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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金融与投资 / systemic-risk

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是金融体系受到扰动,导致关键金融服务受损并对整体经济造成重大损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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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体系的部分或全部受到扰动,严重妨碍金融服务的提供,并损害整体经济的可能性。其决定性特征不只是巨额金融损失,而是支付、信贷供给、风险转移以及为经济活动提供融资等功能的失灵。扰动可能通过相互关联的风险敞口、共同持有的资产、脆弱的融资安排,或金融状况与生产活动之间的反馈,演变为系统性问题。

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概念成为金融政策的核心议题,但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早已存在。提取存款、出售资产或缩减放贷等从个体角度看审慎的决策,汇集起来却可能破坏整个体系的稳定。因此,单独考察时每家机构都安全,并不意味着整个金融体系就安全。

系统性风险分析既考察脆弱性如何随时间积累,也考察风险敞口在各机构和市场之间如何分布。它将金融危机的经济学研究与网络分析、制度设计、监管及危机管理联系起来。尽管这一概念最常用于金融领域,相关思想也见于对基础设施、供应网络以及其他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的系统的研究。

定义、边界与经济学基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于2009年共同提出了一种广泛用于政策领域的表述,将系统性风险界定为金融服务中断并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风险。这一界定将经济功能作为核心判断标准。小型机构的倒闭如果中断了不可或缺的服务,也可能具有系统性影响;而巨额投资损失如果能够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且不干扰信贷或支付活动,则未必具有系统性影响。因此,系统重要性取决于规模、关联程度、复杂性、可替代性和制度环境,而非仅仅取决于规模。

系统性风险不同于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前者涉及借款人未能履行偿付义务,后者涉及难以履行支付义务,或难以在不承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买卖资产。这两类风险都可能成为系统性扰动的源头,但其本身并不必然具有系统性。这个概念也有别于投资理论中的系统性风险。投资理论中的系统性风险是指无法通过分散投资消除的、源于整体市场波动的风险敞口;而此处讨论的系统性风险关注的是系统本身的功能受损。全市场股价下跌可能涉及相当大的投资理论意义上的系统性风险,却不一定引发银行业危机或支付危机。

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区分是时间维度与横截面维度。时间维度关注杠杆、信贷、期限错配以及对资产价格的乐观预期如何累积并随后逆转。横截面维度关注某一时点风险敞口的集中程度和分布情况:哪些机构依赖哪些交易对手,哪些资产被广泛持有,以及哪些服务缺乏替代选择。这两个维度相互作用。信贷繁荣可能使各家机构在负债增加的同时,对同一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也有所扩大,从而既加剧周期性脆弱性,也提高损失同时发生的可能性。

其经济学基础通常在于外部性:一家机构并不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全部社会成本。银行在决定是否出售证券时,会考虑自身的融资需求,却未必考虑由此给其他持有人造成的价格下跌损失。贷款人收回短期信贷可能保护自身,却会加剧借款人的困境,并扩大其他主体的损失。即使每份合同都是各方自愿订立、各家机构也都符合现行规定,这类影响仍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因此,金融稳定具有显著的公共物品特征,尽管存款和支付处理等具体服务仍由私人部门提供。系统性风险政策旨在弥合私人激励与系统韧性之间的差距。

历史发展与重大事件

金融恐慌的历史远早于“系统性风险”这一术语的出现。19世纪,银行普遍以可随时提取的存款,为流动性不足的贷款提供资金。对一家机构的疑虑可能引发其他机构的存款外流,尤其是在储户缺乏有关银行资产的可靠信息时。沃尔特·白芝浩于1873年出版的《伦巴第街》探讨了英格兰银行在金融恐慌期间的职责,并为中央银行紧急贷款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07年美国金融恐慌涉及信托公司和货币市场的紧张局势,推动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于1913年成立。

大萧条表明,金融体系的紊乱会如何加剧经济活动的崩塌。1930年至1933年间美国发生的银行恐慌使存款遭受损失或被冻结,破坏了信贷关系,并加剧了货币紧缩。欧文·费雪于1933年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强调了一种反馈机制:资产清算压低价格,从而加重未偿债务的实际负担,促使进一步清算。后来的研究区分了几种传导渠道,包括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以及银行业务关系中所积累信息的流失。这些解释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排斥。

战后的存款保障制度和金融监管削弱了某些传统的恐慌机制,但并未消除系统性脆弱性。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凸显了借入短期外币资金、为期限较长的境内资产融资的危险。货币贬值加重了以本币计量的债务负担,而外国贷款人的撤资又使再融资变得困难。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濒临倒闭,表明杠杆、拥挤的交易头寸和交易对手风险敞口可能引发超出该机构自身投资者范围的担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协调了由私营部门为其注资的行动。

2007—2009年的危机将系统性风险分析的范围扩展到了受存款保险保障的商业银行之外。美国住房价格下跌导致抵押贷款相关证券价值受损,而风险敞口的不确定性则扰乱了银行间借贷和批发融资。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15日申请破产;此后,储备初级基金遭受的损失成为引发货币市场基金赎回潮的因素之一。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银行与公共财政之间存在反馈作用。2020年3月,疫情引发的现金需求甚至扰乱了主要国债市场。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凸显了利率风险敞口、未受存款保险保障的存款高度集中,以及快速提款之间的相互作用。每次事件暴露的都是不同的脆弱环节,而非某种普遍适用的单一危机机制。

资产负债表的放大效应、挤兑与资产出售

金融脆弱性往往始于资产负债表的结构。金融机构以负债和权益为资产融资,权益先于债权人承担损失。财务杠杆会放大资产价值变动的影响。假设一家机构持有价值为100的资产,资金来自95的债务和5的权益,在负债不变的情况下,资产损失3就会使权益降至2。因此,资产价值仅下降3%,就已使初始权益损失了60%。这家机构可能仍有偿付能力,但其承受进一步损失的能力已大幅下降。

试图将杠杆率恢复至原有水平,可能会放大最初的冲击。在上述例子中,如果该机构希望在不筹集新增权益资本的情况下,将资产与权益之比恢复到20,就必须将资产从97减至40,并用出售所得偿还债务。在假定出售价格不变这一简化条件下,这意味着需要出售57的资产。当许多机构都进行类似调整时,价格反而可能下跌。此时,资产贱卖会拉低那些并未出售任何资产的机构所持资产的盯市价值,进而可能迫使这些机构也去杠杆。筹集新资本可以避免部分资产变现,但在恐慌期间,这样做可能成本高昂,甚至根本无法实现。

融资结构会形成另一种放大机制。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经常进行期限转换,以短期负债为长期或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融资。这有助于支持有益的信贷活动,却也使中介机构面临资金在其资产到期前被提走的风险。债权人预期其他人会抢先提款,就可能引发银行挤兑。在道格拉斯·戴蒙德和菲利普·迪布维格于1983年提出的模型中,可随时支取的存款合约既可能带来有效的风险分担结果,也可能形成破坏性的挤兑均衡。现实中的挤兑既可能反映协调问题,也可能反映有关损失的真实信息;这两种解释并不相互排斥。

有担保融资也可能变得不稳定。在回购协议中,贷款人通过抵押品和折扣额来保护自身;折扣额即抵押品价值与贷款金额之间的差额。抵押品折扣提高时,借款人就必须补充抵押品或偿还融资。同样,衍生品的追加保证金要求可能带来即时的现金需求,即使该头寸原本是为了对冲较长期的风险敞口而建立的。因此,融资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会相互影响:交易条件恶化会引发融资需求,而融资需求又迫使机构出售资产,进一步恶化交易条件。即使最初没有发生任何违约,会计损失、抵押品规则和合同触发条款也能使这一过程迅速在机构之间传导。

金融网络与关键基础设施

直接的合约关系为损失和支付缺口的扩散提供了渠道。如果一家银行未能偿还同业贷款,其债权银行就会遭受损失,进而可能削弱自身的支付能力。衍生品、担保、承诺授信额度和证券融资交易又增添了更多联系。风险敞口总额影响即时支付需求,而具有法律可执行性的净额结算安排和抵押品则影响最终损失。因此,仅依据最终净债权绘制的网络图,可能会忽略日内流动性需求,或交易对手进入破产程序时取得抵押品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金融网络并不存在一种简单且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助于稳定的结构。更多联系可以将小规模冲击分散到众多债权人,减轻其对任何单一机构的影响。然而,同样的联系也可能使足够大的冲击广泛传播。高度集中的网络或许能让核心机构高效地吸收冲击,但也可能使这些机构的倒闭造成格外严重的破坏。因此,对金融传染的研究会区分初始冲击的规模、机构吸收损失的能力,以及债权债务关系的拓扑结构。仅凭联系数量,无法可靠地判断安全程度或危险程度。

间接联系可能与直接债权同样重要。持有相似证券的机构,即使彼此之间没有合约关系,也会通过市场价格相互关联。不同机构还可能依赖同一家托管机构、结算银行、数据提供商或同一种短期融资来源。对这些联系的不确定性会形成一条信息传导渠道:债权人可能从原本稳健的机构撤资,因为他们无法区分这些机构与陷入困境的企业各自的风险敞口。当资产负债表不透明、延迟撤资的代价又很高时,这种反应未必不理性。因此,要理解同时发生的损失,区分共同风险敞口与传染至关重要。

关键基础设施则引入了功能层面的考量。支付系统必须可靠地完成债务结算;一旦中断,即使参与者本身具有偿付能力,也可能无法付款。中央对手方介入买卖双方之间,成为双方各自的交易对手,对风险敞口进行净额结算,并通过保证金和预先筹集的资源管理违约风险。中央清算可以降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但也会使风险管理责任和流动性需求更加集中。其韧性取决于保证金管理方式、违约处置安排、运营连续性,以及获取结算资产的能力。同样,网络安全事件或共用技术服务商发生故障,也可能在尚未造成传统信用损失之前,就使关键服务中断。这些运营层面的传导渠道说明,不能仅靠加总预期投资损失来衡量系统性风险。

非银行金融与市场化中介

非银行金融中介涵盖投资基金、金融公司、证券化载体以及传统吸收存款银行以外的其他实体所开展的活动,过去通常以“影子银行”这一名称加以讨论。这一领域内部差异很大:由长期股权资本提供资金的封闭式投资基金,与依赖隔夜借款的杠杆化载体有着本质区别。因此,系统性风险分析侧重于杠杆运用、流动性转换、期限转换和风险转移等经济功能,而不是将所有非银行机构视为同样脆弱。它们通过信贷额度、衍生品和融资安排与银行建立的联系,仍然十分重要。

2007年之前证券化的扩张说明,风险可以在重新分配的同时伴随着融资脆弱性的积累。抵押贷款被汇集并转化为证券,相关风险敞口又被进一步重新打包,形成担保债务凭证等结构性产品。一些载体通过不断发行短期商业票据,为期限较长的资产融资。投资者拒绝续购这些票据,造成了资金缺口,而银行作出的流动性支持承诺又使部分风险敞口回到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信用评级和合同结构并未消除这些产品对抵押贷款表现的根本依赖,也未排除众多产品的市场流动性同时消失的可能性。

当投资者可以频繁赎回,而投资组合中的资产交易不活跃或交易成本较高时,开放式基金就会面临另一类问题。如果赎回投资者获得的价格未能充分反映其资金撤出所引发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就会由剩余投资者承担。这可能形成先行者优势,并刺激更多赎回。并非每只基金都有这一特征:资产流动性、赎回条款、估值方法和交易成本分摊机制都很重要。因此,持有高流动性短期工具的共同基金,与持有流动性较差的信贷资产却提供每日赎回的基金,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

杠杆投资策略也可能产生紧迫的流动性需求。在2022年9月英国负债驱动型投资事件中,英国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导致养老金计划采用的杠杆策略面临追加抵押品要求。为筹集现金而抛售英国国债,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压力,英格兰银行随后实施临时购买措施,以恢复有序的市场环境。这一事件表明,机构的长期融资状况与其即时现金需求可能朝着不同方向变化。稳定币则形成了赎回承诺、储备资产与市场信心之间的另一种联系。其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取决于规模、储备资产构成、赎回安排,以及与支付体系和传统金融的联系,而不只是是否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

向实体经济及跨境传导

当金融动荡损害支出、生产、就业或基本交易时,其影响就在经济层面具有了系统性。其中一个主要传导渠道是信贷供给。损失可能削弱银行资本,促使贷款机构收紧放贷标准、削减授信额度,或不再续贷。依赖关系型贷款的借款人可能无法迅速找到替代融资,因为新的贷款机构并不掌握原贷款机构所拥有的信息。中小企业尤其容易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即使企业拥有可行的长期项目,也可能在无法获得外部融资时削减投资或裁员。

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构成第二个传导渠道。房地产或证券价格下跌会降低可用抵押品的价值,并可能推高借款成本。随后,收入下降又会进一步削弱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增加贷款机构的预期损失,从而加剧信贷收缩。这种相互作用通常被称为金融加速器。家庭的反应则可能同时受到债务负担和财富变化的影响:资产价值下降、信贷收紧以及不确定性增加,都可能抑制消费。财务困境还可能扰乱营运资本和贸易融资,影响那些本来能够盈利、却需要短期资金来采购投入品或填补交货与收款之间资金缺口的企业。

政府财政与银行体系可能相互强化风险。银行通常持有大量本国公共债务,因此,对主权偿债能力的疑虑可能降低银行资产及抵押品的价值。反过来,公共担保或向银行注资又可能增加政府负债。经济走弱会减少税收收入并增加部分支出,进一步强化二者之间的联系。这种银行与主权之间的反馈机制在欧元区危机期间尤为突出。其强度因银行的资产组合、财政能力、货币制度安排,以及负责危机管理的机构的公信力而异;它并非银行持有政府债券就必然产生的结果。

跨境金融还带来了币种、司法管辖和协调方面的问题。一家机构整体上可能具有偿付能力,却无法获得履行即期债务所需的外币。在全球金融承压时期,即使在美国境外,对美元融资的需求也可能上升,这反映的是合同的计价币种,而不仅仅是境内支付需求。母行可能缩减境外附属机构的放贷规模,投资者则可能在多个国家出售资产,以应对其他地方的资金赎回。浮动汇率可以吸收部分冲击,但当借款人负有外币债务时,也可能加重其以本币计量的债务负担。因此,国际溢出效应取决于对外债权的构成与期限,而不仅仅是其总额。

度量、预警与压力测试

系统性风险无法通过单一统计指标直接观测。它涉及未来金融体系各种可能结果的分布,其中包括发生频率低、却会改变机构行为的事件。因此,度量系统性风险需要将脆弱性指标与对风险传导及经济后果的估计结合起来。信贷增长、偿债负担、房地产价格、杠杆水平、融资来源集中度和期限错配都是常见的监测指标。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缺口将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同估计的长期趋势进行比较,是逆周期资本决策的参考指标之一。对这一指标的解读会受到趋势估计、结构性变化以及历史数据可得性的影响。

基于市场的度量方法利用价格推断困境状态下的相互依赖关系。由托比亚斯·阿德里安和马库斯·布伦纳迈尔提出的条件风险价值(CoVaR),衡量的是当另一家机构处于特定状态时,金融体系或投资组合的条件尾部结果。通过比较困境状态与基准状态下这一指标的变化,可以评估该机构与体系脆弱性的关联。**边际预期损失(Marginal Expected Shortfall)**衡量的是,当整体市场遭受严重损失时,一家机构的预期股权损失。SRISK综合机构规模、杠杆水平及股权价值对市场变动的敏感度等信息,估计机构在市场大幅下跌时可能面临的资本缺口。这些指标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不能将其视为可相互替代的系统重要性排名。

银行压力测试考察设定的不利情景如何影响损失、收益、资本,有时也考察对流动性的影响。偿付能力测试可能将经济衰退、房地产价格下跌、失业率上升和借款人违约等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其在数年内的影响。流动性测试则考察较短时期内的资金提取、抵押品要求及获取现金的能力。全体系测试力求纳入共同风险敞口以及机构的应对行为,例如出售资产或缩减放贷。关键在于,压力情景通常是一种有条件的假设,而不是附有发生概率的预测。它是否有用,取决于是否涵盖相关脆弱性,以及对行为的假设是否可信。

系统性风险的度量面临若干识别难题。多家机构可能因具有共同风险敞口而同时陷入困境,而非因为某家机构将损失传递给了另一家。市场价格能够释放脆弱性正在累积的信号,但在信贷繁荣期间也可能显得异常平静。根据正常时期的数据估计的模型,可能低估压力时期的相关性、流动性不足或非线性损失。数据还可能遗漏表外承诺、币种错配、私人融资安排,或对共同服务提供商的依赖。因此,监管机构掌握的资产负债表数据、交易记录、市场指标以及对机构的定性认识具有互补性。没有任何单一指标能够可靠地识别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预测危机发生的时间,或涵盖所有形式的扰动。

预防、监管与制度设计

宏观审慎政策旨在保护整个金融体系,与侧重于单家机构的监管形成互补。其核心目标之一是在压力出现之前增强韧性,而不是等到损失已经发生后,再要求各方同时作出调整。全球金融危机后制定的巴塞尔协议三框架强化了银行资本和流动性标准,并引入额外的保障措施,以防范杠杆和全系统脆弱性带来的风险。资本要求用于吸收损失,流动性要求则着眼于满足现金需求的能力。二者不能完全相互替代,因为具备偿付能力的机构可能陷入流动性困境,而流动性充足的机构也可能遭受超过其权益资本的损失。

当监管当局判断周期性系统性风险正在上升时,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可要求银行积累额外资本。在压力时期释放这一缓冲,可以为银行吸收损失和维持放贷腾出空间,不过,实际放贷情况还取决于融资状况、盈利能力和借款人需求。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额外资本要求,反映了这些银行陷入困境所产生的更大影响。相关评估方法考虑的因素包括规模、关联性、可替代性或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复杂性以及跨境业务活动。这些措施旨在降低此类影响尤为重大的机构倒闭的概率,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

流动性标准针对不同的时间跨度。流动性覆盖率要求银行持有充足的优质流动性资产,以应对规定的30天压力期。净稳定资金比例则着眼于更长时期,推动银行建立与其资产和表外业务相匹配的、更稳定的资金结构。针对借款人的工具,包括贷款价值比限制和偿债负担限制,旨在应对住房抵押贷款及其他信贷市场中的脆弱性。与普遍提高利率不同,这类工具能够针对特定的脆弱性来源发挥作用,不过,其影响也可能转移至受监管较少的贷款机构或其他融资渠道。

政策设计需要考虑各种权衡以及行为反应。增强韧性可以降低预期的危机损失,但也可能改变金融服务的价格和可得性。统一的风险模型或抵押品规则,可能无意间促使机构持有相似的投资组合,并同时进行交易。按法律类别设置的监管可能促使业务活动转移至这些类别之外,而各国实施的措施则可能推动业务跨境转移。因此,监管当局会将以机构为基础的规则、以活动为基础的监管以及对整个体系的监测结合起来。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以及对共同技术服务提供商的依赖等新兴问题,需要针对具体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例如,气候情景分析会区分实体损害与转型引起的资产价值变化;由于时间跨度较长,且适应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其结果与传统的短期压力预测有所不同。

危机管理、处置与政策局限

危机管理力求在分配不可避免的损失的同时,维持关键金融功能。当私人融资市场失灵时,充当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可以提供流动性。传统原则要求,紧急贷款应面向具有偿付能力的借款人,以充足的抵押品作担保,并设定适当条款,避免借款人将其作为常规融资来源。这一原则在实践中难以落实,因为恐慌期间的偿付能力难以确定,被迫出售资产可能压低抵押品价格,而贷款本身也可能改变最终结果。面向整个市场的支持工具可以应对融资中断,而不必要求当局支持某一家机构的商业模式。

存款保险保护符合条件的存款人,降低其进行破坏稳定的提款行为的动机,但其有效性取决于可靠的资金保障、保障范围规则,以及存款人能否及时取用资金。它既不直接保护所有批发融资债权人,也不能消除银行资产上的损失。紧急担保、资本重组和资产支持措施可以防止金融活动骤然中断,却也可能将风险转移至公共部门,并强化市场对未来救助的预期。这会产生道德风险:如果债权人和管理层预期损失将由其他方面承担,就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难点并不只是选择干预还是不干预,而是如何设计干预措施,在维持金融功能的同时,避免对股东或管理层提供不必要的保护。

银行处置提供了一套法律机制,使当局在维持关键服务所必需的情况下,能够在普通企业破产程序之外处理濒临倒闭的机构。当局可以将存款和资产转移至另一家机构,设立过桥银行,或通过内部纾困让指定债权人承担损失。金融稳定理事会于2011年发布的《有效处置机制的关键要素》为此类安排确立了国际框架。恢复与处置计划在困境发生前确定可行方案,而对损失吸收资源的要求则旨在确保重组在财务上可行。处置仍需具备操作层面的准备,包括可用的记录、支付系统接入、充足的流动性,以及不会在处置程序启动时立即失效的合同。

跨境集团带来了额外困难,因为其法律实体、资产、债权人和监管机构分布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从国际层面维持集团整体存续的策略,可能与一国当局保留本地资产的动机相冲突。国际合作、信息共享以及对处置行动的认可,可以减少这些冲突,但无法消除破产法或财政责任方面的差异。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当私人部门承担风险的能力不足时,仍应保留多大程度的全市场支持。可信的救助限制有助于维护市场纪律,但僵化地拒绝干预,也可能导致本可避免的经济扰动。适当的界限取决于哪些金融功能受到威胁、有哪些可用的损失分配机制,以及公共机构能否在不承担无限责任的前提下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