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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金融与投资 / securitization

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将金融债权池转化为可交易证券,在发起人与投资者之间重新配置融资、信用风险和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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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是一种融资技术,即以贷款、应收款或其他能够产生收益的债权所组成的资产池为支持,向投资者发行证券。基础债权的回款用于支付这些证券的本息等款项。在典型交易中,资产被转移至一个法律上独立的实体,由该实体发行具有不同偿付优先顺序的证券。在合成型交易中,资产仍由原持有人持有,而特定的信用损失则通过合同约定的信用保护安排转移给其他方。

这项技术将借款人和贷款发起机构与资本市场连接起来,使原本会留在贷款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债权能够为可交易金融工具提供支持。它可以拓宽融资来源、重新分配信用风险,并创设适合不同投资者的证券。但它并不消除基础资产的风险:由谁承担损失、何时支付款项,以及各种扰动如何影响交易,都取决于合同设计。

资产证券化既包括结构相对简单的抵押贷款转付证券,也包括设有多个损失承担层级、循环资产池或信用衍生工具的复杂结构。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推动了金融中介模式的重塑,而其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则暴露了贷款审核、信用评级、短期融资以及相互关联的金融风险敞口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

历史发展与制度基础

证券化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抵押贷款,以及以可明确识别的收入流为支持的证券。不过,现代证券化市场的形成,源于二十世纪建立的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推动了贷款标准化,将贷款发放与投资相分离,并确立了资产转让的法律安排。早期的抵押债券和担保贷款体系在经济特征上与证券化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未必将资产与发行证券的贷款机构相隔离,也未必通过独立的发行载体分配现金流。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为证券化奠定了主要基础。房利美于1938年成立,旨在支持抵押贷款融资。1968年,房利美进行了重组,同时成立了作为政府公司的吉利美。吉利美于1970年首次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提供担保;同年成立的房地美则于1971年推出了抵押贷款参与凭证。这些安排有助于将单笔住房贷款转化为标准化投资产品,使远离贷款发放机构的其他机构也能持有这些产品。政府相关担保和统一的贷款审批要求,减少了每位投资者独立调查每名借款人的必要性。

早期的抵押贷款转付结构将向借款人收取的本金和利息扣除费用后,分配给证券持有人。这类结构面临的主要难题是,房主可以提前偿还抵押贷款。因此,投资者收到现金的时间并不确定,尤其是在利率下降促使借款人进行再融资时。1983年推出的担保抵押贷款债务工具,使抵押贷款现金流得以划分给本金偿付优先顺序不同的各个档级。这进一步提高了按需设计投资产品的能力,以满足负债偿付时间安排和投资限制各不相同的机构的需求。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证券化扩展至汽车贷款、信用卡应收账款、设备租赁、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及其他资产。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法》确立了房地产抵押贷款投资通道(REMIC)框架,该框架后来在多档级抵押贷款证券化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机构还开发了担保债务凭证和合成结构,无须将每笔基础贷款直接出售,即可转移信用风险敞口。

证券化的扩张反映了计算技术、逐笔贷款数据、法律文件以及金融市场分销能力的进步,同时也有赖于机构投资者对具有特定评级、期限和收益率的证券的需求。由于各国的破产法、抵押权执行、税制、投资者构成以及替代融资渠道的可得性存在差异,证券化在各国的发展并不均衡。因此,证券化逐渐发展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融资安排,而非一种统一的产品。

交易架构与法律隔离

传统的资产证券化始于创设金融债权的发起人,例如发放贷款的银行,或购买汽车分期付款合同的金融公司。主办方或安排人选定资产池、规定合格标准,并组织证券发行。这些资产通常被转让给特殊目的载体或信托,后者通过出售证券筹集资金,以支付资产收购款。因此,投资者取得的是对发行架构的请求权,而非对发起人全部业务资产不受限制的请求权。

法律隔离是许多现金型证券化交易的核心。拟构成真实出售的转让必须依适用法律有效成立,并与担保贷款有足够明确的区别,才能经得起相关破产程序中的质疑。在发起人破产时,成功的真实出售架构旨在防止其债权人将已转让资产视为发起人的一般财产。破产隔离条款可能会限制载体的业务活动、借款行为及其启动破产程序的能力。这些安排降低了特定的法律风险,但并不意味着载体不会违约。

所有权的转让并不必然意味着日常管理工作的移交。资产服务机构负责收取借款人付款、维护记录、管理逾期款项及追偿。由于发起人已具备必要的系统和客户关系,通常会继续担任初始资产服务机构。受托人或担保受托人代表投资者的特定利益,托管机构、账户银行、付款代理人及后备资产服务机构则履行其他职能。资产服务的连续性至关重要,因为即便资产池的财务状况良好,一旦无法访问记录、收款账户或运营系统,支付仍可能中断。

交易文件确立现金流支付顺序,规定可用现金的分配方式。典型的支付优先次序包括税款和必要费用、资产服务费、优先级证券利息、本金偿还,以及向次级投资者支付的款项。利息回收款和本金回收款可能分别适用不同条款。交易文件还规定资产合格性测试、允许的投资范围、资产替换权、报告要求、违约事件,以及可以出售资产或终止交易的情形。

操作和法律层面的细节,可能实质性地改变交易表面上提供的保护程度。款项暂时存放在发起人账户中,会产生资金混同风险。借款人可能对破产贷款人享有抵销权。担保权益可能需要办理登记、通知或其他使其具备对抗效力的手续。跨境资产池还会带来适用法律、执行及转让效力承认等问题。因此,必须将法律架构与基础贷款质量一并评估:借款人即使还款表现良好,也无法仅凭这一点弥补所有权瑕疵或转让不可执行的问题。

分层、信用增级与偿付顺序

许多证券化交易将所发行的证券划分为不同的档次,即具有不同合同权利的类别。优先档在次级档之前获得约定的偿付,而劣后档则率先承担约定范围内的损失。剩余权益或股权权益通常获得支付费用及履行更优先的偿付义务后剩余的部分。分层改变了风险在投资者之间的分布,但并不改变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总额。

一个简化的结构可以说明这一机制。假设某资产池的本金余额为100,其融资由80的优先档证券、15的夹层证券和5的劣后权益构成。不考虑利息、费用、时间因素及结构性触发机制,最先发生的5单位本金损失由劣后权益承担,接下来的15单位损失由夹层证券承担,超过20单位的损失则波及优先档。如果以 LL 表示资产池损失,那么对于损失起始点为 AA、损失终止点为 DD 的某一档次,按相同单位计量,分配给该档次的损失为:

Ltranche=min⁡ ⁣(max⁡(L−A,0),D−A).L_{\text{tranche}}=\min\!\left(\max(L-A,0),D-A\right).

实际交易更为复杂,因为回收款项、偿付时间以及合同中的定义都会影响损失分配。

信用增级通过分层中的次级安排、储备账户、超额抵押、担保或超额利差等机制,为偿付不足提供保障。超额抵押是指资产余额超过相关证券的本金金额。超额利差是扣除约定的融资成本、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后剩余的收入,可用于弥补损失或积累为储备。其有效性取决于资产持续产生收益和回款的情况;当违约增加、借款人提前还款或融资成本上升时,其作用可能减弱。

偿付规则可以随资产表现而变化。一项交易起初可能按比例分配本金,但当拖欠或损失指标突破阈值时,就转为按先后顺序偿还本金。贷款抵押债务证券通常设置超额抵押测试和利息覆盖率测试。若未通过此类测试,原本应付给次级投资者的现金可能被转用于偿还优先票据。这些触发机制保护了优先档头寸,但可能在基础资产池尚未出现同等程度的已实现损失之前,就大幅削减或暂停向次级档分配款项。

信用偿付顺位与期限分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抵押贷款证券化结构可以将收到的本金分配给不同类别,以形成不同的预期还款安排,而不必使每一项类别差异都体现为信用偿付顺位的差异。反过来,预期到期时间相近的两个类别,也可能承担截然不同的损失风险。信用评级通常依据评级机构的方法,评估特定的信用偿付义务;它并不能全面衡量价格波动、可交易性或本金返还日期的不确定性。

资产类别与结构变体

广义的资产支持证券涵盖由多种金融债权支持的金融工具。不同市场的术语用法有所差异:抵押贷款证券有时被纳入广义的资产支持证券范畴,有时则被单独列示。资产特征决定了适宜采用的结构。由分期摊还的汽车贷款组成的资产池,其表现与循环信用卡应收账款池不同;商业房地产贷款则可能高度依赖到期时的再融资。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抵押贷款为支持。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交易取决于家庭还款、房产价值、贷款审批标准以及借款人的还款选择。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则依托写字楼、仓库、酒店和购物中心等收益型物业。其风险包括租户集中、租约到期、物业运营成本以及到期大额尾款。部分商业抵押贷款证券化交易包含多笔贷款;另一些则为单一资产,或持有多处物业的单一借款人提供融资。

消费类资产支持证券通常为汽车贷款、信用卡应收账款和学生贷款提供融资。汽车贷款证券化结构必须考虑收回车辆的处置回收款;若涉及租赁交易,还须考虑可能存在不确定性的车辆残值。信用卡证券化通常采用循环安排,在规定期限内利用收回的本金购买新的应收账款。因此,持续适用的贷款发放标准和资产合格标准十分重要:支持证券的资产可能在发行后发生显著变化。摊还或提前摊还条款决定何时将回收款转而用于偿付投资者。

担保债务凭证汇集债务敞口,并将其信用风险划分为不同档级。担保贷款凭证(CLO)通常持有企业贷款,并可能允许管理人在合同约定的限制内进行交易和再投资。因此,CLO的表现既反映初始资产组合的状况,也反映后续管理决策的影响。相比之下,再证券化以现有证券化头寸作为抵押品,使其对底层资产池和合同结构的依赖又增加了一层。

现金型证券化与合成型证券化的区别在于敞口的转移方式。现金型结构通过发行证券筹集资金,用于购入资产。合成型结构则利用担保或信用违约互换转移约定损失,而贷款仍由发起机构持有。信用保护既可以由投资者提供抵押品作为资金支持,也可以不预先提供资金,仅依靠保护提供方的付款承诺。整体业务证券化则更广泛地依托企业经营收入和担保安排。担保债券通常与证券化相区别,因为投资者一般既可向发行机构追索,也可对指定的担保资产池主张权利,而该资产池中的资产通常仍保留在发行人的资产负债表内。

现金流建模、估值与风险

证券化产品的估值需要同时对资产表现和合同约定的分配机制进行建模。分析师预测利息、按计划偿还的本金、提前还款、违约、回收款项、资产服务成本及其他费用,再按照交易的现金流瀑布分配规则进行分配。因此,证券的价值并非仅由贷款的平均利率或平均违约概率决定。各类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其相互依赖关系,可能与其总量同样重要。

一种基本的估值方法将价格表示为预期支付款项的折现值:

P=∑t=1TE[CFt](1+rt)t,P=\sum_{t=1}^{T}\frac{\mathbb{E}[CF_t]}{(1+r_t)^t},

其中,CFtCF_t 是支付给该证券的现金流,rtr_t 是适用于该笔款项支付期限的折现率。在实践中,对风险敏感的估值必须考虑不确定性、风险溢价,以及支付款项与市场状况之间的关系。用单一折现率对平均预测现金流进行折现,可能掩盖其中的期权特征和非线性损失分配机制。更精细的方法则采用情景分析、利率模型和模拟。

抵押贷款的提前还款尤为重要。利率下降时,借款人可能通过再融资提前偿还贷款,使投资者恰好在再投资收益率走低时收回本金。利率上升时,再融资活动放缓,证券的存续期可能长于预期。这两种情况分别带来期限缩短风险和期限延长风险,并可能使抵押贷款证券呈现负凸性:利率下降时,借款人的提前还款选择权限制了证券价格的上涨空间。商业贷款以及其他到期时需偿还大额款项的资产,即使期间各期款项均按时支付,也会带来再融资风险。

信用分析考察违约频率、损失严重程度、回收款项的延迟,以及借款人、地域、行业或抵押品类型的集中度。违约事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对优先级分层尤其重要。在两种模型下,同一资产组合的预期总损失可能相同,但损失大到足以耗尽次级保护的概率却可能大不相同。因此,关于相关性压力情景的假设,会显著影响对拥有较厚次级保护的优先级证券安全性的估计。

其他风险则来自借款人信用以外的因素。利率互换可以减少固定利率资产与浮动利率票据之间的错配,但也会产生交易对手风险。货币对冲也会引入类似问题。资产服务机构失效、欺诈、数据缺陷、法律纠纷和模型误差,都可能导致预期款项的支付中断。流动性风险影响投资者能否在不大幅让价的情况下卖出所持证券,尤其是在证券差异较大或交易稀少时。因此,即使一只证券的预期现金流充足,其市场价值仍可能在市场承压期间大幅下跌;而较高的初始评级既不保证价格稳定,也不保证能够随时在二级市场交易。

融资经济性、激励与风险分配

资产证券化可以将贷款发放、融资、贷款服务和风险承担等职能分离。专业贷款机构可能擅长评估借款人,却缺乏庞大的存款基础。将贷款出售用于证券化,可以从无意经营贷款业务的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机构投资者可能偏好由此形成的证券,因为这些证券的偿付优先顺序和预期到期期限符合其特定的投资要求或负债安排。

融资收益取决于资产质量与发起机构自身信用状况之间的关系。如果资产池能够在法律上实现隔离,并接受独立分析,投资者可能愿意接受较低的必要收益率,低于其持有对发起机构的无担保债权时所要求的水平。资产池化还可以将固定的法律、报告和管理成本分摊到众多贷款上。但这些收益并非必然实现:安排费用、信用增级、对冲、贷款服务,以及次级投资者要求的回报,都可能使证券化的成本高昂,尤其是在规模较小时。

这项技术也会改变激励。在“发起—分销”模式下,贷款机构预期会出售而非保留由放贷产生的大部分信用风险敞口。如果报酬主要取决于贷款发放量,而买方又无法充分了解贷款审批质量,这种模式就可能削弱借款人筛选或贷后监控。相关问题包括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起机构对借款人资质的了解可能多于投资者,而其在贷款出售后的行为也会影响回款和追偿。

有几种安排旨在使各方激励保持一致。发起机构可以保留次级风险敞口,就贷款特征作出陈述与保证,或继续负责贷款服务。投资者可以获得详细的逐笔贷款信息,以及要求落实合同救济措施的权利。每种机制都有局限。如果保留的风险敞口实际上已被对冲、由不稳定的借款融资支持,或者相对于贷款发放利润而言过小,其协调激励的作用就会减弱。陈述与保证的实际价值,则取决于其涵盖范围、可执行性,以及卖方履行索赔义务的能力。

风险的分配也不等于风险的消失。银行可能在出售贷款的同时保留次级档证券、提供流动性支持安排,或出于声誉原因面临为交易提供支持的压力。在整个金融体系层面,风险可能转移至损失吸收能力较弱或融资来源更不稳定的机构。当长期证券被用于支持短期借款时,证券化与影子银行之间的联系尤为重要。证券化可以使融资来源和风险承担主体更加多元化,但这些收益取决于最终由谁承担风险敞口,以及这些持有者如何为其融资。

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证券化

证券化是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传导机制,尤其是通过美国非机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与抵押贷款相关的担保债务凭证,以及短期融资市场发挥作用。但它并非危机的唯一成因。房价下跌、贷款审核不严、高杠杆、脆弱的融资安排、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不足以及监管缺陷,与证券化结构相互作用,放大了损失和不确定性。

在此前的住房市场扩张期,大量抵押贷款发放给了信用记录较差的借款人,或采用了高度依赖再融资和房产升值的贷款条款。部分贷款审核仅依据有限的证明材料,或对借款人的偿还能力作出过于乐观的评估。证券化将这些新发放的贷款与广泛的投资者群体连接起来。抵押贷款池被划分为不同档次,其中一些次级档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又被重新打包为担保债务凭证(CDO)。由此形成的高评级债权,其表现取决于底层各层结构所提供的保护能否有效抵御损失。

当抵押贷款逾期增加、房价下跌时,原先关于住房风险可通过地域分散得到缓解的假设被证明并不充分。损失之间的相关性上升,回收价值也随之下降。由于较低优先级的抵押贷款证券档次可能同时恶化,以这些档次为底层资产的再证券化产品容易遭受集中损失。评级下调和风险敞口的不确定性削弱了投资者信心;即便是那些已披露持仓但持仓状况难以解读的机构,也受到了影响。

融资结构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恶化。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管道和结构化投资工具以短期负债为期限较长的资产融资。2007年,投资者拒绝为这些融资续期,发起机构因而面临履行流动性承诺的要求,或将相关风险敞口重新纳入自身资产负债表。证券还被用于通过回购协议进行融资。抵押品折扣率上升,加之放贷意愿下降,迫使持有者寻找额外融资或出售资产。这些资产贱卖压低了价格,并将压力传导至持有类似金融工具的其他机构。

市场动荡促使公共部门采取非常规干预措施。美联储于2008年推出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并于2009年开始放款,以支持符合条件的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公共部门还在更广泛的金融体系中运用了担保、流动性工具、资本支持和资产购买等措施。这些措施针对的是融资受阻的不同方面,并不意味着所有证券化资产都具有相同性质。

不同产品、发行批次和优先级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不能将美国某些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结构的损失,视为所有消费类资产支持证券(ABS)、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商业抵押贷款证券化交易或贷款抵押债务凭证(CLO)的典型表现。不过,这场危机表明,当共同风险敞口和不稳定融资将众多机构联系在一起时,复杂的结构、高评级和法律上的隔离仍可能与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并存。

会计处理与审慎资本要求

资产在经济实质上的转移、资产的会计处理,以及风险转移在监管上的认定,是三个不同的问题。具有法律效力的出售,并不意味着相关资产会自动从合并财务报表中移除。同样,会计上的终止确认,也不一定意味着银行已转移足够的风险,从而能够获得监管资本减免。每项评估都有各自的标准和目的。

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IFRS 9 通过涉及合同权利、转移、风险与报酬,以及在适用情况下涉及控制权和持续涉入的各项测试,规范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IFRS 10 则规定如何判断一个主体是否控制另一个主体,以及是否必须将其纳入合并范围。对于结构化主体,控制权评估需考虑对相关活动的权力、对可变回报的风险敞口,以及运用该权力影响这些回报的能力。仅仅将资产置于一个独立设立的载体中,并不能解决是否应当合并报表的问题。

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下,ASC 860 规范金融资产的转移与服务,ASC 810 则规定合并要求,包括与可变利益实体有关的要求。2009 年发布的修订取消了原有的合格特殊目的实体豁免,并调整了相关合并要求。这些改革使人们更加关注:发起机构是否应在报表中列报其设立或支持的载体所涉及的资产和负债。

对银行而言,证券化对银行资本中监管资本的影响,须依据适用的审慎监管框架来确定。巴塞尔协议针对证券化风险敞口确立了专门的计量方法,将受偿顺位、基础资产池风险、损失起计点与止计点以及期限等特征纳入考量。金融危机后的框架更加重视再证券化,并限制了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各司法管辖区通过本地立法和监管规则实施这些标准,因此实际生效的要求及实施日期各不相同。

当发起银行寻求降低资产池对应的资本要求时,重大信用风险转移能否获得认定尤为重要。监管机构会审查损失风险是否真正转移给了第三方,以及合同条款是否削弱了这种转移。一项交易可能提供融资,却未转移实质性的信用风险;也可能通过合成方式转移信用风险,却不提供新的融资。这些结果不应混为一谈。

审慎监管分析还会考察证券发行后仍然存在的风险敞口,包括留存分层、担保、流动性支持安排和交易对手风险。当一家机构向交易提供超出合同义务的帮助时,隐性支持也可能成为重要考量。这类行为可能表明,原本被认为已转出银行的风险,在经济实质上仍与银行相连,从而使资本评估以及对所报告风险降低程度的解读都更加复杂。

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与区域监管框架

证券化信息披露有两项相互关联的任务:描述基础资产,以及解释交易结构如何将资产表现转化为向投资者支付的款项。有用的信息包括贷款特征、授信标准、逾期、违约、回收、贷款条款修改、贷款服务安排,以及交易各方的身份与义务。投资者还需要能够清楚说明偿付顺序、触发条件、对冲安排和终止权的文件。如果定义不一致,或重要的结构特征仍不清晰,仅有大量数据并不足够。

在美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相关证券发行及报告义务。2004年通过的《AB条例》为资产支持证券建立了专门的信息披露和报告框架。2014年通过的《AB II条例》加强了对注册发行的要求,包括要求特定资产类别披露资产层面的信息。公开注册发行与私募发行交易所适用的信息披露制度并不相同,这会影响不同投资者能够获取的信息。

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制定有关发起人保留信用风险的规则。实施规则总体上确立了5%的风险保留要求,同时规定了豁免情形和具体合规方式。规则的适用取决于资产类别、交易结构以及相关参与方的法律地位。2018年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一项判决对适用于公开市场担保贷款凭证(CLO)管理人的美国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这说明,不能将对风险保留的一般性描述不加区分地套用于所有证券化交易。

欧洲联盟通过了第2017/2402号条例(EU),该条例自2019年1月1日起普遍适用。条例建立了跨行业的证券化框架,涵盖投资者尽职调查、风险保留、透明度和信贷发放标准等事项,并为符合条件的交易设立了“简单、透明和标准化”(STS)认定。此后,第2021/557号条例(EU)将STS框架扩展至符合条件的表内合成证券化。获得STS认定意味着交易符合特定的结构与程序标准,并不保证不会发生信用损失。

其他司法管辖区也根据本地信贷市场、破产制度和监管重点制定了各自的框架。例如,在中国,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与企业资产支持证券通过不同的监管渠道发展起来。因此,比较各国发行规模时,必须注意统计口径:有些统计包括抵押贷款转付证券、私募交易或发行人自持证券,另一些则不包括。

信息披露规则也与数据隐私问题相交织。贷款层面的透明度有助于改进分析,但详尽的借款人信息可能带来身份识别风险。因此,报告制度会区分评估资产表现所需的信息与需要保护的个人数据。有效监管和投资分析有赖于可用、可比的信息,但不能认为仅靠信息公开就能取代授信审查、估值或合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