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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宏观经济与政策 / central-bank-independence

中央银行独立性

中央银行独立性指中央银行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自主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不受短期政治干预,同时接受公共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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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自主制定并执行政策决策,不受民选官员或其他外部利益方的指令、干预或胁迫。它主要涉及货币政策的实施,不过,相关保障措施也可能适用于银行监管及中央银行的其他职能。独立性通常在法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行使:它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凌驾于法律之上、自行决定全部目标,或不受民主监督。

独立性的维度

中央银行独立性并非一种非有即无的单一属性。一家机构可能在利率设定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却对自身预算、人事任命或汇率事务只有有限的控制权。

目标独立性与工具独立性

目标独立性是指确定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或各项目标相对重要性的权力。这些目标可能包括物价稳定、就业以及更广泛的经济稳定。在许多制度下,政策目标由法律规定,而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数值则由政府确定,或由政府与中央银行通过协议确定。

工具独立性又称操作独立性,是指自主选择如何实现既定目标的权力。它通常包括决定政策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及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即使通货膨胀目标由民选当局设定,中央银行仍可具有操作独立性。反过来,如果政府部长可以推翻具体政策决定,那么即便法律赋予中央银行广泛职责,也不能使其获得有效的自主权。

机构独立性与人事独立性

机构独立性涉及中央银行与其他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相关规定包括禁止接受政府指令、限制政治力量参与政策决策,以及规范政府在例外情况下推翻央行决定的程序。

人事独立性涉及中央银行行长及政策委员会成员的任命、任期与免职。较长或交错安排的任期、明确规定的免职理由,以及不得仅因政策分歧而将其免职的保障,都有助于减轻政治压力。由民选官员任命并不违背独立性;关键在于这些官员在任命后仍保留多大的控制权。

财务独立性

财务独立性是指对资源拥有足够的支配权,以履行法定职责。相关安排包括预算权限、资本规定、利润上缴以及弥补亏损的规则。

中央银行出现会计亏损,并不必然妨碍货币政策操作。发行本国货币的中央银行不同于普通商业企业。不过,依赖政府酌情提供支持可能带来压力,尤其是在存在法定资本要求、外币债务或运营资源限制的情况下。

法律上的独立性与实际上的独立性

法律上的独立性是指正式的法律保障。实际上的独立性是指机构在现实中如何运作。

两者可能存在差异。非正式施压、频繁更换官员或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都可能削弱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反之,即使法律保护较为有限,稳定的惯例与政治上的认可也可能支撑相当大的自主权。

经济学依据

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预期

支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一个核心论点涉及时间不一致性:一项政策在宣布时看似可取,但到了实施之时,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却可能不再理想。

政府可能承诺维持低通货膨胀,但随后又有动机刺激需求,以暂时提高就业或产出。如果家庭和企业预见到这种动机,就可能提前调整工资和价格。结果可能是通货膨胀上升,却未能带来就业的持久改善。

将货币政策委托给一家以维护物价稳定为职责、且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可以减轻这种通胀偏向。这一机制部分通过通货膨胀预期发挥作用:公众若相信中央银行会抵制持续通胀,就可能据此调整工资谈判、价格制定和金融合约。

这一论点并不意味着所有通货膨胀都源于政治干预。供应中断、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汇率变动和政策失误也会影响通货膨胀。它也不意味着独立的中央银行能够消除降低通胀所带来的短期成本。

政治决策的时间视野与政策连续性

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时滞,而且时滞长短不定、难以预测。民选政府可能有动机追求短期收益,同时将成本推迟到以后承担。独立机构能够更加重视中期后果,并在选举更替前后保持政策连续性。

独立性不等于始终实行紧缩政策。只要符合自身职责,独立的中央银行可以在经济衰退期间降息,也可以在危机期间提供非常规支持。

防范财政主导

财政主导是指政府融资需求对货币政策形成强大约束,以至于物价稳定目标让位于维持公共财政的需要。

限制中央银行直接向政府放贷,可以降低这种风险。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贷款。高额公共债务、政府收入不足,以及对未来财政调整的疑虑,都可能给货币当局带来压力。

因此,仅靠法律上的独立性并不能保证物价稳定。更广泛的财政和制度框架必须支持与中央银行职责相一致的货币政策。

历史发展

现代社会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重视是逐步形成的。早期中央银行起源各异,往往兼具政府融资、货币发行和商业经营职能。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差别很大,机构历史悠久并不必然意味着拥有政策自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许多中央银行都在政府的严密指导下运作。在美国,1951年《财政部—美联储协议》促使美联储结束了维持政府债券价格的承诺,并恢复了较大的货币政策自主权。

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及随后降低通胀的努力,使人们更加重视规则、公信力和制度保障。有关时间不一致性与政策委托的学术研究,为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许多国家加强了中央银行的自主权,并往往同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新西兰《1989年储备银行法》将更大的操作自主权与明确目标及问责安排相结合,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范例。英格兰银行于1997年获得设定利率的操作权限,随后英国通过了《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成立于1998年的欧洲中央银行则获得了以条约为基础的强大独立性保障。

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大规模货币干预,使关注重点转向中央银行的权限边界、与财政当局的协调,以及如何对行使广泛经济权力的机构进行问责。

不同的制度模式

美国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依据国会制定的法律行使货币政策职权。其法定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长期利率。

理事通过政治程序任命,但法定任期和制度安排使其免受行政部门日常指令的干预。货币政策决定无须总统批准。美联储向国会报告工作,而国会保留修改其组织与运作法律的权力。

欧元区

欧洲中央银行及参与欧元体系的各国中央银行依据相关条约条款运作。这些条款禁止它们在履行既定职能时,寻求或接受欧盟机构、各国政府或其他机构的指令。

物价稳定是首要目标。在不妨碍这一目标的前提下,欧元体系支持欧盟的一般经济政策。其制度环境不同于单一国家的中央银行,因为它的货币政策服务于一个拥有多个国家财政当局的货币联盟。

英国

英格兰银行体现了具有工具独立性、但不享有不受限制的目标独立性的模式。政府规定通货膨胀目标,货币政策委员会则通常自行决定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该目标。

法律框架还规定,在极端经济情况下,政府可以依照议会程序,行使一项例外且有期限限制的货币政策指令权。因此,独立性可以与法律明确规定的应急条款并存。

问责与透明度

独立性将相当大的权力授予非民选官员。其民主正当性通常建立在法定职责、受约束的权力、透明的决策和审查机制的共同基础之上。

常见的问责安排包括:

  • 定期在立法机关作证。
  • 公布政策决定、解释、预测及会议记录。
  • 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披露相关财务风险。
  • 设立任命程序、利益冲突规则及法律审查机制。
  • 要求对显著偏离政策目标的情况作出解释。

透明度有助于公众评估中央银行是否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事。同时,清楚说明决策如何回应经济状况,也有助于提高政策有效性。

问责并不一定要求具体的利率决定得到政治批准。这种批准要求可能削弱政策委托本来旨在赋予的操作自主权。制度设计的一个核心难题,是如何审查决策,又不使审查演变为常态化的政治指令。

实证证据与衡量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法律指数、制度特征和实际运作指标来衡量独立性。法律指数通常考察任命程序、免职保护、政策权限、法定目标以及对向政府放贷的限制。

行长更替频率也被用作实际独立性的指标,尤其适用于正式法律难以准确反映政治影响的情形。但这一指标并不完善:人员更替可能源于退休、制度改革或其他与干预无关的原因。

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较高的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相关,这种关系在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历史比较中尤为明显。然而,确立因果关系比证明相关性更加困难。重视物价稳定的国家,既可能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也可能采取其他抑制通胀的政策。

其他复杂因素包括:

  • 法律规则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差异。
  • 财政制度和汇率制度的变化。
  • 通胀危机本身可能促成制度改革。
  • 不同指数对各项制度特征赋予的权重不同。
  • 研究结果因国家和历史时期而异。

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独立性可以消除通胀冲击或保证更快的经济增长。其效果取决于公信力、机构能力、财政状况以及更广泛的政策框架。

局限与争议

货币政策自主权不意味着免受外部约束

国内制度层面的独立性,不等于在所有国际环境下都能自由选择货币政策。即使中央银行在法律上具有独立性,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仍可能约束货币政策。这种外部约束可用不可能三角来说明。

分配效应与民主正当性

货币政策对借款人、储蓄者、劳动者和资产持有者的影响各不相同。即使是为了实现整体经济目标而作出的决定,只要涉及就业、住房成本和金融资产价格,也会产生分配效应。

因此,争论的焦点在于政策委托的适当范围,而不仅仅是官员是否应当独立。较窄的职责范围可以明确问责标准,却可能无法充分反映通胀、就业与金融状况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广的职责范围提供了灵活性,但也使绩效更难评估。

危机管理与财政边界

作为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可能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以维护金融稳定。紧急贷款和量化宽松可能使公共部门承担财务风险,或影响信贷配置。

这些行动可能需要与财政部门协调,尤其是在涉及政府担保或公共资本时。协调并不必然削弱独立性;制度上的关键问题在于,职责、风险承担和决策权限是否仍然明确。

资产负债表亏损与政治压力

政策利率上升可能增加中央银行为其负债支付的利息,而此前购入的固定利率资产所产生的收入调整较慢。债券价格下跌也可能产生估值损失,具体取决于所采用的会计规则。

这类亏损并不一定意味着货币政策失败。然而,试图避免亏损或维持向政府上缴利润,可能与追求物价稳定发生冲突。有关资本、留存收益和政府支持的规则,会影响会计结果是否成为政治施压的手段。

货币政策以外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还可能监管银行、监督支付系统,或行使宏观审慎政策权限。这些职责涉及不同的法律判断、分配效应以及与政府的关系。

因此,独立性往往按不同职能分别设计。利率决策方面的高度自主权,并不自动意味着在银行处置、紧急财政支持或金融监管方面拥有同等程度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