求方程、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和货币政策规则构成。该模型通常是将一个更为详细的经济模型在低通胀或零通胀的稳态附近进行近似处理而推导出来的。其核心经济活动变量是产出缺口,通常写作 xt=yt−ytnx_t=y_t-y_t^n,其中产出以对数衡量,ytny_t^n 是价格灵活时的产出水平,也称自然产出水平。这一基准取决于具体模型,无法直接观测。

需求关系为

xt=Etxt+1−1σ(it−Etπt+1−rtn).x_t=E_t x_{t+1} -\frac{1}{\sigma} \left(i_t-E_t\pi_{t+1}-r_t^n\right).

其中,iti_t 为短期名义利率,πt+1\pi_{t+1} 为下一期的通胀率,rtnr_t^n 为与灵活价格均衡相一致的自然利率,即自然实际利率。当预期实际利率 it−Etπt+1i_t-E_t\pi_{t+1} 高于自然利率时,家庭就有动机推迟消费,使当前需求低于价格灵活时的基准水平。由于消费决策具有跨期性质,对未来经济活动的预期也会影响当前需求。

供给关系为

πt=βEtπt+1+κxt+ut,\pi_t=\beta E_t\pi_{t+1}+\kappa x_t+u_t,

其中,κ>0\kappa>0 衡量通胀对产出缺口的敏感程度,utu_t 代表成本推动型冲击。在最简单的卡尔沃模型中,通胀最初是与实际边际成本相联系的。若要将其写成以产出缺口表示的形式,就需要对边际成本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作出额外假设。在采用线性生产技术和标准偏好设定时,一个常见的特例给出

κ=(1−θ)(1−βθ)θ(σ+φ).\kappa=\frac{(1-\theta)(1-\beta\theta)}{\theta}(\sigma+\varphi).

采用其他技术、工资设定机制或企业特有因素时,这一表达式也会发生变化。

一条简化的泰勒规则使模型闭合:

it=rtn+π∗+ϕπ(πt−π∗)+ϕxxt,i_t=r_t^n+\pi^* +\phi_\pi(\pi_t-\pi^*) +\phi_x x_t,

其中,π∗\pi^* 为通胀目标。实证研究中的规则往往用常数截距替代随时间变化的自然利率,并纳入利率平滑项或货币政策冲击。各变量和利率必须采用一致的计量单位,并以相互兼容的稳态为参照来表示。

这些方程说明,不能将这一综合框架简化为货币增长与产出之间的机械关系。政策通过当前及预期的实际利率发挥作用,而通胀则取决于预期和边际成本。这是一个前瞻性系统:要得到完整解,就必须对冲击、政策制度以及可容许的均衡路径作出假设。三方程版本通常不包含实物资本、银行、国际贸易和具体的财政安排;其简明性部分正是源于这些省略。

货币政策规则、可信度与均衡确定性

其核心政策含义是,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使需求稳定在适当界定的基准水平附近,改善短期经济表现。中央银行通过调整短期政策利率,影响预期实际融资成本以及支出的时点安排。在规模更大的模型中,这些影响通过投资、汇率、资产价格和借贷条件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既取决于当前政策工具的设定,也取决于人们对这些工具未来路径的预期。

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政策规则能否产生唯一的有界均衡。在最简单的模型中,对通货膨胀作出足够有力的反应,有助于防止自我实现的波动。广为人知的泰勒原则要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面对通胀率持续上升一个百分点,名义利率的上升幅度必须超过一个百分点。这样一来,预期实际利率就会上升而非下降,从而抑制需求。在采用特定的时序设定、纳入产出反应或引入其他经济机制时,确保均衡确定性的具体条件会有所不同。

如果政策反应不足,通胀上升的预期就可能降低预期实际利率,刺激支出,进而引发最初所预期的通胀。这种演变路径未必由技术或偏好的变化驱动。这种可能性解释了为何新新古典综合强调政策体制,而不只是单次政策决策。可信度并不只是良好的声誉,而是涉及一套连贯、易于理解且切实可行的政策策略能否锚定私人部门的预期。

当企业和家庭具有前瞻性时,承诺能够改善稳定经济的效果。能够以可信的方式说明未来应对措施的中央银行,可以影响当前的定价和消费。相比之下,在相机抉择下,中央银行每一期都会重新求解最优政策,这可能使其产生放弃先前承诺的动机。最优承诺政策可能表现出历史依赖性:当前行动不仅取决于当前通胀率和产出缺口,还会部分取决于先前的状况或尚未实现的目标。

这一框架为通货膨胀目标制、透明沟通以及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并不意味着只能采用某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它也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必须机械地遵循某个数值化的泰勒规则。工具规则、基于预测的决策程序和目标准则,都可以用来实现相关的稳定化目标。它们的表现取决于信息质量、模型不确定性、财政安排以及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约束。如果公众怀疑未来行动能否与公告内容一致,公告的影响力也会受到限制。

福利、有效率产出与稳定化政策的权衡

这一综合理论的一项独特追求,是从家庭福利出发推导政策目标,而不是任意假定政策偏好产出平稳和低通胀。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对效用进行二阶近似,可以得到如下形式的二次损失函数:

L=12E0∑t=0∞βt(πt2+λxt2).L=\frac{1}{2}E_0\sum_{t=0}^{\infty}\beta^t \left(\pi_t^2+\lambda x_t^2\right).

参数 λ\lambda 取决于偏好、技术和价格刚性程度等结构性特征。这一表达式并非普遍适用:推导时必须注意稳态、既有扭曲、产出缺口的定义以及近似的阶数。

通胀之所以影响福利,是因为交错调价会造成缺乏效率的相对价格离散。经济活动缺口之所以影响福利,则是因为生产和劳动投入可能偏离各自的有效率水平。不过,必须区分有效率配置与自然配置。自然产出是模型在名义价格具有弹性、但其他扭曲仍然存在时所产生的产出。有效率产出则是在资源和技术约束下,使相关福利准则最大化的配置所对应的产出。垄断加成、扭曲性税收或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都可能使两者产生差异。

在一个特别简单的模型中,适当的补贴抵消了稳态下的加成扭曲,同时也不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实际扭曲。此时,稳定通胀也就稳定了与福利相关的产出缺口。奥利维耶·布兰查德和乔迪·加利将这种目标一致性称为神圣巧合。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一综合理论的基准版本有力地支持价格稳定:单一的稳定化目标便能同时应对名义价格离散和缺乏效率的经济活动波动。

当冲击改变了自然产出与有效率产出之间的差距时,这种巧合便不再成立。期望工资加成的变化或其他成本推动型扰动,可能在有效率的经济活动水平走弱时推高通胀。此时,若要立即使通胀回到目标水平,可能就需要进一步收缩经济。在工资和商品价格均存在黏性的情况下,仅稳定商品价格通胀通常无法消除所有名义扭曲。最优政策可能需要转而在工资通胀、价格通胀和经济活动之间进行权衡。

这一福利分析也解释了为什么“稳定产出”通常并不意味着保持产出不变,或强行使其沿着一条固定不变的趋势运行。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可以提升有效率的产出水平,而偏好或资源可用性的变化则可能使其下降。政策未必应当抵消这些变动。实际困难在于,有效率产出和自然产出这两个基准都是不可直接观测、且依赖模型的量。因此,在某一特定模型内确立的福利结论,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可观测、可操作的政策目标。

定量模型与实证评估

早期的三方程框架主要是梳理各种机制的工具。在定量应用中,模型加入了资本积累、投资调整成本、消费习惯、可变的资本利用率、工资黏性以及多种扰动。这些扩展有助于再现产出、通胀和利率的持续性变动,而最简模型往往难以拟合这些特征。通过区分消费、投资、劳动投入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其他组成部分,这些扩展也使政策模拟更加贴近现实。

两项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一项是劳伦斯·克里斯蒂亚诺、马丁·艾肯鲍姆和查尔斯·埃文斯于2005年发表的关于名义刚性与货币冲击的研究,另一项是弗兰克·斯梅茨和拉斐尔·沃特斯估计的模型,包括他们于2003年针对欧元区、2007年针对美国开展的研究。这些模型将最优化行为与多种调整摩擦相结合。它们的重要性部分在于表明,这一综合框架能够用于定量估计,而不必仅仅停留在小型理论模型的层面。

贝叶斯估计成为一种重要方法。研究者为参数设定先验分布,再将其与模型和观测数据所隐含的似然相结合。由此得到的后验分布可用于参数估计、不确定性区间估计、预测,以及不同模型设定之间的比较。数据通常通过状态空间表示与模型相联系,从而可以推断未观测到的冲击和潜变量。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机构在使用其他预测与政策分析工具的同时,也采用了相关模型;欧洲中央银行的新欧元区整体模型就是一例。

实证拟合表现本身并不能判定模型中的机制是否正确。模型可以借助习惯、信息黏性、持续性冲击或其他机制来解释观测到的持续性,但这些机制所指向的政策应对各不相同。当多个结构参数会使总量数据产生相似变动时,识别就十分困难。研究结果还可能取决于先验分布、去趋势方法、纳入的变量,以及所假定政策体制的稳定性。

因此,评估并不限于拟合宏观总量时间序列。有关个别价格变动和工资合约的微观经济证据有助于评估名义刚性;家庭支出数据有助于评估跨期替代;通过独立方法识别出的意外政策变动有助于评估货币政策传导。预测比较则检验:相较于更简单的统计模型,结构性约束能否改善预测。因此,实证证据对这一综合框架各方面的支持程度并不一致:证明存在一定程度名义刚性的证据,并不能确立每一项代表性主体假设的有效性;成功预测常态下的经济波动,也不能证明模型在金融危机或重大体制变迁期间同样可靠。

金融危机、财政政策与有效下限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许多基准模型在具体设定上的重大遗漏。基础模型往往包含无风险资产,却没有对经济运行产生实质影响的银行部门、违约或金融中介杠杆。这类模型可以通过不利冲击来描述需求走弱,却无法解释抵押贷款损失、融资压力以及金融中介资产负债表受损如何导致并加剧需求疲弱。这是一些主流基准模型设定的局限,并不能据此断言均衡分析永远无法涵盖金融不稳定现象。

金融摩擦研究在危机前就已开展,并在危机后继续发展。本·伯南克、马克·格特勒和西蒙·吉尔克里斯特提出了金融加速器机制:借款人净值下降会提高外部融资成本,从而放大支出的收缩。清泷信宏与约翰·穆尔于1997年提出的信贷周期模型,则强调抵押品价值与借款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纳入了受约束的金融中介、信用利差以及金融中介活动的中断。这些机制意味着,单一政策利率不足以完整描述融资条件。

名义利率的有效下限带来了另一项挑战。如果自然实际利率降至足够低的负值,常规的政策利率下调可能无法使预期实际利率与之相符。预期中的通货紧缩会提高实际借款成本,从而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用于应对需求疲弱的稳定化措施可能受到限制,支出下降与通胀回落之间也可能形成不利的反馈循环。

在这一框架内,前瞻性指引通过改变人们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发挥作用,而量化宽松若要产生信号传递以外的影响,则需要额外的作用机制。在资产完全可替代、投资者不受约束的无摩擦模型中,将一种政府负债换成另一种政府负债,未必会改变实际资源配置。投资组合分割、久期风险、借款限额以及金融中介所受的约束,都可能使资产购买产生独立影响。仅凭基础的三方程模型,无法推断这些影响的强弱。

利率下限也改变了对财政政策的分析。当货币政策不通过加息作出回应时,政府购买对需求的支撑作用可能更强,由此带来的通胀还可能降低实际利率。不过,财政乘数仍取决于冲击的持续时间、货币政策的配合程度、融资方式、预期以及家庭行为。财政制度安排还会影响价格水平的决定,以及货币政策承诺能否兑现。因此,危机时期对模型的扩展削弱了这样一种简单分工的合理性:仅由货币政策负责稳定经济,而财政与金融制度则只是被动的背景条件。

异质性、信息与框架的边界

代表性家庭模型忽略了家庭在财富、收入风险、借贷渠道和支出反应方面的差异。拥有大量流动性储蓄的家庭,可以在收入暂时减少后平滑消费;流动性不足的家庭则可能立即削减支出。将两者合并为单一的最优化消费者,可能会错误刻画货币政策传导和财政政策效应。引入借贷受限家庭的扩展模型是迈向异质性建模的中间一步,而异质性主体新凯恩斯模型则将名义刚性与家庭资产和个体特有风险的分布结合起来。

在这些模型中,利率变化不仅通过跨期替代影响支出,还会改变劳动收入、利息收支、资产价值,以及资源在消费倾向不同的家庭之间的分配。格雷格·卡普兰、本杰明·莫尔和乔瓦尼·维奥兰特于2018年对异质性主体环境下货币政策的分析,凸显了经由劳动需求和家庭收入变化发挥作用的间接效应的重要性。因此,流动性的分布能够影响政策的总体传导,而不只是影响某个既定总体反应所带来的分配后果。

信息假设构成了这一框架的另一重边界。在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假设下,有关遥远未来政策的公告可能产生很大影响,这有时被称为“前瞻指引之谜”。纳入不完全信息、学习、有限注意力或有限理性的模型,可以减弱这些反应。这些替代模型需要明确说明主体能够观察到什么,以及他们如何修正信念,同时也提出了有关预期分歧、预测误差,以及家庭和企业了解政策变化速度的实证问题。

其他扩展则重新考察劳动力市场调整、国际联系和非线性行为。搜寻匹配模型区分了雇佣关系与工作时数;开放经济版本考察汇率和输入性通胀;多部门模型则允许能源或供应链扰动对不同部门产生不同影响。大规模冲击可能使局部近似变得不可靠,尤其是在借贷约束生效、利率触及下限,或价格调整频率发生变化时。求解这类模型可能需要能够处理非线性和偶尔生效约束的方法。

由此形成的研究纲领并没有明确的边界。有些扩展保留了原有综合框架以代表性主体为核心的结构;另一些则仅保留了其对显式刻画跨期决策、名义调整和均衡一致性的重视。实证争论涉及货币效应的大小和持续性、通胀的相关来源、自然产出与自然利率的测度,以及最优政策建议的稳健性。其中一项尤为棘手、尚未解决的任务,是区分结构性变化与一连串异常冲击:两者都可能使经济长期偏离在较稳定时期估计出的关系,但它们意味着不同的预测结果和政策反事实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