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赤字是指政府在特定会计期间(通常为一个财政年度)内支出超过收入的情况。它是一定时期内计量的流量,而公共债务则是某一特定日期尚未偿还的负债存量。政府通常通过借款、动用金融资产或其他融资方式来弥补赤字。因此,赤字并不等同于某一天的现金短缺,也不一定意味着政府无力履行偿付义务。
预算赤字是财政政策的核心议题,因为它将税收和公共支出的决策与就业、生产、金融状况以及代际资源分配联系起来。赤字的影响取决于其成因、构成、融资方式和所处的经济环境。经济衰退期间的暂时性赤字可以支撑需求,而在不利条件下持续举债则可能推高债务偿付成本,并带来融资风险。因此,分析预算赤字时,需要区分预算收支差额的不同衡量口径,考察其记录方式,并将其与经济活动及政府的长期财务状况联系起来。
定义、范围与基本衡量指标
赤字最简单的定义是支出减去收入。若以 表示政府在 期的支出,以 表示同期政府收入,则赤字为
为正表示赤字,为负则表示盈余。许多官方出版物采用的却是预算余额,其定义为收入减去支出,因此赤字以负数表示。比较采用这两种相反符号约定的数据时,容易产生混淆。“余额增加”可能意味着盈余扩大或赤字收窄,而赤字增加则意味着融资缺口扩大。
机构覆盖范围与计算方法同样重要。中央政府赤字不包括州、省或地方政府的部分活动。一般政府赤字涵盖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社会保障基金,并将这些机构之间的交易合并抵销,以避免重复计算。范围更广的公共部门指标还可能包括公共企业。如何处理国有企业,取决于其机构分类:以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产品或服务的企业,通常与主要提供非市场服务的政府单位有所区别。因此,两个看似矛盾的赤字数据,如果机构覆盖范围不同,就可能都是正确的。
总体余额通常计入利息支出。基本余额则剔除利息,使分析人员能够将当期收入和非利息支出的影响,与累积债务付息的影响区分开来。若 为非利息支出, 为利息支出,则基本赤字为 ,总体赤字为 。如果利息支出足够大,政府即使实现基本盈余,仍可能出现总体赤字。反之,当利率暂时处于低位时,较小的总体赤字也可能掩盖非利息收支安排相对宽松的情况。
赤字通常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表示,而不只是以货币金额表示。这样可以将融资缺口与经济规模联系起来,并便于跨国和跨年度比较。不过,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并没有统一的含义:其后果会随借款成本、经济增长、货币制度及初始债务水平的不同而变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财政年度也各不相同。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年度始于10月1日,而许多政府采用日历年。进行比较时,必须确保覆盖范围、统计期间、会计规则和特殊交易的处理方式一致。
会计惯例与统计计量
政府预算可以按收付实现制或权责发生制记录。收付实现制会计在资金实际收付时确认收入和支出。权责发生制会计则在债权和义务产生时记录经济事项,即使款项要到以后才结算。如果政府在12月收到货物,却到次年2月才向供应商付款,两种制度就会把这笔交易记入不同期间。推迟付款可以暂时改善现金收支差额,却不会降低政府活动的实际成本。因此,未付账款不断累积,即形成支出拖欠,是一个重要警示:公布的现金口径赤字可能低估了财政压力。
国际统计框架对收入、费用、非金融资产投资和融资交易作了区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14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净贷出或净借入等于收入减去费用,再减去非金融资产净投资。负值表示净借入。这一框架与国民账户体系的逻辑高度一致,但具体分类和报告实务仍需协调衔接。购建道路与支付工资在经济性质上并不相同,但两者都可能增加政府的融资需求。
金融资产交易需要格外谨慎地处理。出售公共企业的股份,通常只是将一种金融资产换成另一种金融资产;在基于国民账户的赤字计量中,这种交易本身并不构成收入。同样,发行政府债券是为赤字融资,而不是减少赤字。政府发放贷款通常会形成一项金融债权,而提供赠款则构成支出。银行救助行动可能涉及贷款、股权购买、担保或转移支付,其统计处理取决于交易的经济实质。干预措施的现金成本,不一定等同于其在统计上对赤字的影响。
债务变动也不一定等于赤字。政府可能通过借款积累现金,动用现有存款为支出融资,或因汇率变动而面临外币负债本币价值的变化。债务确认、金融资产交易及其他调整,也可能造成进一步的差异。这些存量—流量调整需要与预算收支差额一并分析。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还能提供金融资产、基础设施及其他资源的信息,而单一的债务数字并不涵盖这些内容。反过来,担保和某些未来承诺虽然会带来财政风险,却未必计入当前债务。因此,透明的财政报告还应列示赤字、融资流量、债务变动及相关或有义务之间的勾稽关系。
赤字的经济与政策成因
经济活动走弱时,赤字往往会自动扩大。就业和利润下降会减少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而消费支出放缓也会使消费税收入减少。与此同时,失业保险和其他收入支持计划的支出可能增加。这些自动稳定器依照现行法律发挥作用,无须出台新的支出法案或税收措施。它们能够缓和家庭收入和需求的波动,但也会使预算收支状况在经济下行时恶化、在经济扩张时改善。
相机抉择的政策调整是赤字的另一类成因。政府可能降低税率、推出转移支付措施、提高公共部门工资、扩大医疗或养老金方面的支出承诺,或增加投资。有些措施是临时性的,例如自然灾害后的紧急援助;另一些则会永久改变预算收支。若以暂时性的意外增收为减税提供资金,当这笔额外收入消失后,就可能留下长期缺口。同样,如果新设项目在最初设立目的已不再那么迫切后仍继续运行,短暂的紧急状况也可能造成持续性支出。因此,区分临时措施与永久性措施,对于解读当前赤字和预算预测都很重要。
分析人员通过估算经周期调整的预算余额,尝试将周期性影响与潜在的政策因素区分开来。这通常需要估算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额,并估算各类收入和支出对经济活动变化的反应。结构性预算余额往往还会进一步剔除一次性或临时性措施的影响,不过各机构使用的术语有所不同。这些指标是估算值,而非可直接观测的数值。潜在产出存在不确定性,在金融危机或生产率变化之后,其估算值可能被大幅修正。因此,即使已记录的收支交易没有变化,过去对结构性赤字的估算也可能随之改变。
长期因素也可能独立于当前的经济周期而造成赤字。人口老龄化会改变养老金体系中缴费者与受益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可能增加对公共资金支持的照护服务的需求。当石油或矿产价格变化时,资源出口国政府的收入可能出现大幅波动。战争、灾害和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可能同时推高支出并减少收入。即使没有推出新的支出举措,现有债务以更高利率再融资时,利息支出也会增加。因此,持续性赤字未必只有单一成因:与人口结构相关的支出承诺、税制设计、经济冲击、行政能力和融资成本,可能在多年间相互作用。
对产出、就业和物价的影响
赤字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取决于导致赤字的具体收支活动。政府购买直接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转移支付和减税则通过改变私人部门的可支配收入,间接影响需求;受益者可能将新增资金用于消费、储蓄或偿还债务。财政乘数衡量财政干预引起的产出变化幅度,但它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常数。其大小因政策工具、经济状况、进口依赖程度、预期以及货币当局的应对方式而异。在分析上,税收收入下降造成的赤字,也不同于政府增加购买所造成的同等规模赤字。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当私人支出不足、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时,以赤字融资的支出可以支撑总需求。在经济衰退期间,面对新增订单,企业可能会增加生产和就业,而不是主要通过提价来应对。当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获得收入支持,或货币政策未抵消财政扩张的作用时,这些效果可能更强。当支出流向进口、政策实施延迟,或家庭预期未来收入会减少时,效果则可能减弱。公共投资既可能在建设期间产生需求效应,也可能通过改善交通、能源或通信网络,带来更长期的影响。
当经济运行接近其生产能力上限时,新增需求更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或挤占其他支出。以维持物价稳定为目标的中央银行可能因此提高政策利率,从而抑制对利率敏感的消费和投资。如果投资者要求获得补偿才愿意持有新增债务,政府借款也可能推高市场收益率。这是形成挤出效应的一条途径,即财政扩张导致私人部门经济活动减少。相反的效应有时称为挤入效应:当需求增强改善了销售预期,或公共投资提高了私人项目的生产效率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预期还构成了另一条影响渠道。李嘉图等价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家庭预期政府未来需要征税来偿付债务,因此会将通过举债融资的减税所带来的资金节省下来。这一命题依赖于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包括人们具有前瞻性,以及能够跨期调配资源。借贷约束、有限的规划期限、不确定性以及纳税人之间的差异,都可能限制这种抵消作用。因此,对赤字影响的实证估计,取决于能否识别政策为何发生变化,以及如果政策没有变化,原本会出现什么情况。仅仅观察到大规模赤字与增长疲弱之间存在关联,并不足以证明赤字导致了增长疲弱,因为经济衰退本身也会扩大赤字。
融资方式及其在金融市场中的传导
政府通常通过发行短期票据、中期债券和长期债券来为赤字融资。短期证券到期快,需要频繁再融资;长期证券可以在较长时间内锁定资金,但其利息成本和价格风险可能有所不同。债务可以采用固定利率、浮动利率,也可以将偿付款项与通货膨胀挂钩。债务既可以本币计价,也可以外币计价,并可由居民或非居民持有。这些特征会影响赤字向经济的传导方式,以及政府面临利率、汇率或投资者需求变化的风险程度。
政府的融资总需求涵盖的范围比当期赤字更广,因为它还包括到期应偿还的债务本金,并需根据现金管理及其他融资需求进行调整。即使一国赤字规模不大,如果大量债务集中到期,也可能面临巨大压力。因此,债务管理机构会统筹发债日程、维持现金缓冲,并力求形成适当的债务期限结构。政府证券还在金融交易中充当抵押品,并作为构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工具。其供给量及市场对其安全性的判断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定价。
赤字也可以通过动用政府存款或出售金融资产来融资。这类操作能够提供资金,而不一定增加债务总额,但通常无法无限持续。出售资产可能减少未来收入,动用现金缓冲则会削弱政府应对借款中断的能力。通过拖欠款项融资,会将成本转嫁给供应商,并可能损害私营部门的流动性。这些方式说明,即时现金来源与基础财政收支状况并不是一回事,仅凭债务统计也无法反映所有融资压力。
央行融资涉及另一类制度和货币问题。直接向政府贷款或购买新发行的证券,可以创造央行货币;而购买已发行的证券,则可能是出于货币政策目的。因此,量化宽松并不等同于直接为预算赤字融资。不过,如果将财政部门与央行合并考察,央行购债可能改变合并口径下公共部门负债的期限结构和利率风险敞口。如果持续依赖货币创造,且规模超出经济体的货币需求,就可能加剧通胀压力。最终结果取决于货币制度安排、资源约束和预期;并非每一次赤字或每一次央行购债都会产生相同的通胀效应。
债务动态与财政可持续性
持续出现赤字通常会导致债务积累,但债务与 GDP 之比还取决于利率和经济增长。设 为时期 末的债务比率, 为存量债务的实际承担的名义利率, 为名义 GDP 增长率, 为基本财政盈余占当期 GDP 的比重。忽略存量—流量调整,则有:
等价地,债务比率的变化为:
这一等式说明了为什么政府即使存在总体财政赤字,债务比率仍可能下降:名义 GDP 的增长速度可能快于债务的增长速度。
举例来说,假设初始债务比率为 GDP 的 100%,实际承担的名义利率为 4%,名义增长率为 5%,且基本财政收支平衡,那么债务比率将降至约 99.05%。若初始债务相同,但利率为 6%、增长率为 3%,债务比率则会升至约 102.91%。这些只是会计关系的示例,并非预测。随着债务到期,实际承担的利息成本会逐步调整;经济增长也会波动,而财政政策本身也可能同时改变经济增长和融资条件。
债务可持续性关注的是,政府能否在不采取经济上或政治上不可行的调整措施的情况下履行其偿债义务。它并不取决于某个普遍适用的单一债务门槛。相关因素包括财政收入筹集能力、债务的期限和币种结构、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获得外部融资的渠道,以及制度的公信力。以长期本币债务融资的政府,与依赖短期外币借款的政府,面临的风险有所不同。当或有义务转化为实际支出时,担保、银行业的脆弱性以及灾害风险敞口,也可能改变原本看似可控的债务走势。
流动性与偿付能力之间的区别尤其重要。政府的长期财政状况可能具备可持续性,却在市场动荡期间无法为到期债务再融资。反过来,暂时能够获得市场融资,也可能使不可持续的债务走势迟迟得不到正视。通过削减支出或提高税收进行财政调整,可以改善基本财政收支,但其对债务比率的影响还取决于由此引起的产出和利息成本变化。在经济下行期间迅速进行财政调整,可能压低 GDP,从而部分抵消原本希望实现的债务比率改善。因此,债务分析会采用多种情景和压力测试,而不是将某一条预测路径视为必然结果。
储蓄、投资与对外收支平衡
在开放经济中,预算赤字通过会计恒等关系与国民储蓄相联系。在一个简化框架中,设 表示私人储蓄, 表示国内投资, 表示政府收入, 表示政府支出,各变量的定义均与国民经济核算保持一致。经常账户差额可以写为
因此,政府储蓄减少,即 变得更负,必然伴随着私人储蓄增加、国内投资减少或经常账户差额下降中的一种或多种变化。这是一项会计恒等式,并不意味着某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之间存在特定的因果关系。
双赤字假说认为,预算赤字扩大可能促使对外经常账户赤字扩大。其中一种机制是国内需求增强,带动进口增加。另一种机制则通过金融市场发挥作用:较高的利率可能吸引境外资金流入,推动汇率升值,使出口竞争力下降、进口商品更便宜。这些机制取决于货币政策、汇率制度、国际资本流动性以及私人储蓄行为。预算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并不总是同向变动。例如,即使经济衰退导致政府预算状况急剧恶化,私人投资骤降仍可能使经常账户状况改善。
外部融资可以使国内投资或消费超过国民储蓄所能提供的资源。这并不必然有害:外国资本可能支持生产性投资,而这些投资的回报可能高于融资成本。然而,如果借款用于无法提高未来偿债能力的支出,或者贷款人能够迅速撤回融资,经济的脆弱性就会增加。以外币计价的政府债务还会带来汇率风险,因为本币贬值会提高这类债务的本币价值。即使政府以本币计量的赤字保持稳定,汇率大幅变动后,其债务比率也可能恶化。
支出结构也会影响不同时期之间的负担分配。通过借款为耐用的基础设施融资,可以让从中受益的几代人共同承担成本;而通过借款为当期消费融资,则会让未来纳税人承担还本付息的负担,却没有相应的实物资产。这一区分并非绝对:教育和预防性服务虽然大多被归为经常性支出,却可能产生长期效益;而选择不当的建设项目则可能创造不了多少价值。因此,除了会计分类,成本收益分析、维护成本和项目执行情况也同样重要。分配效应还取决于谁受益于公共支出、谁承担未来税收,以及谁持有政府债券;国内债务的还本付息是在居民之间转移收入,而不能简单地视为全体居民均匀承担的负担。
预算制度、财政规则与透明度
预算结果不仅受经济状况影响,也取决于政治和行政制度。各支出部门可能为特定项目争取资源,而成本则由全体纳税人分担,从而形成公共池问题。选举激励可能使决策者更看重眼前可见的收益,而忽视较不显眼的未来融资成本。预测方法同样重要:对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或项目完工情况作出过于乐观的假设,可能使计划中的赤字看起来低于最终实际水平。因此,一份可信的政府预算不仅需要数字目标,还需要将政策承诺、拨款、预算执行和报告衔接起来的程序。
财政规则对赤字、债务、支出增长或收入等预算总量指标施加持久约束。预算平衡规则简单易懂,但如果严格适用于每年的实际预算结果,就可能迫使政府在经济下行期间削减支出或提高税收。结构性预算平衡规则力求容纳经济周期的影响,但依赖于存在不确定性的估算。支出规则可以提供更易于控制的操作性上限,但其效果取决于涵盖哪些支出类别,以及如何处理税收调整。例外条款允许在规定的紧急情况下偏离规则,而纠偏机制则明确事后如何纠正这些偏离。
欧盟提供了一个突出的制度实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一般政府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参考值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60%。《稳定与增长公约》围绕这些财政承诺制定了监督和纠偏程序。2024年通过的修订版欧洲财政框架保留了条约规定的参考值,同时更加重视中期财政结构性计划和各国特定的净支出路径。这一框架体现了统一的数字标准与各国债务水平、投资需求及经济状况差异之间的张力。
保障透明度的制度安排是对正式约束的补充。独立财政委员会可以评估预测、评价规则遵守情况,并解释政策提案的影响,但其职责权限因国家而异。最高审计机关负责审查公共账目的合法性和可靠性。中期支出框架将年度预算与跨年度承诺衔接起来。公开发布的财政风险报告可以披露担保、公私合作项目义务以及与公营企业有关的风险敞口。这类报告使政府更难仅靠将义务移出报告范围、拖延付款,或采用未来成本不会立即显现的临时性交易来改善账面赤字。
历史发展与比较经验
政府举债的历史远早于现代宏观经济学。早期公共债务往往与战争有关,也用于满足税收收入到账时间不均衡的国家的融资需求。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是英国建立持久性政府举债体系这一进程的一部分。随着时间推移,长期存续的债务市场使政府能够更系统地将支出时点与征税时点分离。19世纪的财政实践通常倾向于以经常性收入平衡经常性支出,同时对特殊的军事开支或某些资本性支出另作处理。
大萧条改变了围绕持续失业和政府预算的讨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一套理论框架,尤其体现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说明总需求不足可能使经济持续处于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赤字支出成为经济稳定政策的重要工具,不过,各国具体政策的规模、实施时机及其解读各不相同。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极其庞大的举债需求。战后的债务经验表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基本财政收支状况以及金融安排都可能影响债务比率,降低债务比率并非只能依靠年度预算盈余。
此后的历史事件揭示了赤字融资的局限及其所需的制度条件。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环境,使人们更加关注供给约束、货币政策反应和预期。财政讨论也越来越注重区分短期经济稳定与公共债务的长期影响。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收入下降、自动稳定器的作用、相机抉择的刺激措施,以及部分针对金融部门的干预,共同推动赤字扩大。随后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凸显了政府举债、持有主权债券的银行,以及货币联盟成员面临的融资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
新冠疫情期间,紧急卫生支出、收入支持、企业援助和收入损失,再次导致财政收支状况急剧恶化。在美国,联邦赤字从2019财年的约9840亿美元增至2020财年的约3.1万亿美元。这一变化既反映了政府主动采取的应急措施,也反映了经济收缩的影响,并不能直接衡量某一项计划的成本。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需要留意政策设计上的差异,因为各国政府采用了直接支出、延期纳税、贷款和担保等措施的不同组合。随后利率上升对各国预算的影响也不一致,其影响显现的时间取决于债务期限、通胀指数挂钩安排以及浮动利率负债所占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