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风险是指机构、投资者或市场参与者无法获取现金、按期履行支付义务,或在不显著影响价格的情况下完成交易的可能性。这种风险源于收付款在时间和确定性上的差异,也源于具有经济价值的资产未必能够转化为可立即支用的资金。因此,流动性不仅涉及可用资源的数量,还涉及这些资源是否易于获取、位于何处、以何种货币计价,以及能否在特定期限内使用。
流动性风险有两种密切相关的形式:融资流动性风险,涉及为所持头寸融资及履行义务的能力;市场流动性风险,涉及以接近当前市场价值的价格迅速买卖资产的能力。二者相互作用,可能使最初的现金短缺演变为被迫出售资产、价格下跌和进一步的融资困难。这些机制对银行、投资基金、企业、金融基础设施和政府都具有重要影响,并可能使困境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蔓延。
与单纯由借款人未能偿还债务或价格不利变动造成的损失不同,流动性问题的核心在于能以何种条件及时调动资源。对流动性风险的分析需要综合考察合同约定的现金流、交易条件、机构行为,以及支持支付和金融稳定的公共制度安排。
流动性风险的形式及相关概念
融资流动性风险,是指一个实体无法在不承受不可接受的损失或不影响正常运作的情况下,满足预期或非预期现金需求的风险。这些需求包括偿还债务、应对存款提取、完成证券结算、支付运营费用以及交付抵押品。即使企业盈利,如果客户款项到账的时间晚于工资和供应商款项的支付期限,也可能遭遇此类风险。银行面临的这一风险尤为突出,因为银行用存款和其他短期负债,为可能数年后才到期的贷款提供资金。
市场流动性风险涉及执行交易的成本和可行性。一项资产即使有报价,也未必有足够的买家愿意按该价格承接大额卖单。因此,流动性取决于具体持仓:卖出少量国债可能很容易,而在市场承压时出售巨额持仓,则可能需要大幅让价。关键问题不仅是某项资产能否交易,还在于能够交易多少、交易速度有多快,以及会对价格产生多大影响。
流动性不同于偿付能力,后者关注的是实体的资产及未来可获得的资源是否足以覆盖其负债。按持续经营基础估值,一家机构可能具备偿付能力,却无法立即支付某笔款项。反过来,一家已资不抵债的机构,也可能通过借款或出售资产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付款。危机期间,两者很难区分,因为被迫出售资产的价格可能远低于将资产持有至到期的价值。因此,流动性压力可能侵蚀资本、导致资不抵债,而不只是暴露已有的资不抵债问题。
流动性风险也不同于信用风险和一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涉及交易对手未能履约的风险;市场风险则涉及价格、收益率、汇率或类似变量变动所造成的损失。不过,这些风险会相互影响。信用评级下调可能触发追加抵押品要求,或使机构无法再获得无担保融资。利率上升可能导致证券价格下跌,同时推高替代融资渠道的成本。即使机构尚未遭受信用损失,这些变化也可能使其立即产生现金需求。
时间跨度至关重要。日内流动性关注一个营业日内到期的支付,而短期流动性规划可能涵盖数天至数月,结构性融资分析则可能延伸至数年。从一个月的整体情况来看,企业的资金可能充足,却仍会因为一笔收款下午才到账而错过上午的结算。同样,如果资金存放在子公司、受限账户,或位于资金转移受限的司法管辖区,合并口径下的现金规模就可能高估实际可用的流动性。
市场流动性、交易成本与价格冲击
市场流动性通常从紧度、深度、即时性和韧性四个维度来描述。紧度涉及交易成本,尤其是交易商买入价与卖出价之间的买卖价差。深度关注当前价格附近可供交易的数量。即时性描述一笔交易能够多快完成,而韧性则描述市场失衡后,价格和交易承接能力恢复的速度。这些维度未必同步变化:报价价差很窄的市场,深度也可能十分有限。
在电子限价订单簿中,新提交的卖单会逐步消耗已有买单。如果卖单规模超过最优买价上的可成交数量,余下部分就会依次以更低的价格成交。由此产生的价格冲击取决于订单分布、撤单情况以及新增需求。在场外市场中,成交则可能需要联系交易商、协商条款并寻找交易对手。寻找交易对手所需的时间及其中的不确定性,会成为流动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做市商通过持有库存并随时准备交易,提供即时成交服务。这项服务需要融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足够的报酬。当波动性上升、库存头寸过于集中,或资产负债表容量的使用成本上升时,交易商可能会扩大价差或减少报价对应的交易数量。因此,恰恰在投资者最希望交易的时候,流动性供给可能收缩。正常时期交易笔数众多,并不能证明市场在承压期间能够承接集中的抛售。
信息不对称是交易摩擦的另一个来源。面对可能掌握更多信息的交易对手,交易商面临在利空消息公布前买入、或在利好消息公布前卖出的风险。价差的一部分就是对这种逆向选择风险的补偿。当不确定性加剧时,交易对手可能会撤回报价,而不只是要求更大的价差。对于估值依赖复杂假设的资产,例如某些结构化证券,一旦市场对估值所依据信息的信心下降,其流动性就可能尤其脆弱。
因此,不同的流动性指标反映的是不同现象。换手率衡量交易活跃程度,却不一定反映变现成本。报价价差没有计入成交规模超过所显示市场深度后产生的额外成本。有效价差将实际成交价格与参考中间价进行比较,而价格冲击指标则将价格变化与交易规模或成交量联系起来。一些实证指标用收益率的绝对值除以成交量,近似衡量每单位成交量对应的价格变动,但这类统计量也可能反映消息的影响,而不只是交易压力。
交易执行策略会改变风险敞口。逐步卖出可以减轻即时价格冲击,但投资者仍需承担后续市场波动的风险;立即卖出则能消除这一敞口,但可能需要接受更大的价格让步。在交易稀少的市场中,观察到的价格可能因没有成交而保持不变。因此,表面上的价格稳定可能掩盖了流动性恶化,而不能证明风险较低。
融资结构、抵押品与或有资金需求
融资流动性取决于资产的融资方式,以及各个融资来源的可靠性。期限转换,即以较短期负债为长期资产融资,是金融中介的核心功能。它为储蓄者和借款人提供了有益服务,但也带来了再融资风险敞口。一家机构即使持有的资产仍完全按预期表现,也可能因为原本指望次日续借的资金未能到位而面临现金短缺。
不同负债的行为特征各不相同。受存款保险保障的零售存款,其表现通常不同于未受保险保障的大额企业存款或短期批发融资。仅凭法律规定的期限并不能判断资金的稳定性:活期存款可以随时提取,却可能留存多年;而名义上已获承诺的融资安排,则可能附带限制其可用性的条件。融资来源的集中度同样重要。依赖少数存款人、贷款人或行业,会使资金撤出的相关性更高。
担保融资借助抵押品支持,降低了对借款人自身信用状况的部分依赖,但并未消除流动性风险。在回购协议中,交易双方以证券换取现金,并约定日后进行反向交易。贷款人提供的资金通常低于抵押品的估值。若价值为 的抵押品适用折扣率 ,则融入的现金约为
如果价值为1亿货币单位的抵押品,其折扣率从2%升至10%,那么即使抵押品价格尚未下跌,融资能力也会从9800万降至9000万。借款人必须另行筹措缺少的800万,或缩减头寸。
金融衍生工具可能产生大量或有流动性需求。变动保证金的划转反映市场价值的变化;初始保证金则用于防范在平仓违约参与者头寸所需期间内可能发生的损失。因此,即使交易对手在经济意义上仍具备偿付能力,并预期套期保值在整个存续期内能够发挥作用,追加保证金要求仍可能迫使其拿出现金。投资组合中其他部分的收益,未必能以合适的形式或在所需时间内用于满足这一要求。
抵押品是否可用,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资格要求、计价币种、法律上的所有权、结算安排,以及是否已被设定权利负担。已经质押给某一债权人的资产,通常不能同时用于支持另一笔贷款。抵押品替换权、评级下调触发条款和额外保证金要求,都可能使可获得的融资骤然变化。当风险敞口变得更加危险,而相应的保护同时减弱时,就会出现错向风险;例如,借款人状况恶化的同时,抵押品也在贬值。
表外承诺同样重要。经济下行期间,客户可能提用授信额度,证券化载体则可能要求获得合同约定的支持。仅依据账面已确认负债制定的融资计划,会遗漏这些潜在现金需求。由于借款人、存款人和交易对手会对同一冲击作出反应,多种资金需求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
计量、现金流分析与压力测试
融资流动性风险计量的基础,是按币种、法律实体和时间区间编制的现金流量表。合同约定的收付款是分析的起点,但对于存款提取、贷款提前偿还、授信额度使用以及借款续期,则需要作出行为假设。该表区分到期后转化为现金的资产与必须出售或质押的资产,因为这些变现途径涉及不同的不确定性。
截至期限 的简化累计流动性头寸可表示为:
其中, 为初始可用现金, 和 为预计的流入与流出, 为截至该期限可通过资产变现或融资获得的额外流动性。各项计算必须避免重复计入:同一证券不能既计入出售所得的全部款项,又在售出后继续用作借款的担保。头寸为负,表明在假设情景下存在尚未弥补的资金缺口。
评估流动性缓冲时,需要扣除价格变动、估值折扣、交易执行限制和操作延迟等因素的影响。生存期是指在不采取额外且缺乏支持保障的措施的情况下,可用资源能够覆盖压力情景下净流出的持续时间。对这一期限的解读高度依赖具体情景。温和假设下的三十天生存期,与大规模提款且批发融资市场关闭情况下的三十天生存期,并不等同。按币种分别计算十分重要,因为若要用一种货币的现金履行另一种货币的付款义务,可能需要外汇市场正常运作。
银行压力测试考察超出正常经验范围的状况。机构特定情景可包括评级下调、负面报道、存款人集中提款,或失去一个主要融资交易对手。全市场情景可包括抵押品价格下跌、交易商承接能力下降,以及从有担保和无担保市场获取融资受阻。组合情景则检验这样一种可能性:某家机构出现自身问题时,替代融资来源也已处于紧张状态。
反向压力测试从流动性缓冲耗尽或未能按时付款等结果出发,识别会导致这一结果的提款、追加抵押品要求及市场关闭等因素组合。这有助于揭示被汇总比率掩盖的集中风险。日内分析进一步纳入付款顺序、结算截止时间和日内信贷可得性;日终头寸充足,并不意味着此前的每一笔付款义务都能得到履行。
简单的财务比率仍有参考价值,但并不全面。流动比率将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进行比较,却很少反映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或存货的变现成本。同样,传统市场风险指标若假定能够立即按观察到的价格成交,也可能低估损失。经流动性调整的损失估计将交易成本、变现期限和价格冲击纳入考量,但仍对压力时期其他参与者行为的相关假设十分敏感。
机构管理与行业特有的风险敞口
流动性治理明确融资决策、风险限额、报告及应急行动的责任归属。在银行,资金管理部门通常负责日常现金和融资管理,风险管理部门则评估风险敞口,并对相关假设提出质疑。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协调有关期限结构、存款定价、投资组合和流动性缓冲的决策。有效的管控应将业务条线的盈利能力与其给机构带来的流动性成本区分开来。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可以向期限较长或流动性较低的资产计收稳定融资的成本。如果不计收这类费用,贷款业务部门可能因享受低成本的短期融资而显得盈利良好,却将再融资风险留给机构内的其他部门承担。尚未提用的承诺额度以及需要大量抵押品的交易头寸也会产生流动性成本。即使尚未发生会计亏损,这些成本如何分摊也会影响激励机制。
应急融资计划规定压力情景下的决策权限、沟通程序、可用融资渠道和操作步骤。计划是否有用,取决于资产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实际完成转移、估值和质押。看似在纸面上可行的安排,可能因缺少法律文件、结算限制或系统测试不足而无法落实。分散融资方、融资工具和到期期限,可以降低对任何单一渠道的依赖,但危机期间各渠道之间的相关性可能急剧上升。
对非金融企业而言,流动性风险与营运资本及现金转换周期密切相关。企业先支付材料款,再将货物投入生产或作为存货持有,出售后还要等待应收款项收回。即使销售额和利润不断增长,快速扩张仍可能消耗现金。客户延期付款、季节性存货积累或供应商收回赊销信用,都可能扩大资金缺口。现金流量表有助于区分报表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但仅凭历史现金流,并不能确定未来的融资能力。
投资工具面临不同的约束。开放式共同基金可能允许投资者频繁赎回,但其持有的资产却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卖出。如果交易成本主要由留在基金中的投资者承担,提前赎回就可能更有利。摆动定价、赎回费或赎回限制等机制,旨在适用法律框架下分摊成本或控制资金流出。交易所交易基金的交易及申购赎回结构有所不同,但其流动性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底层资产和中介机构的承接能力。
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虽然可能持有久期较长的负债,却仍可能因衍生品、证券借贷或保单持有人行为而面临短期内的现金需求。投资期限长,并不意味着无需履行结算义务。因此,针对特定行业的分析既要考察资产与负债的经济久期,也要审视可能使现金需求提前出现的合同机制。
挤兑、反馈循环与系统性传导
当一家机构应对融资压力的举措使其他机构的处境恶化时,流动性风险就会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出售资产、留存现金、撤回授信额度和减少放贷,单独来看都可能合乎情理,但这些行为叠加起来却可能破坏整体稳定。其核心机制在于,为维持流动性而采取的行动会反过来影响市场价格和融资条件。
道格拉斯·戴蒙德与菲利普·迪布维格于1983年提出的模型,以形式化方式说明了银行如何在提供流动性保险的同时,仍然容易遭受挤兑。储户不确定自己是否需要提前消费,而生产性投资需要时间才能到期。活期存款安排可以改善风险分担,但如果足够多的储户预期其他人会提款,那么提前提款就可能成为个人的理性选择。因此,银行挤兑可能体现出协调问题,不过现实中的挤兑也可能是对有关资产损失的真实信息作出的反应。
资产贱卖机制将个别机构的融资短缺与更广泛的损失联系起来。一家机构急于出售资产,会将价格压低至融资约束较少的买家原本可能接受的水平以下。持有类似资产的其他机构随后便会遭受估值损失、抵押品状况恶化或风险限额收紧。这些机构也可能出售资产,从而放大最初的跌势。由此引发的资产贱卖,会使未参与最初融资决策的机构也承担成本。
马库斯·布伦纳迈尔与拉塞·佩德森在2009年的分析中,强调了市场流动性与融资流动性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价格下跌可能削弱交易者的资本;波动性上升或不确定性增加可能推高保证金要求;融资减少进而限制中介机构承接抛售资产的能力。与之相关的另一种损失螺旋是,资产价值下跌会提高实际财务杠杆水平,促使机构去杠杆,并推动价格进一步下跌。这些效应的强弱取决于融资合约、估值惯例以及是否有买家愿意承接。
网络联系还提供了其他传导渠道。在支付系统中,收款延迟可能导致收款方推迟自身付款,即使最终并未出现相应规模的信用损失,也可能造成支付僵局。共同贷款人可能将融资撤回的影响传递给原本互不相关的借款人。即便机构之间没有双边合约,持有相同资产也会形成间接风险敞口。清算安排可以减少部分交易对手风险敞口,却也可能使运营和流动性需求集中于中央对手方。
这些相互作用会产生外部性:机构通常不会承担其被迫出售资产或囤积流动性所造成的全部社会成本。持有更多现金可以保护一家企业,却可能减少其他主体可获得的融资。反过来,流动性缓冲虽然会给持有者带来私人成本,却能降低破坏性抛售的发生概率,从而使其他参与者受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这种差异,是采取宏观审慎政策、而非仅仅依赖各家机构自身评估的主要理由。
历史事件与认识的演变
流动性危机的历史远早于现代证券市场。在大萧条期间,银行倒闭和存款提取扰乱了美国及其他地区的信贷与支付活动。美国于1933年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并于1934年开始提供保障,改变了零售存款挤兑所处的制度环境。存款保障改变了存款人的激励,但并未消除未受保险保障的融资市场或批发融资市场中的流动性风险。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展现了外部融资、短期限与货币错配之间的相互作用。多个受影响经济体的银行和企业背负外币负债,而其收入或资产却大多以本币计价。当外国贷款人缩减风险敞口、汇率下跌时,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外债折合本币的负担也随之上升。一国的流动性状况取决于可动用的外币资源,而非仅仅取决于本币资金。
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融资市场暴露了证券化和影子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融资载体依赖反复发行短期票据,为期限更长的资产融资。2007年,随着抵押贷款相关风险敞口的不确定性上升,投资者不再续作其中一部分融资。银行承担的支持承诺以及重新回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将压力传回了银行。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以及储备主要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出现亏损,加剧了资金撤出和短期市场的动荡。
2020年3月的市场动荡表明,即使是交易十分活跃的政府债券,也可能遭遇严重的流动性压力。随着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投资者纷纷寻求持有现金。资产抛售、杠杆头寸平仓以及中介机构承接交易的能力受限,共同导致美国国债市场陷入失序。央行的购买操作和其他支持工具帮助恢复了市场运行。这一事件对“资产信用风险低就能保证市场始终具有足够深度”的假设提出了挑战。
2022年9月,英国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使养老基金采用的杠杆化负债驱动投资策略面临大规模追加抵押品要求。为筹集现金而抛售英国国债的行为,进一步加重了市场压力。英格兰银行于9月28日宣布临时购买长期政府债券。这一事件表明,即便投资策略旨在管理长期利率风险敞口,也仍可能产生即时的流动性需求。
2023年3月硅谷银行倒闭,凸显了利率变动造成的损失、未受存款保险保障的存款高度集中以及快速提款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美联储事后的审查报告,存款人于3月9日提取了超过400亿美元。数字化银行服务和通信手段加快了提款速度,但其根本脆弱性涉及融资来源集中、风险管理以及资产市场价值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这一事件促使人们重新关注:历史存款行为能否充分反映严重资金流出情景。
审慎监管及其局限性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国际银行业标准更侧重资本充足性,而非统一的量化流动性要求。巴塞尔协议三框架增加了两项主要的流动性标准:短期压力缓冲要求和结构性融资要求。这两项标准是对银行资本要求的补充;银行资本能够吸收损失,但未必能在付款到期时提供现金。
流动性覆盖率(LCR)将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与连续三十个日历日压力期内的预计现金净流出量进行比较:
资产必须满足合格性标准和操作要求,包括在压力期间能够变现。监管规定的折扣率和资产构成限制体现了不同资产在流动性和信用特征上的差异。可计入的现金流入通常以预计现金流出的75%为上限,以确保银行在一般情况下持有一定的流动性资产储备,而不是完全依赖预期收款。根据巴塞尔实施时间表,最低要求自2015年起分阶段实施,并于2019年达到100%。
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针对的是一年期内的融资结构:
负债和资本按其预期稳定性赋予权重,资产和表外风险敞口则按其融资需求赋予权重。相较于短期批发融资,长期资本和负债通常可被认定为提供更多的稳定资金。巴塞尔标准规定自2018年1月起实施,但各司法管辖区的立法采纳情况和适用范围有所不同。
这两个比率都无法全面预测银行能否存续。监管分类只是对差异化行为的近似概括;即使银行满足总体要求,仍可能因存款人集中、日内资金需求或特定币种的资金短缺而面临风险。符合监管要求也不代表抵押品能够在不同法律实体之间及时转移。因此,监管审查还涵盖融资集中度、资产受限情况、压力测试、应急计划,以及管理信息的可靠性。
流动性缓冲能否实际动用,是一个尤为突出的政策问题。流动性资产本就用于在压力期间消耗,巴塞尔框架也允许流动性覆盖率在此类情况下低于最低要求,但须接受监管评估。然而,如果动用缓冲被视为经营脆弱的信号,或可能引发不确定的监管后果,机构就可能不愿动用这些缓冲。它们可能转而缩减贷款或出售其他资产,从而削弱缓冲原本应有的稳定作用。
银行业以外的监管安排反映了不同的行业结构。基金监管规则可能涉及赎回安排和流动性分类;中央对手方面临有关流动性资源和参与者违约的要求;保险机构则接受针对保险业特点的流动性监测。这些安排无法归结为某一个银行业比率。各行业的相关义务、获得应急融资的渠道,以及流动性压力的传导机制均有所不同。
中央银行支持、外币与政策边界
中央银行具有独特地位,因为它能够创造以本币计价的结算资金。作为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可以在私人融资渠道中断时,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提供流动性。这类贷款可以防止原本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机构被迫以严重折价出售资产,并支持支付活动持续进行。但它并不能自动弥补资本不足,也不能消除减值资产的损失。
沃尔特·白芝浩于1873年出版的《伦巴第街》提出了一项广为人知的原则:在恐慌时期,应以优质抵押品为担保,按高利率充分放贷。现代制度安排在定价、合格交易对手、抵押品规则和法律授权方面各有不同。贴现窗口等常规工具与危机期间的特别计划并不相同。面向整个市场的资产购买也可以恢复正常交易条件,但其目的和传导机制可能既不同于面向单个机构的紧急贷款,也不同于常规的货币政策操作。
在事态发展过程中,流动性援助与偿付能力支持很难区分。抵押品估值存在不确定性,而借款人的持续经营能力又部分取决于未来的融资条件。因此,公共当局面临信用风险如何分担以及激励机制如何设计的问题。覆盖范围广泛的担保或容易预期获得的援助,可能削弱机构自行维持流动性缓冲的动力,这便是道德风险的一种表现。然而,严格限制使用资格,又可能使支持措施在恐慌期间无法发挥作用。定价、抵押品要求、监管和处置安排共同影响着这一权衡。
外币流动性带来了另一重约束。中央银行可以发行本币,却无法单方面创造他国货币。通过短期借款或外汇掉期为外币资产融资的银行,即使在本币结算资金充裕的情况下,也可能面临外币短缺。外汇市场的压力可能表现为将一种货币通过掉期转换为另一种货币的成本上升,以及对抛补利率平价的偏离。
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额度可以解决其中一部分问题,使参与的中央银行能够获得外币,并通过境内操作向本国机构提供。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2007—2009年危机期间扩大了美元互换安排,并于2020年再次大规模启用。并非所有中央银行都能获得这类额度,而且互换额度并不能免除管理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的必要性。在国家层面,外汇储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融资,也可以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提供对外支付所需的流动性。
实际操作上能否使用这些工具,与是否具备正式资格同样重要。一家机构可能因为担心借款被视为陷入困境的信号而回避使用某项工具,也可能发现抵押品尚未预先存放到位,相关文件也不齐全。当流动性集中在受当地规定约束的子公司时,跨境集团还会面临额外的复杂问题。因此,公共流动性工具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抵押品交付、支付执行、法律可执行性,以及将资源分配给必须履行义务的实体等方面的切实安排。