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债务是公共当局承担的、需要在未来偿还本金、支付利息或同时还本付息的金融负债存量。根据统计口径的不同,其范围可能仅限于中央政府,也可能涵盖各级政府和社会保障基金,或包括公共企业在内的更广泛的公共部门。主权债务通常更具体地指一国政府的债务。公共债务不同于预算赤字:前者是在某一特定日期计量的存量,后者则是一定时期内支出超过收入的流量。
举债使政府能够将战争、紧急事件、公共投资和稳定经济所需的成本分摊到不同时期。政府债券还为金融市场提供储蓄工具、抵押品和定价基准。然而,债务也意味着债权人依合同享有对未来公共资源的索偿权,并使政府面临利率变动、再融资压力,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外汇短缺。因此,债务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规模,还取决于借款用于何处、债权由谁持有,以及约束偿债行为的制度。
公共债务研究融合了公共财政学、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会计学和法学。其核心问题包括如何计量债务、债务负担相对于国民收入如何变化、债务如何影响生产和分配,以及政府如何处理无法按原定条款偿还的债务。
定义、机构覆盖范围与计量
机构边界是编制任何债务统计的起点。中央政府债务涵盖国家行政机关及相关中央机构。广义政府债务在此基础上,还包括州或省级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归入政府部门的社会保障基金。公共部门债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涵盖公共金融公司和公共非金融公司。国有企业可能以商业方式运营,不属于广义政府,但其借款仍可能使公共财政面临损失。因此,同一国家的两个债务数字可能相差很大,但两者未必有误。
债务是金融负债的一部分。按照国际统计框架,债务工具通常包括通货和存款、债务证券、贷款、保险和养老金相关负债,以及其他应付账款;如果特别提款权分配与所报告的部门相关,也应计入债务负债。股权和大多数金融衍生工具不归类为债务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1年出版的《公共部门债务统计:编制者与使用者指南》提供了一套通用框架,而国民账户体系则提供了更广泛的机构划分和核算框架。各国公布的主要债务指标往往采用较窄的定义。
债务总额记录尚未清偿的债务负债,不扣除金融资产。净债务则扣除特定金融资产,但各统计体系纳入的资产范围有所不同。持有大量存款和可交易证券的政府,其债务总额可能很高,但净债务要低得多。然而,高速公路、学校或公立医院通常无法迅速出售,以偿付到期债券。公共部门净值涵盖非金融资产和范围更广的负债,它所回答的问题不同于短期偿债能力所涉及的问题。
合并处理会抵销选定边界内各机构之间的债权。公共社会保障基金持有的中央政府债券,仍计入中央政府债务;但如果广义政府合并统计同时涵盖这两个机构,该笔债务就会被抵销。同样,中央银行持有的债务是否被抵销,取决于所报告的机构边界是否包含中央银行。合并处理旨在避免重复计算,并不会消除对家庭、养老金受益人或中央银行负债持有人的根本偿付义务。
估值方式也很重要。面值记录合同约定的本金,名义价值包含按工具条款应计的金额,市场价值则反映当前交易价格。市场收益率上升会使现有固定利率债券的市场价值下降,但不一定会减少发行人必须偿还的本金。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债务指标,是一种按名义价值计量的特定广义政府合并债务总额指标,涵盖通货和存款、债务证券及贷款。因此,它不能与所有国际债务统计序列直接互换使用。
政府借款的历史演变
公共借款早于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但可转让政府债权的持久交易市场,是随着城市商业、税收和代议制度的发展而形成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通过强制借款和设有专门偿债财源的债务筹集资金。威尼斯与“旧债基金”(Monte Vecchio)相关的统一公共债务,展示了最初源于强制融资的债权如何转变为可交易资产。这些安排与战争及商人群体的财政资源密切相关,而非服务于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近代早期的统治者往往以特定税收、关税收入或专营收益作为偿债来源进行借款。他们面临的难题不仅是筹到资金,还在于让债权人相信,即使发生政治冲突或统治者更替,债务仍会得到偿还。西班牙王室自16世纪起多次暂停偿债,表明帝国收入即使十分庞大,也不能保证可靠的还本付息。荷兰共和国依托强大的征税能力和活跃的金融市场,建立了较为有效的借款制度。这些经验逐渐确立了一种认识:可靠的税收征管和可强制执行的借款安排至关重要。
在英格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确立的制度安排加强了议会对财政收入和借款的控制。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将向政府提供贷款与创设一家银行机构联系起来。设有专门偿债财源的长期债务、日益标准化的证券以及不断扩大的投资者群体,为英国18世纪的军事融资提供了支持。这些发展是更广泛的金融变革的一部分;相对可靠的公共信用之所以能够形成,并非任何单一的宪制事件就能解释。
历史上,许多规模最大的债务增长都由战争引起。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公共债务超过了其年度国民产出的两倍,不过,采用不同的基础数据序列,得出的历史比率也有所不同。两次世界大战又使各参战国的债务大幅扩张。1946年,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06%。战后债务比率的下降,往往是经济增长、基本预算收支状况、通货膨胀和利率安排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名义债务存量大幅减少所致。
20世纪后期,国际债券市场进一步深化,同时也发生了数次重大债务危机。商业银行贷款是1982年爆发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成因之一;1989年公布的布雷迪计划推动将银行债权置换为可交易债券,同时减免债务及还本付息负担。此后,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导致政府借款大幅增加。在这些事件中,财政收入下降、应急支出、对金融部门的支持以及经济收缩以不同方式共同发挥作用,说明了为何看似相近的债务增长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成因。
债务工具、债权人与金融市场
政府通过多种工具借款。短期国库券通常期限较短,一般以贴现方式发行。中长期国债的期限通常较长,并支付固定或浮动票息。通胀挂钩证券根据物价指数调整本金或支付金额,而浮动利率工具则参照基准利率定期重设利率。贷款可以来自商业银行、其他国家政府或多边机构。一些政府还会累积拖欠款项,这相当于通过推迟向供应商、雇员或债权人履行付款义务来获取融资。
借款的币种、期限和利率结构决定其风险特征。以本币计价的十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到期前的名义支付金额是可预测的。短期外币贷款则使借款人同时面临再融资需求和汇率变动的风险。通胀挂钩债务可以保护投资者免受按物价指标衡量的价格上涨影响,但也使政府的偿付金额对通胀更加敏感。优惠贷款通常面向低收入国家,可能兼具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较长的期限和宽限期,从而大幅降低按现值计算的债务负担。
政府债务通过拍卖、承销团发行和协议配售等方式向投资者发行。在拍卖中,投标决定分配结果;视具体拍卖机制而定,投标还可能决定成交价格或收益率。承销团发行借助金融中介向投资者配售证券,是部分国际债券和大规模新债发行的常见方式。此后的二级市场交易,使投资者无须等待政府偿债即可调整持仓。活跃的交易和可预测的发行安排能够改善流动性,从而降低投资者因资产难以出售而要求的补偿。
债券价格与收益率呈反向变动。对于常规的固定利率债券,其价格等于约定票息与本金的折现值之和:
其中, 为价格, 为票息支付额, 为本金, 为在该公式的简化假设下保持不变的收益率。短期利率预期、通胀、信用风险和市场流动性的变化都会影响收益率。一国政府的收益率曲线反映不同期限债务的收益率,为抵押贷款、公司债券及其他金融债权的定价提供基准。
债权人包括家庭、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基金、中央银行及外国官方机构。各类债权人的行为有所不同:养老基金可能偏好久期较长的资产,银行可能需要流动性较高的抵押品,而外汇储备管理者则可能优先考虑安全性和可兑换性。内债和外债不应与本币债务和外币债务混为一谈。在国际统计中,外债通常根据债权人的居民身份界定。因此,非居民持有的本币债券可以属于外债,而居民持有的外币债券则可以属于境内持有的债务。
预算收支差额与债务动态的算术关系
政府借款与政府预算密切相关,但年度赤字并不总是等于所报告债务的变动额。总体收支差额计入利息支出,而基本收支差额则不计入。基本盈余意味着收入超过非利息支出;即使政府有基本盈余,只要利息支出更大,仍可能出现总体赤字。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下的统计结果可能不同,因为两者记录交易的时间不同,尤其是在付款延迟或债务义务在结算前已经产生的情况下。
一个简化的债务恒等式可以明确说明这些关系。设 表示第 期末的名义债务, 表示期初债务存量的有效名义利率, 表示基本盈余, 表示其他增加债务的调整项。则有:
调整项可以包括汇率变动带来的估值效应、对先前未入账负债的确认、金融资产购置,或赤字与债务核算之间的差异。例如,为积累现金缓冲而借款,即使不增加相关预算口径下的支出,也会使债务总额上升。
将各项除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即可看出债务相对于经济收入基础的变化。若名义GDP的增长率为 ,且小写变量表示相应数值与当期GDP的比率,则有:
因此:
其中涉及利率与增长率的项通常被称为雪球效应。当有效利率高于名义增长率时,除非有基本盈余或有利的调整项加以抵消,否则既有债务占GDP的比率往往会上升。
举例来说,假设期初债务相当于GDP的100%,有效名义利率为5%,名义GDP增长3%。如果没有基本盈余或其他调整,债务率将升至约101.94%。要使债务率保持稳定,就需要相当于当期GDP约1.94%的基本盈余。如果增长率高于利率,算术关系会更为有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规模的赤字都能持续:利率、增长率、投资者需求和借款规模可能同时发生变化。
还必须区分存量债务的有效利率与新发行债券的收益率。对于长期固定利率借款,市场收益率上升的影响会随着债务再融资而逐步传导至预算。相反,如果短期或浮动利率负债的存量很大,加息的影响就会迅速传导。即使没有新增借款,汇率贬值也可能使外币债务的本币价值大幅上升。这些特点说明,要解读总体债务率,债务构成与再融资时间安排都是不可或缺的信息。
经济功能及其对产出和分配的影响
借款使政府能够将支出时间与征税时间分开。在战争、灾害或经济衰退期间,若全部应急支出都通过即时征税来筹集,可能造成尤其高昂的经济成本。税收平滑将筹资需求分摊到不同时期,从而有望避免具有扭曲效应的税率骤然上升。借款还可以将使用年限较长的基础设施的成本,分摊到享用其服务的各个时期。不过,以债务为资产融资,本身并不能证明该项目的经济回报高于成本。
公共债务在财政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下行时,税收收入减少、福利支出增加,通过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无须制定新法便会使借款增加。相机抉择的支出措施或减税政策可以进一步支撑总需求。其效果取决于闲置产能、货币条件、家庭行为、进口需求,以及未来融资安排的可信度。与已经受到劳动力、能源或产能约束的经济体相比,一些处于低迷状态的经济体更有可能出现较大的财政乘数。
从更长时期来看,如果政府借款推高利率,或占用了原本可用于资本形成的资源,债务就可能挤出私人投资。在开放经济中,外国资本流入可能部分抵消这一机制,但也可能增加未来向境外支付的收益。挤入效应也可能出现:债务融资支持的交通设施、可靠的电力供应或研究活动,可能提高私营部门的生产率并促进投资。最终净效应取决于支出质量和经济状况,而非仅仅取决于融资方式。为无效项目举债,会留下还本付息的负担,却没有相应的生产性收益。
一个重要的理论基准是李嘉图等价,它与大卫·李嘉图对公共财政的讨论以及罗伯特·巴罗在1974年所作的分析有关。在一组严格的假设下,家庭会认识到以债务融资的减税意味着未来需要征税,因而相应增加储蓄,使总需求保持不变。这些假设包括能够充分获得信贷、特定的代际联系,以及未来税收的不确定性较低。信贷约束、有限的规划期限、不均等的税收负担和不确定性都会削弱这一结论。因此,它是一个分析基准,而非普遍成立的经验规律。
债务也会重新分配收入和风险。利息支付使债券持有人受益,而为这些支付提供资金的税收则按照税制分配给纳税人承担。债务由国内持有人持有,意味着部分支付属于国内转移,但这并不能消除其分配影响或征税带来的经济成本。债务由境外持有人持有,会产生向非居民的支付,不过,境外借款也可能曾为生产性资产提供融资。代际影响既取决于传承下来的负债,也取决于传承下来的资产:未来居民可能既承担还本付息义务,也享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可能改变由谁纳税、由谁领取利息或享受公共福利。
可持续性、财政空间与风险评估
债务可持续性关注的是,政府能否在不进行大到不切实际的政策调整、也不发生违约的情况下,履行当前和未来的债务义务。这并不等于每年都将债务比率维持在某个特定水平。政府可以为应对紧急情况而暂时增加债务,同时仍具备可信的能力,在日后使债务趋于稳定。反过来,即使债务比率适中,如果税收征管能力薄弱、偿债期限集中在近期,或债务以政府难以获取的货币计价,也可能存在风险。
偿付能力与流动性的区别至关重要。偿付能力关乎长期来看可获得的资源是否足以支撑债务偿付;流动性则关乎能否在债务到期时付款。即使政府拥有强大的长期税收能力,如果债权人突然拒绝续借短期债务,仍可能遭遇再融资危机。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持续获得市场融资,可能使根本上不可持续的债务状况迟迟得不到正视。由于预期会影响利率和再融资,这两种状况可能相互作用,而非截然分离。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将预测与不同情景相结合,通常考察经济增长、利率、基本财政收支差额、汇率、债务期限结构和或有负债。压力测试则考察增长放缓、借款成本上升、货币贬值或金融部门亏损等情况下会出现什么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针对低收入国家采用一套联合框架,特别关注优惠借款、外债、出口收入和偿债能力。对能够从市场融资的国家进行分析时,则相当重视融资条件和融资总需求。
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债务与GDP之比临界值,能够可靠地区分安全状态与危机状态。日本在广泛依靠本币融资的同时,长期维持了极高的一般政府债务总额;而一些债务比率低得多的国家,却出现了偿付困难。作此类比较时,需要关注公共资产、国内储蓄、货币制度、投资者需求和政策可信度。声称存在明确增长临界值的研究,也因数据处理、国家选择和反向因果关系等问题受到方法论上的批评。增长疲弱本身就可能推高债务比率,因此,债务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本身并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方向。
财政空间是指在不危及债务可持续性或市场融资渠道的前提下,扩大支出或减少税收的能力。它受到债务水平与结构、制度可信度、未来支出压力以及干预措施预期经济回报的影响。债务与财政收入之比、利息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可以揭示以GDP为分母的比率所掩盖的约束,尤其是在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较低的国家。融资总需求通常为赤字加上到期本金,能够反映再融资风险敞口。市场利差和信用评级提供了补充信息,但可能突然变化,不能替代对财政基本承受能力的分析。
货币制度与主权—金融体系关联
以本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举债的政府,与主要以外币举债的政府,所处地位并不相同。中央银行可以创造本币结算资金,支持市场正常运转,却无法创造无限的对外购买力。因此,以本币举债能够降低一种重要的偿付风险,但并不能消除实际资源约束、汇率压力、通胀风险,也不能摆脱中央银行为政府融资所受的法律限制。加入货币联盟则形成了另一种安排:一国政府使用共同货币,却不能独立控制其发行。
中央银行购买债券,会改变合并口径公共部门以外持有的公共负债的构成。在实施量化宽松时,中央银行通常买入较长期限的证券,同时创造准备金余额。将财政部门与中央银行合并核算后,公共部门内部持有的政府债券会被抵销,但向银行体系发行的准备金负债仍然存在。如果准备金的付息利率频繁重设,合并核算就可能显示,公共部门的一部分实际融资已由长期固定利率债务转向对利率敏感的短期负债。
通货膨胀能够降低名义金额固定的债务的实际价值,尤其是在通胀超出预期时。对于通胀挂钩债务、浮动利率工具、短期债务或外币债务,这种效应较弱。更高的通胀也可能推高支出和借款成本,而投资者可能会要求对未来价格不稳定的风险给予补偿。货币政策若刻意迁就财政需求,可能形成财政主导,使货币政策受到政府融资需求的制约,而不是独立地以价格稳定为目标。
政府债券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们既是流动性资产和定价基准,也是担保交易中的抵押品。审慎监管规则和流动性要求对政府债券的处理方式为其需求提供了支撑,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主权债务都同样安全。债券价格大幅下跌,可能削弱持有大量政府债券的银行的财务状况。如果这些银行随后需要公共部门救助,政府自身的财务状况也会恶化。这种反馈关系通常被称为主权—银行关联,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尤为明显。
中央银行的干预可以遏制市场失灵,却未必能解决深层的财政失衡。在市场承压时,即使是平时流动性充裕的政府债券市场,也可能出现被迫抛售、交易商承接能力下降以及异常剧烈的价格波动。最后贷款人能够解决某些流动性问题,但提供担保或购买资产也会重新分配风险,并可能影响激励机制。因此,财政部门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制度性分工、抵押品资格以及援助所附带的条件,既影响危机管理,也影响危机发生前的预期。
债务管理、透明度与财政制度
公共债务管理旨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以长期来看可接受的成本满足政府的融资需求。这不同于简单地选择当前利率最低的融资方式。短期借款起初可能比长期借款便宜,但需要更频繁地再融资,因此面临更大的再融资风险。外币借款的票面利率可能较低,却会带来汇率风险。债务管理策略需要结合政府的收入结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现金需求以及对不利冲击的承受能力,权衡这些利弊。
具体操作工具包括定期公布债券发行日程、设立基准债券品种、保有现金缓冲、开展债券回购与置换,以及对特定风险敞口设置限额。续发已有债券可以扩大单只债券的规模、提高其流动性,避免将借款分散到众多小规模债券上。债券置换可以平滑到期高峰,而回购则可以提前清偿流动性较差的债务工具。衍生工具能够改变货币或利率风险敞口,但也会引入交易对手、抵押品、估值和操作风险。因此,使用衍生工具需要有相应的风险管理系统,既能识别原始借款的法律形式,更能把握其背后的实际经济风险敞口。
透明度不仅仅是公布一个债务总额。有用的报告应列明债权人类别、币种、到期安排、利息条款、担保、拖欠款项及已质押的抵押品。以未来大宗商品收入作担保的贷款,可能减少可供其他债权人受偿以及可供预算使用的资金。保密条款、预算外实体,以及地方政府报告不完整,都可能掩盖重大风险。全面的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以及对赤字与债务变动之间差异的核对,有助于区分为新政策举借的债务、估值变化和对既有义务的确认。
财政规则对预算施加数值或程序上的约束,例如债务上限、支出限额或预算收支平衡目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框架将政府赤字和债务的参考值分别定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60%。这些是法律与制度上的参考标准,而非普遍适用的经济界限。不同规则会产生不同的激励:年度预算收支平衡要求可能迫使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削减支出,而支出规则可以容许收入波动,同时约束中期支出路径。豁免条款允许在特殊情况下采取应对措施,但必须明确其启动程序和恢复遵守规则的程序。
预算制度决定借款决策如何获得授权并受到监督。立法机关通常负责批准借款权限、预算或债务限额;审计机构审查合规情况和报告;独立财政机构则可能对预测和财政计划作出评估。法定债务上限并不等同于约束赤字的规则,因为它可能限制政府为立法已经确立的义务筹措资金。当现金短缺、国内市场深度不足以及财政收入季节性波动较大导致筹资存在不确定性时,债务管理部门、预算主管部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有效协调尤为重要。
违约、重组与国际债务减免
主权违约是指政府未能履行债务合同义务,或通过符合相关定义的困境债务交换改变这些义务。违约可能表现为未付利息、未偿本金、长期拖欠,或以不如最初承诺的条件偿债。本币债务和外币债务一样,也可能发生违约:政府可能缺乏调动必要资源所需的法律授权、行政能力或政治共识。与企业债务不同,主权债务通常不受某种能够强制实施全面清偿安排的统一国际破产程序管辖。
主权债务重组通过改变偿付条件,使债务结构恢复到可承受的状态。措施包括延长到期日、设置宽限期、降低票面利率、削减本金,或将原有债务置换为新债务工具。债权人的经济损失通常以净现值的减少来衡量,而不仅看本金削减了多少。即使债券面值不变,大幅降低票面利率并大幅延长到期日,也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所采用的贴现率和比较基准日会显著影响对重组幅度的估算。
债权人在法律权利、投资策略和接受损失的意愿上存在差异,由此产生了协调难题。某个债权人可能拒绝参与债务交换,却希望其他债权人提供足够的减免,从而提高其自身债权的价值。主权债券中的集体行动条款允许达到规定多数的债权人批准对持异议债券持有人同样具有约束力的变更。2010年代发展起来的强化条款,可在规定条件下对不同系列债券的投票进行汇总,从而限制少数债权人凭借少量持仓阻挠重组的机会。但这些条款并不能自动解决不同合同项下的债权,或对官方债权人所负的债务。
巴黎俱乐部于1956年首次召开会议,负责协调参与其中的官方双边债权人对债务的处理。重债穷国倡议于1996年启动,并于1999年得到强化,将大规模债务减免与资格条件及政策程序挂钩。2005年推出的多边债务减免倡议进一步减免了符合条件的债务。二十国集团的暂缓偿债倡议在疫情期间,暂时推迟了符合条件的官方双边债务偿付;其于2020年设立的共同框架则力求让更广泛的官方债权人参与协调债务处理。
具体危机表明,债务处理的结果各不相同。阿根廷2001年违约后,分别于2005年和2010年进行了债务交换,并与部分债权人陷入长期诉讼。希腊2012年的私人部门债券重组,是一项更广泛的官方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将本金削减与置换为新债务工具相结合。重组可以减轻偿债压力,但也可能冲击银行、养老基金、市场融资渠道和国内支付。损失如何分配、基本公共支出如何处理,以及谈判进展的快慢,都取决于债权人构成、适用法律、金融体系的风险敞口,以及配套的经济调整。
或有负债与长期财政压力
账面记录的债务并未涵盖所有可能需要动用公共资源偿付的义务。或有负债只有在特定事件发生时才须偿付,例如政府为企业贷款提供的担保。另一些风险敞口则源于预期,而非明确的合同约定:政府可能出手干预,以防大型银行、电力供应商或地方政府的运作中断。这些隐性承诺难以估值,因为提供支持的可能性与规模,部分取决于未来的政治决策。尽管如此,将其排除在外可能会低估财政的脆弱性。
公共企业是此类风险的重要来源。国有企业可能在一般政府部门的统计范围之外举债,同时从事与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的活动。如果受管制的价格不足以覆盖成本,亏损就可能通过拖欠账款、银行信贷或外币贷款不断累积。日后政府若为其补充资本或承接债务,这些亏损便会转移到政府资产负债表上。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也可能出现类似问题,例如合同承诺保底收入、补偿汇率变动造成的损失,或要求政府在多年内持续付款。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意味着公共部门承担的经济风险很小。
金融危机可能通过担保、存款保障、资产购买和银行资本重组,将私人负债转化为公共偿付义务。最终的财政成本取决于后续收回的资金和所购资产的价值,而不仅仅取决于最初公布的承诺金额。为大规模银行负债提供担保,并不等于立即支出同等金额的资金。反过来,最初规模较小的干预,也可能伴随着后续多次支持。因此,风险评估需要区分最大风险敞口、预期损失、实际发生的现金支出,以及公共部门净资产状况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通过养老金、医疗保健和长期照护带来更长期的压力。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险未来应支付的待遇,通常不会像未偿债券那样全部计入通常公布的政府债务总额;具体处理方式取决于制度安排和统计框架。精算预测可能显示未来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但预测结果对预期寿命、就业、生产率、待遇领取资格规则和待遇指数化调整方式十分敏感。如果把所有预计的未来支出都加到现有债务上,却不同时考虑未来收入或政策调整,所得指标就会产生误导。
气候变化还会通过灾害应对、公共资产受损、适应性支出以及应税经济活动的变化,带来额外的财政风险敞口。依赖化石燃料收入的政府还可能面临转型相关的收入风险。财政风险报告越来越多地将这些风险敞口与担保、法律索赔、地方政府举债及宏观经济压力情景一并纳入分析。其目的并非将未来一切可能的成本都视为当前的债务义务,而是识别冲击可能如何将不确定的承诺转化为融资需求,以及这些需求如何与现有债务组合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